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五)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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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八)

1945年的“双十节阅兵”也许是何应钦宦海生涯的最顶峰。从这以后,如日中天的何总司令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老何之所以倒霉,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此时的声望过高,已隐隐地对蒋委员长构成了威胁,但其中还有一个导火索——在年底的“整编会议”上,何应钦提议把陆军总司令部迁移到北平。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使得蒋介石觉得“何婆婆”有另立山头的企图,所以当机立断,撤消陆总司令部、改派陈诚接替参谋总长,并且把何司令准备带到北平的精锐部队统统打发到东北去了。

于是,1946年,何应钦只好带着老婆和五个随从“出国考察”。在美国住了一年多,何家老两口别的没学会,却双双昄依了基督教,并从此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5年10月10日,就在伞兵部队参加南京“双十节阅兵”的这一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签定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事实上,在这之前,蔡智诚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主席到了重庆、正与蒋介石总裁一起商讨国家大计。当时,大家都对谈判的进程十分关心,都盼望着国共双方能够谈判成功、盼望着劫后余生的中国再也不用打仗。

在进行和谈的那段时间里,南京四郊的枪声依然没有中断。国民党军和新四军二师(罗炳辉部)在苏南地区多次发生武装摩擦。刚开始,新六军和七十四军都不知道如何对付游击队,几次冲突都吃了亏,汤恩伯(京沪卫戍区司令)顿时火大,紧急起用汪伪政府的“首都警卫军”,并且以这帮“清乡专家”为主力、实施突击扫荡,这才把溧水和句容地区的共产党武装打跑了。

——顺便介绍一下。汪伪政府的“首都警卫军”是伪军的精锐,下辖三个师,装备水平和训练水平比较高,有“清乡专家”和“支那第一军”之称。他们在日本投降后没有被缴械,而是直接受“陆总”的指挥,后来,伪警一师被编入74军51师(即整74师51旅),警二师则被编入74军57师(整74师57旅)——所以,被消灭在孟良崮的整编74师的官兵并不全都是“抗日英雄”。

当然,共产党这边也有类似的情况——“警三师”师长钟健魂(解放后曾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对国民党的改编方案不满,于是率领一个团投奔了新四军二师,后来,这七个连被编入华野7纵55团(该团的1营有红军底子),从而使55团一举成为7纵的头号主力。而这个7纵55团,就是后来的11纵31旅91团、解放军29军85师253团——也就是在金门岛被国民党军吃掉的徐博团。

当时,伞兵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南京江浦方向的侦察警戒。10月底,先前十分活跃的新四军逐渐销声匿迹、失去了踪影,南京城周围也显得太平了许多。于是,三支伞兵队就奉命返回昆明基地进行休整。

临离开南京之前,蔡智诚又去了趟何公馆、向何纵炎先生道别。“何幺叔”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小蔡回答道:“准备回学校继续念书”,何先生就说很好很好,还说“回去劝劝你家老爹,社会形势变化了,脑筋不要那么死板……”。蔡智诚这才知道父亲与何家兄弟闹翻了。

事情是这样的。45年,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在贵州邮政储金汇业局分管邮政储蓄业务。这时候,通货膨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银行系统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努力吸纳社会存款、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对外放款。可是,就在蔡式超竭尽全力推行“爱国储蓄”、“有奖储蓄”、“节约建国储蓄”的同时,何纵炎等人却依然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款。

抗战胜利之后,政府高官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实业公司”,这些公司打着“农业补助”、“恢复制造”之类的“民生”旗号,申请的全都是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可事实上,他们一拿到钱就去采购物资、囤积商品,没有一分一厘用于实业建设。这样一来,少数有权有势的官僚借着“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而市场物价却直线飙升,通货膨胀的势头再也难以抑制。

为了这件事,蔡式超多次与何纵炎发生争吵,但始终不见成效。45年10月,蔡经理发现,从9月中旬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贵州储汇局的放款金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20亿法币,而该局在44年全年的存款总量也不过400亿而已,老蔡先生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在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宣布与何家兄弟断绝往来,然后挂印而去、回遵义老宅睡大觉了。

就这样,蔡何两家从此中断了私交。以后,蔡家人留在故乡自食其力,何家则移居到了海外、继续发展和发财。(顺便“八卦”一句。几年前,有位叫温碧霞的香港影星“嫁入豪门”,她的阔丈夫就是何纵炎的孙子)

1945年11月,蔡智诚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国军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十八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国军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军长邱清泉)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弄上飞机、送到重庆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不过,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智诚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国军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智诚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他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领”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文采,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毛泽东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智诚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和工学院,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智诚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智诚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智诚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后任邱清泉兵团参谋长,于淮海战役中被俘),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智诚上士也变成了蔡智诚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智诚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智诚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智诚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个消息给了蔡智诚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国军校进修的却只有十六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智诚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名叫钟汉勋。

钟汉勋是湖南人,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生,他是刚从第五军调来的,与参谋处长刘农畯的关系很好(他俩是老乡),因此,他去美国留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蔡智诚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联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云南师大附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总长骂到乡长、从上将骂到上士,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共产党的笔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语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成员,风头最键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后任93军军长,在锦州被俘),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消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国军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有点象是现在的“人民武装部”)。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

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智诚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独裁!专制!”,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叉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真是好玩极了。

不过,“军官总”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却走不到一块。

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邱清泉第五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用对天鸣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还组织了纠察队。

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12月1日上午,“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

这还了得!“军官总”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着到哪里找岔打架呢,他骂别人还差不多、岂能让别人稀哩糊涂地骂几句。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

刚开始,“军官总”砸石头、学生们丢砖头,双方势均力敌。可打来打去,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炸伤了十几个——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学生被杀,事情闹大了。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无论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大家异口同声:“还我学生,还我孩子!”

