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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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骑兵团(十三)

十三

接近根据地,道沟少了、炮楼少了,可战场的景象更加凄惨。经过日军“三光”掠夺的乡村,满目断壁残垣,处处见坟幡、户户闻哭声。路边上、墙头上贴着鬼子的布告,说这个司令被砍了头,又说那个司令投降叛变了……搞得战士们心里十分郁闷。

在大扫荡期间,太岳、冀中、冀南、鲁西、豫东、豫北的抗日军队损失惨重。其实,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与129师骑兵团同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也被打散,高树勋司令长官带着新八军和六十九军残部逃过黄河、跑到后方去躲了起来。相对而言,高树勋还算是好的,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在岗村宁次的面前选择了投降,从42年到43年,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淑……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国军部队了。

八路军没地方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咬牙坚持和敌人苦斗。可是,眼看着先前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大家的心里都有些没底:这抗战到底还能打多久呀?

有位好心的老乡劝刘春雷:“小伙子,你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

“我不回去。鬼子杀了那么多人,这口气我忍不了”

“眼下这股鬼子太厉害,咱们打得过么?”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旁边交通员插话说:“要不,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再接着干?”

大刘气坏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人,老百姓不知道,你当交通员的还能不知道?不打鬼子、鬼子能走么?再散布这种逃跑言论,先就崩了你!”

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顿时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从河西街临阵脱逃的王占奎也回到了部队。他是老兵,班上的小兄弟都不愿意揭发他,刘春雷说:“老王,你自己想想,应该咋做才对得起刘金魁和崔连喜”。

“班长,我明白”,王占奎就去政治处坦白自首了。

王占奎进了骑兵团的惩戒队,许得和、李树茂却从军区的惩戒队回来了。由于劳役期间的表现好,再加上军区机关要分散打游击,他俩都获得了减刑释放。回到骑兵团,李树茂当四连的副连长、许得和担任一连的副连长。

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四连有个嫉恶如仇、刚烈如火的连长韩永正,一连有个文武双全、深孚众望的指导员孔庆忠,能管得住这两位副连长。

孔庆忠是新调来的干部,但骑兵们对他早有耳闻。还在地方游击队的时候,孔庆忠就以“一副眼镜一把枪,一袭长衫一身胆”而声名遐迩,是个能写、善辩、会打仗的人物。他是大学生、还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裔,“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他比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还要高两辈,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宋美龄见了孔庆忠也要喊爷爷。

刘春雷弄不清孔老夫子的家务事,他只知道孔指导员的毛笔字很漂亮,经他手写的标语,不仅教私塾的老先生十分佩服,甚至连日本鬼子也跑去观摩、“哟西哟西”赞叹不已。

42年下半年,骑兵团的驻地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元城一带(今河北大名县卫河以东)。这期间,冀南军区的干部战士大都换成了便衣,只有陈再道司令员还穿着军装,陈司令觉得军事首长穿便衣会影响士气,所以就军容整齐地带着警卫连到处跑。主力部队中,只有骑兵团还穿着军装,由于兵种的特点,骑兵无法分散行动,整个团都聚集在根据地。

机关团体和步兵化整为零打游击,骡马就成了累赘,各单位都把马匹送到骑兵部队来,搞得骑兵团头一次出现了战马比战士多的情况。虽然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但大家想起来却难免心酸。

元城附近是一分区的根据地,也是冀南军区现存的最大地盘。说它“大”,其实南北宽不过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骑上快马抽两鞭子就跑出了界,骑兵在这个狭窄地段根本施展不开。当时,冀中军区的骑兵团被打垮了,115师骑兵团也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129师骑兵团该怎么办?一时众说纷纭。

曾玉良团长坚持认为骑兵不能下马,要主动出击扩大作战范围。可是,去哪里打仗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每次打仗都有群众跑到敌占区去,仗打多了会导致游击区的人口大量流失;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烧光杀光抢光,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晚上,村干部敲着锣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活下去呀……”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群众宣传队、政治工作队每天都去游击区搞教育动员,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岗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经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成天抗战,把鬼子抗到灶头,抗战也该到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地方干部也埋怨部队:“你们不打几场漂亮仗,害得我们没办法开展工作”。

打漂亮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部队化整为零了,最大的单位也不过是一个连,别说打不下坚固的据点,就是在野地里遇到敌人大部队也顶不住。八路军整天游击来、游击去,除了骚扰还是骚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事就去招惹日本,把鬼子招来了就赶紧跑”。到最后鬼子汉奸也肆无忌惮了,一出动就是五百一千的大队人马,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不怕八路军。

129师骑兵团是冀南军区唯一保持建制的主力团队,想要“打漂亮仗”只有指望这支大部队了。而且骑兵战士们也很想打硬仗,憋着劲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打大集镇去!打赢了扬眉吐气,打输了大不了是个死,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

