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云南七日（全） -- 神游

咋听着象卖大力丸的呢？

俺吧，倒没觉得那个教授那么不堪，但确实觉得她的想法挺可怕的，而且，也明白了为啥作假的被惩罚那么困难

三个问题和一个小故事

今天上午分组讨论的话题是昨天专家论坛的延续，那就是学术道德问题。我所在的组大概有二十多人，中方代表稍多于美方代表。

开始时好象比较平和，但随着一位陕西老师的发言，讨论变得异常热烈起来。

陕西老师说他有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从网上下载的别人的课件用于教学，这是不是属于剽窃或者抄袭、是否涉及版权问题。

问题一经翻译，我看到所有的美方人士都一致摇头，毫无疑义地给了否定答案。大家纷纷告诉他，用网上的资料是被允许的，只要注明资料来源，不会涉及版权问题，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声称这是自己的课件。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实际上很缺乏关于学术道德的技术性教育。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版权”、声讨“剽窃”，但是到底什么是 “版权”，怎么就算“剽窃”了，大部分人并不是很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明白。我在国内时，没有课程讲解这部分内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的猜想是依然没有），大家就是凭借一种很朴素的理解来定义“剽窃”。毕业论文的文献部分也是很笼统的列一个清单就算了。一旦发生问题，判断的标准也很模糊，到底是“无意中的技术性错误”还是“有意的剽窃”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处理的结果也和具体事件负责人对“剽窃”的个人理解很有关系。可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专门的这种课程。我清晰地记得，老师用很多实际例子给我们讲解“引用”和“抄袭”的区别，如何正确的引用，以及引用文献的具体格式。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课程中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单子，上面是一些常见的引用格式错误，她让我们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修改，并且慷慨地承诺，如果有人全部修改正确，期末的学期论文可以晚一个月交卷。结果，没有一个人全部正确―――实际上，老师说在她的教学生涯中，还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得到晚交学期论文的待遇。尽管我们还在犯错误，可是从这个课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在第一堂课上，大家曾很激烈地争论某篇文章是在引用还是在抄袭，到课程结束时大家的看法非常一致。技术性的定义非常重要，这种教育也非常重要。只有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才能让不想抄袭的人不“在无意中犯错误”，也不给真正抄袭的人留下可钻的空子。很多时候我们单纯注重道德上的讨论而忽略了技术上的问题，对学生们的帮助可能是有限的。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陕西老师的第二个问题则引发了一场小型地震。

这位老师在问第二个问题前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其实今天问的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今天能够说出来对我也是一种解脱。不管怎么说，不管我做得对不对，我说的是实话。我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实话。如果是在政府组织的研讨会上，我是绝对不会这么说的。”

下面的这个问题让我惊讶。他说，在他的学校里，成绩单有两份。给学生和家长的一份是真实的，而“为了学生好”，正式记录在案的一份是修改过的比较“完美”的。他想问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话音一落，中方代表中就引起了一阵骚动，而懂中文的主持人甚至忘了翻译，急急地问：“是所有学校都这样做吗？”

陕西老师的回答让我心惊：“我所知道的学校都在这样做。”

在美方人员的提醒下，主持人翻译了问题，老美们的反应应该是“shock”。主持人再一次问在场的其他中国老师，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在这么做。

嗡嗡声。我焦急地等待大家的回答。

终于，有两个声音说“是”（其中一个老师来自提问老师的同一所学校），而旋即更多的声音说：“我们学校不是！也没听说过！”“这绝对是少数！”一个甘肃的老师气愤地说：“这样做的学校的校长应该撤职！！！”会场上更加骚动起来。

主持人轻轻地自语：“I’m glad I asked this question.”

陕西老师决心把话说到底：“我倒不认为是个别学校这么做。我在广东工作过，那里的学校也这么做。”

最初的骚动过后，大家开始讨论。

一个美国老师说她想一想，他们也在从另一种意义上做着同样的事。比如为了让学生考得好一些，主动透露一些考题。另一位美国老师说她是德国人，在几十年前的德国，很多类似现象也很普遍，也许这是发展中的必然。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回避自己国家的问题。实际上，我的电子信箱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让我买文凭的邮件，这和国内街头“办证”广告没什么本质区别。很多时候，大家面临的是相同的问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表现方式不一样罢了。

一个打工仔子弟学校的校长发言了：“我很理解这位老师，因为我也在做类似的事。我的学生告诉我，只有考了80分他的家长才会让他继续上学，可是他只考了 75分。我怎么办？我就把他的作文分数提高了5分，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上学了。刚才那位老师说这样做的校长该撤职，可是，我觉得也许这样做的校长比别的校长还要好呢！”

