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相原创】周恩来在彭德怀“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时所扮演的真实角色 -- 叶成斌

如果要了解彭德怀从被揪回北京到最后遭致迫害而死的全过程，就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从1966年便开始叱咤风云、威震中国政坛多年的中央文革（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与中央文革碰头会。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名义上是陈伯达，这是毛泽东提名的，但陈推辞不就，说他自己是书生。毛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注1】（81页）陈伯达虽然挂名组长，却对小组内的很多大事不能作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虽然列名在陈伯达之下，甚至连中央委员会成员都不是一个，却能拥有格外的权力，这种怪诞不堪的格局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谬，而在文革期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中央文革是毛泽东自食前言、重返中央第一线，支持、肯定林彪等人推动个人崇拜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浩劫顽固的进行到底的必然产物。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文革不但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发动、推动文革运动的两大政治拐杖之一。如此非驴非马的机构何以爬到了中央书记处甚至政治局之上呢？其背景正是来自于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中央文革”不断奖掖、扶植，直至抬到吓人的地步。 据原中央文革成员之一的穆欣回忆，毛在1966年7月24日的会议上给中央文革鼓劲，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注2】（763页） 我们都知道，中央文件的行文格式一般是属“中共中央、国务院”，有时候加上“中央军委”，所谓的“中央”指的也就是这三家。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却“有幸”列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 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杰作。

在1967年1月11日下发中央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时，毛泽东忽然亲笔把中央文革加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才党史上都是罕见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机构包括八届中央书记处可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的，而且也是画蛇添足，因为中央就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实际上中央军委也不常用，按照《邓选》中《中央要有权威》的解释说中央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注3】（112页）关于这一点，连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该书1467页）

到了1967年2月16日，毛泽东让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注4】（127页）

实际上，毛自己早就把中央文革当成了书记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谈话时指出“去年六月以来，（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注5】（1481页）这就说明，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江青实际上是等同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就是原来邓小平的位置。 

1968 年3月28日，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毛话音未落，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组。“学习班”全称叫做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负责人是周恩来。毛发话以后，学习班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组长，林彪；副组长，陈伯达、康生、江青。【注6】（227页）

毛泽东不但在政治规格上高抬中央文革，还经常密授机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策划于密室”。1966年12月26日，毛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临时通知一些人晚上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这次晚饭的出席者既没有毛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没有“总管家”周恩来，甚至没有“老朋友”李富春、“顾问”康生，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的十一个常委中除开毛泽东、陈伯达之外，都不是这顿饭的参与者。根据中央文献版也就是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460、 1461页介绍，这次与宴的人员包括陈伯达、张春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可以说是清一水的中央文革核心成员。

这顿饭谈不上丰盛，不过是四菜一汤外加一些烤白薯、煮玉米、面条之类的寻常食品，可透露出来的消息却是惊天动地。毛泽东还破天荒的举杯祝酒，他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也就是吹响了全面夺权的号角。

关于中央文革的权威，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中央组织部不在我们手里。”话音甫落，中央文革就在中央组织部宣布原部长安子文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六个副部长全部撤职，中组部完全瘫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去年六月（指1966年6月）代替了书记处”并非虚指。

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中央组织部不在我们手里。”话音甫落，中央文革就在中央组织部宣布原部长安子文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六个副部长全部撤职，中组部完全瘫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去年六月（指1966年6月）代替了书记处”并非虚指。

“红卫兵运动”涌现出来的“五大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无一不是唯江青马首是瞻。他们目空一切、眼中无人，除了毛泽东、江青等少数人以外，其它的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也只有江青代表毛泽东、中央文革才能指挥得动。韩爱晶就说过：”别的我不怕，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

毛泽东、江青夫妇对红卫兵呵护有加，还经常予以大面积的褒奖。陶铸出事以后，毛泽东亲自给红卫兵评功摆好，他说：”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还说：”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在江青的授意下，公开炮轰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他说周恩来折衷主义、和稀泥，还暗讽周恩来对毛泽东进行软顶。1967年5月，王海容密报毛泽东，说社会上出现攻击周恩来的风气，毛泽东指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换言之，像周恩来这样量级的人物，仍旧避免不了外界的攻讦，与之相对应的是周不敢有半点辞色，而缓解这些指责的只有毛泽东及其麾下的中央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