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一统的语言与麻烦 -- 江上苇

接下来再说文言与白话。所谓文言，就是指书面语言，而白话，则是指口头语言。秦汉之交的文言和白话，其区别还是不甚明显的。但再往后走，到东汉魏晋之间，日常用语和书面文字就开始出现分歧。东汉的郑玄就已经认为春秋战国的书籍有些读不懂了，而再往后，到刘宋的《世说新语》，作为当时口语的记录，和同时的文赋比起来，差距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文言和白话的分离，有点像龟兔赛跑。口语和生活的发展是同步的，而文学语言的发展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离起跑点越远，两者的差距就越大，最终达到两者无法相互联系的地步。从这点上看，文言是乌龟，白话却是兔子，而且是不会打盹的兔子，所以乌龟总是落后。在今天，一个有点文言文常识的人，就可以轻易读懂两千年前的《谏逐客书》；但即便是对古代语音有相当了解的专家，也难以用两千年前的古音把这篇文章读出来。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语音的大变革与词汇的大发展，总是出现在蛮族入侵或是民族大融合之后。这些入侵或是融合，加速了帝国社会中日常用语的发展，但对书面语言的推动却极其有限——那些连文字都欠缺的蛮族文化，还不足以影响华夏世界对《史记》之类经典的效法。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在经历了几次大的蛮族入侵之后，传统的入声韵便已在元朝版的北方拼音方案《中原音韵》中消失，但元朝人写出的文章，仍然和前代相仿佛。一直要等到帝国时代结束之后，在另一个新时代里，才会有聪明人站出来，推动白话文的写作，从此口语与文学才又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其中的好处，相信大家都已经深有体会了。

然而再一次的文白归一，对于帝国时代的人们来说还遥远得很，于是那些书生们就免不了要头疼了，他们面对着一堆难题。

首先，如果他们要写文章去表述自己的思想，传统就会要求他们一定要使用“古时候”的语言，而不是用当下的白话去描述事实，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文化，所有的同僚都会瞧不起他。于是，他就必须刻苦钻研古人的语言和思想，而不是去钻研如何说好自己的语言和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样苦读出来的书呆子，常常便和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产生了隔阂，当他们在台上之乎者也地讲大道理时，台下的听众们往往都在睡大觉。于是这个帝国从文化形态上被分裂了：上层的精英们使用着一种化石般的语言去统治国家，而下层的老百姓则是用另一种鲜活得多的语言去过日子。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难以相互理解，他们不再能够像起初那样亲密无间了。皇帝和他的助手们常常会发现，即便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他也很难通过劝说而获得子民的认真支持，于是他只好采取暴力威胁。而习惯了在鞭子下出工不出力的老百姓，对国家事务也越来越没有责任感——反正他们既看不懂公示牌上的布告，也听不懂书呆子们的演讲。他们很无奈地总结出自己的国家哲学：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呗！当没有鞭子或是鞭子的力度比较小时，他们就倾向于磨洋工。而当这些老百姓中的某个人，因为偶然的机遇坐上皇帝的宝座后，他就会习惯性地觉得使用鞭子是理所当然，甚至更进一步，把鞭子换成刀子。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被人们习惯，就成为了难以被改动的传统。而后人们一旦忘怀了那些很可能是出于高尚目的的初衷，他们往往还会把权宜之计变得更加俗不可耐。

而且，即便是精通化石语言的精英们仍然会有烦恼。他们常常吃不准到底该用哪个时代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该简洁朴实好呢，还是雍容华丽好？不同的朝代有过不同的文风，深厚的积累不但给后代的书呆子们提供了学习资料，也提供了无尽的烦恼，让他们眼花缭乱之余，却不知道到底学谁好。他们拼命地效仿那些伟大的前辈，可是时代的差异注定了他们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于是，唐诗之后不再有唐诗，而宋词之后也不再有宋词，明清人虽然努力地效仿，但他们做得最好的还得算是时调和小说。

文学思想与表述方法也成为了帝国的精英们吵架的重要话题，这些书生们形成了许多派别，很少有不党同伐异的。越往帝国的晚期走，派别就越多，每一派别都有自己的师法，千篇一律地把一些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奉作祖师爷。于是这些本该去创造思想的人们，往往就在吵架中碌碌无为，白白地耗尽了自己的岁月。这个帝国的思想越来越少，口水却越来越多。

我们当然不喜欢鞭子，也不喜欢吵架，可谁让这个帝国在漫长的历程中，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辉煌得不容置疑的回忆呢？我们必须承认，深厚的历史积淀是一柄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