在这种情绪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骑兵团连续进攻周边的日伪中心城镇。打下金滩镇,守了一天;打下回隆镇,守了一晚上;猛攻临漳县城一昼夜,却又功亏一篑。

进攻临漳县城的主力是新七旅二十团,他们虽然是主力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游击、临时集中起来打攻坚战,难免配合生疏、战斗力大打折扣。打着打着,骑兵团就不得不由助攻变成了主攻。临漳城里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这伙鬼子兵十分凶悍,八路军打了一晚上才攻破城防,激烈的巷战从拂晓打到中午,最后还剩一个据点没能攻克,敌人的援兵到了,骑兵团只好撤出战斗。

一连指导员孔庆忠(兼党总支书记)带着惩戒队收拾东西,遇上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在战场上,惩戒队的“犯人”不用打冲锋,但是要抬担架、搬梯子、运送攻城器械,这些工具是向老百姓借的,所以要在政工干部的监督下逐一归还。糖葫芦老头看见八路军来还东西,就问:“怎么回事?又要跑了?”

孔指导员说:“老大爷,我们是奉命令撤退的”

“什么破命令?”老头火了:“舍身取义才是正经命令”,他指着街口工事里的日军尸体: “看看日本小鬼子,个个死在阵地上。那些龟孙能做到,你们为啥就做不到?”

战士们被骂傻了,孔庆忠惨笑着说:“骂得好,今天不死在这里说不过去了”

惩戒队的三个战士愿意和指导员共赴死难,王占奎说:“老人家,明天请记着给我们收尸”

老头回答:“这事跟我说不着,有人收尸就埋在一块,没人管就拉倒”。

于是,孔庆忠就带领三个战士和一个倔老头,守着磨房打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被葬在了一起。

对于孔庆忠、王占奎等人的阵亡,有人觉得值得学习,有人却认为是不服从纪律的表现。况玉纯政委说:“好战士要忍得住委屈、受得了磨难,要咬紧牙关坚持住”。

刘春雷心想:咬牙坚持,到啥时候才是个头?自古艰难唯一死,不如和鬼子拼了,敢牺牲就是大丈夫。

八路军接连攻击了几个大集镇,效果不明显。而鬼子却在加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建到根据地了。

8月底,一股伪军越过卫河、进驻了一分区旁边的孙甘店,加上先前被鬼子占领的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日伪军在元城以南的据点就连成了线。

在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丢失,冀南和太行山的主要通道已经中断,如果再让日伪军占领元城一带,冀南军区不仅要丢掉目前最大的根据地(也是一分区唯一的根据地),而且会被敌人将冀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割裂开来,这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曾玉良团长感觉到事态严重,作为军区唯一的拳头部队,骑兵团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孙甘店。

有消息说,孙甘店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营300多人,还有鬼子的一个“教育班”,由一个日军少尉见习官指挥。

这个情报是否准确,当时并没有认真核实。因为,一听说这股敌人是“东亚同盟自治军”,曾团长就认为把他们赶出孙甘店没有问题,以往,这帮家伙属于见到八路军就跑的角色,战斗力差得很,所以骑兵们也没把他们太当回事。

这时候,骑兵团的总人数不到400人,经过连续的奔波作战,战士们都很疲劳。但团领导一声令下,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刘春雷正发着高烧,由于受伤期间没有休养好,他的身体一直比较弱,动不动就感冒生病,骑在马上直打晃。可他一声没吭、咬牙坚持着,他知道,战友们都看着他这个新上任的政治班长呢。

在军队当班长、当排长,兵头将尾,最忌讳两条毛病:一是娘娘腔,让别人觉得你是“二尾子”;二是打仗之前装病,让伙伴们以为你是胆小鬼。犯了这两条,没有人愿意跟着你冲锋陷阵。所以,在战场跟前,即使真病了也得硬扛着。

骑兵们接近了孙甘店,由于是夜晚、又是在平原的开阔地上,看护战马的力量必须加强,团长派三连和四连“守马桩”,命令一连负责主攻,二连尾随,从南向北进攻村子。这么一来,骑兵团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就只有两个连。

敌人进驻孙甘店不久,寨墙还没有修好,炮楼也只建了一半。战斗打响,骑兵一连就迅速攻占了南边的两座大房子,二连也顺势向纵深进攻,敌人抵抗了一下就往村子北面跑,八路军于是紧追过去。

那天晚上没月亮,黑漆漆地什么也看不清,大刘本来就发烧头晕,这下子就更迷糊了。他先是带着几个战士顺着墙根跑,没留神前面蹲着个人,被绊了一跟头,起初还以为是敌人,揪住就要打,再仔细一瞧:“嘿嘿,指导员”。

指导员张存有埋怨说:“你们瞎跑什么呢,注意敌人有埋伏”。大家趴在墙脚探头张望,果然,前面拐弯处黑乎乎地蹲着一大片人影子。于是开枪打,可打了几枪,敌人一动不动,不还击也不逃跑,大伙奇怪了,分头包抄上去,到跟前一摸才知道,哪里是什么敌人啊,是一些修据点用的石碌子。

