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唐惊变（9.13更新） -- 扶楠

第四章　马嵬之变

潼关失守，于是河东、华阴等郡的防御使都弃郡而逃，部下的守兵也纷纷逃命。长安再也无险可守，于是怒斩高仙芝、封常清，急催哥舒翰出战的玄宗，一下子失去了颐指气使的神气……

一、出逃

在潼关失守的当天，哥舒翰的部下到朝廷去报告情况危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按说“不时”一般是“时时、经常不断”或者“随时”之意，但后面那个“但”，在古文当中一般就是“只”的意思。从语言角度来看，这个“不时”有点让人费解。但从句意来看，大致是说玄宗没有召见求救的人，只是派李福德等人率领监牧小儿组成的军队奔赴潼关增援。玄宗并未对哥舒翰的求救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这时，他居然仍沉浸在安禄山小贼可以马上平定的白日大梦里。然而到了晚上，报告平安的烽火没有传来，玄宗方才感到一丝恐惧，这阵不妙的感觉萦绕在他的心头。也许他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六月初十，玄宗把宰相杨国忠等人召来商议对策。自从安禄山反叛以来，杨国忠一直没闲着，虽然他认为唐朝可以击败安禄山，但也在着手做逃跑的准备。向哪逃呢？由于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所以杨国忠让节度副使崔圆在暗中准备物资，也就是说，以后如有不测，就暂时逃到蜀中去。杨国忠的剑南节度使是天宝十年年底兼领，至安禄山叛乱，玄宗任皇子颍王李璬为剑南节度使，不过他没有到任，副使仍为崔圆。不过起到管理作用的应该还是杨国忠和崔圆。幸好玄宗封给杨国忠的是剑南，在长安的西侧，要是封一个东侧的地方，杨国忠还没法准备了。面见玄宗的时候，杨国忠提出到蜀中避难，得到玄宗的赞同。六月十一日，不知唐朝内部又得到什么新消息，使杨国忠吓得神色惊惧的召集百官于朝堂，并痛哭流涕地问他们有什么应对计策，百官们相顾无言，三员能征惯战的将军都失败了，他们这些文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杨国忠说：“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唉，我，还有很多人向皇上报告安禄山要谋反，都十年了，皇帝从来就不信，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我的错啊……言外之意，这又是谁的错呢？不过，这时谁也没心情来追究责任了，最主要的是眼前怎么办？

长安城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情况不妙，百姓们吓得惊慌逃命，却不知道该往那里躲避。店铺也只好关门，东市、西市一片萧条。退朝后杨国忠又让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入宫，一起劝说玄宗到蜀中避难。事实上长安的确守不住了，杨国忠劝玄宗入蜀，并非是失策。至于玄宗，前面已经答应了杨国忠，但似乎又不坚决，否则杨国忠也不必叫自己的两个姐妹再去劝了，然而玄宗似乎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半年多前，玄宗曾提过要御驾亲征，但被杨氏兄妹劝阻，这一次玄宗旧事重提。六月十二日，玄宗登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讨伐安禄山，人们当然不信了。玄宗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是虚晃一枪，二是真的想率兵征讨。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玄宗后来等于是把大臣们骗了，而骗他们对玄宗又有什么好处呢？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皇帝下诏说要亲征，对稳定人心稳定局势还是有帮助的，不然长安城里会更乱；我觉得玄宗这时这么说，或许还是有些出自“真心”的，他仍然保持着帝王的矜持，不甘心就这么逃出去，也是实在放不下脸来，所以嘴上依然强硬，也是做最后一次挣扎。但大臣们的反应有些让他泄气，再加上这时杨氏兄妹肯定又加大力气劝他，所以最后玄宗还是同意了西逃。他任命原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原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让边令诚掌管宫殿的钥匙。之后假称剑南节度使颖王李璬将要赴镇，命令剑南道准备所用物资，其实就是为逃跑做准备。当天，玄宗便移居到大明宫。

天黑以后，玄宗命令当初曾协助他成功发动唐朝第四次“玄武门之变”的陈玄礼（他也几乎是那群人中唯一一个依然为玄宗所用的人了）集合禁军六军，重赏他们钱帛，又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这些都不为外人知晓。于是，六月十三日，天刚发亮，皇宫中就上演了我们开篇描述的那种情形，玄宗带着杨氏姊妹和自己的儿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这些亲近大臣，及亲信宦官、宫人等，从延秋门出发，之前对大臣们说的话，不管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这下彻底沦为骗人的把戏，就像是对他们念了一遍“唵嘛呢叭咪吽（俺把你把你哄）”，然后逃之夭夭。

想起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最得意的方面上栽了跟头。霸王在鸿门大度的放过了日后的对手，而垓下的刘邦却不会错过同样的好机会；隋炀帝曾在突厥牙帐中趾高气扬的赋诗，几年后在雁门却只好抱着儿子痛哭流涕的看着城门下的突厥兵。而当初极宠安禄山的玄宗，现在则是被干儿子打的落荒而逃。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图解唐诗，这是本给儿童看的漫画一般的书，解析都比较幼稚，但也挺有意思，其中有一幅图是讲白居易的《长恨歌》，上面画着杨贵妃边哭边埋怨：你这没良心的……不知玄宗从皇帝出来的那一刻，心里是不是也这样埋怨过安禄山……

当玄宗路过左藏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放火焚烧，理由是不要把这些钱财留给叛贼。玄宗阻止了他，满心凄凉的说：“叛军来了找不着钱财，就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这时的李隆基方才回到了原来那个以苍生为己任、关心天下黎民疾苦的明皇帝。然而，晚了。被人重重一击才清醒过来，原先的昏聩都可以不记了么？当然不会，因此，为着曾经的昏聩，他需要清醒的付出代价。

当宫门打开后，来到的官员们才知道，依然响着的漏壶滴水声，还有整齐站在那里的仪仗卫队都只是一个平静的假象。宫门打开，宫人乱哄哄跑出来，宫里宫外顿时一片混乱。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皇帝已经走了，自己也该有所打算。于是长安城中，王公贵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忙着四处逃命。有些山野里的村民，争着进入皇宫或是王公贵族的府第宅院，盗取金银财宝，甚至有的骑着驴就跑到了那曾是肃穆无比的大殿中——或许昨天还是一派庄严景象，而今日却被人骑驴蹈踏，实在有些幽默，冷的幽默。玄宗为了满足叛军贪婪、减轻百姓苦难而故意留下来的左藏大盈库，也在这时被放火焚烧了。崔光远与边令诚带人赶来救火，又募人来守护，杀了十多个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里想说说边令诚，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就是前面介绍高仙芝时提到的那个宦官。在众多宦官中，边令诚似乎还是比较受重用的，若干次监军，而最后又由他掌管宫殿的钥匙。但玄宗出逃时却没有把他也带上，不知是忘了或是来不及去找，抑或本就有意如此？在玄宗前一天任命的三人中，只有魏方进跟着一起出逃了，另两人都被无情的甩下。看来玄宗就是拿他们来稳定人心（崔光远是稳定百姓之心，边令诚则是稳定宫人之心），也就是说，多半玄宗本意就是不想带他们走。如此说来，这二人也挺悲惨的。后来边令诚把钥匙交给了安禄山，最后又抓住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那时已即位的肃宗的身边。可他的运气不好，被杀掉了，原因多半就是钥匙。但面对安禄山的威胁，边令诚有办法不交出钥匙么？怕是没有，安禄山杀了他之后照样可以拿到钥匙，所以这一点也不必苛责边令诚。但这个下场对边令诚来讲也有些罪有应得，不管怎么说，高仙芝、封常清确是因他而死，我们就当是肃宗为高仙芝、封常清报仇吧。

二、试看今日之宫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玄宗这么快就西去避难，大大出乎安禄山的预料。

这时，安禄山又犯了第二个失误，就是没有即时派人去追，估计是对于能够攻打下来潼关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吧，所以都没有为胜利做好准备。他让崔乾祐留兵守潼关，十天后（玄宗早跑的没影了）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又让安忠顺率重兵驻守在禁苑，镇抚关中。由于崔光远也留了下来，所以不得不投降，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于是安禄山仍任命他为京兆尹，同时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其实这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安禄山本末倒置，如果他一举把唐朝皇室杀光，则唐朝没有了领导阶层，群龙无首，他就很有可能统一天下了。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立一个高祖某代孙、太宗某代孙的人，以延续唐朝的寿命。这种可能必须建立在大家对唐朝都很忠诚的基础上，由各镇首领的人选及对唐朝的忠诚度来看，确实也有可能，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天下会更乱。因为边镇失去了效忠的主人，不一定会这么放弃，说不定自成一家，和安禄山争一争，也未尝不可。就像隋末，各大集团无不找了一个隋朝的皇室成员作为自己的傀儡，而后又取而代之。虽然这时唐朝的藩镇还不成气候，但由于外力的作用，也许会瞬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安禄山任由玄宗一干人等逃走，实在是大大的失误。

进入长安后，安禄山将凡是跟随玄宗避难而家还留在长安的官员的家人，即使是婴儿也都杀死。当然，后来还有一场大屠杀，主要是针对皇族，那些来不及走的皇孙、郡主、县主等二十余人，都被杀死，而和安禄山之子安庆宗之死有关的人物，死的更是惨，比如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就被挖出心肝，祭奠安庆宗。至于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人的党羽，或是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被杀掉的总共八十三人。有的人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然后血流满街。怎一个惨字了得！

安禄山又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一定数量，就派兵“护送”到洛阳。说是护送，但实际上就是押去洛阳。总之，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好端端的得去，病怏怏的也得去。有些人装病，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受罪，因为安禄山根本就不照顾老弱病残，而且很不客气。这些事情后世的史家记载的不多，幸好有当事人给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看来都是绑着去的，而且周围还都有刀戟“护驾”，着实是惨啊。于是，这些人无论想还是不想，最终都被迫做了唐王朝的“叛徒”，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职。

忽然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在讲到王维的时候，提起了周作人，本来从未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经过老师的点拨，细细品味，觉得有些心痛，因为确有相似之处。促成周作人最后“落水”的，是一桩至今仍无定论的刺杀他的公案，而安禄山招待王维的，也是刀枪之类的东西。二人都是敌人来犯时，没离开所在地，周作人是没离开沦陷的北平，当时北平沦陷，胡适、叶公超，还有鲁迅笔下那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个人认为，鲁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了，最初引起争论的是关于尼采的问题，最后竟至那种地步，实是出人意料）”梁实秋，都撤离了，周作人本有机会一起离开，却久久没有他的消息，最后，人们才得知，周作人“落水”了。那么，“王维”们呢？王维，或者说大部分唐朝的官员，似乎是来不及从长安撤退。然而，安禄山六月十日占领潼关，十日后进占长安，玄宗则是六月十三日逃走，这之间有七天的时间，离开也并非完全办不到。也许对于有着一群儿女、若干亲戚的人来说，确实有些不易，但王维几乎就是一个人，逃走按说也可以办到的，为什么不走？但王维和周作人毕竟有所不同，周作人最后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日本人的保护，真正的保护，而王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装病的人的当中一员，以前曾打趣的说，他装病装的不是地方，文人本来可以利用的就只有嘴了，而他喝喑药装哑巴，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后来王维写了一首《凝碧池》（原题目相当于一段小的记叙文，太长，不写也罢），其政治态度相当明朗。唐朝的大部分官员，确实是非常无奈的做了伪官，事实上，他们并未泯灭良心，即使不能人人都去做烈士，只要不助纣为虐、主动投敌，也是好的。

但总有叛徒不是？比如晚年失去玄宗信任的陈希烈，心怀怨望，就与同样怀有怨望的张均、张垍兄弟一起投降了叛军。张垍是玄宗的女婿，按说不应如此，但由于玄宗有一次跟他说要任他为宰相，结果却失信，所以张垍心里也十分不快。于是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垍为宰相，其余朝臣也都授以官职。

当然，也有烈士，洛阳陷落之后有若干就义的官员，其中还包括后来奸相卢杞的父亲卢弈，但长安陷落后，这样的官员却少有，死的也都是“被动烈士”。也许出人意料，真正死难的人非是什么官员，也不是什么有身份地位的人，而是一名梨园弟子。雷海清，这位宫庭乐工，忍不住心中的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被安禄山肢解而死。古时人们看不起伶人，雷海清死后是连唐书的忠义传都进不去的，因为他没有官职，然而他却是真正值得敬佩的烈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只怕太宗地下有知，也会苦笑了吧。

