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疯子少校（一）（完） -- 晨枫

在这种背景下，伯伊德开始形成自己的机动战理念。机动战不是一个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机动战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战争分成三种层面：消耗战，机动战和道德战。

消耗战的要素为火力、防护和运动，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火力才是消灭敌人、赢得战斗胜利的手段。防护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护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消灭敌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提供防护。消耗战的重点是夺取战略要点。

机动战的要素则是时间和对手的军心，其中军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强调时间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机和节奏有时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机动战理论的重点不在空间和物质上的机动，而在于时间和敌人的心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应该在从战斗到战役到战略的所有层次上使自己的OODA循环的周转比对手的更快，或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OODA节奏，要随机应变、出其不意，以敏捷的出手，想在对手的前面，行动在对手的前面，打乱对手的思维，制造对手的恐慌和错觉，剥夺对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战斗的能力，是对手确信继续抵抗的无用，最终导致对手不战自溃。伯伊德喜欢用飞行员的切口：切半径，get inside his loop。伯伊德并不把消耗战和机动战对立起来，在战役层次上的机动战仍然需要在战斗层次上的消耗战，毕竟光靠花拳绣脚是不足以导致敌人不战自溃的。

伯伊德的道德战不光包括战争的道德因素，还包括战争中的人心理和思维过程。伯伊德强调打仗的不是武器，不是地形，而是战士。战争真正需要摧毁的是敌人抵抗的意志，只有打垮了敌人抵抗的意志，战争才真正获得胜利，所以只有敌人才能决定战争何时结束。伯伊德强调，一支成功的军队必须对环境的变化和战场上的不确定性能够敏捷地作出反应；不要依赖完整、准确的情报来制定决策，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要能够随机应变，要能够利用战场上的不确定性，制造不可预测性；要能够有创意、多样化地运用战术，制造出其不意，而不是形成容易被敌人识破和利用的常规，最大的危险是被自己的思维定势所困，而漠视已经变化的现实；要上下一心，同心作战，不是靠周密的计划和督促来实现协调，而是指挥权下放，靠上下各级对战略意图和战争目标的全面、准确地理解和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创造性地从各个层次协同实现指挥意图，这需要官兵之间高度信任，信息高度流通，士为知己者死。伯伊德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道德层面，强调军人必须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憎恨或复仇而战，那样即使赢得战斗的胜利，也难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伯伊德强调战场上的三要素：时间、空间、人心。这就是中国兵法中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在东方军事理论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孙子到毛泽东，战争的正义性、攻心为上一直都是和兵贵神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相提并论的。但是将人心（包括人心向背、军民士气、镇定还是惊慌）作为战争的要素，对美国军事理论界还是一个新鲜事。为了推动政界、军界的新思维，伯伊德总结了一个名为“论胜利和失败”（Discourse on Winning and Losing）的讲座系列，以传道式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军界的要员解说他的军事改革的思想。越战失败后，很多人对美国的军事改革这个课题干兴趣，所以伯伊德的听众很多，其中包括当时还是怀俄明州参议员的切尼。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多年担任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的莱斯•阿斯平，众院议长纽伊特•金格里奇，阿斯平后的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Sam Nunn，沙漠风暴期间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弗莱德•格雷上将，1979-83年期间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上将等，先后成为伯伊德的忠实听众。还有不少人对伯伊德的讲座很有兴趣，但不想花那个时间，要求他精简成一个短小的讲座，伯伊德还是那个臭脾气，一口拒绝：要么不讲，要讲就要讲全的，不来简体演义版。伯伊德的理论不仅在军界有影响，在商界也得到赏识，毕竟打仗和经商有颇多相似之处。

