主题：看qby回忆录有感 -- 向前向前
杀了8连政委，二排长，几个班长。
参军前，在家乡就看见打AB团。参军后，又赶上部队肃反杀AB团。
他---赶上----的，应该是第一次打AB团。
第一批杀了60来个，第二批准备杀5、60个，实际杀了20来个。估计是黄陂会议后被拦住了。
打AB团，有些部队开始得早一点，比如三军团，在快速整军前就开始了，把逃兵打成AB团。
一反正式开打后，应当没时间大规模有组织地打AB团了，当然临时有事，比如处理逃兵，用用AB团的名义，那很正常。
他所在的部队叫做兴国泰和（这四个字应该是四个地名的第一个字）红色警卫连，后编入红三军9师。
30年7月，苏区乱抓（他的原文）AB团开始，入冬前，红军中开始风行。
少年邱的职务是团宣传员，分配在8连，他回忆的杀人是8连的情况。
又查了一下30年10月入伍分配到总司令部传令排当传令兵的李作鹏的回忆录，对于打AB团情况未提，只是回忆自己在31年秋入团时候，来了这么一句-----入团的第二个原因是李作鹏在肃反AB团事件中清白无嫌-----我的理解是，总司令部也打了AB团。
赣西南5月开始打AB团，刘士奇曾山只是喊喊口号而已，没大动，这让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很不满，压力之下，动作渐大，8月二全会议之后，李文林主导，就如火如荼了。地方扯到军队（富田事变也是因为行委被抓的扯到20军），军内打AB团应当是11月以后，最初是各部自行其事，总前委统一部署应当是11月底开始的为期七天快速整军。
刘士奇被撤职开除、伍中豪牺牲、周以粟沿途见闻……，总前委对行委已经不信任了，工作分歧已经演化为敌我矛盾的怀疑。而行委（特委）前期反AB团做得实在过火，不相信前委，担心被如法炮制，又自信立三中央会站在自己这方，所以铤而走险。
李绍九抓人杀人数量远不如肖克、黄克诚他们，和李文林他们比起来，更是小儿科多了。
红20军是赣西南地方武装编成的，在打吉安之前，并没有在总前委领导下作过战。
李文林等人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土地分配原则的分歧。
当时在赣西南特委中，以特委书记刘士奇、苏维埃主席曾山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而以省委特派员江汉波、特委常委李文林为首的大多数人则主张按劳动力分配。
注1：30年2月的“二七陂头会议”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毛泽东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除债务等做法。强调在土地问题上，应坚持“一要分，二要快！”的原则。在土地分配上，代表们反映出两种不同意见：一方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另一方则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可以争取群众。与会代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借鉴各地土地斗争的经验，经过认真讨论认识到：“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 按男女老幼平分土地“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注2：江汉波(1898-1955)，湖南省平江县人。真名叫张幄筹，又名张怀万、张云汉、张健甫。江汉波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化名。
注3：当时还有第三种主张，不给地主富农分地或少分地分坏地。
二、赣西南特委改组的分歧。
毛泽东对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十分赞赏和支持，但在1930年8月，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带着当时中央总负责的李立三的支持回来，马上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批毛泽东、刘士奇右倾并将刘士奇撤职。李文林就任特委书记，后来并担任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
注4：30年2月的“二七陂头会议”上，原本独立的赣南、赣西、湘赣边等几个特委合组为毛泽东任书记的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领导下的赣西南特委，前委常委刘士奇任特委书记，前委常委曾山任苏维埃主席，李文林任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注5：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省委特派员刘作抚（又名陈刚、易尔士，和李文林曾同在赣西特委）到赣西南巡视，指责刘士奇、曾山等肃反打AB团“只有政治口号，不用组织手段推动”。而刘亲自抓的几个特委，倒“破获了不少AB团，并有七八百AB团自首”。刘30年7月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赣西南根据地现状及问题后，被中共中央指派为提款委员，到红一方面军和赣西南根据地提款，同年12月在"富田事变"时被红二十军部队逮捕，他说明自己是中央特派员易尔士，被释放，随后将千余两黄金安全带回上海党中央，并如实汇报"富田事变"的真实情况。
注6：赣西南特委本是毛主导成立受前委领导，其主要领导人和30年3月重建的江西省委关系并不密切。毛带部队去了趟湖南，回来全变了，刘士奇被撤职赶走，李文林还要来指导总前委批毛右倾。
注7：刘士奇是贺怡丈夫 。
三、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歧。
