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总理和主席，谁才是中国革命的负责人？（二） -- 区块碳链
总理和主席在中国革命中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的。总理没有担任过名义上最高领导人，但实际上是上过前台负过责任的，这段时间就是立三路线到5次反围剿期间。所以主席说过，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失败 ，军事责任应该总理来负，政治责任应该博古洛甫承担。其实王明的真实代表是周总理。
借用生态系统分析人类社会：
农民、工人，就像马、牛、羊、兔等食草动物；地主、资本家，就像鬣狗、豺狼等中层食肉动物；政府官僚就向虎、豹等顶层食肉动物。而犹太人代表的金融资本，就像是寄生生物（寄生的可能是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等）。
犹太金融资本，应该是人类社会里最成功的社会寄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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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注：俺很喜欢生物方面的科普，例如 攀援的井蛙 写的《地球演义》系列文章，芳斯塔芙作的《鬼谷闲谈》系列视频等等，通过阅读学习受益匪浅，其中一个重要感悟就是：
生物物种的存亡关键不是本领的强弱，而是找准最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一个物种，无论多么弱小，只要卡准了生态位就有了根据地，可以残喘，可以发展，甚至可以翻盘；一个物种，无论多么强大，只要在生存竞争中失去生态位，就岌岌可危了。
寄生生物其远祖往往是正常的生命体，可能在生存竞争中失去了可以立足的生态位，就选择向寄生方向进化，却往往取得意外的成功。
据说，科学家已经观察到寄生生物操控寄主行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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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找的资料，不知真假，仅供参考：
来源：微博-何新老江湖 23-8-30 06:34
https://weibo.com/6398284634/NgV0uaWZ4?type=repost&sudaref=www.baidu.com
康生资料2
转：我家与康生的恩恩怨怨
我父亲牟宜之，1909年出生于山东日照，其姨父丁惟汾系国民党元老，其表哥丁君羊（丁惟汾侄子，又名丁群、丁基实）系中共建党初期老党员。1925年，家父在丁君羊和关向应的指引下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在济南、北平、上海搞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7年4.12之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
1930年，家父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时，适逢丁惟汾的好友、山东名流、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国民党一大中执委王乐平先生遇刺身亡，引发在沪山东籍各届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在时任囯民党中常委丁惟汾的暗中指使下，我父亲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張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讨王乐平被当局暗杀的丑陋行径，不料被警方拘捕。
由于丁惟汾担保，家父当日获释。而康生就没那么幸运了。家父出来就求丁惟汾保康生，丁从中斡旋，由上海滩大佬虞洽卿出面保释康生出狱，但这是十天以后的事了。
（此后虞洽卿收康生为门徒。秘书。）
众所周知，康生艺术天分很高，尤精书法，据说康生就是凭着这手超凡脱俗的书法获得了虞的赏识。
蔡畅的丈夫是李富春，也是留法的。蔡老太太更牛，一大家人都留法。
他不但书法写得好，画也不逊古人；夫人曹轶欧，书法也非常好，尤擅草书。《松竹梅三友图》，就是他俩合作的。
除书法外，他还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是一位地道的金石大家。还有绘画，他曾自认为书画水平和齐白石“差不上下″，自拟的笔名“鲁赤水″，就是为了与齐白石相对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有深意：鲁对齐；赤与白相对；滴水穿石，水能破石。
投机国共，实际上是左翼势力。
当康生的文字艺术是在革命中成长的，他的训练极其艰苦，属于又有天分，又有个人努力的成分。
在年轻时以至于以后都有越头疼越练字的习惯。确实水平高。
这种有交集，未必都是确实存在的问题，可能和张春桥狄克案件类似。只是简单的关联、交集而已。
我宁愿感觉是他们利用了虞洽卿。应该是共产国际、左翼操作的结果。
1930年，家父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时，适逢丁惟汾的好友、山东名流、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国民党一大中执委王乐平先生遇刺身亡，引发在沪山东籍各届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在时任囯民党中常委丁惟汾的暗中指使下，我父亲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張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讨王乐平被当局暗杀的丑陋行径，不料被警方拘捕。
这段也是很明显的。用这个说康生和示威组织人的关联，论据不可靠。
1924年7月，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系主任是瞿秋白，曾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等职，并改名张溶。1925年4月入党，参与“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工作，与李立三、刘少奇、蔡和森等相识；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由此结识周恩来等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改名赵荣，转入地下做情报工作。
其中，1927年11月—12月任闸北区委书记，1928年1月—5月任沪西区委书记，1928年5月—9月任沪东区委书记，1928年10月—1929年1月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3月—8月任江苏省委秘书长，1929年9月—1930年4月又回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28年5月—1930年7月当选江苏省委常委；
