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天京事变”的祸首是谁？ -- 司马水镜

有外国人布列治门，麦高文和雷诺兹根据几位天京事变目击者的叙述整理而成的三篇外国通讯，自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概因资料来自清朝与太平天国以外的当事人，较为中立且提供了此前史料中未曾涉及的很多细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天京事变的真相。但史学界也有很多人对这三篇通讯的真实性表示了质疑，认为所谓的“目击者”只是道听途说兼凭空捏造伪证，这三篇通讯实为伪史料，不可相信。徐彻先生的《天京广场大屠杀事件质疑》即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本文谨想就此文观点提出一些商榷意见。

(一)

徐彻先生在文章中存在一再对所引用的史料加以主观诠释的现象，这一点是令人遗憾的。以对三篇外国通讯来源的说明为例，《天》文在开篇即援引了三份史料来源的说明，它这样写道：

“麦高文记载是根据一个跟随燕王秦日纲亲见内讧经过情况的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写的。布列治门记载是根据肯能和另一个不记姓名的洋人及一个不记姓名的中国人的口述写的。。。雷诺兹曾为目击天京事变的两个欧洲人作了口述记录。”

从以上陈述及原文中的相关说明来看，三份通讯的涉及的目击者应该有五个人，(四个洋人，一个中国人，其中雷诺兹提到的两个欧洲人只有一人提供了口述)因为在文中，为肯能做口述记录的布列治门和麦高文都明确指出肯能的同伴是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作为美国传教士的麦高文还指出这个美国人曾经被美国领事馆拘留以证实其身份，可见和雷文提到的通行的两个欧洲人是不同的。而《天》文在总结三篇文献来源时却说：

“ 既然三篇通讯的材料来源相同，脱稿时间相近，通讯价值

相等。那么，三篇通讯的内容即应大体相当、基本符合，不应

出现前后严重对立、尖锐矛盾的现象。试想，同一个肯能在场

短一个月时间内向三名记者的口述不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吗?”

从作者前文的引述看，三篇通讯中的任意两篇都并非完全相同的来源，实际上仅仅是其中两份文献的提供者中有一人重复而已。而只要有不同来源，记录人就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取舍，怎么能一口咬定“材料来源相同”，进而认定这三份口述就应该“基本相同”，否则就是捏造，“自相矛盾”呢？我们知道，几位口述人所陈述的事实有些是亲历，有些仅仅是耳闻甚至加上了自己的猜测，如果是后者，完全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说法，更何况，通讯的整理者并不全是忠实地记录口述，如麦高文的通讯就是完全以第三者报道事件经过的口吻，将肯能的口述加入了其他方面获取的咨讯，他本人也说本文是对布文的补充，这也是造成某些叙述前后不一的可能。即使这数人之中有人说了谎，也不能证明四位口述者都说了谎。如果仅仅用某些记载因为道听途说和自行猜测乃至记忆错误造成的错误或矛盾作为否定“亲历”的依据，那《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和《李秀成自述》都可以被列为伪史料了，两者中出于有意或者无意而出现的错误难道少吗？

然而《天》的立论主要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之下：“同一个肯能在场短一个月时间内向三名记者的口述不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吗?”然后就依据其中的矛盾断定肯能是信口胡说。下面举例对文中中几段论述予以说明。

(二) 所谓口述中“自相矛盾”的例子

(1) 在“关于石达开回京及逃走”一节中，《天》文首先对比了布列治门和麦氏的说法，然后通过以下四点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一)布文说石只回京一次，麦文说石回京二次

(二)布文说石回京即要“韦昌辉之头”，否则“攻灭天京”，麦文说石首次回京赞同诛杨，但反对株连。

(三)石达开不是自安徽，而是自湖北武汉洪山回京。

(四)石达开回京时间不是阳历九月初旬，而是一八五六年十月初。

关于(一)，《天》文所谓的石达开回京二次便是这样一句话：““翼王既回军以肃清君侧，即要求杀北王及其党羽。” 这里根本没有说翼王回天京，只说“回军”，也就是起兵向天京行进。这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一面要求洪秀全诛韦，一面率军向靠进天京，途中遇宁国告急，乃移师宁国的。《天》文硬将石达开“回军”解释为“回天京”未免扭曲原意，如原文意系石达开已经带军回到天京，下文“要求杀韦昌辉及其党羽”当作何解？

