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六章 闪转(1)·非常轨迹 -- 双石

　　会编故事，蒋在珍替“朱毛”吆喝/婆婆揽了媳妇的活儿，蒋公要亲自出马/好事黄了，蒋公端走了“朱毛”的菜/“田丰之谜”，是烈士还是叛徒？/退后一步，周浑元又逃过一劫/大迂回大包抄，林聂建议充满魅力/“民主决策”，毛泽东只有一票/又是个“三人团”，毛泽东获得指挥权/蒋公叫停，吴奇伟也免去一灾/寻战不果，彭杨建议“三渡赤水”/把对手们都闪到前面，这是拼刺刀一对多的密诀/玄机莫测，为什么中选者不是吴奇伟？/真杀实砍，鲁班场血肉迸溅/掉头就走，“朱毛”要过赤水河/稀里糊涂，蒋公和麾下诸侯都是一通瞎忙活

　　把吴奇伟一撵过乌江，“朱毛”也狠狠地喘了一口气儿。

　　3月2日，中革军委指定了各部位置：红五、红九军团仍在娄山关、板桥地带，扼阻桐梓敌人南犯；红一军团移至遵义新城以以北地域（1），向绥（阳）湄（潭）方向警戒；红三军团仍停鸭溪，对白腊坎（今白龙）、长干山、打鼓新场（今金沙）侦察警戒；干部团移到老城以北地域，对毛石坎方向警戒；红三军团教导营驻遵义新城南关，向懒板凳（今南白镇）方向警戒；中革军委驻遵义城（2）。

　　此后一连几天，各部一边按中革军委指示休息整顿，一边就地扩红及召开庆功会、群众大会，传播胜利消息，鼓舞群众斗志。红军总部向全军公布了战绩公报，红军总政治部还在遵义三中的操场上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大会，中央领导和中革军委首长都出席并讲话，遵义城那几天整个就是一片欢歌庆胜利，热闹非凡。《红星报》还发表了社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赞扬桐遵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伟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一年半中空前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初步奠定了我们创造黔北新苏区的基础。”

　　社论还特别指出“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3）

　　这大概是第一次由“媒体”透露了遵义会议的基本内容。

　　然而中央红军这个把月里连续转战，减员也相当大，其中以东渡赤水后一直就当先锋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为最。据彭德怀、杨尚昆给中革军委报告称：自二渡赤水以来，迭经二郎滩战斗、娄山关、遵义攻防战斗及尔后的追歼战斗，红三军团自身人员锐减。战后只有红十三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只能编四至五个班（扎西整编后红三军团只有4个团建制）……。

　　虽然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大歼灭战，仗打完了可以靠改造俘虏和“扩红”来补充，但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保证。因此，中革军委在3月3日所作部署基本内容是：“我野战军明4号以一部阻止娄山关之敌以掩护我主力得到战役之休息及作战准备”，要求“五、九军团在黔敌单独南犯时，则在黑神庙、板桥间，以有力的反突击，顽强拒止敌进。在黔敌会合川敌南犯时，则行运动防御，但明4号应拒止于板桥以北，5号拒止于四渡站以北地区，切不应不战而退”；主力红一、红三军团则继续休息整顿，“但限明4日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出动。（4）”

　　为了迷惑对手，掩护主力休整。中革军委3月3日又电令罗炳辉：红九军团派一得力的团和电台分队，“于4日拂晓前由现驻地观音阁，向绥阳前进，明晚应到达蒲老场，伪装主力先头部队，进行侦察佯攻，散布主力攻绥阳的谣言，并借以弄清绥阳敌情。（5）”

　　除了“掩护主力休整”，“朱毛”此番让罗炳辉向东示形，应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图：

　　准备打击遵义以西黔（西）、仁（怀）一带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吴奇伟这次被狠狠地捏了一把，已溃过了乌江以南，这几天里肯定掀不起浪头来；北线川军这时已进占桐梓、娄山关一线，距中央红军主力最近，中革军委本来也考虑过将其列入下一道菜单。然而北上就敌地形不利，需一路攻关夺隘，付出的代价小不了，而且就算是将川军撵过了桐梓，前头还有长江拦着哩！中央红军发展和回旋空间也很受限……

　　如此盘算一把，“朱毛”又把这道川味从菜单上划掉了。

　　至于黔军，很难让他们吊起胃口来——黔军太穷，打了也没什么油水补充，缴下的枪也多系赤水土造的“九响棒棒”，红军战士们根本就不感兴趣。缴下黔军的武器，红军一般都只要机枪或迫击炮，步枪什么的要么散发给刚建立的各种地方武装——这几天“中国工农红军遵湄绥游击队”已在遵义成立，要么干脆就架起来一把火烧了。