1930年4月——7月被捕入狱，后被免去常委职务。
1930年9月—1931年1月，担任中央审查委员；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陈云接替周恩来负责特科工作，康生任二科科长；
1931年9月，与博古、张闻天、陈云等6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主管工会、交通等工作，12月出任中组部长；
1932年3月，接替刘少奇出任中央职工部长，后又接替陈云负责特科工作。
此时的康生不仅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还任中组部长，兼职工部长，并负责特科工作，权力、地位达到其革命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1933年7月，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王明）身份赴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从此改名康生。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缺席情况下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当选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37年11月回到延安，12月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8年1月接替周恩来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
3月任中央党校校长。
1939年2月接替邓发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兼中央情报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副部长有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潘汉年等人，曾成功组织我党特情人员打入许多国民党党、政、军机构；
1942年5月和刘少奇一起出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为主任；
1943年4月，任反内奸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任主任；
1945年6月，在七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1947年11月到达渤海地区）等地指导土改工作，毛岸英曾跟随康生辗转多地。
1948年5月后，一直在山东工作，其中，1948年7月担任中共鲁中南区委书记，傅秋涛、张光中、张雨帆、李乐平和高克亭等任常委；
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傅秋涛、向明任副书记，康生很少管事，多在青岛休养；
30日当选山东省政府主席（1955年3月卸任），4月兼任山东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与许世友搭档，许世友1949年9月—1953年8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后因不愿做华东区书记饶漱石副手，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2年1月搬到中南海居住。
康生1925年4月入党，虽然入党时间稍晚，但仕途异常顺利，长期位居高层。如李立三主政时，他于1930年调任中组部秘书长；1931年1月王明掌握实权后，又获王明信任，9月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中央高层，当年12月升任中组部长；1934年1月在缺席情况下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11月与王明、陈云回到延安，12月与王明一起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38年初，陪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时，曾率领学员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同年3月任中央党校校长。随着王明式微，康生迅速转向并获毛泽东信任。
康生夫妇在苏联时期曾精心照顾毛岸英、毛岸青，回延安不久转而支持毛泽东；他与江青是诸城老乡，长期相互支持，江青对康生特别尊重，而康生也敢批评江青，是党内除毛泽东、林彪外，为数不多敢批评江青的人。
在上海特科工作期间，负责“锄奸”和情报等方面的工作，亲自处决顾顺章、白鑫等多名叛徒，在形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最后一批撤离上海。
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后，他眼光敏锐、见微知著，较好地配合毛主席发现并抓了一系列大案要案，在文化领域实现拨乱反正。
毛泽东曾当着周恩来和许多同志的面表扬他“是一个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怀而不乱”。
1981年3月康生夫人曹轶欧被撤职后，彭真曾找她谈话：“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比较准确的结论的。”彭真的话道出了问题的根本，因为大家对他有气，所以千方百计辱骂丑化他，有些负面评价未免夸大其词，这虽是人之常情，但没有实事求是，而且已产生不利影响，如许多文章将康生描绘得异常邪恶，忘掉了他是中共政坛元老，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等事实，无形中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为西化派、推墙派等反动势力提供了抹黑共产党的重要素材，使我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022-5-5）
政治变色龙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机
易虹
2016年07月25日10:28 来源：学习时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蔑视和反对。他利用职权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内容，同时串联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1936年7月1日，联共中央为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在会上领头高喊“王明同志万岁！”1937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到国统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康生则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大力宣传王明这一套政治主张。
