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六章 闪转(1)·非常轨迹 -- 双石

　　3月13日晚上，周浑元将军得到报告：

　　“元日（3月13日）黄昏，有匪约7000，窜至鲁班场东南十里之大茶园附近。（17）”

　　这大概就是中央红军正在集结拟于14日进攻三元洞万耀煌第十三师的部队。

　　周浑元据此作出判断：“匪并未向西南窜并由井坝、永安寺方面逐渐西移，有寻我决战之企图，绝无逃窜模样，纵队决集结兵力与敌决战。（18）”

　　于是，刚进至三元洞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又连夜向鲁班场折返。

　　至14日，除散布于五马口、岩孔、毛坝场、童塘、石革关、清水塘、六竹山等一带的少数部队外（奉蒋公令担任“伏兵”，拟向毛坝、仁怀南北一线“截剿”），周浑元纵队主力全部收缩集结于鲁班场。

　　周浑元将军字乾初，保定军校出身的老行伍，此前生平已难以详考，大陆现有的民国将领传略中也很难见到他的名字——就是其籍贯也有“河北安新”和“江西金溪”两种说法。然而根据已知史料我们也不难作出这样的推断：此公既然能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一步一步熬到“陆军中将”的位置，那就绝不会是一只只会胡乱扑腾的菜鸟。此间他抢在“朱毛”之先一步收缩了兵力，又有堡垒工事依托，仗未开打其实已先得一分，更足见其智商也并不低下。

　　那当口，“朱毛”攻打鲁班场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哩！

　　这事儿周浑元肯定向薛岳和蒋公作了报告，但蒋公好像并没怎么在意，大概是已认定“朱毛”徘徊于此间乃是“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所以14日那天给正在鸭溪的吴奇伟发去一电纯属抚慰性质：“匪既然未窜去，则我军可以从容部署，严密兜剿”，吴部“可派一部分扼要作工事，其主力应即向左延伸出援助，努力与周（浑元）纵队及犹（禹九）、何（知重）、柏（辉章）各部之联系，并与遵义郭（勋祺）部设法联络。（19）”

　　万耀煌连夜赶回了鲁班场，吴奇伟呆在鸭溪不动窝。红一军团在万耀煌和吴奇伟这两盘菜之间来回奔波，却连口荤腥也没沾着：先是去三元洞准备打立足未稳的万耀煌，又听说吴奇伟“突出冒进”而来，肯定也会威胁坛厂——仁怀这条要道使中央红军腹背受敌，于是也就不得不连夜往回赶。而当他们差不多赶回来的时候，毛泽东等又已确悉：吴奇伟并未“突出冒进”，这盘菜也吃不上了！

　　林彪那个跑冤枉路的怨气，很可能跟这儿又被狠狠地煽乎了一把。

　　中革军委13日已由苟坝经青坑、梯子岩进至井坝、头道水地域。在14日整整一个白天里，毛泽东等脑子肯定就没消停过，讨论也没有停息过：下一步行动关系至大，成败与否都与中央红军今后的生存状况及战略走向联系紧密。他们掂量来掂量去肯定也找不到什么万全之策，现在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红军的生存空间十分局促而且还会更加局促，如此下一步棋就必须是起死回生的绝招，而且还必须是成与不成都可转换为另一系列机谋的节点……

　　这一天讨论的参与者有哪些？都有过哪些预案？这些预案背后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有没有发生争论？……，等等，这些情况因当事人均已作古我们已无从得知，因而笔者在此只能作一些推测：“三人指挥小组”如今已经成立，不会再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议来议去，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自然就是当然的参与者；朱德总司令虽然不是“三人小组”成员，但负有组织全军作战行动的重大责任，也是必须在座的人物；作战方案的拟定和具体部署的落实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份内工作，这个会议也少不得他；张闻天虽是“总负责”，但一般不会来掺和他所不熟悉的战役决策……

　　14日晚21时，以上由笔者推测而出的与会者们终于拿出了他们议决的方案，并指示各军团：我野战军决与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的围攻，转变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并依总政治部训令进行战斗鼓动；各军团除九军团外，均应于明15日4时吃饭完毕，准备作战（20）。