关于(二)，实际上，布文根本没提石达开回京之事，原文只说“即得有足够兵力，便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同时致以恐吓，谓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明明是说石达开召集了靖难之师后奏于天王，如不得韦昌辉头才”班师回朝攻灭天京“，所谓石达开“首次回京便要求韦昌辉之头”，显然又是《天》文作者一厢情愿的诠释。实际文中的叙述与麦文所说石“既回军以肃清君侧，即要求杀北王及其党羽”如出一辙，并无矛盾可言？

关于(三)，石达开回京以后的行踪，天国上下都很清楚，肯能等人如在太平军中，必然知道，但肯能等并不在翼王军中，翼王回京之前的行踪，只可能来自耳闻，他们道听途说，加之中文水平有限，说法出现微小的出入并不奇怪，何况从种种情况看，翼王的确是先到安徽，后赴天京的，肯能等事后听说翼王自安徽返京，又逃往安徽军中，以为他是出征安徽，又何不可理解？

关于(四)，布文在开篇便提到提到“两个外国人不怎么熟悉中国语言”，因此无法提供确切的事件日期”，而雷文中口述者自己说“已完全不知何月何日”，四个外国人在太平军中既然在一道，对日期的模糊应该是共同的，在这点上，无论口述者还是记录者都是实事求是的。其中雷文的口述者记石达开返回天京的时间是东王被杀后的第六个星期，也就是1856年10月7日~14日，这和我们知道的石达开大约于10月上旬在到达天京是吻合的。口述者在这里“XX事件几个星期后”来叙述时间，他虽然说不出具体日期，事件间的相对时间却是正确的，可见说记不清楚日期不是故意推诿。照此看来，布文或麦文中的日期大约也都是后来推算的，即使出现记忆模糊或推算错误也可以理解。《李秀成自述》中对很多重大事件的记忆都有明显错误，1855年他本人在安徽带兵作战，却把1855年就已经失守的庐州说成是1857年6，7月以后才失守的，相差近两年，连载天京事变之前还是之后都弄错了，难道我们就能由此断定《自述》是后人伪造的吗？

接下来，《天》文又以布文说秀全密诏石达开回京杀杨秀清而石达开没有收行，而雷文说是杨秀清察觉自己处境不妙而召唤石达开回京相救，相互矛盾，作为存心做伪的证据。实际上，肯能等人并不在石达开军中，对石达开有没有收到过密函，以及密函是谁发出的，都只能是听说而已，可能是实情，可能是秦日纲韦昌辉造的谣言，又或者只是来自一些士兵甚至他们自己的猜度。当时天京内外谣言满天，无奇不有，布文和雷中的口述者既然是相同不同的人，对于自己没有亲历过的情况提供不同的传闻版本是完全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肯能和那个美国人与另一位欧洲人在石达开是否接到诏令及来自谁的诏令上说法矛盾，但却他们曾经同住在东王妻舅中，因而在叙述及东翼二王关系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是“好朋友”。如果是有意捏造，那么说“东王发觉自己处境不妙，急忙召唤他的好朋友翼王回京”这样的编造还合常理，而“天王召翼王回京，东王本人却正是翼王的好朋友”，这样复杂微妙的关系恐怕就不是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没有切身接触的中文有限的外国人随意想象得出的了。在东翼二王关系这点上，恐怕不能认定他们是事先串通了“供词”，否则在关系更为重大的“密诏”问题上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口径差异？由此看来他们曾经共同“历险”这点是可信的。对他们所持的说词，我们固然不能轻信，但至少可以作为当时流传在太平军中的两种说法予以参考。

