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几件趣事 ZT -- uibeacct

一、最幸运的部队个人认为，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七十个军中，运气最好的应该算是15军和42军。这两个军在各自所属的野战军种都属于小字辈，资历浅，缺少红军底子，42军（东野五纵）还是整个东野十二个纵队中组建最晚的，在国内战场上战绩也不算很显赫。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建国后这两个军都预定要撤编，15军将要改编为西南公安军，由野战部队变成公安部队，42军则要干脆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办农场去。“就在这危急关头”（呵呵），朝鲜战争爆发，有道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42军便成为当时距离战区最近的一个军，当然必须入朝参战，在朝鲜又表现出色，回国后当然不会再被撤销番号，还成为广州军区的主力军之一，保持至今。15军的经历也差不太多，需要从四兵团抽调部队入朝参战时，四兵团所属的老资格主力13、14军都负担有地方守备、剿匪任务，已经分散到各地驻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集结，而15军为了等待改编当时就是齐装满员，集中部署，随时可以出动，于是小弟弟便走到了大哥的前面。入朝后15军的表现有目共睹，上甘岭一战天下闻名， 连中野的老资格主力12军都只能给打打下手，15军就此声名大振，隐隐有与老资格王牌万岁军一争高下的势头，这么好的部队回国后当然不会再变成公安部队，61年更受到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垂青，与原空军陆战一师合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空降军。

二、最倒霉的部队有人走运就有人倒霉，这里的倒霉并不是指的打了什么大败仗，而是打了胜仗却落了个坏名声。个人认为人民解放军中最倒霉的部队可能是35军.这个军是以原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和在济南起义的吴化文整编96军合编而成，从编制来看。35军的三个师中各有两个团来自鲁中南纵队，一个团来自吴化文军，鲁纵老部队当然是新编的35军的主力。当时的解放军中，有起义部队色彩的部队不少，仅在三野，就有33、34、35三个军，为什么说35军最倒霉呢，因为起义部队和起义部队也有很大不同。33、34军中的起义部队是来自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59、77两军，也就是原来的张自忠将军的第33集团军，那是打响七七事变第一枪的英雄部队，而35军中的原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前身却是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伪军，汪伪时期曾经配合日军扫荡我鲁中根据地，与鲁中南纵队的老八路们可谓是冤家对头，现在汉奸头子反倒当了军长，三个师的师长也都是原来的吴化文的三个旅长，鲁纵的老战士们可以想像心里别扭到什么程度。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渡江战役中，本来三野是准备以几个主力军合攻南京，没想到国民党军根本不打算防守南京，解放军刚一渡江就撤走了，于是三野就以当时在浦口作战的35军占领南京，进军总统府。这项考虑主要是因为35军是新部队，没有老部队那种骄气，在南京比较容易保持纪律，解放南京是好事，可是传出去的却变成了 “国民党军”甚至是“汪精卫伪军”占领南京，仗基本上是老八路们打的，却落了这么个名声。这种说*在今天的一些战争纪实作品中还时有出现。好在没过多久，35军番号撤销，所属三个师改归浙江省军区指挥，吴化文也转业到了浙江地方工作，35军的老八路们大概就可以装没听见了吧。

最具名人效应的部队――12军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70个军中应该说没有哪个军没有出过几个将军，甚至元帅，所以这里所说的名人效应并不是单纯指的出了几员开国名将，还包括一些驰名全军的著名战斗英雄，甚至还有一些被我军结束了军人生涯的民国历史上也堪称叱咤风云一时的著名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12军，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按番号排列在中野排名第六，按历史来说在中野排在一二三四七纵队之后，正好也是第六。六纵在中野各部队的历史不算长，比一纵（红一方面军的老底子）相比更是差不少，但是，六纵建军后作战英勇顽强，屡败强敌，迅速成为中野头等主力部队。六纵的司令员王近山，三个旅长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银可能是中野同级将领中知名度最高的，李德生将军历任12军军长、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总政治部主任，党中央副主席之职，职位之高在开国将军中绝无仅有，更在1988年获得上将军衔，成为我军历史上少数双料将军之一。1988年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时，首批十八名上将居然就有三名出自12军，堪称奇迹。

说过了将军再说说战士，12军历史上出过两位闻名全军的英雄，其一是王克勤，在巨野战役中，当时还只是18旅52团1连1排的一名班长的王克勤，带领全班战士创造性地发挥了战斗互助作用，一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而自己却无一伤亡，战后《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在全军范围内组织“王克勤运动”，在全军范围内推广王克勤的“思想互助、体力互助、技术互助”的带兵经验。王克勤在1947年担任了52团1连1排的排长，在定陶战役中英勇牺牲，从此以后，1排就获得了“王克勤排”的称号。12军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英雄人物也是以练兵闻名全军，这就是35师的一个副营长郭兴福，在1964年全军大比武时，郭兴福创造出了一整套训练方*，从实战出发，战训结合。在军长李德生少将的主持下，报请总参批准，以“郭兴福教学*”的名字迅速向全军推广，掀起了我军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训练高潮。

在我军的历史上，俘获过无数的各级敌军高级将领，但是若说知名度高，还真没几个能比得上12军（六纵）俘虏的两位。其一便是国民党军暂编三纵队司令孙殿英，即民国历史上极负盛名的“盗墓将军”。二十年代，这位孙司令利用自己驻军遵化的机会，盗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墓，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盗墓贼，一直到1947年不情不愿的迈进六纵18旅司令部的门槛时，孙的贴身卫士仍然手拿两个收藏者东陵余宝的箱子。12军的另一位非自愿客人就是蒋介石手下与戴笠、徐恩增齐名的大特务头子，三青团的创始人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在打别的对手时，对于敌人的高级将领，一般是能俘就俘，捉不到活的击毙也无所谓，而这一次，六纵却是明确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活得不要死的，把负责攻打康泽司令部的18旅54团难为得够呛，总算最后不辱使命，把一个虽说头部受伤但总算保住了一命的康泽送进了战犯管理所。

12军的另一位不情不愿的客人或许没有前两位出名，但是其特异之处也很值得提上一笔，这一位就是胡宗南的亲信部下国民党第5兵团中将司令官李文。李文的特异之处一是在于他指挥了国民党正规军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西南战役中的新津战役，战役结束时已经是1949年12月25日；另一点更出奇，李文居然在一年间有两次从我军手里逃掉的记录。一是平津战役时，他在北平城里担任国民党9兵团司令官，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坐飞机逃了出来，投奔了他的老长官胡宗南，二是在西南战役结束时，他本来已经向我12军投诚，获得优待，允许他在重庆自由活动，他便借此机会逃出了重庆，去了台湾，沈醉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重庆逃了几个战犯，因而看管便严了起来”，至少有一份指的应该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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