　　一小时后，中革军委作战部署正式下达：

　　瞧瞧，历来不愿攻坚的毛泽东这回一反常态，要去啃鲁班场这个保垒了！

　　就在几天前，林、聂想去打鼓新场（今金沙）捡几根“九响棒棒”，还遭致毛泽东的强烈反对，那反对的话音儿这会儿可能还没落地哩！对于周浑元吴奇伟这类中央军大户，毛泽东的主意一直就是诱其出战而不是上门摆擂，现在周浑元滑头缩进了堡垒，他却要闷头一个大步跨将上去，硬要去掏人家的窝。这举动这作为实在不象毛泽东素来的风格，倒与那些二十郎当岁师团营干部的“冲冠一怒”极为相类，二杆子楞头青之状毕显，甚至比打土城那一仗还要显得冲动——那一仗的本原设计是“诱伏”。

　　但是，鲁班场之战的真正意图，真象上面“指示”、“部署”那般简单清楚明白么？

　　当然，此刻的情势较几天前更为险恶，吴奇伟和川军一部已经跟屁股后边儿撵上来了，中央红军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余地，而按对手下的本钱，不用多少时日就可以将大包围压缩成小包围，最终形成没有缝隙的“铁壁合围”，毛泽东数度想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特别是周浑元）都劳而无功，在这个当口上着急上火要找个对手决一雄雌，似乎也是情理中事。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嘛！而在曾经为“神”者身上，多多挑出“人”的毛病，不也是现如今很时髦的活计么？

　　问题在于：既然都是冲上去硬干，为什么毛泽东选中的是周浑元而不是吴奇伟？

　　吴奇伟部跟在“朱毛”屁股后头的队伍只有欧震第九十师、梁华盛第九十二师是比较完整的，而第五十九师一部则是乌江新挫之师的残部。吴奇伟跟“朱毛”靠得很拢，堡垒也不太结实，不会比周浑元更难打。虽然中央红军回马一枪未必就能挑死他，但怎么着也比对付抱成团的周浑元3个师12个团要容易一些呀？

　　可解决了吴奇伟以后呢？

　　这个问题其实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毛泽东视野里真正的焦点：既或打掉了吴奇伟，中央红军仍然被压迫在方寸之地：东北方向是由桐梓南下遵义的川军郭勋祺部，以及随郭部而来的中央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西南方向是已进至黔西的滇军孙渡部及王家烈的“九响棒棒”，东南方向是薛岳部中央军部队，很可能还有何键过了乌江东岸的队伍……

　　西北方向则正是在鲁班场一线看住了“赤水河上游”的周浑元纵队。

　　也就是说，就算打掉了吴奇伟，“朱毛”仍然处在以上诸公的环伺之下！

　　而“拿下周浑元”或乘隙再过赤水河就不一样了，凭借赤水河这个“转移枢纽”可以把对手们通通闪到自己的前面，虽然古蔺还有川军“边防第四路司令”魏楷一个团和周化成一个“清乡大队”，但这些个土老肥即便知道“朱毛”过了河，想得更多的恐怕还是如何自保而不是来找事儿！

　　再说他们能掀起什么浪头？

　　笔者从戎之时，一位当年的“拼刺英雄”曾跟笔者唠叨过一对多“拼刺刀”的要诀：“小子你可甭信那些飞来踢去几十个人儿近不了身的武打片，一个对几个拼刺刀其实就一点最重要，随时都要把对手闪在你前面而不是旁边或后面，人家一拉圈子围你，你怎么着也得想法跳出圈子把他们都闪到你前面，这样你才能一个一个地对付，逮住一个干掉一个，多干掉几个其他的就要哆嗦，要是让人家前后左右都能让你着家伙，那你就再有本事也要瞎啦……”

　　此刻毛泽东的思维与那位拼刺的士兵完全可能是一个路子，他看中的不是什么周浑元而是周浑元背后那片空间，那片空间虽不宽阔但却能把上述诸公都闪在自己前面，虽不是久留之地却也是一个弹跳的跳板——“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反正要去那片空间都避不开周浑元这个冤家，索性就盯准他挺着刺刀作拼命状扑将上去，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也惊出他一身冷汗让他懵一会儿头，如此再一个大步跳出圈子就把各路环伺人等闪在了面前……