在康生回国的第二年即1938年，国内、党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受到质疑。毛泽东此时的威信已远远超过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共产国际也转而认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撤销王明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的康生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见风转舵拥护毛泽东。
1941年9月，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再次展示了自己政治“变色龙”的本色。年底，在西北局一次干部会议上，康生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康生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骗得了中央与毛泽东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主任由毛泽东兼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并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
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引起广大干部强烈不满，中央对康生的职务作了调整。1945年七大后，康生除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不再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
1937年，履历十分华丽的康生回到中国，回到延安，也正在这时，康生失去了初心，逐渐沦为了党内的蛀虫。
康生回国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上上下下都在为了延安的秩序而努力。为了表现自己，康生搞出了一个名叫“抢救失足者”的运动，明面上是应和延安整风运动，为延安做出重要贡献；实际上，为了所谓的“政绩”，康生弄出了不少冤假错案。也正是这些冤假错案，让被蒙在鼓里的其他人认为康生是个可用之人，从此以后，康生开始平步青云。
哈哈！！
年9月底到1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正确路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撤销了王明长江局书记的职务。这次会议基本上解决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5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1]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的靠山，王明的恩师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王明的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不会到延安后，1938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他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泽东身上也下过赌注。毛泽东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举动，不免感动。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虽对康生照顾毛氏兄弟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却只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是得不到毛的信任的。
1938年3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冷清的职工委员会。
从3月至6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的赏识。
但得到毛对他的完全信任还是毛与江青结婚后。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
这是凤凰草鸡网的造谣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时间点出现了错乱，很显然是康生先跟随了毛主席，然后才有的王明完犊子。
而王明完犊子显然是因为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王明完犊子才有的延安整风。
而网上大部分文章说的过程是延安整风王明式微才有的康生因为害怕压力而追随投机毛主席。嘿嘿。
俺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来源，仅能从普通人的角度做正常推理，引用的也是网络资料，属于个人野史，缺乏权威性，仅供参考，也请大家指正。
从历史来看，康生被虞洽卿收买的可能性极小，虞洽卿当时可能是投
投机国共，实际上是左翼势力。
首先，俺赞成你的观点。康生被虞洽卿收买的可能性极小，正常推理应该是康生利用了虞洽卿的赏识，获得虞秘书（或徒弟）的身份更便利地开展党的工作（特科）。
由于丁惟汾担保，家父当日获释。而康生就没那么幸运了。家父出来就求丁惟汾保康生，丁从中斡旋，由上海滩大佬虞洽卿出面保释康生出狱，但这是十天以后的事了。
这个说法有其合理性：当年的康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本质上他也只是刚到上海摊的小青年，因为参加游行活动入狱。单靠他自己是够不到上海滩大佬虞洽卿这个级别的，只能因为牟家关系借机认识了虞洽卿。
从虞的角度看，这个级别的大佬出手，可能会考虑很多，调研帮助对象本身的背景、能力，都是很正常的。康生本人明面上的身份是山东大户人家出身，又有出类拔萃的文化素养，获得虞的赏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很可能康生本人就向党组织做过专门的汇报，并获得相关授权。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康生作为特科骨干活动，有了虞洽卿秘书这个身份，对其开展特科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方面的事例在党的秘密工作史上屡见不鲜了。
1930年4月——7月被捕入狱，后被免去常委职务。
1930年9月—1931年1月，担任中央审查委员；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陈云接替周恩来负责特科工作，康生任二科科长；