此外，叛军进入长安后，除了烧杀，还要抢掠。由于安禄山听说长安城陷时，百姓们曾趁乱盗窃府库中的财物，于是在攻克长安后，命令部下大肆抢掠三天，将百姓的财产抢夺一空。而后又命令官员审讯，哪怕一点财物都穷追不舍，就这样大肆搜捕，株连了很多人。这种情况下，自是民不聊生，因此百姓们思念起大唐王朝来——可是，当初玄宗好心留下的府库，难道不是他们贪财抢掠的么？这些“愚民”，体会不到玄宗的深刻用意，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他们也不想想，一旦叛军到来，这些财物难道能留得住么？说来也是有些“罪有应得”。尽管他们从来都是受害者，都是我们课本上同情的对象，但他们确有愚昧之处。由此可见，提高全民素质是多么重要……当然，即使他们不抢，叛军也仍然不会放过他们，八国联军毁了圆明园，但北京城里的百姓仍然免不了被洗劫一空、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由于占据两京，占据优势，一时间，叛军势力大盛。不过，和迟迟不去进占长安一样，安禄山占据长安之后，仍是不思进取，沉迷享乐，“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而叛军内部的将领也都刚猛有余，智谋不足，没有人向安禄山提议西追玄宗，所以玄宗后来安全地逃入蜀地，太子北上也没有什么危险。《新唐书》载：“甲戌，安禄山寇扶风，太守薛景仙败之”。那是后来李亨即位后的第十天，直到此时安禄山才想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实在有点晚了。

总之，长安的皇宫中，皇帝走了，百姓来了；百姓走了，叛军来了。一百多年的金碧辉煌，终于随着世势的混乱变迁而物是人非……

三、“哗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不用说，一提起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这一段谁都知道，玄宗出逃整个事情的高潮部分到来了。也就是马嵬之变。

不妨先说下这次事件的名称，由于是在马嵬坡发生的，自然就叫“马嵬坡之变”，有的是把“坡”字去掉，又因为确切发生在马嵬坡的马嵬驿（驿站），所以也有人称为“马嵬驿之变”。还有不用“之变”而用“兵变”的，当然也有说“事变”的。对于一次事件有这么多不确切的叫法，这只怕在历史上也是少有。地名上无所谓了，着重的是“马嵬”二字，至于那三个“变”，其实要说区别，也不很大，只不过“之变”似乎包括的面更广一些，所有变故都可以称为“某某之变”，只要确实变了就行；事变则是“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即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比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兵变顾名思义，当然就是用“兵”来“变”了，此外还有一个“哗变”，意思是“部队叛变；两个以上下级军事人员反抗或攻击其上级的公开行动；有时也指非军事性质的反抗或攻击”。对于这次事件的称法，其实也没必要死钻牛角尖，虽然它几个定义都还算符合，但感觉用“之变”更好一些，因为它还达不到“事变”那种重大程度，兵变感觉意思就差了，而从表面来说，用哗变则最为贴切，但这个词往往单用，或者是作谓语。总之，本文为统一起见，一律称为“马嵬之变”。

㈠、谁是幕后黑手？

且说玄宗从皇宫中逃出来，走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不忍心，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我们逃走，也得让别人逃走。于是就把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跟来。杨国忠的想法是，万一有敌人追过来，烧断桥梁至少可以延迟一下时间。玄宗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叛军是否追来他们也不清楚，所以肯定要为此担心，但玄宗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想到要让百姓也有逃生之路，也堪称有德之君了。事实上如果安禄山大军真要追来，一座桥梁应该难不倒他们，确实也只是延迟时间这样的作用，但对于逃难的百姓来讲，这就可以要了他们的命。再次让我们为玄宗这迟到的清醒感叹一声。可惜他的好心并未给他带来好运。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诉咸阳县要提前作好准备（玄宗大概还没进入角色，这是出逃，不是出游）。然而，“食时（食时者辰也）”的时候，皇帝一行人抵达咸阳望贤宫，而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宦官去征召，官吏和百姓，没有一个人来。到了中午，玄宗还没有吃饭，“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玄宗长这么大估计也没这样挨过饿，于是杨国忠就亲自去买胡饼献给玄宗。一看皇帝放下架子肯吃这些山珍海味以外的东西，便有百姓来进献粗饭，并掺杂一些麦豆之类的东西，饿的发慌的皇孙们争着用手抓着吃，不一会儿就全吃光了，可是这样还没吃饱。玄宗按价钱付给百姓们，并且慰劳众人。此情此景，不免凄凉，大家都有些伤心，于是就流泪涕泣，惹得玄宗也忍不住哭出来。这时有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道：“安禄山一直以来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已经很久了，其间曾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但是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终致安禄山奸计得逞，而陛下只好逃出来。所以先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为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平安无事。但从那以后，朝中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陛下，所以，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情，陛下都不得而知。草野之臣早知道会有今日，但由于宫禁森严，区区忠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叛乱，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又怎么能够见到陛下当面诉说呢！”从这些话来看，这位老人即便不是饱学之士，但至少是位有学问的老人，之所以没有当官，很可能是当年某位落第书生。玄宗听后，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玄宗安慰了一番之后，郭从谨便走了。不一会儿，负责皇帝吃饭的官吏终于给玄宗送饭来了，玄宗先让随从的官吏吃，然后自己才吃。固然玄宗先人后己值得表扬，但也要考虑到他先前是有那几个胡饼的铺垫的，不然就算玄宗是做样子，大臣们也不敢把皇帝饿坏了。大臣们吃完了，可是还有士兵们，玄宗又让士兵分散到各村落去寻找食物，约好在未时集合，继续前进。快半夜的时候，到了金城县，县令和百姓都已逃走走(当时逃的人很多，就是跟随玄宗的官吏当中也有，比如宦官袁思艺，就借机逃跑了)，幸而食物和器皿都在，士兵们才能够吃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吃饱，否则也不会心怀怨望了。在驿站中，没有灯火，累了一天的人们，此时谁也顾不上身份上的差异，不管贵贱，都互相枕藉而睡。这便是玄宗出逃第一天的悲惨遭遇。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四日，玄宗一行来到了马嵬驿，随从的将士们由于饥饿与疲劳，都心怀怨怒（可证明前面说他们没吃饱没睡好确实是有道理的）。这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很想杀掉他。虽然天下大乱杨国忠确实有责任，但这时众兵士们的怨气需要有一个发泄的对象，无疑杨国忠就成了大家的出气筒。于是陈玄礼找到了东宫的宦官李辅国，由他转告太子，据史书载，“太子未决”。

按理来说，此事既已奏报太子，等于已经禀明上级，如果太子没有决定，那么陈玄礼是不能够将之实施的，如果实施，又恰好没合太子的意思，那必会给自己造成麻烦。但事情并未因太子“未决”而停止，这时有二十多个吐蕃使节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苦说没有吃的东西，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士兵们就喊道：“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说着，有人用箭射击，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妙，急忙向马嵬驿内逃命，逃到西门里面，被士兵追上杀死，将他的尸体肢解，又把杨国忠的头颅挂在矛上插在西门外示众。杨国忠死后，士兵们进而杀了他的儿子杨暄，和他的姐妹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她的小儿子杨晞、虢国夫人与其子裴徽虽然乘乱逃走，但在陈仓县被县令薛景仙带人抓获并杀掉了。御史大夫魏方进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结果士兵们又把他给杀了。韦见素听见外面很乱，就跑出驿门察看情况，也成为受害者，被乱兵用鞭子抽得头破血流，众人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这才使韦见素免于一死。

事情来得很突然。太子还在“犹豫”，大家仍然把杨国忠杀了，而且陈玄礼好像并未参与。真的是这样吗？

杨国忠等人的死，并不是事件的终点，相反，这倒像一个试探，一旦试探成功，下一步就自然而然向下发展下去。所以紧接着，士兵们包围了驿站，吵闹声惊动了玄宗。玄宗问发生了什么事，侍从回答说杨国忠谋反。于是玄宗走出驿门去慰劳士兵，让他们撤走，可是士兵们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这时，前面似乎没有露面的陈玄礼，站出来回答说：“杨国忠谋反，已被诛杀，其妹杨贵妃不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割爱，将杨贵妃处死。”闻听此说，不知玄宗做何感想，相信他一定很惊讶，不是因陈玄礼提出的要求惊讶，而是因整个事件惊讶。他当然意想不到，仅仅一天，他由一位天朝皇帝，沦到这种地步。而陈玄礼提出要杀杨贵妃，玄宗应该早就预料到了，当他一听说杨国忠叛乱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玄宗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走进驿站，拄着拐杖侧首而立。就在侧首而立的这一会儿，玄宗一定是左右为难，从本心来说，他当然不想杀杨贵妃，只是眼前的形势，怕也由不得他了。但玄宗依然对他的威严很有自信，他迟迟不做反应，就是想拖延时间，想看看最后能否挽回。过了一会儿，那位差点也被打死的韦见素韦大人的儿子，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上前劝玄宗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说着向玄宗跪下叩头，磕的血流满面。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可见玄宗是十分聪明的，昨天还亲自为玄宗去买胡饼的杨国忠，怎能说反就反呢？而且他一点谋反的实力也没有，因为他手中没有兵权，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玄宗自然知道杨国忠是被冤枉的，但于大家为什么恨杨国忠，相信他心里也清楚，只是，这时士兵们显然已经不听自己号令，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已经定性，即使想为杨国忠平反，显然这也不是时候，所以玄宗顺着大家的意思，承认了杨国忠的确是谋反，但承认之后，无疑杨贵妃确实就该杀了，没办法玄宗又替贵妃开解，说她一直在深宫里，哪里知道她哥哥的阴谋呢？其实谁都知道杨贵妃没有罪，但是历来人们总喜欢把责任推到后妃的身上，杨贵妃自也逃不了。何况，杨国忠死了，万一将来贵妃要为哥哥报仇，他们又该怎么办？所以此番杨贵妃必死。高力士劝玄宗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望陛下好好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才会安全。”高力士很有眼光，看出其中的厉害关系，一语中的，且当时能这样劝玄宗的人，也只有他了。这样，玄宗终于下定决心，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缢死了杨贵妃，然后把尸体抬到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去察看，核对身份。看到果然是如假如换的真杨妃，陈玄礼等人脱去甲胄，叩头谢罪。唐书上有关于陈玄礼和玄宗的对话，通鉴中没有，当时陈玄礼谢罪说：“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臣等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玄宗则回答：“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玄宗不可能降罪于他们，就算心中埋怨，也不能表达出来，只有安慰他们，并告谕其他的将士。于是陈玄礼等人高呼万岁，拜了几拜，出了驿站，然后整顿军队准备继续行进。马驿之变即宣告收场。

其实事情发生的经过，说来还是很简单的，但整个事件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认真分析一下，确实非常之不简单。突破口不妨从那二十个吐蕃使者说起，我觉得拦住杨国忠的这二十人很可疑。他们不知从何处突然一下子冒出来的，如果说是长安一直跟过来，那不可能，玄宗好多子孙都没带，几个吐蕃使者，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住到皇宫中，怎么可能记得一起带上？如果说是碰到的刚好来朝的使者（《旧唐书》上就是这么写的），那也太巧了，另外，若说是这些使者循消息而来，也不对，这样的话那他们的消息实在灵通的可怕，玄宗刚出长安一天，居然就能知道他到了哪里？他们刚和杨国忠说话，就有人说“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这个反应是不是也太快了点，岂是普通士兵能想出来的？唐时与胡人说话并不算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怀有某种目的，当下就想到用里通外国来诬陷杨国忠，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这是预谋，是早就定好了的，为的就是找个借口杀杨国忠。那二十个吐蕃人，说不定就是士兵假扮的，或者这些人根本就没假扮，总之目的达到即可。那，既然大家这么恨杨国忠，直接杀岂不痛快？不行，杨国忠毕竟是宰相，杀也得找个理由。

