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什么会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 -- 叶成斌

十里长街送总理这件事在西西河论坛里面，有的朋友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傻才会出现这一情景，而且还举了造反派作为旁证，对于这样的判断，我不敢苟同，说一点个人的看法。

谁都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实的老百姓，最听话，对政府的指令最俯首贴耳。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比较胆小，不爱惹麻烦，不喜欢给政府添乱。算得上天底下第一号的顺民。千百年来，如果不是政府压榨老百姓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老百姓是决不会轻易上街造反示威游行的。多年以来的宣传和教育，让中国的老百姓自我反省到了不应该有非分的欲望，不应该把自己特立独行于集体之外，更不应该不听政府的召唤。一个“顺”字已经笼罩了一切。

可就是这样一批天字第一号的顺民却在公元1976年一月的某个清晨自发的站在了十里长街的周围，送别一个78岁的和他们自己没有任何血缘、骨肉关联的老人。北方的一月是最冷的季节，我们现在重温那段往事，我还记得有一位中年男子怀抱他的孩子，眼泪就顺着他的眼睛框淌了下来，这种眼泪既不是电影上的那种矫揉造作，也不是西方政治家演说时候的小伎俩，而是来自于一种感情，发自内心的感情。

当时的情况是上边对于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有着严格的控制，这点与那位朋友提到的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截然不同，造反运动是得到了上面的允许和支持，中央文革甚至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所以，造反派的横冲直撞本在意料之中。而周恩来逝世后，对于他的身后悼念的规格以及纪念活动的安排都显得莫名的微妙。

中国官方的说法一直是说四人帮干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而高文谦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中则把干扰阻挠的根源锁定在毛泽东的身上。不管这两种说法的矛头指向哪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周恩来的悼念活动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大张旗鼓的悼念周恩来不是来自官方的布置。

可是，这时候，一场从未有过的，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由民间发起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由十里长街送总理这一刻起拉开了它悲壮的序幕。

鲁迅以前批评起自己的同胞往往不留情面，他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他无情的揭露中国人的自私、虚伪、矫情、胆怯，有些看法虽然不乏偏激，可也都入骨三分。但是，在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的这些个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一部分的中国人却在1976年的一月暗暗的站了出来，他们为悼念一个老人不惜打破了他们胆怯、自私、虚伪、矫情的面具，他们露出了他们真的感情。

我们都知道，十里长街送总理既没有什么物质奖励，也没有口头上的表扬，既没有周恩来、邓颖超亲属的发动，也没有外国人的怂恿，有的只是这些宁愿站立在寒风中接受眼泪、悲痛等回味的交织下的普通百姓的一张张平实的脸。而等待他们这些疲惫、悲伤的人们的也决不会是赞誉、鲜花和垂青，相反则是责难、威胁乃至法办。可这些人并没有过分的计算后果。

他们就用这张朴实的脸，就用他们悲痛的眼泪这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对眼前即将走向消失的老人的钦佩、仰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如果说这样的行为是一种所谓的傻，那么，这种傻却恰恰的迸射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优秀品质中的底蕴。而在灵车中的周恩来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也正是这种底蕴的最好的例证。

今天，我们之所以抱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敢于迎风而立的“傻”，而增加的却是某些所谓的聪明、圆滑和世故。我们呼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也就是呼唤这种“傻”一般的精神实质的回归。

我生也晚，没有躬逢这一悲壮的历史时刻，却有幸通过现代化的手段经常温故它的轨迹。当我注视着屏幕上那些衣着朴素的人们在寒风中挥泪的情形，我就会为中华民族还有这样一批“傻子”感到庆幸，这也许就是鲁迅说的“中国人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