伯伊德的理论不是没有漏洞的。伯伊德强调比敌人更快捷的OODA循环，但如果敌人不跟着你的步调走，根本不理会你的OODA，我行我素，那更快捷的OODA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像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想要速战速决，国军总是行事慢一步，用伯伊德的话说，就是OODA慢了一拍，在战场上非常被动。但毛泽东和他们打持久战，完全不理会日军的作战节奏，甚至有意地打乱日军的作战节奏，日军就抓瞎了。伯伊德的OODA里面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判断，打乱敌人的判断和指挥链，这是“抠眼挖耳捂嘴”战术的理论依据。但是如果敌人的指挥结构是分散的、具有高度自主特性的，那这个战术也是抓瞎。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队就具有这个特点。今天的伊拉克战场也有某种抗日战争的影子，伊拉克游击队明显是在和美军打持久战，其自主的指挥结构使美军屡屡在捕获或击毙游击队领导人后依然无法抑制反美游击队的活动。有人甚至认为，拉登的战术才是对伯伊德理论的出色运用。911严重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此后，美军在战术上取得很多胜利，但在战略上，越来越落在拉登的OODA之后，疲于奔命。处处防范，怎么能不被动？

实际上，伯伊德的思想很少是新东西，对敌人以攻心为上是孙子的思想，高速度、大纵深、快节奏作战以打乱敌人的作战节奏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对于战争的道德问题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在毛选里可以找到很多影子，但是他把这些抽象的军事理论简化成美国大兵容易理解的表述，这是他独特的贡献。但是伯伊德就是伯伊德，他从不出版自己的著作或讲义，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太崇高的理由，而是永远对自己的东西不满意，永远需要修改。要是别人“盗用”他的想法，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把他的思想推广出去。不管谁愿意听，他都会去讲，将军，小兵，科学家，未来学家，国会议员，新闻记者，来者不拒。

第一个！

电影好像是90年代初拍摄的，虽然外形比较现代，但里面电子设备在现在看来还是很简陋的

这OODA的Orientation应有situation awareness 的意思,看了些有关文章, 发现BOYD提到CULTURE TRADITIONS 和 GENETIC HERITAGE 似乎说明他注意到了东西方军事思维的不同点. 只是对一般美国军人来说, 这要求高了些. 另外, 游击战对任何正规军都是个难题, 毕竟时空范围太大, 有限的军力难以胜任.

也可以省了他疯狂研究军事历史了，他的好多东西在共军军事学说里都有的。

orientation这个词不大好翻，有熟悉情况、调整心态之意。新学生入学或新职工如厂，第一天的熟悉情况，也叫orientation，所以说它是situational awareness也是可以的。按照Hillaker和Spinney的讲法，orientation在OODA里面，主要是指根据环境的信息，形成对情势的判断。

心态调整(你原来提到的,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强调相对于机场跑道，无线电导航台，航线转弯点，

地面标识等参照物的位置。

如果orientation能力不好，做几个转弯机动之后，

很容易就忘了东南西北，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特别是在非目视飞行环境里，比如云层里，

没有任何地面参照物，只能靠姿态仪，

罗盘，地图及无线电导航仪

来决定自己的位置和方位，

以便决定自己下一步行动,比如转弯或改变高度，

由于时间有限或者座舱内的工作量很大，

常常心算完成，非常不容易。

现在有GPS加移动地图，orientation非常简单直观，

但是容易造成经验不够的飞行员过分依赖GPS。

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机动更加复杂，还要考虑敌机的位置，

这个orientation难度就更大了。

如果推广到商业活动中，我猜想主要是对自己位置的了解，

尤其强调相对于商业对手，或相对于商业目标的位置。

这个位置可以是实力，业绩，趋势等等指标。

总之是在知己和知彼之后，再加上己和彼的相对位置，

作为下一步行动的参考。

不知道这是不是伯伊德所说的orientation的意思。

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最早接受OODA和灵活、敏捷的作战思想的。越南战争后，海军陆战队意识到，自己在数量上、装备上和训练上都不适合高强度的消耗战，所以在北约抵御华约的作战序列中，精锐的海军陆战队没有被部署到中欧的富尔达山口，而是在北欧的挪威。未来战争中是否还需要大规模两栖作战也成为一个问题。海军陆战队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开始对自己未来定位和相应战略的探索，重点是如何在未来战争战胜优势敌人。