可是，又是谁这么处心积虑，提前设好圈套的呢？有一种说法是高力士。有人认为高力士其实是“内相”，是可以和“外相”李林甫、杨国忠相抗衡的人物，陈玄礼就是受他指使，才最终发生了马嵬之变。但真的是高力士么？首先，虽然玄宗对他很亲近，也很尊敬，称他为“将军”，但高力士从来就没掌握过可倾朝野的大权；虽然他可以在玄宗面前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但他正直的言论玄宗从来就没听过。高力士很谨慎，虽然与李杨二人并不同伙，但好像也没与他们敌对，比较可疑的也就是劝玄宗不要把权力交给宰相，其出发点是军国政柄未可假人，是为玄宗着想，从中看不到什么刀光剑影，因此有人说他这次是劝玄宗杀杨国忠，只怕有些离谱。而陈玄礼，又凭什么要听高力士的话呢？陈玄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看出来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但玄宗对于过去帮他平定韦氏之乱和太平公主之乱的功臣，几乎一个不用，就是当时冲锋在前立下大功颇有些类似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的葛福顺，后来都没有什么消息。这些人中，后来只有王毛仲和陈玄礼还有消息，但王毛仲因轻视而得罪于宦官，最后被高力士一句话陷害而死——这件事就是高力士不对了，但高力士平生害的人也并不很多，只能说王毛仲得罪宦官太苦了，也是有些自讨苦吃。那么，和王毛仲命运相反的陈玄礼，会不会依附宦官，或者说，依附高力士呢？这倒有可能。那最后，果真是高力士指使的么？我不那么认为。高力士必定是跟在皇帝身边的，给玄宗去买胡饼的是杨国忠而非高力士，就说明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高力士都不曾离开核心。而陈玄礼带兵，当然是在外面了。两人要商量的话，不可能在玄宗跟前嘀咕，但如果高力士外出太久，也势必引起玄宗疑心。所以，高力士就算真的想杀杨国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并没有必杀杨国忠的理由。

既如此，那马嵬之变真正的幕后黑手又是谁呢？高力士这个人选基本可以排除，那么此刻玄宗身边，唯一有能力、有威望、有理由这么做的，就只剩下李亨。

李亨是太子，而且是当了玄宗朝十几年的太子，其间经历若干风浪，但最后都化险为夷。可以说，基本上他的继承人地位是巩固的了。因此，安禄山才会担心以前得罪太子，给自己带来麻烦。地位如此，少不了趋炎附势的人，当然，作为皇子，本身都会有一些府僚，只不过太子的人更多一些。从威望来讲，李亨是玄宗的太子，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第二把金交椅，下一任皇帝的话，有谁敢不听？至于理由，在第一章已经介绍过，不在赘述。何况，安禄山叛乱之初，玄宗曾想亲自带兵征讨，而让太子监国，那一次被杨氏兄妹阻止，一是说明他们不想让太子早些得到权力，二来，有过这一次劝阻，李亨更会厌恶杨氏兄妹。

当时，和杨国忠有关的人，不管当场被杀也好，后来追杀也好，总之，是一个不剩，即使是说了一句“汝曹何敢害宰相！”的魏方进，也被杀死了，只有韦谔大人的父亲韦见素没杀。那么，魏方进是不是杨国忠提拔的人呢？从现有资料来看，几乎找不到魏方进以前的事迹，很难拿出什么确切证据说他是杨国忠的党羽，不过我倒的确相信他是亲杨国忠的，因为在玄宗任命的三人当中，只有魏方进跟来了，另两人，不能说没受到玄宗赏识，但身在宫廷之中的边令诚都对玄宗出逃的消息不知道，魏方进又是从何得知呢？应该是杨国忠通知他的，要么就是他在杨国忠家里作客，忽然听到消息要离开长安，急忙回家做准备。当然这是猜测了，但魏方进地位不高，有谁能顾得上管他呢？若不是他自己打听到消息，恐怕他最后也是要做一个伪臣了（这也比被乱军砍死强）。但如果这样说，那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就是，韦见素和韦谔父子，又是从何得知的呢？陈玄礼是带领御林军保护玄宗的将领，自然要带上，而朝臣跟来的除杨国忠、魏方进外，就是韦氏父子。如果说杨国忠是皇亲国戚不必发愁，魏方进又疑似是党于杨国忠，那韦氏父子呢？“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韦见素是由杨国忠提拔的，而且上任后对杨国忠也颇感恩戴德，当时安禄山与杨国忠相争，韦见素从来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公文来了只是签个名罢了。那据此断定，他也是杨国忠一党，可否？若单从韦见素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儿子韦谔。

我们先推测一下，馆驿分内外，诸兵士当然都在外面，陈玄礼作为统帅也得在驿外，而皇帝与大臣则在驿内；馆驿的房屋当也有内外之分，女眷当然得在内庭了，而玄宗以及宫人也是在内，大臣们则相对靠外。整个结构差不多可说是里、中、外三层。事发之际，韦谔又在哪里？韦谔后来劝玄宗早下决心杀掉杨贵妃，可见他这时，是在最里层，那他又是怎么进去的呢？首先，他不可能一直在这里，但有可能从外面两层进去。如果事发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是在中层，当听到外面很乱的时候，理应由儿子出来看情况才是，但韦见素却是自己出来的（正因为此才被打倒在地），这可以反证，韦谔当时没有呆在中层。因此，韦谔多数是从外面进到驿内。我认为，韦谔也是参与了这次哗变的。后面玄宗让陈玄礼进来，所记的都是“陈玄礼等”，有身份能与陈玄礼一起进去的人，不大可能是普通的小兵，除了其他一些将领外，应该包括韦谔。

既如此，韦谔参与哗变，也就是事先知情，为何他的父亲却毫无防范的被人打倒了呢？韦见素可说是与杨国忠较亲的，而且从他处在安、杨之争中不敢有所作为，说明其胆量不大，所以这件事如果提前告诉了韦见素，难保怕事的父亲不会告诉杨国忠，那一切就完了。而且，遭殃的三人中，韦见素是明确在屋内的人，听到外面喧哗，这才出来，可能是他儿子事先要他在屋中不要出来，但却不敢说“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在众人打伤韦见素之后，有人喊不要打伤韦相公——魏方进，这位没有明确证据说是杨国忠一党的人都被打死了，而韦见素相对更有理由说是依附杨国忠的人，却没有事，如果没有他儿子的这层关系，只怕老人家也难逃厄运。

可是，韦谔参与哗变，与太子李亨有什么关系么？从后来李亨对待韦氏父子的态度，的确瞧不出来有多好，先是“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后来又把韦见素等一批老臣架空，最后韦见素自己也很无趣，便告老致仕了。而韦谔，也只是当到给事中，再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李亨没有特别照顾他们，但这不是否定韦谔参与哗变的理由，因为陈玄礼后来也没有得到肃宗的抬爱，于上元元年致仕。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哗变不是李亨指使的？不。前面已经说了，陈玄礼将此事向太子禀报，之所以要向一个上级人物说明，当然是因为他底气不足，怕事后会受处罚，如果能找个领军人物（当然不是实际“领军”），只要有个名义上的领导就够了，同时也是壮壮胆量。如果太子不同意，陈玄礼还会再继续做这件事么？多半不会。而此时虽说玄宗落魄逃难，但未曾礼崩乐坏，将军尚不敢自作主张，士兵们胆量再大，又哪里闹翻天呢？而且陈玄礼在杨国忠死后，带人去“请”玄宗杀贵妃，更像是计划之内的行动，而不是顺手牵羊。总之，既然李亨知道了此事，那它的发生就不能不说与他有关。那李亨为何不善待陈玄礼等人呢？原因很简单，当初玄宗发动政变之后，便不再用那些随同自己的人，李亨自然将来也不会用，何况，这些人也算不上是为李亨服务，他们想杀杨国忠，一来是怨气积累的太多需要发泄，二来则是为玄宗尽忠（相信玄宗本心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他只是问太子此事是否可行，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李亨，李亨也没“义务”奖励他们。

这么说，李亨的作用其实就是点头默许——甚至没点头，只是默许，无疑他心里肯定是支持这件事的，再多点也就是帮帮出个主意，但在陈玄礼来之前，他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去杀掉杨国忠，则“指使”二字似乎就不大恰当了。以往人们在研究马嵬之变时，矫枉过正，有些过于强调李亨的作用了，合适的说法是李亨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马嵬之变，整个的经过或许是这样的：先有了士兵们的积怨，这才有了陈玄礼向太子的禀告，有了太子的默认，于是发生“哗变”。归根到底，说是哗变并不为过，只是和一般兵士自发的哗变相比，这一次是有组织的哗变。

㈡、杨贵妃生死之谜

马嵬之变之所以有名，还在于杨贵妃的香消玉殒。

杨贵妃的美，众所周知，与其他三大美人不同的是，她是比较胖的，有一句话叫“燕瘦环肥”，说的就是杨玉环是个胖美人。唐代的审美比较别具一格，以胖为美，我们看唐代的壁画、雕塑，人物都是很丰满的，没有太瘦的。但唐朝真的不喜欢苗条一点的么？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唐玄宗下诏选女子进宫，其中有一条要求就是身材要苗条一些，忘了确切的用词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用的不是丰满，由此可见，唐朝不单是以胖为美，只要是美的，不管胖瘦都能接受，这也比较符合唐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其他朝代的美女到了唐朝，也不会失业，照样可以很风光。

好了，闲话不多说。要唐玄宗杀杨贵妃，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玄宗侧首站立的那会儿，柔肠寸断，苦不堪言。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真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那样，那么缠绵悱恻么？非也非也。“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他们生离死别的场面没有那么夸张，连个抱头痛哭都没有，而且杨贵妃死后，玄宗还大大方方的叫陈玄礼等人“入视之”，核对一下身份。这里似乎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核对身份呢？如果说是大臣信不过皇帝，认为皇帝会做假，那也实在有点大不敬。究竟，陈玄礼等人有没有这样去看过杨贵妃的遗体呢？如果有，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杨贵妃呢？再引申一下，杨贵妃有没有真的命丧马嵬？

首先，我觉得史官记载此事，从行文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位史官没有与陈玄礼等人一个鼻孔撒气，否则就该把陈玄礼的行为再上升一个台阶，并且将这个人也抬高一下，但实际上陈玄礼甚至没有个人的独立传记，只是作为“附”才在《旧唐书》中出现一下。另一方面，一般来讲，都是为尊者讳，从玄宗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该记下这件有损皇帝颜面的事的，从两唐书来看，也确实未曾记载，但到了司马光的时候，就与唐朝的皇帝无关了，可以大胆的直书其事。所以这样说来，这件事应该确是发生过的，不过就像史书中所写，是玄宗主动让陈玄礼去看，否则，陈玄礼等人也不好提出这个要求。考其心态，大概也是为了平息祸乱，否则只怕自身难保。但又有问题，那就是，既然两唐书没记此事，司马光又是依何而言呢？去查通鉴考异，这里没有相关记录，没说是取自哪里。从《唐国史补》这些唐代笔记来看，和两唐书所记大同小异，至于核对身份，未曾提到——麻烦了，莫非是司马光老人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相信史家之笔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绝对远远多于我们。像司马迁记下的夏商两朝，由于现存史料匮乏，因此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远古的青铜时代。但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有些上面有类似“甲、乙、丙、丁”这样的天干，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太丁、太甲、中丁这样的字，这些正是商王的名字，由此印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唐朝当然没有甲骨文这些东西来作印证了，能参考的也就是墓志铭这些东西。杨贵妃的墓虽然还在，但似乎并未有什么特别的石碑，有的也只是和史书上记载差不多。至于泰陵(就是玄宗的陵墓)里面，或许有这样的东西，但泰陵并未打开，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个人来讲，我宁可相信通鉴的记法。玄宗让陈玄礼等人去看杨贵妃的尸体，其实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嵬驿不是皇宫，往日极听话的士兵们现在是在哗变，玄宗还有什么理由来耍他那皇帝派头？如果能耍，贵妃就不会死了，而且在玄宗第一次让士兵回去时，他们就该出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玄宗很清楚他无力挽回局面。因此，应将士们的要求杀了人，但只派个人去跟他们说“贵妃已死”显然并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只有让他们看到尸体，才有说服力。比如学校收学费(由于前两天刚去交钱，所以深有体会)，收完之后会给一张收据，表示已收了钱。虽然大不相同(交钱的学生像是被迫杀杨贵妃的玄宗，而学校则像是陈玄礼，不过出示证据角色换成了学校，如果类比一下的话，就像是陈玄礼拿出笔来写了张证明书：今确认杨贵妃已死)，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