综上所述，根据肯能等人自述，他们的经历是首先加入秦日纲的部队，然后随其至东王府，住在东王某妻舅府中，直到东王被杀，又再回到秦日纲部下，随之追杀翼王，然后因为各军都拥戴翼王而改为与清军作战，接着因为很多秦日纲的部众都投向翼王，他们也就趁机来到翼王军中，后随翼王返回天京，最终逃到上海。但凡不在这其中的叙述，只能来自传闻甚至是一己猜度，出现彼此矛盾是正常的。以不同口述者所说传闻的相互矛盾来断定口述者故意作假，恐怕证据不足。而《天》文作者由于一口咬定这些说法全都出自肯能一任，自然不免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三 由于断章取义忽略背景造成的问题

在此以“秦日纲回京的问题”一节为例。

(1)

首先，《天》文指出，布文说洪秀全“同时宣诏北王及翼王二人”，只字未提宣诏秦日纲之事，后文只含糊说又有两位将领被诛--即排列第七第八位的”，麦文中却自称秦日纲身边的人，而且绘声绘色地讲自己在秦日纲身边的经历，又肯提秦日纲的名字，雷文中却由亲随秦日纲变为耳闻了，认为其相互矛盾。

考查三篇通讯，可以发现布文和麦文都是以第三者--即报道者的口吻叙述的，根本没有出现第一人称自述。之所以出现布文没有详细说明肯能在秦日纲身边的经历，麦文中却有陈述，是因为两篇文章视角不同，叙事的重点也不同。

布文的重点只在介绍天京事变经过，而且全篇相当概括简练，文章开头说“据我们确切得知，东王，北王都已被杀”，根本没提秦日纲，当时距离距离秦日纲被杀已有一个月，对事件细节有兴趣的报道者不可能不知道秦日纲也被杀，但此处只提东王北王，足见布文作者对秦日纲没有兴趣。文末又说明，所介绍的只是“此次事件的主要情节”，而文章题目也是《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

当时在作者看来秦日纲只是北王的跟从者而已。遍观现存众多有关天京事变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没有提秦日纲，难道是因为这些著者都不知道秦日纲参与了天京事变？恐怕不是。天京事变的主角是领导核心成员，前期是东北天三王，后期是北翼天三王，秦日纲和陈承容等不过是些替人卖命的配角罢了。不要说清人笔记，连《石达开自述》也完全没提秦日纲，难道连石达开都不知道秦日纲参与了天京事变？布文既然是简单扼要报道事件“主要情节”，舍秦日纲不谈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为他没写就认定肯能等没有提。而麦文作为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长篇连载系列中的一篇，对事变细节的兴趣自然远远大于布文，它在介绍天京事变的同时，对肯能等的“冒险故事”也充满兴趣，所以才详细叙述了肯能等的经历及秦日纲在事变前后的作为。这也是为什么在麦文中为了叙述经历方便出现了布文中没有出现的“肯能”这个化名的原因。肯能等只是从布文的幕后走到麦文的幕前而已，无所谓自相矛盾。

说到布文中没有提到秦日纲的名字，我认为这很好解释，第一，整理者说得很清楚，肯能等因为中文不熟，说不清楚人物姓名，所以只提了爵位。第二，麦高文本人对太平天国颇有了解，而且他明确说自己的报道是”补充布文未载的部份”，因而他完全可能凭自己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布文中某些“第几位”换成实际的人物官爵和姓名。证据两个，一是麦文中有这样的文字，“那位据说被称作第八号的人物。。。。。。”可见肯能等对麦高文讲述时仍然使用的是“第七位，第八位”的说法，与布文并无区别。二是麦文中提到镇江守将时，麦高文在后面加力括号，注明“周胜坤”，又打上问号。这就表面，麦高文有根据自己对太平天国的了解把口述者所说的地位和官职对应出人名写入通讯的习惯，，这里之所以在括号中加问号是因为他没把握镇江守将是否系周胜坤(实际是吴如孝)。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是麦高文将肯能口述中的“第七位”变成了秦日纲，因为他是很出名的战将，而因为不了解“第八位”的情况，所以保留了这个叫法。不能因为麦文提了“秦日纲”的名字而布文没有，就认定是肯能在完善自己的故事。