当时的中共中央指示江西红军实行进攻战略，攻打长沙、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反对这一方针，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围剿，而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特委乃至江西行委则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反对总前委的战略。
注8：诱敌深入以东固地区为预设战场，意味着打烂坛坛罐罐，地方党委想不通，很正常。
注9：六届三中全会于30年9月24日在上海召开，李立三受到严厉批评，实际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于11月间动身前往莫斯科。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但在30年10月下旬总前委与江西行委在江西新余罗坊开联席会议时，三中全会的消息应当还没传过来，李文林等到罗坊是代表行委指导总前委批毛右倾保守的，负责传达三中全会精神组建苏区中央局的项英是31年1月初才到中央苏区。项英到苏区时，上海正在开四中全会，批六届三中全会上的瞿秋白、周恩来对李立三搞调和，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是中央三人代表团4月到苏区来传达的。
30年11月，红三军团率先将逃兵当AB团打，就明确主要针对江西籍（本乡本土，新入伍，面对第一次围剿的大军压力，思想稍一动摇，就回家去了）。
31年7月，红二十军在平头寨被包围缴枪撤编，人称“湖南红军打江西红军”。
这中间，湘赣省籍矛盾时隐时现，让人恍惚又见到井冈山土籍客籍矛盾那惨烈的一幕。
红一基干三大块，毛以湘区党领导人身份发动秋收起义带上井冈山的余部、朱陈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彭以湘军军官身份发动平江起义带出的湘鄂赣部队，湘籍印迹都极深。
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毛朱一直受湖南省委领导，和江西地方党组织交道不多，党史中留名的杨开明、杜修经等人都是湖南省委派上井冈山的。
29年2月，下了井冈山的朱毛在吉安东固第一次见到李文林，来到赣江以东号称东井岗的东固山，第一次知道到江西也有红军。这次会面，毛朱李相见甚欢，在《星星之火》一文中，毛将李文林式与朱毛式、方志敏式、贺龙式并列为根据地的几种典型。
29年的大部分时间，红四军在闽西开辟根据地，而江西省委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共第一届江西省委是27年下旬在南昌成立的。28年底，省委机关设在九江，29年8月，省委机关迁往南昌。29年11月，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等被彻底破坏。30年3月，接受中央委派的张国庶（张国焘之弟，化名周之德）到九江重建江西省委，30年5月，新的江西省委再次被破坏，张国庶被捕（7月在南昌被张辉瓒杀害）。30年10月，李文林在吉安组建江西省行委。
江西省委屡遭破坏，从29年下半年起，中共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赣南特委，约有近半年时间没有与省委取得联系。没有权威的上级指导，特委机关不健全，各方在土地政策、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分歧难以调和。
在赣西特委，以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张怀万）、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的一方，和以特委书记刘士奇、特委委员曾山为代表的另一方，在对时局的估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攻打吉安的策略和分配土地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正在这样党内政治纷争不能解决的严重关头中”。30年1月，中央巡视员潘心源在遂川雩田召开中共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组成新的中共赣西特委。但是，赣西特委内部的纷争和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30年1月，为打破闽、粤、赣三省对闽西根据地第二次“会剿”，朱毛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会剿主力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离闽回赣。
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和新成立的红六军军长黄公略派人向红四军前委汇报赣西的情况。为统一赣西党内的思想认识，红四军前委致函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决定在中共赣西特委驻地东固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代表共有50余人，他们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及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及曾山、刘和谦、许伯年、胡品；第六军军委书记、军长黄公略及王如痴、姚起华；苏维埃党团代表李文林；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第六军各纵队负责人；还有东固、纯化、延福、阜田、同水、金滩、富田、儒行、儒林、中鹄、水南、水东各区委代表和泰和、吉水中心县委代表以及陂头附近区域的活动分子等。