既然陈玄礼看到了杨贵妃的尸体，那么杨贵妃的生死之谜是否就这样解开了呢？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缢死的人死相都不怎么好看，眼往上翻，然后还吐着舌头，我们俗称吊死鬼的这种东西往往都是这样一副形象。无独有偶，有一次看到一部外国电影中，绞死的人们也都是这样子。但也有不伸出舌头的，《洗冤集录》中有一段：“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其实我们自己拿手试着勒一下自己(放心，自己用手绝勒不死自己的，这已经经过我的同学亲身验证，不过她也只是好奇，可没什么想不开的)，如果放在位置偏喉的上部，舌头确实不好出来，如果放在下面，则有种想咳嗽的感觉，那舌头离出来就不远了。所以，可怜花容月貌的杨贵妃，死后相貌有没有这么惨，完全取决于高力士绳子勒的位置。但分析一下，若是人工拿绳索勒的话，位置多半应该靠下，或是靠中间，而上吊的人由于重力，位置应该多靠上才是——奇怪为什么吊死鬼的形象多是吐舌头的，不过我们不是研究上吊，还是回到杨贵妃这里来吧。绳索与喉的位置我们现在确定是在中间或者下面，在下面的话只怕贵妃死后的确是那样子了，若是在中间，则又取决于她是否有保持自己美好形象的毅力，如果坚持下来了，也有可能是不吐舌头的。但无论如何，人死后肯定都好看不了，杨玉环固然相貌可以羞花，却也无法摆脱自然规律，而且一来年龄也不小了，肯定已没有十几年前的动人，二来死前必然受到惊吓。所以，尸体的面貌若是这个样子，只怕并不好确认那就是杨贵妃，只要找一个也是非常美貌而且有些像杨贵妃的后宫中人(这也不难，只要有点像即可)，照样可以掉包。这么一想，玄宗大方的让陈玄礼来看尸体就显得有点可疑了。至于陈玄礼是否能认出那是不是真的杨贵妃，也很难说，就算有疑点也不敢提出，皇帝让他来看已经是相当的没面子了，难道还要再给玄宗脸上剥层皮么？

虽然玄宗确实有造假的可能，哪怕真能蒙混过关也行啊。但我真的不相信后人所说，杨贵妃是到了日本。此说如果要找证据的话，可以上溯到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几句，那座海上仙山，有人就怀疑是日本。其实白居易这首诗，很多地方都有诗人的想象成分，还有他刻意美化杨贵妃的地方，比如隐去她曾为寿王之妻，所以这样的诗歌并不能作为信史。法学上，一个证人只要说了一句谎话，那么他的其他证词也全部无效(因为无法判定他究竟说了多少谎话)，因此我们已知有了一处伪案的《长恨歌》，决不能拿来作杨贵妃到日本的文字证据。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文字上的证据呢？不知道，至少在中国是没有了。日本的记法可能不同，那我们能抛下自己的史书不管，去相信别人的说法吗？当然不能。但现在很多日本女子，坚定的宣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人(奇怪，难道不从父系要从母系？)，这可以说附会的成分较大，非常不可信。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编呢？其实日本对于唐朝是很崇拜的，若唐朝有一位十分美丽的皇妃到了他们那里，在他们来看当然是蓬筚生辉。而且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流传也很广，说不定他们就是看了《长恨歌》之后才产生的这种说法。其实杨贵妃也不是第一个到日本的人了(鉴真那样主动去的不算)，比如黑泽明名作《乱》中就提到妲己去了日本，而日本流传的百鬼夜行中，有些鬼神是来自于中国的《山海经》。有了这么多“前辈”，杨贵妃的出国也就不稀奇了(不过唐朝出国可没这么流行)。有人替杨贵妃把出国路线都找好了，说是她从周至的傥骆道出发的。这只能说是有了结果之后寻找出来的途径，譬如告诉你一加上一个数，结果是二，那么自然能找出另一个数是一；预定结果是杨贵妃没死，那么自然能找着一条逃生之路。总之，我不相信杨贵妃还活着的说法，要知道，被勒完之后再苏醒的可能性太低了，以至于真有人这么醒过来，全世界都会当作新闻，我就曾在报纸上看到某国一名囚犯，绞刑之后又醒过来，倒把执法人员吓的不轻。杨贵妃没有死，只是善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而且不排除这件事有“名人效应”。

好了，正题似乎说完了，那下面让我们休闲一下，讨论讨论李隆基与杨贵妃那千古流传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前面说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很可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史家的笔记得比较无情，玄宗除了犹豫不忍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当然这也许是史家不愿多记这些儿女情长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上皇帝与后妃之间的爱情，本就没什么特别好看之处，少数几个或许还有流传价值。李、杨二人的爱情算是典型一例，所以唐有白居易歌长恨，元有白朴叹梧桐雨，清则有洪昇咏长生殿，经过文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美化升华，玄宗简直就是情圣一般。但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的情圣，应是宁愿自己死，也不忍心让爱人去死的吧。玄宗说到底还是皇帝，而且是一位曾经很有为的皇帝，也是曾经发动过政变的皇帝，没有什么割舍不下，虽然心痛，但再让他选择一次，仍然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玄宗之宠杨贵妃，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了，虽然他曾次把杨贵妃遣送回家，但后来又接回到宫中，起作用的当然不仅是杨玉环的美貌，如果单是那样，当她三十多岁时就快人老珠黄了，玄宗本可以再找其他美貌女子，但是没有，无论怎么说，仅以最低标准来看，十几年的夫妻总也总会有些感情。

可怜“宛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传说是被缢死在一棵梨树之下。六月的梨树上面，或许结了一些小梨了，但相信谁也无心去注意树上，因为树下的人儿更像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可叹却是“君王掩面救不得”……杨贵妃死时年龄是三十六岁，也有说是三十八岁，无论是哪个年龄，都还很年轻，很可惜。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看来说的一点也没错。

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唐明皇》，当时基本上是看不懂，也没怎么注意马嵬坡一段，它的片尾曲中好像提到“只剩得马嵬坡前草青青”，然而印象中最深的倒不是这句，而是有一句：“难道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呐（本是‘啊’字，但由于前一字‘人’的尾音有n，因此自动要在a之前加n，即na）——啊啊啊啊啊……”曲调比较古朴，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有点怪，所以小时候觉得听这首歌实在有点不舒服，以至于到现在都记得这一句。不禁想起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持续》，莫非这句古怪音调(和现在很多歌曲比起来，当然不算怪了，但小时候确实不怎么习惯)对我来讲，就是画中那几个软钟表么……

四、又一次“马嵬之变”

什么叫又一次“马嵬之变”，难道陈玄礼等人还不过瘾，又惹出什么是非来了么？

当然不是，再借他一个胆，也不至于敢把玄宗怎么样，所以杨氏兄妹死后，事情便平息了。那这又一次“马嵬之变”，又是什么意思呢？啜口茶，容我慢讲。

在马嵬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五日，玄宗要从马嵬驿出发了，这时带来的朝臣中就只有韦氏父子随行，于是玄宗任命韦谔为御史中丞，兼任置顿使。但这时在前进的目标问题上，大家产生了分歧，将士们似乎都反对去蜀地，说：“杨国忠谋反被杀，他的属下亲信都在蜀中，不能去那里避难。”不去蜀地，又去哪里？有人提出来去河西，有人说去陇右，有人请求去灵武，有人主张去太原，还有人想回长安。首先最不可能的就是长安，当初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如果长安能呆干嘛要离开呢？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估计是脑子发昏了，如果真回去，那几天后正好被安禄山抓个正着。其次，去太原可行么？不见得。前面介绍过，安史之乱暴发的时候，负责太原守卫的是王承业，他盗取了颜杲卿的功劳向上汇报，所以朝廷中很可能以为他的太原很牢固，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很可能是基于这个想法。不过，太原是在长安之东，唐军正面作战失败，整个东线都岌岌可危，此时能依靠的也就是西北的兵力，如果去太原，也有点自投罗网的感觉。去河西和陇右又如何呢？地理志中写：“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节度使治，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疋，衣赐岁百八十万疋段。”高仙芝和哥舒翰都曾作过河西节度使。同时，地理志又说：“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陇右节度使治，在鄯州，管兵七万人，马六百疋，衣赐二百五十万疋段。”王忠嗣和哥舒翰曾任过陇右节度使。而灵武又在哪呢？唐天宝元载将原来的灵州改为灵武郡，“天宝领县六(意为天宝这次修改是让灵武郡统领六个县)，户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口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在京师(长安)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里。”这三个地方对玄宗来讲，都不是很重要，可去可不去，此时的玄宗，已经失去了当初想要亲自挂帅御敌的锐气，一心想要逃亡，所以这三个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但灵武对太子李亨来说，就不一般了，因为灵州是朔方节度使治所，李亨未做太子之时，就是任职朔方节度大使。朔方，根据地理志所载：“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疋，衣赐二百万疋段。”所以，如果唐朝要和安禄山开仗，的确需要以这几个地方为根据地，组织好力量进行反击。事实上后来唐确实是这么做的，但那时的领导早已不是玄宗。

玄宗此时一心要去蜀地避难，以前开玩笑说他这是想去领略一下秦川八百里栈道的险峻，事实上当然不可能如此，玄宗一把老骨头了，哪里还经得起如此折腾。但他为什么坚持去蜀地，实有些费解，难道他不再管他的天下、他的苍生了么？难道他已失去反击的信心了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确实怕了，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或者是，至少要找一个不容易为敌人攻破的堡垒躲起来，再进行反击。所以听到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却没一个人说中自己的心思，又怕违背了大家的意思，所以沉默不语。这时韦谔说：“如果要返回京师，需要有足够的兵力来抵御叛军。现在兵力单薄，不能轻易回去。不如暂时到扶风郡，再慢慢考虑去向。”玄宗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于是准备出发去扶风。

等到要出发的时候，当地的百姓便当路拦着玄宗请求他留下，并说：“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宫殿是陛下的住所，陵寝是陛下列祖列宗的坟墓，现在都不要了，究竟是要去哪里呢？玄宗在马上想了许久，其实他也很不甘心，真的这么一走了之吗？但话又说回来，他也很无奈，自己的皇帝威严被一再挑战，先是有人大叛乱，被逼离京后又有人小叛乱，自信心难免减弱。所以，最后，玄宗让太子留下来安慰这些父老乡亲。不用很久，玄宗就会发现，这是他今生做的第二大失策，当然第一大失策就是当初无比信任安禄山了。

既然太子断后，这些父老们有什么话只好对太子讲，他们说：“既然皇上不想留下来，那我们愿意率领子弟跟着殿下您向东讨伐叛军，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皇上都逃到蜀地去，那么谁又来为中原的百姓做主呢？”不久，来到李亨跟前请求的人的多达数千。但李亨并不同意，他说：“我父皇冒着艰难险阻，远出避难，我怎么忍心不管他、早晚都不在他身边呢？再说我没有当面辞行，所以得回去告诉父皇一声，然后听候他的吩咐。”说着涕泣流泪，便要回马西行。其实“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这句话已是答应了众人的请求，真不同意的话又何必说去当面辞行呢？当然也有可能是以辞行为借口，赶紧回去。不过从李亨角度来想，他绝对愿意留下来，因为他已经46岁了，这么老了仍然是太子的比较少见，李亨心里多半会有点着急吧。如果继续留在玄宗身边，那么也就是要等到皇帝老死之后自己才能即位，可是玄宗的身体硬朗的很，从长安一路赶来，也没听老人家念叨哪里不好受，其势大有“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意思。可是李亨自己的身体就未必吃的消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当皇帝的后几年一直有病，此前也必有征兆才是，当事人李亨自己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唐朝皇帝很多正常死亡的都是在五十左右，李亨现已46岁，的确也是时日无多，如果一直当下去，最后也不过是位老太子，怎么也心有不甘吧。写到这里，忽然想起81岁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在他82岁的国王哥哥死后即位，他们78岁的弟弟苏丹成为新一任王储，这条消息刚看到的时候瞠目结舌了半天，不禁觉得有些好笑。李亨是要命也活到不到这么大年纪的，七老八十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七老八十的太子更是一个都没有。而且他这十几年的太子当的也不甚舒服，又有人陷害(李林甫等人)，又有人轻视(比如安禄山)，所以这一次如果能够单独留下来，则是一个脱离父皇的好机会，李亨能放过吗？从私人角度来讲，李亨没有理由不想留下，再有，我们也不能忽视太子留下来的积极作用，从后面来看，正是即位后的李亨组织起反击的力量(虽然玄宗在蜀地也有所行动，但不能不承认，真正起作用的是李亨)，这里我们不妨对李亨的思想境界想的高一些，就是他留下来排除个人因素，确实也出于抵御叛军的目的，小一点则是为了祖宗的基业，大一点则是为国为民，无论怎么看，都是正确的。

既如此，李亨只要派一个人去和玄宗说一下便可，自己又何必去呢？李亨心里并非不明白，若是当面辞行，有可能就不会留下了。确实，如果是他亲自辞行，变数会很大的，玄宗究竟会持何态度，真是不好说。一种可能是，“啊，什么？好啊，你这小子，翅膀硬了，想脱离你老爹了么？”皇帝当然不喜欢有人背叛自己，自己的亲人当然也不例外，也许不但不会答应，反而从此对李亨会防备起来；另一种可能是，“啊？哦，这样啊……唉，我老了，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这种可能也是会发生的。但我倾向于前者，因为李亨如果自己来请的话，那对玄宗发出的信号只是“想要脱离”，玄宗未必就会同意；如果是让别人来说，那发出的信号就不只是“想要脱离”了，而是“已经脱离，有力量脱离”，所以玄宗心理上产生的感觉绝不会一样。

