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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 -- 老兵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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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

儒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孔子,其发展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在野阶段,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以前。

这个阶段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就是个人尽好本人的职责;以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表明政府应该以民众和国家的利益为核心,政府和国君的利益应该排在民众的利益之后,这是一种平等思想。至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兴灭国,继绝世”和现实政治与国家利益相矛盾,不过是孔子的个人理想,现实中难以行得通;而“举逸民”倒是一条获取人才,至少是减少反对者的好办法,后来的举孝廉、九品中正和开科取士都和它有关系。

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时期的各国都在忙于改革变法,富国强兵,以求争霸或者是图生存,儒家学说讲求安定复古,和现实要求对不上,因此被称为“迂阔不可用”也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执政行列。从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到宋代的程朱理学。

西汉立国以后,以黄老思想来与民休息。儒家应用只是叔孙通的礼仪而已。黄老思想有些类似于现代“小政府、大社会”,但是过于超前,在那个时代很难把握“无为而治”中的治与不治的度,因此在恢复阶段是有效的,但是恢复以后则显得力不从心,这是汉武帝改变统治思想的现实需要和根源。在这个时候,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主张君权神授,君主代表上天统治天下,如果君主有过失,上天会以各种灾变来示警。这个说法恰好适应了汉武帝的现实需要,加上主张黄老的窦太后已死,无人可以制约他了,于是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个是君权对相权的彻底优势。

从三王到武帝,一直都是君臣共治,以求得平衡,其结果是如果君主无能,臣子能干,局面也可以维持,所谓“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君权神授的影响下,君权彻底压倒了相权,君主成为大权独揽的绝对独裁者,内朝开始压倒外朝,非专业人士开始压倒专业人士,外行开始领导内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如果是个明君,一切还好说,否则就麻烦了,因为没有平衡机制来约束他了。这个办法对君主个人素质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一旦君主不能够胜任,麻烦就会随之而来。

宣帝以后,皇帝无能,外戚专权就是这个问题的第一次体现,终于亡国。东汉光武帝没有明察这个问题,于是东汉一朝,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政府官员和士大夫则两次遭到“党锢之祸”,以至于东汉亡国,三国时蜀汉刘备“痛恨于桓灵”,内外朝恢复平衡,诸葛亮因此得以治国。后来南北朝时南朝诸帝的不像样子,以至于最终为北朝所灭亡,原因概源于此。

君权彻底压倒相权的结果就是外朝权力衰微,三公九卿制为三省六部制所取代。六部的确有它的必要,但是三省则经历了从皇家奴仆到独立办事机构的演变,其结果到了唐代则又回到了君臣共治,因为现实需要这样的平衡。

宋代维持了君臣共治,因此政治上始终没有南朝和东汉的混乱。

元代政治不值一提。但是对后代的影响却很坏,因为它表明了强权对道理的彻底优势,以及读书人的“无用”。

明代的朱元璋个人权术有之,但是治国才能不佳(这里不讨论他的大杀功臣)。在他的手里,内朝又一次压倒了外朝,明代不置宰相,搞内阁制度,逐步演变为内阁首辅执政的制度,但是内阁首辅的权力远不能够和宰相相比(张居正是个例外,下场则不例外),而明朝的皇帝又经常是受教育程度不佳,出了一堆成仙爱好者、超级顽童、搜刮爱好者和木匠。国家政治就可想而知了。

清代秉习明代的做法,先有内阁,后有军机处,都是内朝的作派,好在皇子教育得当,一直没有出什么昏君,但是咸丰短寿,皇子幼弱,弊端立刻就出来了,慈禧执政,玩弄亲王于股上,终至于清亡。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第二个问题是天意示警。自然灾变是自然界的事情,和政治并没有很大的关系,硬往一起扯,只能够是弄出一堆互相内斗的借口和理由。另外就是得国与否与天命有关,儒学变成了神学,东汉光武帝甚至以图谶来宣扬自己得国的合法性。神圣的东西是不能够改变的,于是儒学也就开始走向了僵化。由于儒学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中国社会也就走向了僵化。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第三个问题是儒士的地位和人的地位。君权神授和外朝衰微,决定了儒士只能够成为皇家奴仆,丧失了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成为皇帝意志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公孙弘就是这方面的第一人。董仲舒不明白这种现象是他造成的,还指责公孙弘“从谀”。

明初,朱元璋看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大为不满,命令修改,以表明皇权的至高无上。于是全国人民都成了皇家的奴仆。清代的文字狱加剧了这个问题,全国人民都不敢说话,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只好是“皇上圣明”,以至于大学士的处世哲学是“多磕头,少说话”。这样的国家只能够是走向衰落,不管是谁在领导它。

儒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程朱理学到民国。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彻底否定了人的价值,儒家否认了人的价值,它的存在也就走向了终结。另外,宋、明时期的心学、汉学、朴学越来越脱离实际,也表明了它逐渐走向了终结。

儒家强调的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理由是暴秦二世而亡,不可效法。在我看来秦二世而亡的问题在于这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在统一天下以后没有及时调整策略,滥用民力,丧失了平衡所致。法律过严的确是它的不足,但是法律的严松是可以调整的,贬低法律的作用则是不可原谅的。自汉以后,中国的法律始终是处于德政(德政的基础是人治,也就是权力决定一切)以下,否则就被认为是暴政。以法治国是形成契约的基础,契约则是现代商业、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基础。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是完全不相容的,清末的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不解决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

我个人是很欣赏开始阶段的儒家的,那是个人修养的基础,但是后世的儒家则难以让人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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