红五军军委书记彭德怀及滕代远因赣江涨水阻隔不能到会，来信委托黄公略、刘士奇兼作红五军的代表；赣南特委代表没来得及赶到陂头未能出席。朱德因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陈毅也因故未能参加），会议决定将“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 扩大成为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选举产生共同前委委员17人，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共同前委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会议还决定将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临时特委（3月中旬召开赣西南第一次党代会，特委转正），由刘士奇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会议制订了赣西南土地法，批评了江汉波、李文林等人，并对江汉波做出组织处理（开除党籍，报中央批准及省委执行）。
陂头二七会议是毛泽东与李文林等人关系恶化的起点。
“二七会议”后，在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到3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的基础。
30年5月，朱毛率红四军攻下赣粤闽边的寻乌县城，6月移师闽西。同一段时间，李文林、曾山赴上海参加苏维埃代表会议。
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6月下旬，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长汀传达中央精神，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组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长汀西进，准备执行中央进攻南昌、会师武汉的决定。
7月中旬，在东固陂头，涂振农召集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此时李文林等人尚未从上海回江西。
7月底，北上的红一军团到达南昌附近。8月中旬，红一军团进入湖南，与红三军团配合作战，8月下旬，一、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9月，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
整个8、9月间，红一军团一直远离赣西南活动，而赣西南特委内部发生了巨变。
8月初，李文林回到赣西南，带回了立三中央的最新精神。8月5日，在赣西南党代表二全会议上，孤立无援的刘士奇被痛批，也享受了半年前江汉波被撤职、开除党籍的待遇。二全会议激化了李文林等赣西南地方代表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矛盾，前委认定： “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
10月初，红一方面军从湖南回师江西，红三军团略取赣江以西的峡江、新干，红一军团准备攻打吉安，毛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李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毛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
10月14日，赣西南党、团特委在吉安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委，李文林为书记。也就在这天拂晓，红一军团开始撤出吉安，移师向北，朱毛以“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为理由应对中央决定和红一方面军内许多干部的意见。
也就在10月，红12军军长伍中豪在赣西南根据地内的安福县被民团袭击牺牲，这件事和刘士奇被撤职开除、周以粟所言的9月见闻等一起发酵，让总前委对赣西南根据地内AB团的破坏力产生了更大的担心。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给中央写信，汇报攻占吉安的有关情况，在谈到现状时说：“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补少’没有‘抽肥补瘦’……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须大加注意和帮助。”（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很明显，总前委、毛泽东对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党的组织已经不信任了。
10月下旬，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朱毛决定暂停北进，红一总部由清江县（现樟树市）太平圩后撤至新余县罗坊。对于红一执行中央攻打南昌九江决定的磨磨蹭蹭，李文林极不满意，他率江西行委前往红一总部指导总前委，批判毛的右倾保守主义。