我觉得他说的好象是另一回事情。

经过了最初的惊讶，我尽量让自己的发言平和一些：“我想从另一个方面说说这个问题。这位老师一直在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好’，可是，这真的是对学生的‘好’吗？您说的是中学成绩单，我不是很了解，那我就说说美国对中国大学成绩单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国内有学校系统地修改成绩单，我知道的都是个人行为。就是这种个人行为，也造成了很大影响。许多美国大学已经不再相信来自中国的成绩单了，他们宁可去问他们熟知的中国人一所大学的好坏和成绩的可信度。我和我的朋友都曾被问到过。我只是想请这位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学生们真的因此‘好’了吗？这对那些没有修改成绩单的学生公平吗？”

主持人接着我的话题，告诉在座的老师们，她自己所在的学校就不再相信来自中国的成绩单了。老师们很沉默。

陕西老师的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评职称要求有论文。这位老师曾为别人做枪手写论文，价格是省级杂志论文每篇￥100。后来心里觉得不安，就改变了做法，写完论文将别人署名为第一作者，自己排在第二位。

这位老师还没来得及问他的问题，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就发言了：“你完全可以不做这样的事嘛！”

陕西老师回答得非常干脆：“我每月工资￥800，不这么做我活不下去啊！”

年轻女老师笑了一下没说话，我看出她并没有接受这种说法，只是不想再争下去。

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发言：“对于体制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做得太多，因为个人对于体制来讲无能为力。可是，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选择不做。”

确实，个人其实是可以“选择不做”的，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可能忘了他们还有这种选择。

离结束的时间只差5分钟了，但大家讨论的兴致还很高。肖老师悄悄地进了会场，坐在最后一排。

最后的这个问题是刚才的那个年轻女老师问的，是有关现实和道德的问题。她讲了个小故事，一个男子的妻子病重，没钱看病，无奈中抢了银行，“那么他错了吗？”

肖老师接过话筒，第一句话就是：“He is absolutely wrong!” 口气不容置疑。

这个回答让我愣了一下，因为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这么说，而会用更缓和的口气，尽管我同意肖的观点。但接着我就觉得肖老师是对的，我们可能太习惯用模棱两可的口气了，太喜欢强调“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了”，现在年轻人中间流行的“道德相对论”其实和这种“模糊教育”很有关系。

肖老师接着说：“如果我们认为他是对的，那么就不存在所谓道德了，没有对也没有错了。首先，这个人是错的，是有罪的。只是在量刑时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可以减刑而已。但依然，他是错的。”

我特别想加上，这就是现实和道德标准的差别。也许我们做不到，但是这不意味着道德标准应该让步。道德的建立不是凭空的，是要靠教育的。如果一个教育者对不道德的行为首先想到的是理解和同情，那么传递给下一代的信息是什么？他们的道德标准只能是等而下之。

激烈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主持人说了结束语：“孟子说过，生命是我所珍视的，但我珍视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有比死亡更让我厌恶的东西。我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

我发现，这篇儿时经常背诵的《鱼我所欲也》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其实，好多话，我们的老祖宗都已经说尽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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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的讨论

午饭后从餐厅出来时碰到了我熟识的天祝的常校长，刚才的讨论还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总想着多了解些情况，于是我问他：“常校长，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个问题，我对这方面的了解不多，希望您能告诉我一些。”接着我就说了两份成绩单的事情，并问据他所知这种情况在多大范围内存在着。

常校长一开始根本没有明白我在问的是什么，待到搞明白之后，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这种现象在他的学校里不存在，至于别的学校，他只能说在他了解的范围内没听说过。“学校的成绩统计工作是我亲自抓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已经是非常好的了。考进我们学校，能从这里毕业，已经说明他是好学生了，我有什么必要改成绩呢？好的学生成绩必然是好的，即使偶尔失误也说明不了什么，为什么要改呢？”

不知什么时候，那个提出这个问题的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常校长离开后，他对我说：“作为学校领导，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个问题的。”

我心里觉得非常不解。我相信这个老师说的是实话，但我同样相信常校长和其他老师说的也是实话。为什么这个老师坚持认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只是有人不承认而已呢？为什么说“坏”大家认为是在说实话，说“好”就被认为是说谎呢？再一次，有人作假不要紧，但是，如果大家认为“人人都在这样做，只是他们不说”就可怕了。

我问：“那么您认为，凡是说他们没有这么做的老师都在说谎了？”这位老师嗫嚅了两句，说那倒也不是。

我们接着往会场走，我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有学校有组织地修改成绩单。这位老师和他的女同事解释说也说不上组织，就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因为这个档案要跟学生一辈子啊！这么做是为了他们好！而且考试本来就不是统一的，我们学校的80分和别的学校的80分是不可比的。”

