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刘亚洲涉及严重经济贪腐问题或被判死缓，希望是真的 -- 睡醒的猫
李校长正经的美帝大学博士学位。
05年，我到亚特兰大某普通宾馆接他们，准备送上飞机。他当时刚任校长。两个人一间房，同房的是信息学院院长黄德修（武汉光谷首倡者）
李校长当时说：“我从威斯康星麦迪逊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两个选择：
1、回华工，每个月137块钱人民币
2、留在美国，年薪四万美元。
我选择了回华工”。
十八年之后，工程院院士、华工校长。
对了，李校长当时是用武汉话跟我聊天，他家里是协和的。
另外：没人有资格看不起“工农兵学员”。
我在美国最敬重的导师曾跟我说起：“你们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最厉害的就是那一批。他们虽然不像后来你们这些学生有那么完整的基础教育，但是他们的原创精神与实践能力，不是你们可以比的”。
用我的话总结，就是四个字：敢想能干。
开过几款SUV感觉不太好，不过还没开过这么贵的。
马娘娘这等货色这个时候来大陆，拜码头的罢。
说明各方面的准备，差不多了。
我一看TA帖子第一句跟标题一样，就不想往下读了。
宝推你的这句话：
没人有资格看不起“工农兵学员”。
因为我也有同感，而且有理可叙，有例可证：
1。 如果回顾历史的话，最早的那批工农兵学员，可是从千万个知识青年里“精选”的。他们必须满足的条件，是在同类内最能吃苦，表现良好（需要通过群众的认可后的推荐），有较好的知识基础（通过考试的选拔），身体健康完好等。基本是上那可都是精里挑精的，我认识的人里，就有考上后体检时才发现有重病的（因为干活儿拼得太厉害了）。
张铁生交了白卷后的“造反”，才让后来的一些被选拔者变了味。
2。文革后恢复高考，我先是直接参加了“研究生”考，后来则是普通高考。我这个中学生最后面试时落选了，不是败给了那些老大学生（他们在文革里只上了一年课），而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们（虽然师资因为文革中不足，但是自己的努力和足够的大学学习而成才了）。
3。 我自己出国初期，在西方高校里结识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中，我们文革后那两届毕业的和工农兵学员（他们大多数都曾经是我们的辅导员或者辅导老师）相关比，从人数比例和人品、学术等素质方面，一般也没有什么优势。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阅历和见识，魄力和实干，都值得我们学习和追赶。
他们是先干后学的。所以对问题的需求把握比较准确和强烈。
合并了几个学校，现在是华中科大
工农兵大学生的出现，是建立“白专”的认识基础上的。
后来一看不对，文革没结束，就强调提出“又红又专”。
与之类比是美国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结果出现了一大批人才，社会中坚。
但是这批人的长处不是科研和技术，而是管理方向。
就你举出的例子，他家属反正不会让工农兵医生，给他看病的。
文革中少有的确定错误，就是在理工科教育领域，搞过激调整。
楼里面有人说了，不要以个案来代表全体。师兄所说的美帝的教授认为那批人“敢想敢干”，大概也是因为经过筛选了吧，那批人里面最厉害的人才能够去美帝继续学习。
工农兵学员制度，受时代所限，可能并不是那么完美。但在我个人看来，这些不完美的点，并不妨碍他成为一项伟大的社会革命实践。我个人认为，从社会角度港，工农兵学员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是本朝太祖为打破阶层壁垒、为了泥腿子翻身所做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
后来的所谓农村做题家、小镇做题家，能够跳出，也可以算作是工农兵学员的另一个变种，是太祖政治遗产的余荫。
我对前景持悲观态度，我这一批通过高考从苏北农村走到城市的农村做题家，可能将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了。
陈竺爱人似乎是正经的工农兵大学生。
其实，现在很多老中医都来自他们，注意，不是马路小广告那种，即便是那种，中间也有好样的。为农民工服务。
又红又专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不是工农兵大学生。
你太高端了，其实今天的天朝，为农民服务的没有进城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是很多的，他们是确实能够看病的。
原因是他们的大量的实践性，他们也敢上动作。这是悲剧，也是喜剧，医生没有实践是远远不够的。
你的说法是充满了对工农兵大学生的歧视的。
李兰娟于1947年9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夏履镇夏履桥村；1970年被大队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学习；1974年9月—1975年6月在浙江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系学习；1993年10月—1996年10月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1996年10月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1996年11月—2002年6月任卫生部传染病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98年3月—2008年3月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2002年6月—2007年6月任卫生部传染病重点实验室主任；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20年4月任温州医科大学病毒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4] 2021年3月，任海南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42]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发了火，他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6月26日这天，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这也难怪毛泽东会发火。