10月25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赣西南特委的名义，向总前委毛泽东等通报《中共赣西南特委决议——接受总委指示，派人建立江西省委与提议计划分特委》的决议，明确表示“省委被敌人破坏后，赣西南特委即直受中央指挥”，此举实质改变了特委和总前委的关系，特委不再是前委领导下的地方党组织，还自我赋予指导总前委的职权—— 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信，规定了前委所有管辖的范围和与地方党的组织关系，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由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时受湖南省委指导。
10月25日，长江局军委书记周以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毛提出，不打南昌、九江，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把敌人放进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李文林、袁国平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
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当时已进抵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这种情况下，不击破当前之敌，打南昌、打九江都是空话。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对打不打南昌、九江这个问题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但怎么打？战场设在赣江湘江之间还是赣江以东？是统一行动还是一、三军团夹赣江各自迎敌？是否“诱敌深入”？仍没能取得一致。要知道，“诱敌深入”就意味着打烂根据地的坛坛罐罐。
10月26日，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10月30日，毛泽东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江西省行委没参加），最终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由原来在湘江、赣江之间转移到回旋和发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赣江以东广阔区域活动，待机破敌。
10月下旬，毛泽东在罗坊频繁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兴国红军预备队中找了温奉章、傅济庭、李昌英等8位兴国人对兴国永丰乡的详细情况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座谈调查。
11月4日，红军撤离罗坊，东渡赣江。
面对国民党大军逼近，新扩红的江西本地战士在转移过程中出现不少逃兵，红三军团直接将其归因于AB团破坏。下面部队率先动手开打AB团，11月底，红一总前委决定开展为期一周的快速整军，以作好应对围剿的准备。
接下来就是李韶九出场和富田事变了。
因为第一次围剿，所以部队不稳定，有逃兵。要打逃兵，军头们就找了个简单的理由ＡＢ团。而逃兵肯定是本乡本土的多，激化了矛盾。
后来总前委发的打ＡＢ团指示，实际是应军头的要求，下面已经开始打了，你总前委不发文，自然名不正言不顺。这样总前委要追认行动。另外围绕诱敌深入，矛盾也是非常严重，本土干部肯定不喜欢。没一反，事情会完全不同。
会后，彻底边缘化了。
泰和县地处井冈山东麓，以“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得名，东汉末年建县，是庐陵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1.记得中学的时候学写议论文，反驳别人的观点要驳斥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在网上，论点无法辩论，辩的是后两点。我对老广网友主要意见是这一段------
"30年12月5日，在李韶九抓了大批红二十军领导在数天之内，红二十军和富田当地苏区特委、行动委员会即有120余人被捕，17人被处决。
30年12月中旬有个很少提及的黄陂会议，当时老毛已经意识到可能扩大化了。谭震林回忆道：“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
但为什么没执行了，因为你前方兵变了。"
如果对这一段做阅读理解，很明显是太祖主动纠正了错误----但是20军在纠正错误后还是兵变----理所当然要被处理。
但问题在于:兵变发生在12日，黄陂会议是20日开的，后召开的会议是对于先发生的兵变的一种反应，黄陂会议的纠偏，是无法影响兵变的发生与否的。我觉得，网友对史料进行了一种裁剪。
2. 另外，网友反复强调李韶九只杀了十几个人，问题是:如果兵变不发生，那么被他扣押的那些人会不会被杀吗？是不是还要考虑，李韶九还有若干起杀人未遂的罪名呢？网友仅仅盯住那十几个人，似乎在硬拗。
3. 还有几件事，重要而未被强调-----项英来了，用中央局代替总前委，太祖靠边。但31年2月23日，任弼时起草了中央来信，下令在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之前，大家要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太祖为书记）。代表团到达后，指责项英，5月恢复太祖的地位，8月太祖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段时间，正是二打AB团的时候-----太祖在里面究竟有多少股份，需要像双石网友那样的专家，一份份原始资料去分析。但是，太祖在31年是实权人物，说他一点股份没有，似乎也牵强。
4. 你提出的话题:
"1、“这些人”是指“几十个总团长”还是“四千四百馀名AB 团”？2、“都遭处决”的时间是1930年12月22日之前还是之后的直到1932年中？"
我的看法是----在一打AB团中，那几十个总团长肯定是死了，那四千多没有全死，但是也死了很多----绝不是有的帖子说的仅仅被抓起来而已。
论据如下:
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他们那时候都是最基层的战士，看到了杀人----死的不应该是那几十个总团长，他们还接触不到上层;
黄克诚的回忆，他说仅仅打AB团一事，他就罪该万死。阅读理解----死在他手里的不少;
还是黄克诚的回忆，一打时，他是团政委代理四师政委。一打之后，三师政委谢文翰因为杀人过多被撤职，由黄取代。阅读理解，谢杀人杀得更多;
太祖直接领导的红一军团是不是好一点呢？我随手搜索了"罗瑞卿，打AB团"（惭愧，我总是觉得什么坏事都少不了罗），结果首页都是一个因果故事。军医叶长青一打时被定性为AB团，罗保了他，仅仅开除了党籍，下次战斗中，叶救了受伤的罗一命。阅读理解-----那四千人的确没有全部被杀（叶就活下来了），但被杀的可能性不小（如果罗没有保护这个专业人才的话，叶就死定了）。
5. 我觉得太祖在打AB团时股份不小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太祖自己承认当时犯了错误。其次，二十军的口号是打倒XXX，拥护朱彭黄。最起码在20军的领导层眼里，太祖是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这些将近一百年后的人，和当事人唱反调，认为朱彭黄的股份比太祖更大，是不是也有点奇怪呢？
1、你理解老广的意思“错误纠正了，还兵变，当杀”。我理解是，着手纠正时，发生兵变了，当然纠偏要让位于处理兵变，杀了17人也是处理兵变过程中杀的，没有当不当的问题，只是说事出有因。
2、我阅读理解，打AB团有因，有果，有时间长度，整个事件说毛股份不大没什么问题。这个结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富田兵变毛是直接原因，人是毛派的，事是毛安排的，动了20军高层很多人，喊出“打倒XXX，拥护朱彭黄”都是实情，但再怎么纠，毛也是几个月的关于富田兵变的领导责任。至于说老广“认为彭朱黄经毛更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脑补，我认为老广表达的是，谁都有份的事，干嘛都摁在老毛头上。
3、至于高华的那种烂证据，你还去跪舔，就完全是屁股问题。高华号称是专家，那种写法是因为什么他不清楚吗？把历史写的含含糊糊的，对业余爱好者来说是脑子真不清楚，对他而言，没有100种也有10种不同的写法来描述他掌握的史料而不产生歧义。所以，他不是别有用心，真是很难解释。所以高华的那种证据就是让老广他们“操着爽”的
1、黄陂会议的时间
但问题在于:兵变发生在12日，黄陂会议是20日开的，后召开的会议是对于先发生的兵变的一种反应，黄陂会议的纠偏，是无法影响兵变的发生与否的。我觉得，网友对史料进行了一种裁剪。
黄陂会议的确切时间我还没看到权威资料，一般认为，黄陂会议召开于1930年12月上旬。
12月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机关分驻黄陂中排、上排村；红一军团第四军和第十二军驻黄陂、洛口间，红三军驻黄陂；红三军团驻小布。
193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中排廖屋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等红一方面军前委委员，以及周以栗、李井泉、古柏、朱云卿、蔡会文、罗荣桓、罗炳辉、袁国平、何长工、邓乾元等军以上领导干部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公开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据谭震林回忆，毛泽东“更具体地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会议上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并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近在门口的不相信，离得很远的却很相信”。他还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会上，研究了战略反攻问题。据郭化若回忆：“到了‘罗坊会议’就基本解决了问题，只剩一些‘余波’，即有些人还不太相信‘诱敌深入’。‘黄陂会议’一是解决‘余波’问题，更主要是讨论怎样待机破敌，打好反‘围剿’的第一仗问题。这阶段是把军队集中起来，由游击队转为正规军，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运动战)，扩大革命根据地。”
会后，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向苏区军民印发了著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的宣传动员材料。这八大胜利条件是：(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是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的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同时，印发了《三十条作战注意》，简明规定了作战指导思想、原则和要求，以及战场纪律、战场救护、后方工作和战后注意事项，在军事上为战略反攻作了充分的准备。