　　于是笔者在此斗胆跟主流观点唱一唱反调：毛泽东此番决策攻击鲁班场，肯定也将这个动作与13日晚彭、杨再渡赤水的建议作了关联思考乃至辩证推理——彭、杨建议与中革军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本质内涵是相同的，只不过彭、杨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全军数万人马要想在周浑元眼皮子底下钻空子过河的确非常玄乎，人家会马上觉察撵上来击你于半渡把你挡回圈子里头。与其如此还不如先发制敌，认认真真地让周浑元先着一下家伙，至少能让他晕头胀脑不明就里，如此要渡河他走也就走得利利爽爽还可以隐蔽渡河意图……

　　据鲁班场战斗的亲历者、时任红一军团第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回忆（当时名字邓富连）：鲁班场战斗前，中革军委已经派出小股部队和工兵营先去茅台架桥（22），后来各部撤出战斗的时间和路线也很象是预有安排，部队行动非常迅速果断，毫不拖泥带水，显得极有方寸和章法——这与土城失利一渡赤水那会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邓飞老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假戏真作，先打后走”。（23）

　　时任军委工兵营连长的王耀南将军也曾回忆，刚从茅台过河，刘伯承即让他派人携短枪去二郎滩、太平渡，检查二渡赤水时的浮桥是否已被破坏，如果被破坏则抓紧修复并予以保护（24）。这个情节或可成为毛泽东等对这一渡乃至下一渡蓄谋已久的一个佐证：要是仓促被动出走，他们会想到这个？比如一个半月前从土城附近一渡赤水，他们可曾设想过还要回头二渡？

　　还有，在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攻击打鼓新场部署的3月11日，中革军委曾令各部侦察道路情况：红五军团应侦察由长干山、大王寨经太阳坪、骑马山到平坝、楠木坝的道路及骑马山至坛厂，平坝至仁怀的道路；红一军团侦察由平家寨至何家湾、楠木坝、小箐沟、大坝场至三合口、罐子口的道路以及由纸坊、干溪经黄金坝、三元场至二郎坝的道路；红三军团侦察由花苗田经庙村、袁家岗、芝麻坪至麻子坝、花秋坝，或经观音岩、三元场的道路；红九军团则侦察毛石坎、芝麻坪至麻子坝道路……。各军团侦察时应注意道路的里程、人家、给养条件及有无平行的道路（25）。

　　其中红一、红三军团侦察的道路与此间针对王家烈、周浑元的作战行动似乎并无多大关联。

　　而这些道路，差不多就是中央红军在三渡四渡赤水后南下的路线。

　　不过笔者与邓飞老人等的看法稍有不同：毛泽东等原本打算将看住了“赤水河上游”的周浑元调离，在无法调离情况下才准备将其“逐离”！——真能如此，那当然是最佳效果！“先打后走”，在毛泽东等的心目中，很可能还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虽然“略取赤水河上游渡口”的目的是将其作为“转移枢纽”，仍然还是“走”！但却是更消停更主动地“走”！

　　然而以中央红军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是否能将兵力差不多相等的周浑元纵队“拿下”，在高期望值之下的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们对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和准备的：虽然中革军委此间表现出的决心是“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但从他们占领和控制坛厂通仁怀、茅台这条要道和“各兵团后方应集结潭厂、桑树湾地段”的部署，以及预先占领仁怀的准备上看，他们对作战不利的前景已另有预案，只不过这个预案暂时还不能拿出来说道而已。

　　在中革军委蕴酿攻击鲁班场那当间，已进至鲁班场附近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李卓然在向中革军委报告了鲁班场的敌情与地形后，也认为“可以进攻鲁班场”，并就攻击鲁班场的动作与部署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议（26）。而受命“消灭西安寨、泮水之犹敌”的彭雪枫所率的红十团、红十一团在13日冲过泮水、平桥，击破黔军犹禹九旅第十八团宋华轩部阻击后，也于中革军委进攻鲁班场部署下达那当口接近了五马寺附近——这当间还一度与中革军委失去联络，弄得14日16时中革军委还专电红五军团派小部队前去寻觅（27）。

　　虽然因周浑元那天也预有准备，鲁班场战斗最后还是打黄了，这些动作因而也显得意义不大，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对鲁班场这场战斗是如何地煞费苦心——至少不会是什么“冲冠一怒”！

　　不管毛泽东此间意图是不是“假戏真作”，双方在鲁班场驳火的队伍却是绝对地玩儿命真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