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镇反将领平反录 -- 西塞罗
第卅六号：投诚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二十岁时投入邓演达部当兵，1924年8月由邓保送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1925年参加第一次东征及讨伐杨刘之役。1925年7月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师排、连长，第二十六师三团营长，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卫师中校团附。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
1947年任东北“剿总”新编第一军三十八师副师长。1948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
1952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诚将领陈俊三
陈俊三，别号廷杰，1892年生，江苏雎宁人。早年先后毕业于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历任陆军步兵师连长、营长、旅参谋主任、师参谋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成都中央军校上校战术教官。后任四川省中上学校军训总教官，川南新兵补训处副处长，川南军管区司令部组训处长、少将副司令。1949年任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参议。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诚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诚。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九号：投诚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排、连长，广东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大队中校副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广东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1946年任广东保安第四师少将副师长兼保安第五团团长。1948年5月17日在广东和平县水东地区，被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四团及曾天节起义部队包围，投降并接受改编。
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四十号：投诚将领李传霖
李传霖，别字传林，1897年生，山东泰安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六期毕业。一直在川军服务。曾任第一二七师三八０团团长，第四十五军参谋长。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任整编第四十七师参谋长及四十七师一二七旅副旅长。1949年12月在贵州都匀向解放军投诚。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四十一号：投诚将领戴可雄
戴可雄，1900年生，广东海丰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历任粤军排、连、营长、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海陆丰守备区指挥官。1945年8月授陆军少将。抗战胜利后，任海丰县长，广东保安司令部少将督导专员，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1949年7月率部一千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四十二号：投诚将领沈荃
沈荃，别号德余，1906年生，湖南凤凰人，沈从文胞弟。早年在湘西巡防军第三支队当兵，后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团排长，第十四军特务团连长。1928年起任第十九师军官讲习所队长、教务长，新三十四师参谋主任，第五团副团长，师工兵营长等职，并至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学习。1936年任第一二八师三八二旅七六四团团长。抗战爆发后，先后任第一二八师志愿兵团团长，暂编第五师四团团长，1942年3月任第一二八师补充第二旅副旅长。1943年在美军驻印兰姆伽军校学习毕业后，任军委会驻滇干训团上校战术教官。1945年5月任军训部步兵监部监员。1948年4月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1949年家乡凤凰县和平解放时，任凤凰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1951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四十三号：退役将领詹宝光
詹宝光，1903年生广东连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轴重科毕业。历任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排长、连长，福建绥靖公署副官处科长，第—集团军总部上校参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曲江防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兼情报所长。1942年任中央训练团少将中队附。1944年任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1945年1月兼任乐昌县长，同年9月授陆军中将。1947年12月任连山县长，1948年9月免职，次年春返乡居住。
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被确认系属错杀，予以平反。
因资料掌握关系，还有一大批死因不明或缺少平反资料者无法核实，只能暂到此。对于此贴，一些易于激动的人士往往联想起“翻案”。但此贴的目的并非是要对镇反本身“翻案”，而是揭示在过去的运动中，即使起初本意是好的，但由于具体地还要靠下面的人来执行起来，执行的后果往往会影响到人们对此的看法。比如前述若干的平反将领，我想当初高层也绝无有将这批人斩尽杀绝的意图，那么他们怎么会死呢？这个过程值得我们深思。前国民党将领中存活下来得很多，说明大多地方在这个问题上还掌握有一定的尺度。但不可否认，不少地方做的是不够好的。这也使得不同经历的人们对这种大规模群众运动产生不同看法和评价。
法制化建设的历程是漫长的。在建设过程中，对于过去的教训不能忘记，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消除无谓内耗，给民族多留一点“精、气、神”吧。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还有，无数百姓的无辜生命，。。。，唉，太不应该了
中国这么大，有的地方100度，有点的地方冻屁股。地方政权巩固否，健全否，都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土匪严重地方，往往杀得比较狠。陶铸在广西不是搞得很严重，杀人权下放到连，杀了10万以上。
新政权真的采取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采取的是无情打击的做法么？？
那么如何解释先前的所谓的宽大无边？任何人当政，不稳住局面怎么可能？
农民一旦发动起来，他们是不会忌惮鲜血的，各地农改，在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阶段，整个社会往往容易陷入嗜血的狂热。
受不了有不同意见, 你又何必辛苦自己? 再说了, 你也不是原作者, 要指责, 也轮不到你.
我听到的倒是你在大喊大叫, 嘴上还粘着舔剩的血呢! 上次的贴子对你还是客气的呢. 登鼻自上脸. 败类!
懒得说了.
换个地方，换个环境。和我玩儿这套你觉得自己能有多大胜算！不多说了给你个鸡蛋。
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以过去的户籍资料为准进行清查户口、划分保甲等工作。西方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详尽的一次户口清查，其目的是为了抓住任何一个红军或党的嫌疑人员及家属。
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2、“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2、“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
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这样如果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夺取政权之后，还有目的，有计划，有比例地清除原政权的基层人员，是不可原谅的。就其原因，最根本的源头是马列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是某些人所能左右的。就象没有一个共产党可以避免肃反中杀自己人一样。
日本人再狠也是对外族狠。
中国人，看来是全世界的一绝。
杀人很方便，一下就可以了。但人死不能复生，不能为了自己“政治需要”而随意杀人。在讨论杀死每个同胞的必要性的时候，能不能多想想这是不是唯一的选择？
1936年共产党控制的地域面积大于台湾吗？1936年国民党有日本人的威胁，但日本人支持共产党吗？就像1950年美国坚决支持台湾，并和共产党作战？朝鲜战争爆发时谁敢说共产党的政权稳固？
另外镇反和镇反扩大化是否是同一概念？
我的话是联想到以前的辩论所发。我把头一句话删掉好了，那样对双方的杀戮都是一个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