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学校的战术部主任韦利上校（Mike Wyly）是越战老兵，他对消耗战已经深恶痛绝，开始探索战术改革。正在这时，以主张在中欧作主动防御出名的文职战略家林德（William Lind）把已经退休的伯伊德介绍给韦利，韦利、林德和一小批中下级军官根据海军陆战队短小、精干、紧密的特点，开始研究机动战。如果伯伊德的“小团体”可以叫战斗机黑手党的话，那韦利的小团体或许可以叫机动战黑手党，尽管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叫法。阿尔弗莱德•格雷在还是准将的时候，就听到过伯伊德的讲座，当时格雷是海军陆战队的条令部主任。尽管格雷对伯伊德的理念很赏识，但格雷并没有对贯彻这些理念采取实际行动。在格雷任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师长时，机动战黑手党的一些青年军官在军官俱乐部里向格雷建议，考虑改革海军陆战队的基本战略。格雷同意了，开始邀请韦利和林德来第二师传授机动战的思想，并在海军陆战队里展开对机动战的大规模的公开辩论。机动战的种子在海军陆战队里扎根了。

格雷升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后，以机动战统一海军陆战队的基本作战思想。1989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1号作战手册（等于是所有作战手册的总纲）按伯伊德的思想重编，很多关键段落基本就是从伯伊德的讲义里拷贝过来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海军陆战队上下各级就是按照这个思想作战的。前海军陆战队司令Charles Krulak上将把海军陆战队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卡夫奇战斗归功于伯伊德的军事思想，卡夫奇战斗在大战之前打响，小股海军陆战队轻装突击，占领了部分伊拉克前沿阵地，然后有组织地撤离，极大地迷惑了伊拉克方面对战争的判断，调动了伊拉克的主力，打乱了伊拉克的部署。

伯伊德的影响不止于海军陆战队。在接受伯伊德的传记作者的访谈时，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说，斯瓦茨科夫最先递交的作战计划确实是从科威特正面用优势火力和兵力横扫伊拉克的。受伯伊德的机动战思想的影响，切尼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方案，紧急召见伯伊德来五角大楼咨询几天后，切尼断然否决了斯瓦茨科夫的计划。国防部长对作战指挥到底有多少直接影响难说，但国防部长对战争的政治指挥是国防法规定的。斯瓦茨科夫的第二个方案就是著名的“左勾拳”，后面的事情就是历史了。

美国陆军最终也接受了伯伊德的军事思想，“空地一体战”、轻装甲战斗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即使是一直对伯伊德即爱又恨的美国空军，也组建了将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预警机混编的远征联队，增强部署和应战的灵活性。

拉姆斯菲尔德称伯伊德是“孙子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入主五角大楼时，力主“军事事务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主张用轻小、灵活、具有精确打击力量的“银弹”（silver bullet，意指精密、高效、万能）军队，就是深受伯伊德思想的影响。不过有人批评说，拉姆斯菲尔德过分依赖技术，忽视了人的因素；伯伊德的军事改革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问题，然后对症下药，而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革命只有一个空洞的概念，对这些概念的可实现性根本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完全是主观意志，正好是伯伊德毕生痛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美军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战术胜利和战略失败，恰恰是伯伊德理论的反例的集大成。

伯伊德的为人是一如既往地令人讨厌，兴致来了，半夜3点钟会打电话到同事、朋友家里，大谈战略或飞机的问题；女秘书们常常被他的粗话、脏话弄得泪水涟涟；争论得火气上来了，一面唾沫飞溅，一面手指就戳到人家的胸口，雪茄烟灰顺着人家的领带滚下来，即使是顶头上司或级别高得多的军官也不管，有两次实在恼了，甚至把雪茄烟屁股按在将军上司的领带上，上司们能喜欢他吗？他对家人也一样严苛，家一直住在“下只角”的窄小、昏暗的简陋公寓里，和他的退休收入十分不符。两个孩子长期为忧郁症和困扰，和孩子们的关系僵到家里人直担心第三个孩子拒绝参加父亲的葬礼。伯伊德的葬礼上，海军陆战队仪仗队鸣枪致敬，政界、军界高官云集，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一个资深陆战队上校在伯伊德的骨灰罐边放上有地球和铁锚的陆战队军徽，这是海军陆战队的最高敬意。海军陆战队也在伯伊德去世后48小时内，提议伯伊德的家人将伯伊德毕生的研究笔记和藏书转移到海军陆战队学院图书馆专门开辟的特别收藏室。但空军除了乐队和仪仗队外，只派了一个根本不认识伯伊德的中将。多亏和伯伊德一起在朝鲜的天空就共同战斗过的退休将军们出面，空军派出4架F-15作空中分列式，但天气实在恶劣，没飞成。但是伯伊德在高层有很多朋友，国会出面问询（congressional inquiry）为什么如此人才在空军得不到重用，空军只得压住火气，将内利斯的Aggressor中队的大楼以伯伊德命名，以平息对空军的指责，但是空军心底里还是对伯伊德的违规犯上和桀骜不驯极为不满，不想竖这么一个榜样。