再说到“雷文中由亲随变为耳闻了”一段，所谓雷文中“耳闻”的一段，就是口述者听说的所谓韦昌辉和秦日纲收到密诏而回京的过程，原文是“我们听说第二位曾经命令第五位的部队。。。官兵们说，如果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部队不进来的话，第二位就要杀第一位了”。

对于雷文中“听说”的这部份事实，麦文是这样陈述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从1840年起。。。。。。北王和顶天侯二人应召返京。。。。。。正当深更半夜，寓居在东王妻舅家宅的外国水手们突然为枪炮和战斗的喧闹轰鸣之声所惊醒。。。。。。。”

这段叙述说得很清楚，北王和顶天侯应召返京的过程中几个外国人一直留在东王妻舅府中，直到东王被杀为止。根本不存在什么“亲随”，其口径与雷文完全一致。《天》所谓“由亲随变为耳闻”的指责不知从何而来。

第二，《天》 文中还有一段令人殊不可解的议论，在引述完雷文德“我们听说NO2...”一节后，《天》文写道：“对照上段记叙，我们回想一下肯能对麦氏言及的他们进京经过的那段报道。。。。。。等等。同一个肯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向两位记者麦高文和雷诺兹却说出了内容迥异的话。”

无论是雷文还是麦文，都明确地指出，几位水手是在天京东王妻舅府中住了数个月后发生的天京事变，那么雷文描述天京事变时秦日纲进京的经过和“肯能对麦氏言及的他们进京经过的那段报道”有什么可比性呢？这是两段完全不同的经历，作者居然办它们从不同的时间点上裁剪来，以此断定“同一个肯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向两位记者麦高文和雷诺兹却说出了内容迥异的话，”殊为令人不解。

第三，《天》文作者又举出雷文中一句“韦昌辉和秦日纲就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然后说“东王杨秀清是有严格命令的，吃败仗者不准进城。而且正是用这一命令调走了韦昌辉。杨韦之间本有矛盾，杨忌韦怕韦。在杨要迫洪就范之时，对韦之返回不会无功无衷。事实上，杨正是拒韦入城的。”我们都知道，韦昌辉是秘密进京的，而杨秀清是在对韦昌辉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突然袭杀的，而《天》文作者却以东王的命令来否定否认韦昌辉秦日纲秘密进城这一点，甚至说什么杨秀清“忌韦怕韦”“拒韦入城的”，我们不由要问，在韦昌辉秦日纲进程的问题上，雷文和《天》文作者的叙述究竟哪一个更符合事实，更符合情理呢？

在第三点，《天》文作者实际是采信了清人笔记《金陵省难纪略》的说法。这本著作中对杨秀清被杀经过的记载十分荒谬，除了上面说到的内容外，它竟说杨秀清在逼封成功之后又亲自去行刺洪秀全，试想，既然逼封目的已经达到，又何必行刺？再说杨秀清大权在握，何至于要短刀白刃亲自去行刺洪秀全？《天》文作者将这样一篇充满荒诞情节的笔记奉为信史，仅以外国通讯与之不同这一点，就认定《纪略》是真而外国通讯是伪，实在太过武断----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天》文中又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史料对比的方式问题。