大家松了口气,指导员也乐了,手一挥、接着冲。刘春雷跑在前面,猛然听见身后的战友喊 “小心!”,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咕咚”一声掉到井里去了。

这口井挺奇怪的,没有井沿。大刘稀哩糊涂栽下去,顿时成了落汤鸡,好不容易被人拉上来,才发现帽子、马刀和步枪都掉到井里面了。当时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他想:等天亮以后再来捞东西吧。

把刘班长拉上来的战士是“好孩儿”,他本名郝二孩,原先是献县县委的通信员,从冀中突围出来以后被骑兵团收容了。刚参军的时候,“好孩儿”白天笑嘻嘻、晚上做恶梦,半夜醒来大哭大叫,搞得全班战友都睡不着、陪着他掉眼泪。

从井里爬出来,连队都已经冲过去了,刘春雷赶紧向前跑,看见他湿淋淋的狼狈模样,大伙都哈哈笑。二连长张起旺递过来一把三八枪,叫他和郝二孩先把俘虏押下去看管起来,“找个屋子把衣服弄干,你还正生病呢,别再受凉了”。

这时候,大半个孙甘店已经被八路军占领,敌人被逼到了北边的半截炮楼和几处简易掩体里,凭这样的工事,敌人肯定守不住。刘春雷和郝二孩把十几个伪军带进街边上的一户人家,“好孩儿”坐在桌子上拿枪比划着俘虏,大刘脱得赤条条的,躲在门背后拧衣服。

屋子里的事情还没有整清楚,外面的枪声却突然激烈起来。刚开始,大刘还开导郝二孩:“这是敌人想突围,垂死挣扎”。可后来发觉不对劲了,枪声越来越猛烈,并且逐渐蔓延到村子南边去了。俩人赶紧跑到院子里从大门缝往外看,发现街上跑来跑去的都是伪军,敌人反击了。

“打了几年仗,从来没听说过伪军晚上敢搞反冲锋,真是想不到”。

不仅刘春雷想不到,骑兵团的干部战士也都没想到。原来,进驻孙甘店的敌人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团,有800多人,这股敌人的指挥官也不是什么日军见习少尉,而是“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的参谋长程兴华。这个程兴华原先是129师386旅18团的副团长,曾经也算是个敢拼能打的人物,可惜思想品质不过关,最终堕落成为了汉奸。程兴华毕竟要比其他伪军更了解八路军的战术,很快就发现我军的兵力不多,立即组织两路反突击,在黑夜里被打慌了神的敌人也重新嚣张起来,疯狂地进行反扑。在经验上先入为主的骑兵团对伪军的这个“非常规举动”准备不足,顿时被冲乱了,双方陷入了混战。

院子里的大刘感觉情况不妙,正琢磨着该怎么办,屋子里的俘虏们突然“咣”地把房门给拴上了,十几个家伙在屋子里面大叫:“弟兄们快来啊,这里有八路!”。被关在门外的刘春雷和郝二孩气坏了,掏出手榴弹就想往窗子里扔,可这时候,躲在柴房里的房东跑了出来,一家老小抱住他俩哭喊:“大爷啊,可不能炸我们的房子啊!”……两个八路没办法,只好跳院墙跑了。

由于敌人正在修据点,孙甘店里到处都是砖堆土沟,刘春雷借着各种障碍物的掩护七转八转,好不容易带着郝二孩找到了连队。伪军人多地形熟,八路夜战经验丰富,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打到拂晓,附近南李庄和大名县城的日伪援军快要赶到了,曾玉良团长只得下令撤出战斗。

这一仗打得不好。虽然也消灭了百把个伪军,缴获了几十枝枪,但搞夜袭的祖宗反被伪军打了夜袭,大家的心里都堵的慌。刘春雷更郁闷,他的宝贝马刀还在那口井里面呢,这可真是吃了大亏。“好刀啊,养伤的时候,部队给我保存得好好的,结果丢了在井里头,可惜了”。

三连和四连守马桩,没捞着打仗。四连长韩猛子很不甘愿地说:“下回打仗,让四连上前头冲。你们一连只会赶鸭子……”。

一连长万怀臣闷头不吭声。这是他从管理参谋调任连长后的第一仗,本想露个脸、却吃了锅夹生饭,气得说不出话来。

孙甘店没能打下来,但由于撤出战场及时,部队损失并不大。回到驻地,骑兵团照例进行讨论总结,大家认为攻击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预料到伪军的顽固态度。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兵力不够,以骑兵团目前的力量最多只能是“赶鸭子”,要歼灭敌人实在很吃力。

况玉纯政委评价说,夜袭孙甘店应该算是一次胜利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第二天,陈再道司令和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1945年牺牲)也来了,首长们说,骑兵团这次打孙甘店是“摸了个底”,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经过这么一表扬,战士们重又兴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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