于是毛泽东果断作出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由于这天是6月26日，所以这个指示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召见了钱信忠等人，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以后，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于是“赤脚医生”这个群体诞生了，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王桂珍。
1944年，王桂珍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今属浦东新区）江镇大沟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王桂珍小学毕业后，便在镇上一家纺织厂做了3年的纺织女工，由于她勤奋好学，很快便掌握了挡车技术，并在同年进厂的学徒中第一个转为正式工人，还在1960年加入了共青团。
“六二六”指示下达以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在1965年夏天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用来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招收学员也有一定的标准：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政治上表现好，还必须有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文件下到大沟村以后，村党支部一致认为王桂珍正好符合上述条件，便决定送她去学习。
1965年12月，21岁的王桂珍走进了培训班的大门，培训班的学习时间只有4个月，为了让学员们掌握几年才能学完的医学知识和一般治病方法，速成班的课程安排得特别紧，这对于连中学都没上过的王桂珍来说，挑战特别大，她完全搞不懂那些“大于”、“小于”的符号和化学元素。
但王桂珍学习非常刻苦，她在晚上10点熄灯后，仍然经常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她还从别人那里借来医学书籍，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滴地学习，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翻字典或求教那些文化程度高于自己的人，有时为了背诵一个医学名词，她经常半夜三更还爬起来翻书。
4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王桂珍成了速成班中学得最好的学员，她回到了村里，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但一开始村民们都不敢让王桂珍看病，大家觉得当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但她才学了4个月，医术真的能行吗？
有一次一个村民牙痛，王桂珍主动提出要给他针灸，但他却不敢让王桂珍扎，王桂珍就先给自己扎，病人这才不害怕了。王桂珍给病人把针扎下去后，病人说果然不痛了。以后这个病人就成了王桂珍的义务宣传员，渐渐地找王桂珍看病的人也多了起来。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王桂珍的两样法宝，她在村边的一块坡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并想出了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虽然是乡村医生，但并不是脱产的，平时她也要赤脚下田劳作。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桂珍正在水田里劳动时，被叫去给病人治病，她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于是赤着脚就过去了，看完病后继续回来下田干活。
久而久之，大家送给了王桂珍一个“赤脚医生”的称号，就是说王桂珍既要劳动也要行医，这充分说明了大家对她对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肯定。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专门介绍了王桂珍的事迹。《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刊也纷纷进行了转载，王桂珍很快被全国人民所熟知，“赤脚医生”这一名称也得到了广泛认同，此后公社卫生员一律被称为“赤脚医生”。
这年9月，毛泽东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非常高兴，并在《红旗》杂志该篇文章的眉头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9年国庆，王桂珍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建国20周年的国庆观礼活动，并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更让她感到惊喜的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赤脚医生方队，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王桂珍使劲地为她们鼓掌，手痛了也不觉得，这一刻她深深地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而感到骄傲。
从北京回来不久，王桂珍就被任命为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医疗卫生和妇女工作。1972年，王桂珍到上海中医学院进修1年；1973年，她又到北京中医学院进修；1974年5月，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出席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1975年9月，以王桂珍为原型的电影《春苗》在全国上映了，影片讲述了妇女队长春苗主动请缨到公社卫生院学习，并在学成后回村担任赤脚医生的故事。电影上映后，王桂珍的名气更大了，来村里参观和找她看病的人更多了，有时候她已经劳累了一天，还要在晚上接待一些参观团到深夜。
也是这一年，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考虑到卫生部领导班子成员大都年事已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也没有贫下中农代表，因此他在病床上提名王桂珍到卫生部担任领导职务。