红一方面军主力退到根据地腹心地宁都黄陂、小布一带集结后，193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宁都黄陂中排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对第一次反“围剿”战略反攻问题进行了研究。会后，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起草并向苏区军民印发了著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宣传动员材料，同时印发的还有《三十条作战注意》。《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全面科学、通俗易懂地分析了红军必能打败敌军、争取反“围剿”胜利的八个有利条件。《三十条作战注意》明确规定了作战指导思想、战场纪律、后方工作和战后注意等事项，在军事上为战略反攻作了充分准备。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宁都黄陂下排村“益育祠”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要求苏区军民做好反“围剿”政治动员和瓦解敌军工作。下旬，毛泽东和朱德在宁都小布“三官堂”召开军事会议，对战略反攻的初战计划作了周密布署。这是红一方面军12月24日下午1时于黄陂发布的《准备歼灭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为进一步鼓舞红军反“围剿”的斗志，1930年12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布河滩上，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还为大会亲拟表达反“围剿”战略思想的对联一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个《八个大胜利条件》是12月22日发布的，是毛泽东在黄陂会议上讲话的整理。这个只能说明黄陂会议召开是在12月22日之前，但无法就此确定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
一方面军总部在黄陂呆了接近一个月，中间肯定开过很多次会议，把其他会议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黄陂会议）搅浑了，完全是可能的。
2、黄陂、富田、东固间的距离
当时总前委驻黄陂，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富田，红20军在东固，我在百度地图上查了一下三地步行距离：黄陂到富田，距离约92.4公里，步行大约20小时33分钟；福田到东固，距离约30.0公里，步行大约6小时41分钟。当然，今天和当年路线肯定不完全一样，崎岖山路和铺装道路行进速度也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东固基本上是位于黄陂到富田中间，李韶九先到富田，再回头去东固，很明显，他的第一目的是去江西行委和苏维埃政府，去红20军，是审过段良弼、谢汉昌之后的决定。
换位思考一下，置身当时情景，国民党大军压境，红20军正准备迎敌，这时候，谢汉昌揭发身在前线的刘敌是AB团总团长，李韶九应当咋办？
3、李韶九到富田时间
李韶九带了一封总前委的信去行委，信的署名时间是12月3日，李韶九是12月7日下午到达富田，按行程算，李韶九大概是4日或者5日从黄陂出发。李韶九当天就夜审谢汉昌，8日凌晨谢汉就供出红20军刘敌是总团长，李韶九8日在富田又抓了、审了一些人，9日一早从富田去东固，下午抵达20军军部，传召在前线的刘敌，刘敌是11日回到东固，当晚李韶九找他谈话，谈完放回，刘敌纠集人抓李韶九应当是12日中午或下午的事儿，带人去富田，应当是晚上了。
4、古柏到富田时间
按古柏夫人曾碧漪的回忆，他们是12日中午到的富田，当晚就遇到刘敌他们来抓人。参考李韶九路程，古柏大约应当是在9日或者10日离开黄陂总前委的。
曾碧漪在回忆文章《我在富田事变中的经历》一文中说：“一九三○年冬天，古柏秘书长和我从黄陂去富田。那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富田。我们去江西省苏帮助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中午到富田。晚上，我们召开了党的会议。会议不久，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结果，发现河西的二十军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我们带的一个警卫班被冲散了。于是，我们三人（古柏、陈正人老婆彭儒、我）便从省政府后门跑出来，钻进房子附近的一个茅草篷里隐藏……”（载《回忆中央苏区》，以下简称《回忆》，第218页）
从常理看，总前委扩大会议应当是在富田事变之前召开的，否则会在这种高级别的内部会议上会提及富田事变、红20军，并做出一定部署。
如果黄陂会议确实是在12月上旬开的，那么，古柏大概率是会后才动身。
黄陂会议纠偏是纠红军内部反AB团的偏。为什么没包括20军，因为20军性质变了， 在前委眼里成了叛军。这也是为什么刘敌等人一直没平反的原因。
反AB团和富田事变分开讲比较好。老毛当然有股份，我说的是他股份有多大的问题。任弼时到苏区，恢复的是老毛在军事上的话语权。苏区肃反话事人是任。
太祖眼里自己肯定犯了错误，他也不知道后人把整个反AB团算他头上啊，要是这样他肯定喊冤。他承认错误和黄克诚等人承认错误的性质是一样的。
至于20军提出打倒毛泽东，这个前因后果就多了。太祖当时的策略江西同志反弹很大，矛盾积累很深。比如一反时太祖主张诱敌深入，敌人被诱进来烧的房子可都是20军父老兄弟的房子，大家能没意见吗？ 当时的情况是蛮复杂的。
最后说一句，我说的是整个反AB团的股份。具体到富田事变，20军最后发展到被端锅，也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