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国】商鞅变法 -- 电子赵括

在分封世袭制度的崩坏下,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特权阶层中最底层的士.他们中有不少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根基,被迫到处"流浪"来寻找新的饭碗.其中虽然有人成为了商人学者,更多的则是以新的官僚参与国政.其中的不少人带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复奔走于各个君主之间,成为了后人所说的"策士"或"说客".然而,他们中能够得到君主亲自赏识的凤毛麟角,因此大多寄身于各国有权势的官僚府上,成为了"食客".商鞅,张仪,蔺相如,范雎,李斯等后来名闻天下的大人物都曾有过"食客"的经历.这成为战国时期政治的一道特别的风景.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秦孝公即位.这时候各地的诸侯国仍然有不少,黄河以东强国有六个(就是战国其它六雄),淮河一带还有十几个小国.他们对秦国有相当的歧视,认为那只不过是个偏僻的"蛮夷",甚至禁止秦国参加诸侯的会盟.孝公以此为奇耻大辱,当即决定发奋图强.这样的背景下,秦孝公于公元前361年发布政令求贤.商鞅听说后,于同一年入秦,并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然而刚见面的时候孝公对这个卫国人的说教并不感兴趣,长谈之下居然打起了瞌睡.出来后孝公连"伯乐"景监都骂了一通,说你怎么给我挑了这么一匹吹牛胡扯的马.不过,在商鞅的请求下孝公还是第二次接见了他.就这样翻来覆去,直到第三次时孝公才有所醒悟,私下告诉景监这个人不得了.双方第四次见面时已经是几天几夜长谈不厌了.得到了孝公的信任后,商鞅在公元前359年变法革新.

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都记载在《商君书》中,这是一部法家的经典著作(其作者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它是伪作或在后世被人增减).其中的主要方面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反驳：“这都是俗人的言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利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好邪”的说法，商鞅也针锋相对：“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等。”《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去强》说：“兴兵而代，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２０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其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巨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竞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受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这一点,它强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观点.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个人对法家学说的看法,它和儒家道家等学说各有所长,适合于不同的社会,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但要根据情况加以适当选取.每逢乱世时法家的学说总能得到重视.秦朝之所以能够从"蛮夷"一跃成为天下的霸主,以及后来弱小的曹操能够从东汉的乱世中脱颖而出,法令通行重视农战都是很重要的原因.战对乱世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了,而农即粮食,后来的长平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注解.赵括被围后断炊,而白起绝对不会卖给他;同样,赵国缺粮齐国却不借.把自己的口粮寄托在他人的恩惠上,是无法在乱世立足的.

在经济上商鞅也进行了一些变革,他采取了重赋清税的政策.所谓赋和税,实际上是古代中国税收的两种方式.税是指地租,按照一定的比例上缴收成;而赋则指人头税,按照人口来收纳.秦朝一统天下后沉重的人头税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此时却有积极的意义.当时秦国的现实,是土地广大而人民稀少,急需垦荒.因此商鞅废井田,把大家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后又实行人头税制度,同时鼓励农垦.不管你开垦多少荒地,我只按照人口收税,这是让利于民的举措.同时针对三晋地少人多缺少粮食的状况,商鞅广招三晋的农民入秦,以"外国人"开垦农田而动员秦国本地人参军建设国防.这样的政策在当时当然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因此有相当的吸引力.然而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承了东方各国"地少人多"的秦朝却并没有及时对这一政策作修改,相对微薄的土地使得人头税变得相对沉重,反而成了埋葬秦朝的一大因素.不过这个责任不应该由商鞅负,毕竟"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

商鞅变法十年后秦国就强盛了起来,"道不拾遗，山无盗贼",这样的治安,电子赵括在那里恐怕要失业.(^_^)"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大家都敢打仗而不敢打架,达到了"乡邑大治"的地步.从此以后,秦国的霸主地位再也无法动摇,一步步踏上了称霸天下的轨道.

• 1，先秦
• 这是一介的，我给他从hotmail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