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去世前已经有人酝酿政变 ZT -- uibeacct

九月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又与世长辞了。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连失去了党和国家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蒙受的损失是巨大的。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这些功绩永远不能为他的错误所埋没。毛主席“文革”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就我个人来说，对毛泽东同志亦怀有特殊的感情。从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毛泽东同志当作自己敬仰的师长，可以说是在毛泽东同志几十年的帮助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当此时，我是万分悲痛的。在向毛泽东同志遗体告别的时候，我痛哭失声了。人固有一死，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出毕生精力，做出杰出功绩的人，人民是会永远记住他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十月四日，全国人民还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之中缓解过来，“四人帮”经过密谋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光明日报》上用梁效的名义发表了。“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已显现在字里行间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四人帮”误党误国的倒行逆施日益发展，他们要向党、向人民摊牌了。我感觉到了党和人民下决心除掉这些党内蛀虫的时候了。为此，我曾两次找到叶剑英同志。第一次是在得知毛泽东同志病危的消息以后，我预料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毛主席身后会有动作，他们会借毛主席的名义干不可告人的篡权勾当。我到叶剑英同志处，与他深谈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比我更知底细，他肯定了我的判断。我说，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家伙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让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叶剑英同志深深地点了点头，他也正在考虑着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我还向叶剑英同志建议说，下命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同志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十月六日上午，我又一次驱车来到叶剑英同志家里，诉说了自己看了近两天来报纸上宣传的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文章后夜不能寐的心情，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盘托出。我说，事不宜迟，如果再不动手，江青、张春桥等人就要动手。如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他们手里，就要走大弯路了。叶剑英同志坚毅地告诉我说，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当即拿起电话要通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说，肖劲光同志对解决江青、张春桥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很重要的看法，请你抽时间当面与他谈一谈。估计华国锋同志当时正忙得脱不开身，叶剑英同志让我在他处等一等。十几分钟后，叶剑英同志再次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华国锋同志还是没有时间。临近中午，叶剑英同志留我吃饭，我没吃，就告辞了。后来，在怀仁堂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了华国锋同志，他面带歉意地对我解释说：“你那次要与我谈‘四人帮’的事，因为正在忙于布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能够与你面谈。”这一次在叶剑英同志处，我还与他谈了对海军“四?五”会议的一些看法，提出会议给我做的上“贼船”的结论是不实事求是的。同时，也反映了“四?五”会议以后，与苏振华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一些分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军委开会传达中央23号文件，即《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散会以后，我与苏振华同志走在一起，考虑到下一步在海军的传达工作，我对他说，刘冰的信写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说邓小平同志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这件事我们不要抢先，看看情况再说。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思想上存有疑虑，另一方面是因为自一九七五年以来，苏振华同志积极倡导在海军贯彻邓小平同志“整顿”的方针，海军党委内部思想比较一致，工作是有起色的。此时，如若贯彻《要点》精神，意味着下一步的工作必须转向，这是一个很大的弯子，不管怎样，慎重为好。但是，我的这个意见并没有被苏振华同志采纳。十二月份，海军准备召开扩大传达中央23号文件的会议，苏振华同志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要有个代表常委的发言，重点讲清伟大意义，把主席指示讲清楚；当前这个翻案风要制止，不制止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巩固。当前这个翻案风就是搞复辟，讲清危害；讲清为什么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此后，他领导海军积极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亲自带领海军党委常委去运动的先行点清华大学参观“批邓”的大字报，在参观中做指名道姓的“批邓”讲话，调子很高。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了“两个决议”，海军又很快组织召开了海直机关拥护“两个决议”的大会，苏振华同志在书面发言中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法西斯暴行”，充分说明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已经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等等。以后多次讲话超过了中央的提法，“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毛主席的指示，又有“四人帮”制造的强大的政治压力，绝大多数不具备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胆略的党的领导干部，受传统的纪律约束，针锋相对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唱反调是很难做到的。我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中央的调子讲话。”但是，历史发展到一九七六年，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在用或明或暗的各种方式拥护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抵制“四人帮”的“左”的一套，即使是不得不说违心的话，表态也都十分有限，有的干脆沉默不语。而作为一个一九七五年曾积极拥护过邓小平同志“整顿”方针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苏振华同志的这些表现，使人想法很多，也很难让人理解。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对叶剑英同志说，如果在对待“四人帮”这个问题上，苏振华同志的态度明朗，我们过去的一切分歧都算不了什么，可以不提了。叶剑英同志要我与苏振华同志当面交换一下意见，并就“四人帮”的问题向他吹吹风。从叶剑英同志家里出来，我径直来到苏振华同志家里。他由于生病在家，对中央准备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将在叶剑英同志处谈的这些意见开诚布公地与苏振华同志谈了。我还向苏振华同志谈了“四人帮”有野心、有问题，并转达了叶剑英同志的意见。苏振华同志听后对我说，你说话要谨慎，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我得知中央正在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以后，心里无比兴奋，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我回来后的当天夜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的措施，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四人帮”，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党和人民的胜利载入史册。

--摘自《肖劲光回忆录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