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奔向复苏或者奔向危机的2007 -- 葡萄

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

　　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关于中印对比，国际上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以及更健全的法治环境终究会让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后劲。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印度就像一条坑坑洼洼的普通公路，但方向是明确的，因此车走得虽然慢些，但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

　　但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印度最大的疑问恐怕也是她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形成并运转的。此次访印，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印度民主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可以归结到两点。其一，民主是将复杂的印度粘合在一起的必然选择；其二，不能以效率的眼光来衡量印度民主的优劣。

　　从1948年印度独立时的情形来看，我能理解第一点。自独立以来，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大的骚乱，但民主制度毕竟让印度这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维持了统一的局面。这得益于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宽容。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我的意愿，如结社、演讲、示威等等。尽管这些表达未必能够得到意想的结果，但表达本身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潜在的巨大冲突。

　　然而，印度民主的危险在于，这种趋势太过强烈，以至于导致政府始终处于无为的状态，说得严重一点儿，就是发生了政府的“公地化”倾向，即一种无人负责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始终不能被印度学者的第二点理由所说服。尽管我不认为民主制度一定要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相信民主制度至少应该造就一个向民众负责任的政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度民主的表现令人失望。

　　从独立之初到1979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印度政治是国大党控制下的寡头民主制。尼赫鲁以其在独立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得以像君主一样统治印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印度“最后一位英国绅士”。在这位“英国绅士”的统治下，印度经历了相对平静的十几年。

　　参与我们项目的一位印度学者多次向我们回忆起“庞贝”在1950年代的辉煌。“庞贝”(Bombay)是孟买在殖民时代的旧称，而“孟买” (Mumbai)是当地马哈拉什塔语对这座城市的称谓。为了清除殖民时代的印迹，马哈拉什塔邦在1980年代初将“庞贝”改成“孟买”。但是，对于讲英语的上流社会而言，孟买永远是“庞贝”。这不仅是对一座城市过去的怀念，而且也是对印度社会过去的秩序的怀念。

　　尽管贱民在形式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其标志是贱民出身的安倍卡博士获得了起草印度宪法的机会)，但国大党以及尼赫鲁本人并没有触动种姓制度的意愿。可以说，甘地夫人遇刺之前的印度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社会。但是，19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迅速走向碎片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而且，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活跃，并有和中央政治分庭抗礼之势。因此，确切地说，印度的民主始于1979年，而不是1948年。

　　关于印度与中国体制的对比，我感触最深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的泛滥。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可能的确是既妨碍经济增长、又搅乱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当收入较低时，民众的预算约束很紧，政客因此可以通过小恩小惠赢得选票。在印度，政客拉票的一个手段是为贫民窟里的居民提供一些小实惠，比如通电、通水、修厕所之类。这并不是说民众的素质低，而是因为他们太穷，一丁点儿的小恩惠就可以给他们解决很现实的困难。但是，他们能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 政客只会在选举的时候露一次面，其他时候就把他们忘了。

　　民粹主义在印度虽然没有像在拉美那样演变成灾难，但其负面影响仍然清晰可见，最主要的表现是，政客们利用民众的利益诉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甚至也不顾他们的政党主张。

　　人民党在上次大选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由于2003年经济增长超过7％，形势大好，执政的人民党决定在2004年提前进行大选，希望打国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实和人民党开了一个玩笑，选举结果是国大党获胜，原因在于农村选民对人民党的政策不满，认为经济增长没有惠及他们。国大党组阁之后，为了报答农村选民，很快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诺政府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这样一个法律，显而易见是无法实施的；它仅仅是迎合选民的一种姿态而已。

　　民粹主义不仅成了政客拉票的手段，而且也遮蔽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孟买纺织厂区改造就是其中一例。

　　孟买的纺织工业曾经很发达，但自1980年代之后便走向衰落了。孟买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用地非常紧张，纺织厂集中的地区恰恰在半岛中部的黄金地带，仅从用地角度来看，迁走这些工厂也是合算的。孟买市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计划，搬迁这些工厂，但围绕着搬迁之后工人的安置和土地的使用，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当地方议会终于在1990年通过法案的时候，工人的安置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关于工厂土地的使用，则采用了一个看似非常公平的办法：每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进行商业开发，三分之一用来建平民住宅，三分之一为公共用地。对于工厂主来说，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低，且代价过于昂贵，因此， 1990年代没有几家工厂得到改造。到了2000年，孟买市政府悄悄重新阐释了1990年的立法，将原先所说的“工厂土地”定义为“没有建筑物的空地”。这样，只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用于公共用途。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引起工人和社会活动家的极大不满，近年来抗议不断。

　　我们和孟买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就此事进行了较深入的交流。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根据她的说法，多数纺织厂主是在殖民时代获得他们的土地的，所付的价格是象征性的，比如一卢比一英亩之类；因此，这些土地都是公共的。再者，纺织厂停产之后，工人的生计没有着落，而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再就业计划。根据她的说法，多数工厂实际上还是可以盈利的，之所以要关闭这些工厂，完全是因为工厂主追逐土地升值的结果。最后，她还认为，改造计划破坏了这里的工厂生态和社会生活，而它们是值得保护的。

　　当天晚上，我们又和一对在美国读过书、回来以后继承了父亲产业的兄弟交流。座谈是在他们正在改造的一个工厂里进行的，他们给出的说法和女教授的说法的差异很大。首先，他们告诉我们，60％的纺织厂主是从他人而不是政府那里购买土地，所付的价格也是市场价。比如，他们正在改造的工厂的土地，是 1960年代购得的。其次，多数工厂即使能挣钱，也不如把土地一次性地卖掉划算。孟买的房子非常贵，某些海边的公寓价格达到12万元人民币／平方米，兄弟俩开发的楼盘每平方米也达到8000元人民币。最后，如果继续执行1990年的法案，工厂改造将遥遥无期，而根据法律，只要工厂不倒闭，哪怕不开工，工厂主也必须付给工人工资。多数工厂债务因此滚雪球似的增长，兄弟俩就给他们改造的工厂的工人付了巨额的拖欠工资。

　　这个故事让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可以想见，比1990年法案更好的办法似对整个纺织厂区进行重新规划：“三分之一”规则可以继续遵守，但不是针对每一个工厂的土地，而是针对整个工厂区。比较好的地段的工厂可以全部规划为商业用地，较僻静地段的工厂全部划为平民住宅区，其他地段的工厂划为公共用地。实施这个方案需要各方的协调和妥协，政府的工作量很大；而1990年法案貌似公平，实际上却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由于泛政治化，市场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印度民主的一大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所接触的印度学者——至少那些非经济学者——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当我把上述我认为更好的方案说给女教授听时，她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理由让工人们住到僻静的地段去，因为那样会剥夺他们的生计。的确，如果政府不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工人们的生计要受到影响。但是，政府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在重新规划之后，政府完全可以划出一部分商业用地，用于低层次的商业活动，保障工人的就业，同时保留大部分用于高层次的商业开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