我忍不住笑了：“老师，就是完全抛开道德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同意您。一个学生的成绩单真的会跟他一辈子吗？我还没听说哪个用人单位要看高中成绩的。而且，您恐怕是低估了看这份成绩单的人的智力，难道他们就不知道一个学校和另一个学校的成绩是不可比的吗？一个好学校出来的学生，即使成绩差，恐怕也比差的学校学生有竞争力。而学校的教学质量恐怕不是改成绩单改出来的。”

和两位老师告别以后，我暗暗地责备自己。我的口气也许太激烈了。为什么从昨天开始，我这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呢？我一点儿也不想指责这个老师，更不认为他道德低下。实际上，这个老师说了不那么光彩的实话，我佩服他的勇气。但是，说实话是不是就是全部呢？我觉得不是。很多人喜欢用“必经阶段”来解释很多事。确实，也许很多事确实是“必经阶段”，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做事的借口，更不应该让我们觉得很多丑恶是理所应当。丑恶不会自行消失，它们的消失应该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说实话应该只是一个开始。

这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学术道德的讨论，也许是因为我以前从没有机会和国内的老师们讨论这样的问题。不光是我，整个会议最热闹的讨论也是这一部分，有的小组的讨论根本停不下来。我想，国内的老师们有很多的话要说，是不是应该组织更多这样的讨论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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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相当于重复了老师的实验结果，也就是说理论算法部分应该是一样的，可能做出来的实验结果会有小的差异。

我负责些实验报告，前面算法部分我就原文拷贝了老师的书，而和我同组的老美就很反对，他说这是抄袭，会被直接给D的，可是我觉得只要reference里边注明就行了，到现在还是没搞明白，到底算不算抄袭。

中间人

云南之行结束了。

我很庆幸自己最参加了这次活动。如果我没有来，就不会真切地知道在我的祖国有那么多人在默默地做着那么多让我敬佩的事情，就不会有机会认识那么多在思考的人，让自己的思想得到滋养。我们的问题很多，可是大家在努力，向好的方向努力。我们走得很慢，好多时候甚至停滞不前或者倒退。但是抱怨有什么用呢？批评可能是最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比抱怨和批评要多得多。

我所见到的人，不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职位高的还是职位低的，都在努力工作。我可能不同意他们的某些方法，但我尊重他们付出的努力。不管怎么说，祖国的每一点进步是他们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我的。换了我能不能做得更好呢？我表示怀疑。

在这些日子里，我时时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中间人”。在中国和美国文化之间，我是一个中间人；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我是一个中间人；在传统观念和新潮思想之间，我是一个中间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我也是一个中间人；在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中间，我还是一个中间人。

我很容易理解双方的想法和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也很容易看到双方的不同和冲突。但也许就是因为我太容易理解他们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沟通，很多时候都有一种无法帮助他们的感觉。

之所以对青树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青树和很多基金会做的事情不同。现在，在国内做事的基金会太多了，投入的钱也很多。可是，大多数人做的就是硬件的改善。实际上，我看到很多国内城市学校的硬件设备比美国学校还要好很多。但是，硬件是不是就够了？我觉得不够，软件应该是更重要的。网络和其他技术的发展只不过方便了人们获得信息，而一种教学理念的传递，用黑板、粉笔和多媒体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从来不认为美国的理念就都是“先进”的（说实话我们老祖宗的教育理念比他们先进了不知多少），我也不想把所谓我认为“先进”的理念贩卖给别人。但我希望国内的老师们能够多了解一些，眼界开阔一些，这样就会有善于思考的人来选择适合他们、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沟通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没有权力替别人做判断，但我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别的观点。我这种“中间人”做这种事情可能是最合适的，可是我做得可真差劲儿。

我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许，我可以努力做一个好的“中间人”。

后记

这篇“东西”是什么呢？日记？笔记？杂记？什么都不象，只能称为“东西”。连一向不认为自己有写作技巧的我也觉得写得实在是太差了，不禁脸红。我想说的话太多了，争着往我的笔下涌，我磕磕巴巴地说出来，不知别人是不是会觉得莫明其妙。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我想起了一位朋友教育我的话：“看文章，要看内容。”我就很阿Q地想，这篇东西尽管不是好的文字，但也许还算是有些“内容”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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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还要经常提醒自己别忘了，俺这人就是经常记不住这句话，您也多提醒着点儿哈

今天运气实在不错

神姐给透露一哈，豆包下次要去哪里？

俺觉得，信息交流就是让信息进出，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完成。思考和消化这些信息，然后开阔自己的眼界，这个过程不可能靠突击性的经济改革开放来完成，而是需要较长的磨合时期。作为这个过程的见证人，也是一种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