众人想必也是认为李亨若亲自去辞行，多半会不批准，所以也劝他趁机留下。这时李亨的三子建宁王李倓与东宫宦官李辅国，一起拉着他的马笼头进谏道：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我倾向于这是建宁王所说，无论是学识还是从后来表现出来的谋略，“飞龙厩小儿”李辅国都不大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段话翻译起来不难，说的是“逆胡安禄山举兵反叛，进犯长安，使四海沸腾，国家分裂，如果不顺从民意，又如何能兴复大唐天下呢！现在殿下随从皇帝入蜀避难，如若叛军烧毁栈道，那么中原大地就拱手送给叛军了。人心既已分离，难以再聚合起来，到那时就是想要有所作为，又怎么可能!不如现在聚拢西北守边的兵将，再召回河北作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与他们合兵东讨叛贼，收复两京，平定四海，使国家转危为安，让大唐帝业得以延续。然后再扫除宫殿，迎接皇上返回长安，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孝道吗！何必因为区区温情，而作儿女之态呢！”其中提到叛军烧毁栈道的可能，一旦唐朝皇室全部进入蜀中，蜀地之外无人领导，叛军想要拿下来易如反掌，虽然蜀地易守难攻，但总困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只要安禄山命人将栈道烧毁，断绝蜀地向外的通道，坐困于此的唐朝情势就危急了。三国时的蜀国就是这样，诸葛亮屡次北伐，并非不知己弱敌强，但是“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为了不坐困在益州，就只有拼命往外攻了，以求得发展的前途。可是几次北伐下来，效果何如呢？不怎么样，而且诸葛亮本人还出师未捷身先死。那还是栈道没烧的情况下，而且还有个汉中在前面。可是不也有占据蜀地、汉中成功夺取天下的实例吗？刘邦就是一个。但是，刘邦的主要对手项羽可是在彭城啊，刘邦相对来讲已有足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而魏国则是靠西了不少，在洛阳，所以对蜀国的压力当然更大。安禄山大有建都于洛阳之势，何况此时还占据着长安，如果唐王朝再主动放弃长安以西以北的广大土地，那么安禄山对蜀地的压力就远远大于魏国对蜀国的压力，只据有弹丸之地的唐那时绝不是叛军的对手了。而且，如果持这种消极态度的话，确实不利于收复人心。这是从反面说皇帝与太子都去蜀中的危害，然后建宁王又从正面提出将来的计划，聚集西北边兵的力量，然后起用郭子仪和李光弼为统帅，合力讨贼。唐后来的行动确实是按照这个计划来实施的，建宁王的这番话虽然是在仓促之间说的，但是却并不浮躁，足见其谋略之不凡。还有一点，不是很重要，就是唐朝皇室中的人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爸爸、哥哥、弟弟之类的称呼，而是那个人是什么身份就用什么叫法，皇帝当然称陛下、至尊，太子都称殿下，像什么“父皇”、“父王”之类的称呼，明以前都少见。古人的称呼其实大有学问，尤其是贵族，礼仪更多。譬如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李氏一家，李渊喊子们为“尔曹”、“儿等”，要么就是“汝”，反正他是长辈，怎么喊都行，说不定还谦称过“犬子 (对这一称法一直觉得奇怪，固然这是自谦，但自己的孩子都是‘犬’子了，那自己又是什么？) ”；孩子们则喊李渊为“大人”，就和其他下属称长官是一样的，而成为皇家之后则全统一为“陛下”、“臣”之类的称法。明明是至亲，却并不这么叫，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公私分明”呢？只是分明的不是地方。

这时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也劝他留下来。一看有人替自己撑腰，于是父老们胆子都大起来，拦住太子爷的马，让他无法前行。好说歹说，我们的李亨太子终于答应留下来了——心里说不定十分高兴呢——于是就派广平王去向玄宗报告。这时玄宗还在马上等待太子回来，半天也不见人影，又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就派人去打听，派去的人回来报告了太子那边的情况，玄宗听了之后，别的话没有，只是说了两个字：“天也！”——“也”是助词，其实就是说了一个字：天!天意啊……看到自己的长孙广平王李俶来辞行，玄宗没有为难他，而是表现出非常支持的样子，从后军中分出二千人，又把一批最好的飞龙厩马一起交给太子，还告谕那些分出去的将士说：“太子仁义孝顺，能够继承我们大唐的帝业，你们要好好辅佐他。”然后又告谕太子说：“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你要努力啊，不要牵挂着我，西北的蕃兵蕃将，我一直对他们很好，这对你必然大有用处。此外，玄宗还派令高力士与寿王李瑁将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都送给太子，同时宣旨说要传位。太子看到不但自己的人全部来齐，而且还有派来的卫队，又听说玄宗要传位给自己，当下十分感动，不过当然是不敢接受。既然玄宗已经摆出这样一副高姿态，那自己也得有所表示吧，于是李亨向南号叫泣恸哭起来，表示感激。

从玄宗的做法来看，应该是属于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二种情况，但这是他在确定了太子不只是有心脱离，而且已经脱离的实际情况后的反应，这时如果发怒要太子回来，多半怕是自讨无趣，李亨完全可以一边痛哭着说要回来，一边在簇拥的人群中止步不前，自己对此又能奈何？玄宗自己就是由政变起家的，本来身为三郎的他，并无可能染指太子一位，但他诛杀韦氏之后，为自己挣足了资本，吓得他父亲睿宗皇帝和他哥哥宋王成器，一个赶紧立太子，一个则是拼命让太子，生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李渊、李建成。所以李隆基深谙政变之道，知道这件事的本质含义，就是太子向自己发出的“您该退位了”的信号，因此不等别人说出口，自己主动表示让位，反正将来这也是必然发生的事，自己表示支持的态度，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得到一个“宽大处理”，就像自己对自己的父亲那样，也算是尽到了为人子的孝道。若能如此，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了，总比面对刀光剑影来的优越。但玄宗是不是有点支持的太过了呢？前几件事都好理解，但是有必要传位吗？就是说，玄宗必须考虑说完这些话，太子是否能够接受。当然这个“接受”指的是客观上能不能接受，而不是主观上愿不愿意——还有谁不愿意当皇帝的么，就算是不愿意，也必是因为某种客观原因导致不敢当。当时那种情况下，就算再轻浮的人，也绝不可能说，好的，老爸，您多歇歇，我替您当这个皇帝吧。玄宗当了几十年的天子，能不清楚这点？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人认为这是古代君臣风云际会的典型，并为刘备大度的胸怀而感动非常——慢着，刘备这么说，真的出自真心么？虽然我们这里不是研究三国，但也不妨来讨论一下。当时外面跪着一大帮人，诸葛亮怎么也不能答应，答应了则为乱臣，在场诸人就会敌视他，即使真的篡位，也长久不了，当然也许等不到诸人来讨征，刘备一听他答应了，可以立刻动手铲除诸葛亮。所以刘备本心确实是出于警告，另外，他这么一说，诸葛亮必须得向他表示一番忠心才行，也就是说，刘备其实是逼着诸葛亮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于自己的儿子。玄宗应该了解李亨这时是断然不能答应的，但他这么说，目的只能有两个，其一即为前面所言，是提出来通告一下：“我知道你是想当皇帝，你想当就当，我绝不会阻拦你”，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其二，玄宗的目的可能在于想延迟这件事的发生。一般皇帝要是对谁说了比较重的话，那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要么不会出现，要么就是延迟，否则正中皇帝所说，岂不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玄宗又为何要延迟太子当皇帝呢？当然了，谁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多呆些时候？后来玄宗入蜀之后，依然自以为是皇帝，说明他的确没想到太子会那么快“奉命即位”。也许我们是多想了，也许熟谙皇帝权术的玄宗并没有把这些用到自己的儿子身上，但谁又能保证，他真没这么想过呢？反正就一句话，随你怎么想。无论李亨怎么来理解，最后玄宗都不会吃大亏(出现意外不算)。

于是，太子便这样留了下来。这件事最终导致了唐朝皇家内部权力的又一次非正常交接，因此称为“又一次马嵬之变”也不为过。

从玄宗怠于政事开始，埋下了唐衰落下去的祸根，最后安禄山终于起兵反叛，虽然有河北几位义士的反抗和唐朝几位将军的抵御，但由于唐军主力战斗力极差，根本无法托起各方的抵抗，再加上策略失误，强要出兵潼关，因此潼关一丢，玄宗等人就只好逃出长安。至此第一阶段以玄宗的出逃告终，我们的第一部分也该结束了。不过唐是有恢复能力的，而安禄山叛军内部也并不太平，因此这才有了后面的拉据战，即下一部分——相持。

嘿嘿，趁着能上来，大贴而特贴，把憋了二十多天的闷文全发上来

（天可汗算第一本）

第二部分　相持

第一个回合，双方各有失误，不过安禄山的失误在于一再贻误战机，没能够一举消灭敌人，有点放虎归山的意思。但最后是老虎厉害，还是猎人的猎枪厉害，还要看双方后来的发展，因此安禄山的失误，至少短时期内并不致命，而唐朝犯的错误就严重了许多倍，所以他们败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唐朝便立刻开始了反击。同时叛军内部也一再更换领导人。形势似乎对唐有利起来了，可是唐又一再失误，这才有了双方的持久战。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小猫玩蝗虫，蝗虫本在小猫掌握之中，但它并不急于将这个跳来跳去的家伙弄死，而是用爪子“啪”的一下，将蝗虫按住，然后慢慢抬起爪来小心翼翼的看，不想蝗虫又跳出猫爪，于是小猫又“喵呜”的一声用嘴制住这个不听话的家伙，松开嘴之后又用爪子按住，然后又被它逃脱，如是者再三。最后，蝗虫被这顽皮的小猫咪弄的精疲力竭，再也跳不起来了，这时小猫才会一爪子拍死，或者是一口咬定，总之蝗虫既已到了猫爪之下，就注定了它悲惨的命运。

唐与叛军的战斗，当然比不上可爱的小猫与蝗虫之间的“戏耍”(蝗虫实在被动的很)好看，但却有相似之处。唐朝好像是抱定了不想一下子杀尽叛军的决心，非要与他们斗个几年才肯罢休。然而，猫是出自好玩的天性，而唐却是因为失误，而且唐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轻松制住叛军的程度。所以，叛军不像蝗虫，倒像是个大螃蟹，有时夹住猫的鼻子，让猫也尝尝痛的滋味。

场景一：猫与螃蟹“玩耍”。

场景二：螃蟹挥舞着两个大钳，神气的说：“我也不是好惹的!”

场景三：猫用爪子揉揉被夹痛的鼻子，咬牙切齿的说：“谁敢侵犯我就叫它灭亡!”