这个履历也能证明，康生出狱后（对应其有了虞洽卿秘书这个身份），其特科工作成绩很突出，屡获提拔。
至于虞洽卿是否知道康生的真实面目（中共特科成员），是否知情后又故意放纵？俺没有足够的资料判断，只能根据常理推断，虞完全不知情。当时上海摊打着虞的徒子徒孙旗号行事的人太多了，他未必太在意。
那个丁很可能对康生了解不是很多，或者根本不在乎。
这个记忆应该是说明作者的父亲和丁认识，也是按照丁的指示工作，属于国民党的行为啊。康生可能不被他们重视，或者根本无所谓。
所以康生需要自己的路子，这个时候康生应该是个成熟的革命家了。30多岁了嘛。应该是利用了一些，但是虞洽卿也未必不知道康生的背景，或者隐约觉得，搞个善缘，这个时候还不算啥。
真正清党起来，那可就不会客气了。
比如，刽子手杨虎也会起义，也会在30年代放放共党的，钱够数就好。当时很多警察、类似人员都有这种行为。
当然，大革命之后杀的更多。
1、整个西方上层都很推崇社会主义，各国都有社会主义政党，在过去一百多年，都有相当长时间执政，例如，英国工党。只是英法等国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这可能有历史原因，也可能其他目的，包括欺骗第三世界国家。北欧小国更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苏联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不同其他国家，宣传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与俄国有相似被西方侵略历史，更多走苏联之路，当然，也和苏联公开支持有关。
2.孙和后来蒋实际推动的也是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例如，蒋退出大陆前，当时政府控制的工商业资产，约占70%，当时还有大量外资，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最近30年。以公有制标准，蒋领导的国家是社会主义，也是有基础的。当然，当时农村土地还在私人手里，这是蒋在大陆始终没有机会改变，蒋到台湾，就实现土地公有制改革。蒋是担任过共产国际职务最高的中国人。蒋的问题在于，私心太重，将国家资产当家产，和过去皇帝一个思想；另一方面，则是迷信和学美英，不敢公开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蒋有很多傻逼地方，例如，美帝提供战略物资，支持贫瘠的日本侵略中国，蒋却迷信美帝承诺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为向美国人证明日本之错，坚持不抵抗政策，长达六年，但蒋自始至终都是发展和掌控自己实力，不会将军事经济实力交给民间或西方资本家的。从这点来说，邓党就蠢到家了。当然，背后的原因就很难说了。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主导了利润最丰厚的零售业，还是主要意识形态平台，都基本在美资控制之下。其背后原因，如果深入想想，令人不寒而栗。另一方面，以前的宣传工具，都控制在十分迷信美西方的洋奴手里，例如，胡锡进之流，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3、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货币可自由兑换，是中国实施的，你到美国境内的银行，基本不能兑换。美国主要银行基本不储备人民币，从事人民币兑换业务。甚至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只要求经常项目可兑换，准确说是经常项目不限制支付，但如今中国却在资本项目上都承诺了大部分情况下的自由兑换，为此必须储备大量美元欧元，导致兑换给美欧的人民币，都成了免费奉送，从而实质上经济金融上投降。让美欧可以印钞，就可以到中国兑换人民币，购买中国各种资产。
什么任人唯亲，捞取好处，不事生产等等等，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点是封资不可克服的历史传承。这才是很糟糕的。
大家以为今天的国企已经很糟糕了，这是共党克服了蒋介石错误的成果。
在民国时期，内在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糟糕已经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方，在这里，我共地工甚至都参与了。有的延续到了新中国，影响了刘青山张子善们。
这个几乎可以说不可克服，虽然有军事失败的因素。但是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官僚集团，贪污买卖资产，不仅五子登科，而且根本不管企业发展，大肆拆掉机器获得利益。损失打入苏联拆解机器。等等等。
根本就不是过日子的状态，极度疯狂，这里面当然有东北民主联合政府运行良好的问题，也有为蒋介石获取军费的问题，但是，这个事不是个好事，做法是不对的。
而通过为蒋介石政府搞钱，不择手段，同时自己也要盆满钵满，简直就是当时的常态了。潜伏的吴站长只是军统全国各站的一个缩影，而军统只是全国各部门的一个缩影！！
这才是极其可怕的现象，而且影响了很多人的心理，比如腐败国内说，烂也是烂在盘子里。是个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办法。等等等都是这种心理的映射，张新泉就是这种心理在今天的成果，这叫对社会的败坏，因为腐朽必然导致粗暴，必然影响他人生活，导致民气下降。
所以建国初民气和一些行为是受到约束的，虽然生活改善不大，让人感到希望。
甚至钱学森他们看的都不是这块，他们要求很卑微，和平的中国，需要国防建设，他们就满足了。
当然了，对达雅河友来说，要求还要更高。
等等等吧。
出于他俩心心相惜。等等等，在当时一片苏派之外，有不同。
但是周总理似乎也不是纯粹法派的样子，和亲苏派关系很近。
也许是就是苏联的共产国际的派系分别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要说还真可能和犹太人有关。
但是我个人不太信这个，我认为这个共产主义内部的犹太人总的来说还是可信任的，但是，其实真正的犹太人是粗暴和凌厉的一个群体，有一点点德国人的气质吧。
我的意思是大清洗恰恰是共产国际中的犹太人主动推出来的，是紧急的国际形势下放弃仔细甄别的过程的操作。
列宁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根本不像资本主义公知造假的那么宽容仁慈，列宁一直宣称斯大林太犹豫，性格软弱。
其实斯大林确实很宽容，叶若夫应该是和斯大林是两个派别，契卡代表的也是中央的意志。
中央的一些软弱派虽然自己很软弱，但是，在决议杀人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粗暴。
布哈林一类的。
在这里，斯大林和贝利亚改变了这种操作风格，杀人数量急剧减少，改为关押为主。
但是，这一套肃反清洗还是必要的，我们的确可以搞团结，但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基础和规则。
可以做一些妥协，但是不能和统战对象一个样，否则新中国建立为了啥，和国民党按照国民党规则一起发展吗，这不就是刘青山张子善了吗。
这是很危险的。
在这里留法派和周总理究竟还搞了什么，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