四 史料甄别不可先存定见

上文中列举了《天》文作者仅以外国通讯与《金陵省难纪略》的记载

不同而断言其为错误和捏造的一个例子，此类例子在《天》中中举不

胜举，是该文用以判别通讯为伪的另一主要手段，在此举“肯能等被

东王接见”和“肯能等目睹东王尸体”两节为例，这两节中，有以下

一些论述

1)东府门外“有大鼓一面，有事无论大小，皆于门前击鼓，内中

即有妇女出问。”但肯能却说他们“一直跑到一所大公馆”，根本未

提入门击鼓事。可见，他根本没有进过东府大门。

2)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载：“贼之伪府伪衙。。。门内不准

男子入。”又据《金陵杂记》谓：“(东府)其中妇女亦有千百，只

伴杨贼一人。”此点极其严格，洪、杨、韦、石、胡诸王皆然。但

是不了解太平天国礼仪的肯能却说，“(东府)院内充满军士”，

这纯系主观臆造！

3)《金陵省难纪略》称：“东王杨秀清，天父第四子，称九

千岁，其属上言呼九千岁千岁千千岁”。即“需三呼”。同书又

说；“(见东王)伪亟相入，三跪呼，然后起白事”。可见，拜见东

王要遵守严格的礼节，须三跪二呼，而肯能则只说“见了此人，

他们下跪。”并未三跪三呼，这乃是大不敬，应受惩处。

4) 杨秀情接见外人之地为“听事处”。《金陵省难纪略》说：

“听事处为船房，两旁嵌玻璃杜外窥，近上设贼座，座后立女官，

坐旁高笼，畜雀数十头以上为娱乐”。而对上述布置陈设肯能只

字未提，倒只说有“美丽的壁画”等人人皆知的东西。

5) 肯能自称亲睹东王之尸，请注意这是第二次口述时添加

的内容。但东王之尸是什么样的，穿着如何，何处受创，有无头

颅，如何辨识的，一概没说及。我们知道，诛杀东王是韦奉洪诏

之最根本的目的。因此，对他的尸首必然严加看管，不会同普

通尸体杂处。而且，东王的头颅必然要割掉，上交天王，以示奉

诏完成君命。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云：“天既明，(韦)函首致

天贼，请标为老奸头，榜诸罪状示众”韦被杀后亦如此。“函其

头，启致翼贼。”可见，重要人物被杀是要割头的。肯能如真的

看到东王之尸，也定为无头之尸，又如何辨认呢?何况，对东

王之尸。他仅只一提，而所有细节皆讳莫如深。从中可知，他根

午没有见列。肯能如若亲睹其尸，布列治门询问时，他一定迫

不及待地说起，因为这是作为目击者的最好证明。

(1) 且不说“有事无论大小，皆于门前击鼓，内中即有妇女出问”这种记载是否符合史实，肯能等是由秦日纲引见给东王的，就算要击鼓也用不着他们几个动手，秦日纲难道没有自己的仆从属下？

(2) 东王府不只是住所，也是天国军政所出之处，里面从早到晚只有东王一个男人？清人笔记出于某种目的做出这种荒谬记载并不奇怪，但《天》作者居然奉为信史却令人称奇。《天》文竟认为东王府“院内充满军士”是”不了解太平天国礼仪“的说法。试问东殿的上千名参护是住在哪里的？东殿的承宣官，同赞官，各种典官，也都是女人不成？《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根据史料整理出了东殿简单的结构：进入头门后，左为参护厅，右为承宣厅，接着是二门，后为大殿，内殿，九重天府，再后才是紫霞坞等处。难道参护厅，承宣厅里只有妇女，头门，二门直到大殿都没有守卫人员，或者只有女侍卫？

(3) 肯能等人是口述他们在太平军中的经历，不是介绍太平天国的礼仪制度，有必要对礼仪的细节一一详述么？肯能等并没说他们给东王磕头，长跪施礼是符合太平天国礼仪的。对细节吹毛求疵实无意义，在短短一篇通讯中对所有细节一一叙述更有失主次。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载他自己第一次和忠王见面的情形时说：

“(李秀成)从他的王位上站起身来，用英国礼节来跟我握手，请我坐在他的近旁。”

就算李秀成不要求呤俐下跪山呼吧，难道这位出身绅士国度的前英国海军军官连声好都不会问么？就这么握了手便坐下？实在太过失礼了吧！

(4) 肯能等并不是时常出入东王府，未必能记住东王府的陈设，何况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他敲登闻鼓请天王升殿的过程时，也没有记载天王府的建筑和殿内设施，是否也可以据此认定李秀成从来没近过天王府，因此只知道登闻鼓这种“人人都知的东西”呢？