〔下接第五章〕

第五章　惊魂甫定，聚焦灵武

马嵬坡前草青青，当年何等风光的杨氏兄妹，如今皆化作尘土。李亨没有随同玄宗一起入蜀，而是留了下来。事实上玄宗入蜀也正是他政治生涯中作为皇帝的最后一段路程，而且还是一条充满了悲凉的路。而当他入蜀后不久，忽然间发现，自己被升级了。有一句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对玄宗来讲，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成上皇身”。

一、唐玄宗西游记——剑阁闻铃

大家都看过明小说《西游记》吧，就算没看过原著，电视总也该扫了两眼。那一次西游的是唐僧师徒（小说里的唐僧和历史上的玄奘相去甚远），而这一次“西游”的则是唐玄宗李隆基；前者是取经，后者是避难。不管怎么说，玄宗这一次西行也算比较重要，让我们先“流水账”似的看看他的行程：

通鉴记载，玄宗一行从马嵬（今陕西兴平县附近）出发，六月十七日，到达岐山。

这时有传言说叛军的前锋立刻就会到，玄宗吓的不敢停留，继续前行，当夜宿于扶风。按说攻下长安后安禄山应该马上发兵追击唐玄宗等人，奈何他也并不怎么精明，所以玄宗也是多虑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察看一下地图，现在的岐山是在扶风的西侧，从马嵬出发，应该是先到扶风后到岐山才是，怎么玄宗是往回走呢？路线实在有点怪啊。莫非是迂回战术？应该不是，玄宗正担心安禄山追来，哪里有心情迂回。怀疑是由于地名更改造成的，宋时的地名与唐朝也肯定不一样。这点还是参考《旧唐书》为妙，其中说十六日到达扶风县，十七日到达扶风郡。扶风县大致在今扶风一带，而扶风郡治所大致在凤翔附近，或许是与岐山之间的某个地方吧。

情势如此，连皇帝都这么惨，随从保驾的士兵们也只好暗谋出路，常会出言不逊，这回是连陈玄礼都无力控制了，玄宗对此十分担忧。这时正赶上成都进献给朝廷的“春彩（就是春织丝绸）”十多万匹到了扶风，玄宗命人把这些丝绸都陈放在庭中，召来随从的将士，自己站在殿前的台阶上跟他们说：“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就是说：“我老了，老糊涂了，任人不当导致现在这步境地，你们仓促之间跟着我来，来不及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告别，一路跋涉至此，非常辛苦，我心里感到十分惭愧。入蜀的道路艰险漫长，而且那里地方又狭小，难以供应如此众多的人马。现在听凭你们回家去，我只带着儿孙们还有这些宫人也足以保护着我到达那里了。现在就与你们分别了，你们把这些丝绸都分了吧，聊以为资费。等你们到了家里，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和长安的父老，代我向他们问一声好，让他们多保重。”玄宗褪下皇帝的威严，呈现出他仁慈友爱的一面，这番话更像是一位邻家爷爷在谆谆劝导面前的这群孩子们。玄宗言罢，眼泪流了下来，此时的他，倒真的很可怜。即使我们只看文字，仍然不得不对这位古稀老人报以同情的态度，又何况眼见着老人落泪的将士们。听完玄宗的话后，这些士兵哭着说：“我们生死都愿意永远跟着陛下，不敢有二心！”当然，留下来的人越多越有利，玄宗自然是盼望留下来的人更多一些，但话已出口，他也并不反悔。这点还要佩服一下玄宗，不管他是否出自真心，也不管这是否是他为了挽留人定下的计策，在自己落迫的时候，能做出这样的高姿态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是欲取先予的计策，那么此前已经有过一次背叛的这些士兵，难保不会再背叛一次，玄宗就算还保留着极度的自信（事实上执意入蜀说明他这份自信已经受到打击了），也不一定相信自己这么一哭，就全都能留下来。总之，冒这么大的风险，弄不好真会树倒猢狲散，玄宗是个明白人，且此时又谨慎的很，应该不会这么做。我倾向于这确是玄宗出于真心，他前面留下府库、不让烧桥，说到底都是慈心大发，这会跟来的士兵们又一百个不情愿，与其让他们怨天尤人的跟到蜀地，还不如放他们回家，两面都落个清静，岂不是好？但玄宗老人家这么一哭，大家也都受了感动，表示愿意留下，玄宗心里当然愿意，但一来要等他们的确下定决心，二来自己也不能这么快就答应下来，否则别人会怎么看？于是他等了一会儿说：“去留都由你们自愿。”也就是默认了。从此那些怨尤的言语便平息了下来。

十八日，玄宗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副使，十九日从扶风郡出发，当晚，在陈仓（今宝鸡）住了一夜。

六月二十日，玄宗到达了散关，以陈仓到散关的距离来量一下，与从兴平到武功的距离大致相等，由此可见，推测他十七日是到了武功而非岐山是有一定道理的。玄宗在这里把护卫的士兵分为六军，派颍王李璬先去剑南，让寿王李瑁分别率领六军随后。这本也无甚可说，不过散关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同时也是军事要地，“铁马秋风大散关”说的就是这里。有这样的说法：东函谷、西散关、北萧关、南武关。此说见于《史记集解》中引东晋徐广（字野民）的话，而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也持此说：“关中，谓咸阳，秦所都也。东函谷关，南峣关、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故咸阳曰关中”。后来又有说是东潼关、西散关、南武关、北锁关。无论哪种说法，都体现了“关中”名称的由来，即指四关之中的地方，铁马秋风的散关，正是关中的西大门。

玄宗一路马不停蹄，于六月二十五日到达河池。这时蜀郡长史崔圆前来迎接，并说蜀中富饶，粮食大丰收，且兵马又强壮。这一路上逃跑的官不少，难得有个这么殷勤的，可以想象玄宗是多么高兴，当天就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任蜀郡长史。同时又任命其它一些官员，不是很重要，不细说了。崔圆本人也没什么特别的政绩，要说有什么事值得一提呢，除了这次马屁拍的恰到好处之外，就是他曾让王维、郑虔、张通三位画家去给他家作画。这话怎么说？因为那三人都接受了伪官，当时都在等候处理，由于崔圆是宰相，又有大功，所以三人都想求得这位宰相大人的解救，据说三人“运思精巧，颇绝其能”。唉，看来就算是诗佛王维也未能免俗，可叹可叹。

然后，玄宗走了好久，至七月十二日，才又有他行程的消息，这时是到了普安。二十天左右才刚到这里，难道是安禄山在长安享乐的消息传到了玄宗耳朵里，所以玄宗放松了警惕，以致后面的行程变慢了？抑或是路程加长了？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查地图，于是找了一张四川地图，又找了一张陕西地图。据说河池是在宝鸡西南的凤县一带，于是拼命在地图上找。可怜我眼睛都看花了，连张良墓都找着了，居然没找到目标。郁闷之下，忽然一瞥看到了两个浓黑大字：凤县。原来正因为太醒目了，所以才没看到，再郁闷一下。那翻过头来再找普安吧。也是先找了半天没什么眉目，忽然间看到剑阁的旁边有个括号，括号里写着：普安。噫，莫非后世流传的令人愁肠百结的剑阁就在这里？不过，玄宗在剑阁的遭遇我们后面再说，先说路程。由凤县到普安，确实距离远远大于从散关到河池，粗量了一下（当然是量地图），直线距离前者约是后者的四倍左右。从散关走到河池，用了五天，四倍的话恰好是二十天。确切的说，玄宗应该是走了十七天，离二十天还差三天。看来他们非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走的越发的快了。

在普安，时任宪部侍郎（宪部即刑部，陈冠明《房琯行年考》中说，天宝年间改刑部为宪部）的房琯赶来晋见玄宗。这充分印证了如果及时得知玄宗出逃的消息，还是有机会从长安跟来的。当然能否及时知道情况也和官位高低有一定的关系，小官多数怕是不会晓得的。当玄宗曾问过高力士，说谁会跟来？高力士回答道：“张均、张垍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张说受到陛下的恩惠最深，何况张垍还是驸马，所以他们兄弟一定会先赶来。当初大家都认为房琯应该拜相，但陛下却并没有重用他，且安禄山也曾举荐过他，所以房琯可能不会来。”玄宗摇摇头说：“未必。”房琯赶到后，玄宗就问起张氏兄弟的情况，房琯说：“我约他们一起跟，可他们却犹豫不决，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玄宗看看高力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玄宗这一次预料的很准，虽然房琯真的来到了，但张氏兄弟真的没有跟来，固然说明了玄宗这一次看人没看错，但玄宗本人当是很郁闷的吧。于是当天，玄宗就任命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七月十五日，玄宗——啊不，这时得说是高升一级的太上皇，似乎是累了，三天都没有离开这里，而是在此下了一道后来颇有争议的制书（此制为跟随入蜀的贾至所写），这个不妨回头再写。除了制书起到的副作用之外，制书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可惜就是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大家终于知道了李隆基的行踪，使他免于被列入失踪人口。

不知玄宗是否当日起程，反正三日后，他们已到达了巴西，即今天四川绵阳附近。考其行程，手测一下地图，大约是从河池到普安的1/2.5，即五分之二。其实具体是多少也不必弄的太清楚，因为即使弄清楚了，玄宗的真正行程，也不可能是直线，所以怎么也都会有误差，只能说是大致的情况。不管取二十天，还是取十五天，计算一下，这一次应用的时间是六至八天，玄宗三天左右便走了两倍的路程，似乎太快了一点，但若加上十二日算起的三天，时间却正好。所以，十五日玄宗很可能并不在普安，而那道制是在普安下的则没有问题，也许这是障眼法，又或许是流传时间上的误差。在巴西，又来了一个迎接的太守，崔涣，当然玄宗又很高兴了一回，加上与他谈话很投机，另有房琯的推荐，当天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韦见素为左相。这一路上玄宗任命了三个同平章事，再加上一个左相，等于共封了四个宰相。这若是到太平时期，绝对属于滥赏，但乱世谁也顾不上了，多封几个宰相说不定还能再招几个人来。

玄宗的蜀中行总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十天后，即七月二十八日，历尽千辛万苦的唐玄宗终于到达了成都。史书上这里只写了一句：“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大约是史官和玄宗一起累的不行了，连话都懒的说了，所以玄宗没什么行动，而史官也正好偷懒。再量一下行程，基本上是从河池到普安路程的一半，所以十天的时间还算正常。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路上，玄宗都是马不停蹄，不曾有丝毫懈怠，历经一个月零十一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了——这可是曾让李白喊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登天之路啊，真难为了老人家。想来玄宗居于深宫之中，肯定谈不上天天锻炼，也没喝壮骨粉之类的东西，可身体实在很棒。众人当初都不想入蜀，除却遥远之外，可能也担心自己受不了路途的艰险，玄宗却是一往无前的抱定入蜀的念头，现在想想，也难怪呢，人家体格有这个资本，所以不怕，不然换李亨试试，这么走一个多月，到成都之后非病倒不可。其实走上栈道的不止是一位老人，还有另一位老人，高力士。从记载来看，高力士比李隆基大一岁，但有人考证出来高力士比李隆基又小那么几岁。无论如何，“高将军”也是一位老人了。

也许曾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走过栈道。栈道下的绝壁，可曾使他们后怕？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也逐渐暗淡下去，听着山中猿猱凄哀的叫声，玄宗可曾黯然神伤？杜鹃那“不如归去”的悲啼，可曾引起他对长安的思念？——也许，兼而有之吧。然而更动人的，是剑阁那些在冷雨凄风中颤抖的铃儿们，它们无助的清脆铜音，谱成了玄宗心中一曲无限惆怅的悲歌……

不错，剑阁闻铃。

玄宗在剑阁的一夜哀伤，历来是文人们不肯轻易放过的题材。《长恨歌》里面写到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长生殿》里二十九出直接题为“闻铃”，里面有一段《武陵花前腔》，很是经典：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

其实这些应该都来自于唐代一些笔记的记载，如《明皇杂录》里写道：“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这也便是词牌《雨霖铃》的来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当事人李隆基的一首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幸蜀西至剑阁》（阁一为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单看词意，并未写到铃声什么的，其情调也并不很低沉。但既然有了这么一首诗，说明玄宗在这里还是很许多感慨的，否则也不会诗兴大发了。

不过留在剑阁的也不都是凄凉，张邦伸《云栈红程》卷六：“二十里至上亭铺，古名郎当驿。明皇入蜀，雨中于此闻铃声，问黄幡绰：‘铃语云何？’'对曰：‘似谓三郎郎当!’”类似的记载在《历代诗话》等很多书中也有。但不同的是，很多地方都写作“唐明皇自蜀还京道中”，且听到的不是阁楼上的铃声，而是驼铃。究竟是在去的途中听到的，还是回来时听的？抑或是两次都听到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两次作用则明显不同，前者是给文人们准备的题材，可以尽展其才华，大作感伤文字；后者则是给唐宋诙谐调侃的人准备的，一句“三郎郎当”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就连玄宗自己听后都“愧且笑”。

“郎当”的意思有很多，如破败、紊乱，衣服不合身、不整齐，样子狼狈、颓废，还有形容不成器的意思，另外也通“锒铛”。虽则如此，其大意基本都一样。三郎郎当，郎当了自己，也郎当了天下。

二、李亨的“西行漫记”——灵武之行

玄宗到了成都，他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下面该说说本章的主角李亨了。

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王李倓看到了叛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一面，所以他的建议恰好是抓住了这一点，比起玄宗的胡乱担心一口气跑到蜀中，是气定神闲了许多——当然也只体现在计划上，真正行动起来，李亨一行也不比李隆基差。但总归建宁这番话，令人无可辩驳的信服，于是太子李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朔方。

