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胡侃海抡】关于国共抗战协作分工的问题 -- 煮酒正熟

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是邓小平提出的。与之配套的，还有不争论、朝前看。这个是1979年改革开放背景下，邓氏的战略政策。当时不这么做，要深深纠缠于一些恩恩怨怨和理论争执，什么也做不了。

类似的邓小平理论，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发展就是硬道理、不要问姓资姓社等等。严格的说，这些是政治策略。

今天还有人在哲学上拼命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是“选题是检验智商的最好标准。”

浮云因为遇到板砖太多，所以借用了不争论，只是用于贴子，使用概念当然于领导国家完全不同，所以没有提邓小平。报歉。

二、宜粗不宜细的借用，正是针对碎片兄的论史方法。

根据经验，浮云坚决执宜细道理。当代人物事件，只要说清细节才能说清一切。当年世纪大审判，如果黄吴李邱不是经法庭验证没有参与武装叛乱，四员名将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赵侗一事，现在已经细到除了接触不到的档案，全翻出来的程度。比如聂荣臻回忆录说赵是“逃跑”，而不是“叛变”。一词之差，意义非凡。

我也可以回答你赵侗进入根据地的情况。开国少将叶长庚将军1984年写的一本回忆录，其中一章记录了他在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任代理司令员期间，参加消灭一支国民党“挺进队”的事情。其中有一段：

一位自称是队长的找到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公函说；“我们是国民政府从重庆派来的‘北上抗日挺进队’，奉蒋委员长的指令，到山海关一带进行抗日活动，尚请贵军进行配合，提供方便！”。

我接过公函一看，上面果然盖有国民政府国防部的大印，上写，“兹有‘北上抗日挺进队’由重庆出发抵山海关，沿途各部准予放行，不得阻拦…”。

经反复考证推断，这个队长，就是赵侗。当时当地，没有第二支来自重庆的队伍。

有人喜欢从大角度治史，有人喜欢从小角度研究。浮云现在对当代史，持尽可能细的态度，不行就存疑，宁可没成果，也不乱讲话。反正，我也不靠研究历史混饭吃，业余爱好，开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