这年12月，正在村里给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结束以后，中央组织部的人找她谈话，她才得知自己已经被调到卫生部工作，不能回上海了。
按照周恩来的设想，王桂珍的工作应贯彻“三三制”，即每年中4月个月在中央卫生部工作，4个月在川沙县卫生局工作，4个月在基层工作，来到卫生部以后，她被任命为部里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相当于副部级干部），兼任防治局副局长，具体分管农村卫生、食品卫生、妇幼保健等方面，组织上还专门给她安排了一个秘书。
当时王桂珍才31岁，这在国务院人员构成中是相当年轻的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任妇幼保健司司长，王桂珍和她的办公室相连，两人平时的关系很不错。
有一次邓颖超和林佳楣在食堂吃饭时碰到王桂珍，两人还特意问他：“你们南方人吃的是大米，在北方天天吃馒头习惯吗? ”
王桂珍回答说：“我们农村人吃惯了苦，没有问题。”
王桂珍平时的工作非常繁忙，她既要批阅文件、参加会议，还要会见外宾，出席各种聚会。她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在业余时间学起了普通话和英语，有时也会坐不住，主动去打扫庭园，这时秘书就会过来对她说：“您是领导，有公务人员在，怎么还干这个活？”
这时的王桂珍虽然已是副部级干部，但她却从来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她还是原来的江镇公社农民户口，她的收入就是大沟大队的工分，她一年的工分是3000个，一个工分只有7分钱，所以她一年的收只有210元。这些工资确实不够她在北京生活，尽管卫生部一天补贴她5毛钱，但她也只能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再吃两个窝窝头。
王桂珍（右）
即便如此，王桂珍的钱依然不够用，她只好经常给丈夫邱水兴写信要钱，当时邱水兴到甘肃支边，工资也很低，但只要收到王桂珍的信，他就会把自己节衣缩食余下的一点钱寄过去。正是因为这样，邱水兴一直不知道妻子担任着副部级领导的职务，直到在送妻子去北京为毛泽东守灵时，他才从机场服务员的口中偶然了解到妻子的身份。
1976年10月，王桂珍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1978年，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安排她到川沙县一家服装厂当厂医。这家工厂经营得不好，经常开不出工资，最后倒闭了，王桂珍开始自谋生计，她做过服装，养过长毛兔，日子过得很艰难。
1987年9月，上级有关组织把王桂珍安排到了江镇卫生院工作，并把她转为城镇户口，她的丈夫邱水兴也从兰州病退回家，这对长期分居的夫妻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希望，看着家门外日新月异的变化，王桂珍也决定自己创业，她借了6000元钱，买了台印刷机，在自己家的老房子里办起了一个印刷厂，并取名为“振兴”。
由于王桂珍的知名度和过去长期做好事积累的好人缘，印刷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生意越来越红火，印刷机由1台增加到了5台，最多时工厂有20来个工人日夜加班工作。
1999年，王桂珍在组织的关心下，以干部待遇在县社会保障局退休。
就她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言，如果不继续从政，成为一个医学专家，应该也是不难的。
有点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着实不敢苟同。还是建议跟现在学术界的青年朋友多聊聊，美中都好。感觉有些过往形成的看法与当下的学术界脱离得有点远。
我能查到的两条：
1、许托人书记写信李源潮交胡
为了重新回国，许家屯一度希望曾经受恩于他的江苏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在中共十八大后，透过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向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请求，但当时胡锦涛表示，他个人对此没有意见。不过，随着吴仁宝于2013年3月18日去世，事情不了了之，许家屯对此感到遗憾。
报道称，「天下第一村」书记吴仁宝曾为许家屯回国之事向中央写信，信件由李源潮转交胡锦涛。胡锦涛当时已经不是总书记，还是国家主席，他表示不管政治了，不问中央的事情了。当时胡锦涛的表态是：许家屯回国，个人没有意见。
2、许晚年赞习近平反贪，称要传话给习近平想回国，北京未予批准
許家屯近年接受媒體訪問時，稱對習近平打貪表示支持。他自言一直拒絕拿美國護照。他說：「我是中國人。不想當美國人，現在到這個歲數，我想落葉歸根。現在中共的路線我認為正確，中國發展得不錯，我不能參與，但是我想回去看看。」
許家屯晚年從不掩飾其對回國落葉歸根的想望，去年他在慶祝99歲生日時，曾向席間客人說：「如果我能回去，一定請你們到江蘇常熟吃大閘蟹。」但北京一直未批准他的申請。許家屯病重時仍不放棄回國希望，稱要傳話給習近平，並提出希望能讓新華社採訪的要求，同樣未果。
武大樱花，日本鬼子当年侵华时种的，早就死绝了。现在武大的樱花，是1972年周总理及日本友好人士赠送的：
樱花的寿命一般只有二三十年，新中国成立后，武大的樱花树便多次更新，侵华日军所种植的樱花早已移出了武汉大学。 如今的武大樱花，是由多个优质的樱花品种，经过精心培育、变种繁殖所组成的。
武汉大学还有一部分樱花，是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赠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转赠给武汉大学的。所以，现在的武大樱花，是和平之花。是中国在新时期崛起强盛的见证。
至于梅花，武汉市梅园，创建于1956年，主席时代，是中国梅花研究中心。每年都有中国武汉梅花节，这在武汉尽人皆知。
梅花怎么就反动了？主席也爱梅花，主席最著名的词作之一就是《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专门有一篇文章：
除了中南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武汉东湖，东湖梅岭一号是毛泽东在武汉的住所。毛泽东对这座以“梅”命名的客舍情有独钟。每次要去湖北的时候，他总要对身边人说：到武汉去，还住梅岭。“梅岭”这个名称充满诗意,虽并非梅树成林；但下榻梅岭，也似乎终日与梅为伴，高洁而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