如果说玄宗的前进方向是西南，则李亨的前进方向是大西北。两方面要走的路程都不近。实在是患难父子。

和玄宗比起来，李亨在行程途中就倒霉的多了。在渭河的岸边，他们遇上了潼关败退下来的士兵们，误以为是叛军，双方交战，打了半天糊涂仗，死伤了许多人，这才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李亨大约很是气恼吧，白打了一仗，损失这么多人。如果元曲里要写这件事，李亨的唱词中多半会有：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也罢，运气不好，认命就是了，于是重又收罗散兵，选择一处水浅的地方，让大家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骑的人就只好流泪返回了。其实去朔方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求功名的话回家倒也不是多痛苦的事情，也没必要流泪。唐书中说“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那么其后的当是追兵，虽然安禄山大部队没追来，如果追来那就什么都完了，但可见确实有小股人马出来作怪。因此，李亨后面才会拼了命的向朔方逃跑。

李亨从奉天向北走，到达新平，即从今天陕西省的乾县走到邠县。据说一个晚上就行进了三百里，实在是超快速了，逃的实在算不上从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要是放在他们身上就成了“时间就是生命”。在地图上找找吧，乾县很好找，而邠县在哪呢？既然说三百里，那必是很远了，可是找了三千里，也没找着“邠”县的影子。一查，原来这里改叫彬县了——真是要命啊，好端端的改什么名嘛，不然早几个时辰就找到了，我实在比李亨还要郁闷啊……粗量了一下，两地的距离与从散关到凤县即河池的距离差不多，玄宗当时是花了五天的时间走到的，平均每天走六十里，也相当的快了。但李亨一行这一个晚上就走了这么多路，速度实在惊人的很。就算是骑马，人没有被颠的骨架松散，身体也是十分结实了，至于步行的人，那多半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李亨清点士兵和武器装备时，发现武器已丢失大半，留下来的人不过数百，比之于玄宗到成都后清点出来的一千三百，又惨了不少。当太子李亨到达新平的时候，发现太守薛羽弃郡逃跑，于是就杀了他。那这人都逃跑了，太子是怎么杀的他呢？按这里的记法，估计是他不走运，逃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太子，被抓个正着，如果是逃到了别的地方，太子也就无能为力了，总不能因为满大街找一个逃跑的太守耽误自己去朔方吧。经过一夜的劳累，然后还有力气杀人（当然不是亲自动手了），看来李亨身体也还算可以，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若是这么走一个多月，太子爷就累得要吐血了。

不过《新唐书》上稍有差异，说十五日夕至永寿县（唐时的永寿与现在的永寿地理位置应该差不多），十七日到保定（治所在现在甘肃的泾川），这时才抓住逃跑的太守。查诸《旧唐书》，则说是自奉天以北，夕次永寿，十六日到新平，十七日到安定，安定曾一度称为保定，可以认作是一个地方。结合唐书与通鉴的记法，十五日从奉天出发，当晚到达永寿，这里才是太子一夜狂奔的起点，夜里大家马不停蹄，十六日白天到新平，十七日到保定。这样的话路线就算清楚了，只是通鉴接下去的记法有点不对劲，说是就在到达新平的当天，太子一行又前进到了安定郡，与唐书的记法相差了一天，今取唐书的记法。在安定，李亨又杀了这里要逃跑的太守，而两唐书则说是两个逃跑的太守都是此时杀掉的，反正是杀了，也无所谓一天两天。

六月十八日，太子李亨到了乌氏驿，即今天甘肃平凉西北。总算遇上个没逃跑的太守，彭原太守李遵。李遵出来迎接太子一行，并献上衣服和干粮，于是太子便去彭原补充“能源”，在那里招募了数百士兵。彭原在今天甘肃宁县附近，在平凉的东北方向，且距离不近，李亨也只能说是有特殊目的才去，否则应该直奔西北才是。十九日，到达平凉郡。平凉郡治所是否就在今天的平凉呢？唐初平凉治所在高平，也就是今天宁夏的固原，平凉县只是郡中的一个县，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想想也是，李亨前一天已经到了乌氏，从彭原出发后，又何必再回去呢，所以应该直接向西北走去。在平凉郡，李亨察看监牧所养的马，有数万匹之多，然后又招募了五百多士兵，其力量又得到一些加强。

李亨在平凉郡呆了数日，没有再往前走，想来也是累的不行了，另外，虽然有建宁的建议，但李亨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究竟要去哪，所以也犹豫着。而这时朔方那边的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还有崔漪、卢简金、李涵等人商量着说：“平凉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不是屯兵之地。灵武兵精粮足，如果太子能到这里，再向北召集诸郡之兵，向西征河西、陇右的精骑，然后挥师南下，平定中原，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几人推出来李涵做代表来到平凉和李亨说这件事，并把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它物资的情况一同报告给李亨。李亨当然很高兴，而裴冕由于路过平凉，这时恰好遇上李亨，他也劝太子去朔方，李亨乐得同意。于是杜鸿渐和崔漪让魏少游留下来修葺房屋，准备食物用具等等，自己则去平凉迎接太子。见到太子后，说：“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基本上就是前面几人商量的话的意思。其实不用多劝，李亨早已决定去灵武了，既如此，大家上路吧。

李亨起初从平凉出发时，据说“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吉兆啊，可是黄龙什么的太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史家的编造。这不妨后面再说。当李亨走到丰宁南部，看到了牢固的黄河天堑，因此打算“整军北渡，以保丰宁”。丰宁比灵武更靠近前方，由此可见李亨是很想有为的，可惜上天不给他这个机会，“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所以只好回军灵武，而这时风沙却停止了，天地一片廓清。有人认为这里又是史家作怪，怎么风沙来的这么是时候，又停的这么是时候呢？明显是为了宣扬李亨到灵武是符合天意的，所以才编出来这么一段。这么说未尝不可，但李亨这一路上“符合天意”的行为不少，为何却没有再多写点什么吉兆呢？我觉得未必是编出来的，按照史书所载也可以解释一番。譬如风沙可能之前就有，只不过后来越发的大了。前面说的什么彩云浮空、白鹤引前，还有黄龙腾空而去，可能就是风沙的预兆。“彩云浮空”，也许是阳光照在悬空的细沙粒上散射产生的景象；“白鹤引前”，要知道古时甘肃、陕西等地并不是现在黄土高原这个样子，尤其是在远古，水草丰美，所以才会孕育中华文明，因此那时有白鹤一系列的水鸟也不算奇怪；最荒诞的当属“黄龙腾空而去”，但这个“黄龙”会不会是龙卷风呢？如果不是，那可能也是当时黄沙飞满天，然后人们夸张说当时天空中有一条黄龙在飞。风沙最严重时，李亨不得不回趋灵武，而最严重的时候往往也就快要平息了，所以他回军灵武时碰上风沙静止，也合情合理。

一路上还算比较平静，比前面暴风骤雨似的赶路从容多了，在七月初九，李亨终于到达了灵武，他的这段“西行漫记”也宣告结束。

三、新皇即位——西唐小朝廷

咦，知道有个南唐，这个西唐又是哪一个？别误会，历史上没有这么个朝代，这只不过是本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一个叫法，不作准。

那这个“西唐”又是怎么回事呢？

七月初九，李亨到达灵武之后，发现这里的准备有些“过分”——不是可怜的过分，而是好的过分了。当初杜鸿渐等人去接李亨来灵武的时候，把魏少游留下来做准备，魏少游的想法当然是要讨好太子，认为李亨“远离宫阙，初至边籓，故丰供具以悦之”，在李亨将至灵武的时候，魏少游探得消息，便带着千余人，在灵武南界鸣沙县举行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这还不算，他此前命人修整宫室，据说“殿宇御幄，皆像宫闱，诸王、公主各设本院，饮食进御，穷其水陆”，这对于一个逃难中的皇帝来说都已算是奢华，何况是一个逃难中的太子。所以李亨认为不妥，说：“我来这里本是想要成大事，安用此为！”就下命让有司稍微减少一些。虽则如此，但李亨心里肯定还是很高兴的，这总比给他冷炙残羹、粗茶淡饭要好。

魏少游之所以这样准备，一是讨好太子，二来，也说明当初他们几人商量的时候，就已定好奉太子为帝。李亨在灵武才刚过了一天，七月十日，裴冕、杜鸿渐等人便上表，以当初在马嵬时玄宗曾想让位为由，请求他遵照玄宗的意思即皇帝位。李亨没有同意，一是因为来的太突然了，二是第一次上表怎么说也不可以答应的，否则有点不成体统。太子不答应，裴冕等人当然就得劝，他们说：“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为了社稷啊，您就即位吧。历来劝谁即位的话总是要这么说，实在有点落入俗套。至于他们提到的将士冀尺寸之功，如果太子不当皇帝便会人心离散，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太子嘛，反正早晚是要当皇帝的，这会儿不当也不至于人心马上就分崩离析，只是早些时候当皇帝，这些大臣们就早些受益，否则将来劝进的人越发的多起来，这拥戴皇帝的功劳又会多分出去一些。裴冕等人一连五次上表（唐书则说是六次），太子这“大腿”也宁不过“胳膊”，所以只好登基了。

公元756年七月甲子，也就是七月十二日，李亨于灵武城南楼即位，是为肃宗。

现在拍的电视剧里某某皇帝一即位，往往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用红毯铺出来的路，然后皇帝坐在宝座上不怒自威，下面一大群人跪拜，山呼万岁，场面好不壮观。对了，雄浑盛大的就职典礼伴乐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古时宫廷音乐可和现在电视里的配乐大大不同，听起来倒很像道教音乐。不知是因为有了这么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还是本身就确实如此，听现代人演奏的《霓裳羽衣曲》也多少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也只能听现代人演奏的乐曲，古人的乐音就算再余音绕梁也传不到我们的耳朵里。其实现代人无论怎么想保持原味，也是不可能的，一来流传过程中会有衍变，二来现代人多少都会注入现代气息。尽管如此，听的时候脑海里仍然不由得想起了道观……事实上宫廷音乐，尤其是唐朝的宫廷音乐和道教音乐的确大有联系。但二者的关系，是谁影响在先，我们这里无暇说得太细，总之，是它们互有影响。唐代由于皇帝们自承是老子的后人，所以这时宫廷音乐与道教音乐的关系十分紧密。唐高宗曾下令让宫里的乐工制作道调，玄宗则命道士、大臣献道曲，并且亲自创作道乐，同时兼任音乐“教授”。《混元圣记》中记载：“二月辛卯，帝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太清宫，贵异于九庙也。”薛涛有诗云：“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步虚词。”知道了这些，也就不会再奇怪听宫廷音乐时的感受了。也许肃宗就是在一片这样的宫廷音乐声中登上皇位的——且慢，肃宗即位的地方好像是个城楼啊，城楼上面哪有什么皇帝的龙椅？不错，要想找大明宫里那个龙椅是不可能了，但是非常时期自然有非常办法，城楼上随便放个豪华一点的椅子来充数，就算可以了。

实际上古时皇帝即位并不一定都要多么的隆重，像肃宗即位就是想搞的更隆重一些也没那个条件。从劝进到即位就只有两天的时间，略显仓促，乱世之中也只能如此，还能再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面对跪拜自己的群臣，肃宗不禁欷歔流泪。为什么要流泪呢？我想肃宗是没时间来埋怨条件简陋的，多半是为自己终于熬到这一天，有点激动罢了，他这十几年太子当的也实在是不容易，眼泪中包含着多少辛酸与后怕啊。

肃宗即位后，把当年的年号由天宝十五载改为至德元年。一般来讲，新皇即位之后，改元要在次年，只有发生了什么特殊事情的时候，皇帝才会迫不及待的改年号。比如唐太宗即位后第二年才改为贞观，虽然此前是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但后来的权力交接则是正常的；而宋太宗即位的当年便改年号为太平兴国，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这也成为后人怀疑“斧声烛影”的一个佐证。肃宗在即位当年改元，自也有他的原因。肃宗的登基从根本来讲毕竟是自作主张，算是非正常即位，所以他当年改年号有利于让大家知道此时新皇已登基。一个皇帝即位，尤其还是在混乱时节，除了年号上的差异可以迅速为人知晓并确认以外，其它方面消息根本不会传的太快，而且也无法验证是否为真。肃宗改元至德，其实是发出了一个信号：今后的事情要由我来作主了。不过，肃宗确实喜欢改年号，而且还都是心血来潮，说改就改，大约是从这时养成的习惯吧。