伯伊德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死党们直到现在还是每周三晚上在Fort Myer的一个小酒吧里聚会，离伯伊德安葬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只有不到一英里，谈伯伊德的旧事，谈伯伊德会对某件事怎么说。伯伊德仍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战斗机黑手党还在战斗。Everest Riccioni在Wright-Patterson期间曾主持过第一次战斗机超音速巡航的学术会议，可称战斗机超音速巡航之父，但近年来成为反对F-22的急先锋，指责F-22重蹈F-111的覆辙：重量太大，系统太复杂，成本太昂贵，机动性不足，不适宜空战格斗。最大的问题在于空军将只可能负担一支规模较小的F-22力量，据2005年国防预算，将只能部署180架F-22，不足以应付世界各地的复杂情况。F-22再先进，也没有分身法。相反，维持一支一定规模的F-15、F-16力量，对增加空军的作战弹性有极大的作用。Riccioni还强调隐身和超音速巡航对打击恐怖分子毫无作用，同时证明F-22相比于F-15并没有实质性的性能提高。关于Riccioni对F-22的指责，将另文评述。Pierre Sprey在推动A-10计划后，离开了国防部，除了偶尔就军事改革问题作一些讲座外，转向自己心爱的超保真录音，自己开了一个MapleStudio录音室，专录爵士音乐、宗教音乐和布鲁斯。他把F-16简单、直接的设计思想用到自己的录音室，不用数字混响，不用多点麦克风，甚至不用前置放大器，只用单一功放。当然，他用的每一个器件都是顶级的，甚至是手制的，但他坚持了F-16上“少就是多”的理念，只不过是在和战斗机绝然不同的领域罢了。事实上，用最精心的思考，但是最简单的实现，这是工程设计的极致。问题是人们很容易被闪耀的新东东所迷惑，而忘记了简单之美。Tom Christie在国防部负责武器系统的作战评估，Frank Spinney，战斗机黑手党的另一个成员，至今仍然在国防部工作，他是披露F-18E的wing drop问题的核心人物，并且用OODA来分析、抨击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

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早已开花结果，三代机中唯一和能量机动无关的F-14退役了，而基于能量机动理论的F-15、F-16还要继续服役一段日子，F-18E可能还要服役30年。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伯伊德被称为美国建军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无名小卒。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对伯伊德关于主动、灵活、敏捷、轻巧、信息流通、不拘一格的军队思想的推崇，强调战斗中的大胆、灵活、出其不意，非线性作战（即不分前方、后方），打击敌人的关键节点，庖丁解牛式地导致敌人的崩溃，是今天美国军队变革的基本动力。即使在中国，时下时髦的所谓“系统对抗”的说法，其实也是跳出OODA中的具体步骤，而在OODA的总体上所做的对比。

伯伊德的IQ据说只有90，他自嘲说这使他不胡思乱想没用的东西。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是70年代以来美国空中优势的理论基础，伯伊德的机动战理论正在对美军的作战理论和实践发生影响。伯伊德将武士的心、工程师的头脑、清教徒的自律、传教士的使命感集于一身，他认准了一件事就一条道走到黑，无怨无悔。伯伊德是一个奇人，真奇怪好莱坞怎么没有给他拍一部电影。

可以想象，当别人拿一张纸摆在他的面前要他在上面勾勾划划，他屑于拿这当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