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大跃进的责任，该怎么分配？ -- 又来一个

一、大跃进之前，无论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还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全体中国人与生俱来第一次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避免全民头脑发热：知识分子在故纸堆里看过的盛世似乎就在眼前，劳动阶级亲手创造和体验着自己的创造力。这一切，能不让全民族热血沸腾，由衷地相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吗？

二、执政者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既有对盟友的错判，也有对敌人的担忧，自然希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中国迅速富＋强，于公是希望中国能有实力抵御外来侵略（这一点从大跃进初期特别强调钢等战备物资，特别着重于重工业也可以窥豹），希望中国能更多承担起共产主义国际义务，于私则确实有圣人心结（这从乐于干海晏河清的项目可以揣度）。

三、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形成一套自我纠偏的机制，并且从战争年代固化的敌我观念与执政者、民众的诸多心态纠结在一起，使得（a）上有好者、下必甚焉；（b）本来是善意的、清醒的意见，被当成恶意的攻击和谣言。

一而有二、二而有三，能不抽风吗？能不出现大跃进和大跃进中令人瞠目的全民（包括著名科学家）的高烧胡话吗？

胡笳以为，对于一个从殖民地走出的国家，大跃进这样的事情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早来比迟来好，最起码，在经历过之后，今天的民众和执政者能够清醒、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成就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