年号的事情解决后，下面就该封赏了。肃宗首先是请玄宗从皇帝岗位上名誉的走下来，然后光荣的高升一级，当上大唐第三任太上皇。而后则开始任命大臣。肃宗任命杜鸿渐、崔漪为中书舍人，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将关内采访使改为节度使，迁其治所到安化郡；任命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节度使；又任命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乂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这些人中大多为拥护肃宗的有功之臣，也有李亨一路上觉得可靠的人，还有一些人至少是没犯错误的。然而肃宗并没有封自己的妻妾与子女，他们原来是什么还是什么。之所以肃宗没有加封他们，是因为太上皇不在，也不知此事，故而不能擅自作主——皇帝是擅自作主当的，但如果再擅自加封皇后、太子、诸王等等，就有点过分了。肃宗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即位是为社稷着想而非为自己，说明自己仍然是个听太上皇的话的皇帝。其实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肃宗既然当了皇帝，早晚不会亏待他的妻子儿女，加封也不急在这一时。

只是新即位的肃宗有点惨，当时塞外的精兵都调入内地去讨伐叛军了，留下来的只有老弱残兵，文武官吏加到一起也不到三十人。此时的大唐王朝倒有点像个小朝廷，加之制度草创，因此武将们难免骄横傲慢起来。当时就曾发生过一员大将在朝堂上背对宫阙而坐并且言笑自若的事，这要是放到太平时期绝对是不可原谅的罪过，而乱世中肃宗也只有忍气吞声。好在这时有监察御史李勉出来维护朝廷尊严，他上书弹劾不守规矩的那员大将管崇嗣，并把他关了起来。肃宗心里未必不想这么做，但他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尤其还是武将，所以不好冲着大家发作，另外也是想显示自己的仁慈，就下令赦免了管崇嗣，只是感慨的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这便是小朝廷的可悲之处，连应守的礼法大臣们都遵守得那么不自觉。假如肃宗后来失败了，他成立的这个政府在后世的史书上大约就会有个别号，也许就是我在本节加上的标题——西唐小朝廷。

四、白衣卿相——神仙弟弟

肃宗在灵武即位，正是用人之际，这时一位传奇人物飘然而至。

谁呢？李泌。

史载，李泌，字长源，“其先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孙”。李泌不是姓李么，怎么六世祖是徒何弼呢？和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一样，徒何弼的这个“徒何”也是赐姓，他们原本也是姓李。《太平广记》说李弼是唐太师，这是不对的，那李弼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前面已经说了，是八柱国之一，不过他本人虽然厉害，知名度却远不如他的一个曾孙——李密。而后来同为八柱国中姓李的这两家，又都恢复了原姓。这对于李渊一家来说，尤其有必要，因为“大野”实在不如“徒何”好听，像李虎就是“大野虎”，一只大野老虎，而李渊则是“大野渊”，谐音有点像“大野猿”，难怪这么急着姓回李去呢……大家都知道李密在李渊不动声色的逼迫之下投唐又反唐，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反”。按说这是族诛的罪过，史书中也没有记载李密死后他们家族的情况，如此看来在杀掉李密之后，李渊父子对他们家族还算留情，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李密反叛的真相，所以“做贼心虚”的他们没有再得寸进尺，但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瓦岗将领投唐，所以李氏父子才不会赶尽杀绝，否则就不好得人心了。

李泌也许是李密这一支，又也许不是，反正李密是李泌的曾祖父一辈的人是没错的了。当初李渊称李密为“大弟”，自认两人是同辈，那么算起来李泌比李隆基的辈份还要大一级。不过算这个也实在没用，因为两家根本没什么关系，李隆基连远房叔父李林甫都没认，更何况当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李泌。

但年幼的李泌却不可小看，因为他实在可称得上是个神童。唐书中记载的比较简略，只说是“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当时的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还有贺知章等人都很器重他。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何这么看重一个小孩子呢？显然唐书中的记载不能说明问题，倒是《太平广记》里有详细的情形。开元十六年，当时李泌姑姑的孩子也是一个神童，令玄宗大为惊讶，而后听这个孩子说他有个表弟比他还要聪明，于是就让一个宦官按照这个九岁神童的办法，去李泌家里，不让他的父母知道，偷偷把他抱来——有点像拐卖儿童。宦官依言果然把七岁的李泌抱来了，看到了这个孩子，玄宗对张说言道：“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张说当然得点头称是。玄宗想看看李泌才能究竟怎么样，就让张说考一考他。张说出题要李泌写首诗，内容是关于“方圆动静”。李泌问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张说就打了个比方，“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而且说只要不犯“棋”字，随意而作便可以了。李泌一听，啊，这个简单，随口便道：“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李泌的确很厉害，所以张说这回真正的佩服起李泌来，向玄宗恭贺道：“圣代嘉瑞也。”玄宗也乐得心花怒放，把李泌抱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叫人端来水果蛋糕(那时候哪有什么蛋糕，原文是“果馅”，总之是这一类的东西)给他吃。后来玄宗还舍不得放李泌回家，又把他搁到忠王院中呆了两个月。忠王就是当时还未做太子的三皇子李亨，这时的李亨还叫李浚(这是第二个名字，此前叫嗣升)。李亨比李泌大十一岁，这时十八岁的李亨大概很有些大哥哥的风范吧，总之这一次相处为两人后来的交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玄宗对李亨确实是有些偏爱的，否则为什么不让李泌到别的王府呢，忠王院又不是托儿所、幼儿园，所以玄宗的确是想让李亨和这个孩子多交往一下的。两个月后，李泌终于回家了，玄宗嘱咐他的父母要好好培养他。然后就和唐书上所写一样，很多朝廷大臣也都很器重李泌，认为他将来必可为卿相，张说还曾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张均、张垍兄弟在一起交游。总觉得张说很会投资，总是提前给两个儿子找好后路，譬如他极力捧李亨，对李泌也一样有拉拢的性质。可以说，张说的眼光实在太准了，只可惜他的两个儿子没有乃父的眼光锐利，后来错误的投降了安禄山，而且是主动的，惹得玄宗大怒。这要到后面再说了。

但有个道士给李泌算命，说他十五岁时一定会白日飞升，原因是他小时候体重很轻，甚至可以在屏风、熏笼上行走。身轻在道家来看是有缘修道，但其它人可不这么认为，如果放到今天，他的父母一定发愁了：这么轻，是不是营养不良？还是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要么是脂肪多于肌肉？……是哪种情况呢？我们也不清楚，但李泌似乎却是正常的很。道士的这个预言可害苦了李家，让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升天”嘛，可能意味着他们会失去这个神童儿子，那么怜爱他的父母又怎么舍得？从这时起，李家，或者说怜爱李泌的亲族，以及和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要好的朋友，生活中便多了一件事，就是一闻到空中有异香之气，或听到有音乐之声，就要破口大骂，把这些东西都赶走。神仙升天往往会伴有异香、乐声，所以这两样成为了李家的敏感源。终于熬到了李泌十五岁，这年的八月十五，据说“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然后李家齐动员，捣大蒜，捣出来有数斛之多，等闻到异香之气时便泼过去。没考证过鬼神怕葱蒜究竟是从哪里起源的，《楞严经》中有一段：“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辛菜(包括葱蒜之类的东西)。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说的是神嫌蒜臭秽，鬼则很喜欢这种味道，而西方的传说是吸血鬼怕蒜。编造吸血鬼怕大蒜的人自己也有可能怕这东西，所以认为鬼也怕，而佛祖大概是很讨厌葱蒜的味道吧。但平心而论，比起呛人的胡椒，蒜还算是辣的客气的。李家泼完大蒜的结果，就是香气和乐声果然不会再来了，他们也终于得到了解脱。但这件事真的可信么？大约那个道士是可以这么胡诌的，香气、音乐声这些，也可以认为是邻居家熏香或是弹琴，至于那个彩云，的确不好说通。总之，仙话色彩很浓的一件事情，信不信由你。这个记载的结果，就是给李泌身上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再联系李泌后来的修道隐居诸事，着实像个“神仙弟弟”——当然对肃宗而言是个弟弟了，而对广平来说，李泌可是比他大上四岁呢。如此推之，李亨十五六便有了儿子，虽然这在古时还算正常，但刚一推出来的时候还是不免有点少见多怪。古人结婚实在太早了啊……

有才如此，李泌自己当然也很自豪，十七岁的时候，李泌写了首《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口气相当大了，相当于说：我就是日月之精华，我就是天地一丈夫，看我成就大业后，也学他范蠡泛舟游五湖……当然，李泌的诗可不是这么张狂，而是别有一股昂扬雄壮之气，只不过从中也确实透露出他的傲慢来。这大概在他的一生，也是唯一的一次了吧，以后的李泌，只有清高，没有嚣张。这就要感谢张九龄了，是他提醒李泌：“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不要这么张扬，写些赏景怀古的诗就可以了，千万别这么夸自己。正是有了这次教诲，李泌后来和张九龄成了忘年之交，张九龄呼李泌为“小友”。

然而好景不长，张九龄不久便被贬到荆州去也，所以他无法再引荐李泌了。这段时期李泌曾应邀在荆州呆了一阵，后来则游于衡山、嵩山这些地方，结交一些道人。从这时起，李泌正式学习道家的一些“学术”，包括什么长生、羽化、服饵之类的东西，“自是多绝粒咽气”，估计就是吐纳、导引、辟谷这些吧。不知古人修道是不是真的要绝食，《史记》写张良辟谷也是一年没吃饭。单从这一点上，我就与道家无缘了，饿一顿就受不了，饿两顿家里就鸡犬不宁了——不过真要饿急了，也不至于鸡犬不宁，因为鸡犬都被吃掉了。说实话，饿的厉害的时候，眼睛发绿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极不相信这些辟谷的说法。李泌在山中的隐居，其实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想走一条“终南捷径”。这点李泌又和李白特别相似，李白就是不想走“正常渠道”即科考，借以迈上仕途之路，而是梦想着自己能够一步登天，李泌也以“随常格仕进”为耻。后来两人的确都没去考试，同样也都是待诏翰林，只不过，李白是纯粹因为诗名受到皇帝召见，李泌则是从嵩山中上书言事。玄宗看到李泌的上表，想起了当年这位神童，便下旨召见他。回到京城的李泌，一如既往的成为各高台阔府中的座上客，只是时过境迁，当初的张说、张九龄、贺知章都不在了，邀请他的多是宁王、玉真公主这些皇室成员，虽然身份有所提高，但不想做帮闲文人的李泌大概并不怎么喜欢这样，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以前和他和有过两个月交情的当朝太子李亨。

李泌最终在玄宗朝并未得到重用，原因是杨国忠的“排挤”，通鉴则说是玄宗想要他入仕，被李泌拒绝，没办法才让他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交往。据说后来杨国忠连这也容忍不了，上奏非要玄宗把他迁移到蕲春才行，就这样，李泌便回家隐居，住在颍阳一带。这正应了道家祖师爷老子的话：“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李泌此时没有当官，看起来像是有所失，但实际上却是“得”大于“失”，起码他不必在李林甫、杨国忠当朝的时候因为正直而担心，安史之乱中也不会陷于贼庭，不必去接受什么伪职，当然也就不必受什么惩罚；同时，也正由于他是布衣，所以叛军不会太注意他，让他得以来到灵武，从而开始他“白衣卿相”的另一段传奇经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很快想起了这位“神仙弟弟”，就派人去召李泌快些过来。李泌果然飘然而至，令肃宗大喜过望。历史上，形容君臣风云际会相得益彰，往往都是用如下语句来形容：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出则联辔，事无大小皆咨之。总之，是像个宝贝一样供起来，言听计从。肃宗是真的看重李泌，至少这时候是，因为任免将相这样的大事也都与李泌商量。那么，在我们看来，李泌理所当然要担任宰相，肃宗也是这样想的，但李泌却没有同意，他坚辞不受，说：“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这理由冠冕堂皇，做皇帝的宾友确实比做皇帝的臣子还要尊贵，肃宗一时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只好作罢。其实肃宗有句话不好开口，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大唐现在落到这步境地，连自己这个皇帝都是这么惨，还哪里有胆量像他的祖辈一样底气十足的这么说上一句呢？而且对老朋友这么说，也略显霸道了些。但你也不可小看肃宗，他二十年的太子能坚持当下来，说明他有着一股“韧劲”。那眼前，李泌不肯答应出山，怎么办呢？肃宗有些奸险的“嘿嘿”一笑：不着急，朕自有妙计……

李泌这时还没有正式当官，但已有着卿相的“地位”了，至少皇帝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卿相的，因此称为“白衣卿相”。这样的身份地位，令后世多少文人羡慕万分啊；这样的身份地位，历史上又能有几个？

曾经的“神仙弟弟”，此时的“白衣卿相”，以后再出场时，则难免要食人间烟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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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了，今天累了……回来再贴

我在学校里就一直打开不正常〔大哭……〕

好久没看到姊姊的更新了，问个问题哈，文中提到那个李密谋反的真相，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