(5) 前文已简要分析了《金陵省难纪略》对天京事变的记载有很多荒谬之处，这里再简要看一下这本著作的的成书背景，作者说：

“是书成于咸丰六年(1856)，先君子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1853)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1854)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越三年丁巳(1857)，馆于杭，课余亿及，信笔记之。故书本所载皆咸丰三、四两年(1853．1854)贼中情状。贼令暮四朝三，纷更不定，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系见．概不记录。”

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住在天京城内只是咸丰三年二月到咸丰四年八月，天京事变时，作者离开天京已经两年，其时正“馆于杭”，并不在天京，也不在太平天国属区附近，这样的记载有多大可信度？而且一面说“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亲见，概不记录．”，一面有对于并非亲见的天京事变又加记录，而且描绘得活灵活现，足见其中许多情节只是他的杜撰，而非史实。”

对于这样一部极不严谨，言行不一的著作，尤其对其中仅为道听途说且充满荒谬之词的对天京事变经过的记载，《天》文作者居然深信不疑，一而再地引为信史，以不符合它的记载断言外国通讯的记载是捏造的！这样的态度实在令人遗憾。

作者对《金陵省难纪略》的记载甚至进一步推论，得出天国“重要人物被杀是要割头的。肯能如真的看到东王之尸，也定为无头之尸”，毋宁武断。作者接着又说，“肯能如若亲睹其尸，布列治门询问时，他一定迫不及待地说起，因为这是作为目击者的最好证明。”这段话是本末倒置，作者只有证明了肯能等没有见过东王尸体，才能证明肯能等不是真正的目击者，才能证明他们竭力假扮目击者，也才存在迫不及待证明自己的“目击者身份”的动机。怎么先能用这种动机倒推肯能等没见过东王尸体呢？

综上所述，《天》文作者先入为主地认定肯能等人 不是目击者，然后找出各种史料与肯能等的叙述对照，一但发现肯能等未曾提到的情况，或是有所出入，立即便引为证明肯能等说谎的证据。这不禁使人想起六七十年代，有人拿着领袖著作逐字逐段地对照出版书籍的论点，一但发现出入立即打为反动。史料间的相互对比当然是甄别的重要手段，但这种“对照”方式实在不宜提倡。

五 先入为主

在《天》文最后，作者认定

“ 肯能是个幸运儿。一到上海，他便成了宝贝。当时各资本

主义国家都在探听太平天国的虚实，以便制定对待太平天国

的政策。肯能恰逢其时，应运而生，因之大受报界的青睐。他投

投其所好，喋喋利口，借题发挥，一时成了不可多得的新闻人

物。好在当时洋人身临天国其境者实属届寥寥，肯能红嘴白牙，

说啥是哈，真假又无从对证：因此，才成就了假目击者肯能”

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肯能的动机是投“各资本主义国家所好”，

一心出名，变成“不可多得的新闻人物”，因而空口白话，捏造

自己的经历。然而，我们从有关介绍中可以知道，“肯能”并非

这位爱尔兰水手的真实姓名，他曾经在清军中服役，然而三天后

就逃了，他的美国同伴因为抢劫和杀人而被拘押，两人一起逃走

途中又被清军逮捕扣押，并被当作奸细看待。不久取得清军谅解

，被雇佣在镇江主帅大营服务，后被派去上海。接着他们转而参

加了太平军，并且跟随攻打清军。介绍中还提到，肯能一直渴望

得到清朝官僚们的谅解，以致得了个外号叫“谅解”。“肯能”

这个名字是麦高文为了行文方便而取的化名。他是害怕遭到清朝

方面的追究和迫害，才要求媒体对其真实姓名予以保密的！

从所有提供情报的洋人和中国人全部拒绝透露姓名，肯能以外的

四位外国人都拒绝透露国籍来看，他们从没想过，也绝对不曾成

为什么“不可多得的新闻人物”，否则隐去真实姓名乃至国籍岂非

意义何在？！实际情况和《天》文作者的判断恰恰相反，他们几乎

全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情况给外界。那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冒着