蒋委员长没有办法,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

第五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就是在金门炮战中被炸死的那位)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军官总”又端枪又抬炸药包、堵住大门瞎起哄,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邱清泉没办法,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军官总”,还让他们招供说是共产党给了经费什么的……

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几个搞法律的、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立刻就把那两个家伙问得露了馅,于是,大报小报全都登出号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着急,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枪毙了,想来个死无对证。西南联大对此当然不答应,双方闹到最后,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长李宗黄都被撤了职,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个争论的话题。在马甲看来,这件事,如果往深里分析,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确实十分复杂;可如果往简单里说,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遇到“军官总”,更加说不清。

被“军官总”这么一折腾,伞兵们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学英语了,只好先到巫家坝机场练跳伞。

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的人必须具备“伞兵证章”的资格。当初,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就上战场了,没有得到那个椭圆型的胸牌,现在,钟汉勋、刘农畯他们这批新调来的军官正在进行训练,蔡智诚也就跟着大家从头学习。

其实,重练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留美预备班”的器材换了新装备,由原先的T4伞换成了现在的T5伞。

T4和T5都是二战早期的美式降落伞。T4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利用伞绳操纵方向的军用降落伞,但它有个明显的缺点:伞包体积太大、分量也太重。T5伞改进了结构和材质,轻巧了许多,但由于它的伞面较小、下降速度比较快,对伞兵的操纵技能和降落动作的要求更高一些。

在“预备班”的学员当中,蔡智诚是跳伞次数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周之内就跳了十六次,次次成绩为“优”,顺利地获得了“伞兵证章”。可是,跳完规定动作之后,美国顾问又鼓励大家跳“备份伞”,这不免让伞兵们感到几分恐惧。

T5伞的结构轻巧,伞兵在背负伞包之后、还有余力和空间加装其他装备,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携带备份伞的军用降落伞。从道理上讲,备份伞是在主伞失效之后的救生设备,但事实上,备份伞的伞面更小、结构更简单、完全依靠手动开伞、抛伞,对操作技能的要求极高,稍有失误就完蛋了。

在当时,包括美国伞兵都是使用强制(挂钩)跳伞方式作战的,可几位美军顾问却认为,利用手动开伞实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更快地进入战场,因此建议大家掌握这个“先进的作战手段”——这理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切!进入战场快,死的就更快,老子才不干呢”

鼓励动员的效果不明显,美国教官就决定亲历亲为。他们登上飞机进行示范表演,让中国兵坐在草地上看效果。

C47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不一会,从飞机里跃出十个黑点,没有使用主伞,降落速度确实很快。可是,其中的一位实在太快了,直接自由落体,“嘭”的一声在地面上砸起一溜烟尘,摔得惨不忍睹。

这一下,现场观看的人们更加害怕,就连美军顾问也觉得十分尴尬,不敢再怂恿中国兵玩特技了。

马师恭司令发觉气氛不对,就走到美国佬身边,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训练中出事故是难免的,我们当军人的,时刻都面临着危险”,然后,他指着预备班的学员说:“来十个军官,上飞机照着练”

全伞兵总队的军官中,估计只有马司令自己没有跳过伞,现在却跑出来说什么“直面危险”,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可人家是司令,说出来的话就必须执行。全总队派十个人,伞兵二队这样的“战功单位”无论如何也必须凑个份子呀,蔡智诚看看刘盛亨分队长,发现他正用殷切热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没办法,只好一咬牙豁出去:“行!我上吧”

披挂装备,后面背着主伞,胸前挂着备份伞。爬进机舱的十个倒霉蛋不言不语,都在默默地记忆着操作程序。

飞机在天上转了几圈,黄灯亮了。美国顾问说,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强制跳伞或者备份伞跳伞,他对任何一种决定都表示同意——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四个人把挂钩挂上了。

蔡智诚犹豫了一下,没有碰挂钩,因为他看见李行和莫永聪都坐着没动。

李行是西南联大地理气象系的学生,莫永聪则毕业于中央大学体育系,这两个人的经历与蔡智诚有点儿类似,在预备班里也是竞争对手。三个学生官彼此间卯着劲,硬要比一比谁的胆量大。

绿灯亮了,没带挂钩的人首先跳了出去。

一离开舱门,蔡智诚就努力提醒自己保持镇定,并竭力调整身体的平衡。可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在空中翻滚、自由坠落,连自己的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折腾了半天,蔡智诚总算解开了背带、把主伞包从身上卸了下来(早期的备份伞在结构上不够完善,如果不先抛掉主伞,副伞就会与主伞绳相互抽打、缠绕,使备份伞破裂或者失去作用)。

可是,抛主伞的动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蔡智诚有些着急:“不知道还够不够时间开副伞?”

坠落时间越长,开伞速度就越大。开伞速度一方面有利于降落伞迅速展开,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强空气对伞面的压力,因此,越晚开伞、对伞兵的技术要求就越高。

抛开主伞之后,蔡智诚伸手去抓副伞拉环。

“抓住拉环,沿侧后方向扯开保险锁销,待确认备份伞已经拉出后,朝顺风方向抛撒……”,蔡智诚一边默念着操作程序,一边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边是顺风,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凄厉的寒风扑面而来,刺得蔡智诚睁不开眼睛。凭感觉,他知道自己此时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钟下坠一百米的高度。

“开伞、赶紧开伞,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须开伞,不然就死定了”,蔡智诚闭着眼睛在身上乱摸一气——可就在这时候,他发觉副伞的拉环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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