风险枉费苦心地捏造这一大通言论的呢？(如果是捏造了，那他们肯

定收集了不少太平天国的情报，因为他们叙述中涉及的历史比很多

笔记野史翔实得多，而错误也一般的私人笔记和野史少和小得多。

这对于据说中文水平非常有限的他们而言并不容易)

总之，作者对肯能等人捏造亲历事实的动机推测纯属臆测，而从种

种事实来看，竭力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肯能等人是不愿意引起别人

对自己的注意的，这种捏造的动机是不成立的！

作者全然忽略三篇报道中写得很清楚

的，先后有数人提供口述这一事实以及作者或相关刊物对肯能等经历

真实的一再郑重保证，更置各位口述人竭力对自己的姓名国籍保密

这一事实于不顾，一厢情愿地认定一切都是肯能一人为了投资本主义

国家所好和成为新闻人物而肆意捏造杜撰的，实在难脱先入为主之嫌。

因为先入为主，对文中事件的叙述随意断章取义，只截取观点需要的部份引用和进行反驳就是十分自然的结果了，前面已经举了不少例子，这里再举两例

(1)对于太平军中有几位外国人的问题，《天》文指出布文中说太平军中有：五个马尼拉(菲律宾)人，而麦文中却变成了四个，以此显示肯能说话前后不一，但就在布文中的同一段内，作者又写道：“他们之中的―个被怀疑是广东人。”肯能等并没有见过这几个人，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怀疑其中一个是广东人，布文是根据肯能和另外两个人的口述写成的，麦文则是根据肯能个人的口述写成的，如果肯能认为有一个马尼拉人其实是广东人，那在他口述中把“五个”变成“四个”又有何奇怪？至少布文和麦文

在这点上没有矛盾。而《天》文作者一心寻找“矛盾”，以致对如此明

显的说明视若不见！

(2)《天》文作者又说：

“只要稍加留心，便不难发现其口述矛盾随在，破绽百出。其实

，布列治门在其采访过程中已发现肯能的口述有问题：

我在其谈话中，关于内讧事之确凿时日、真实人名、具体地名，有

不能尽得者。”

目击者却说不出确凿时日．真实人名，具体地名，显见其伪！”

且不论目击者说不出确凿时日，真实姓名，具体地名并不稀奇，就

论据本身言，这完全《天》文作者根据观点的剪裁，布文原文在这段

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其中两名是外国人，又不怎么熟悉中国语

言，所以。。。”，以此作为无法清楚了解确证时日，真实人名，体地名的解释，在这段话的后面，也另有一句，“然而，除此以外，他们

所叙述的种种经历，似嫌其琐碎而不详细，却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实，那是不容有怀疑余地的！”《天》文作者置布列治门的解释

和断言不顾，独独选取中间一段，以示“布列治门在其采访过程

中已发现肯能的口述有问题”，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实不足取！

当然，我们不否认，肯能等人在口述中除了道听途说的部份外，在亲历的

部份也可能有个别吹嘘自己的夸夸其谈的叙述，然而这种心理并不罕见，

从马可波罗到呤俐，从洪仁矸到李秀成，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哪一个能够

得免？从三篇外国通讯看，这种现象虽然存在，尚不至影响其全部经历的可信度，至多是些细枝末节的出入而已。遇到这类出入，我们不妨问一下，这种出入在确定真实的史料中是否也存在？这种出入是否直接影响重大事件的记载真实性？

碍于篇幅，本文无法对《天》中中所有指责一一分析，但基本问题，特别是对涉及石达开逃离，秦日纲回京，杨秀清被杀等重大事件的所谓“矛盾”大都作了说明。

最后还想补充一条史料，似可佐证肯能等到过东王府：当时所有公私文献均未提及东王府被毁一事，唯独肯能等人提到东王府被焚烧。而此后《蒙时雍家书》则提到了重修东王府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