　　于是，周浑元这个中央军大户就进入了他们视野的当间。

　　周浑元块头不小但胆子却很小，吴部乌江惨败，周部官兵大受震慑。那几天，周部第十三师万耀煌部正奉命从东皇殿（今习水）一线转回仁怀——他们这十来天里就在赤水河东岸来回“武装大游行”，反复操练无用功，官兵疲惫不堪，怨气冲天，士气也很低落；第五师谢溥福部、第九十六师肖致平部也刚从大定（今大方）掉头经毛坝向坛厂一线归来。周纵队这两路人马尚未靠拢集结，中央红军倘能瞅好机会予以各个击破，抓挠一把吞它一块肉下肚，既或未必就能功德圆满，回旋空间也比北上就敌大得多。

　　如此，就需要转移已进至桐梓附近川军的关注点，以腾出手来专顾周浑元。

　　很有意思的是，有人却抢先出来为“朱毛”作这番吆喝了。

　　那会儿驻绥阳的是黔军蒋在珍部，蒋乃黔军诸侯中最穷酸也最滑头之辈，从“朱毛”突破乌江到回师黔北，他一直就躲得远远的。躲得远远的不说，为躲避进入“追剿”序列，还常常编故事蒙人儿。比如3月1日蒋公“令周、吴纵队防匪东图”手令中“据绥阳蒋在珍东午（3月1日11～13时）报称，匪与该部在绥阳附近激战中……”，就是缘于他的胡掰。那当口“朱毛”压根儿就没顾得上搭理他，哪来什么“激战中”？他这是怕被蒋公或“王主席”叫到遵义去拉帮套，所以便抢在薛长官“王主席”吴将军的前边儿，先哭喊了一嗓子。

　　蒋在珍将军这人好像一辈子都没啥出息，知名度并不高——最传名的事情大概就是几年后在新编第八师师长任上遵蒋公令扒花园口造出了一大片黄泛区。此间他哭喊的这一嗓子更是未见诸于什么经传，且因川军后来并未东向而是继续南下，其声响也长期为史家所忽略。然而此公给蒋公帮倒忙的积极性着实让笔者感动，觉得实在不能埋没了他的积极性而有必要在此赘笔一书——你想想看，他竟然提前抢了罗炳辉的任务，把“朱毛”之所想，就在“朱毛”所想之当天，变成了蒋公之所急。

　　不信你瞅瞅——

　　3月1日——“朱毛”给罗炳辉发“佯动令”前两天，蒋公作出“‘朱毛’股匪拟以经湄潭、凤冈东渡乌江与贺肖合股”之判断；3月3日——“朱毛”给罗炳辉发“佯动令”当天，蒋公基于这个判断作出了“歼灭匪于乌江以西黔巴大道”部署：剿匪军第一路军何键部紧急在乌江东岸沿线布防，川军与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会攻遵义，吴奇伟纵队出乌江趋湄潭、凤冈防堵（6）。而这一判断和部署的重要依据，正是煌煌然位列于蒋公部署之首项的蒋将军这一嗓子：“一、朱毛股匪已于感日（2月27日）晚回窜遵义；娄山关附近现尚有万余之匪盘踞。又俭日（2月28日）已有一股窜至遵义、湄潭道上蒲老场，与我蒋在珍部激战。……（7）”

　　估计蒋在珍将军这辈子都没有挣足过这么大面子。

　　实际上，3月4日，蒋在珍哭出这一嗓子的4天后，红九军团佯动部队才到达蒲老场，而那个纯系子虚的“激战”，4天后仍是子虚。据时任蒋在珍部参谋长的朱振民老先生回忆：红九军团佯动部队到达蒲老场后曾向蒋部驻蒲老场的一个营进攻，而“一直没有领教过红军的这个营，也是一接触就放弃蒲老场，……。一场虚惊的蒋部，在这一次‘应付’围堵红军的战役中，仅是嗅到了红军的一点火药味。（8）”

　　3月3日这天，蒋公终于听到吴奇伟在乌江边上哭鼻子的故事了，想必口中也迸出了一连串“娘希匹”，盛怒之下他一道电令将各路诸侯的指挥权全部收于自己掌中：“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我使命。仰各通令所属遵照。（9）”

　　这是蒋公的一大败着，他不这么着还好，一这么着反而更加坏菜。在跟共产党过招打仗的数十年中，蒋公亲自掺和得越多，本钱就越是赔得多，这似乎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次好像也没有例外，他这位婆婆亲自来干当家媳妇儿的活计，干得反而还不如人家当家媳妇儿。

　　饶有趣味的是，蒋公那边在收权，共产党这边却在放权。蒋公把各路诸侯的指挥权收入掌中的次日18时，中革军委“火急”电令中央红军各部：“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10）”

　　这个重要任命肯定是经过了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虽然我们已无法得悉那几天他们在酝酿和决定这个任命的详细过程。此前毛泽东虽然贵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在中央红军军事指挥序列中却没有正式领导职务，参与和实施军队的作战指挥有诸多不便。而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赢得桐遵大捷这个铁的事实，又无疑使中央政治局诸公对毛泽东杰出政治军事才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近距考量”的结果是被考量者得了个高分！既或此刻仍有人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但眼瞅着人家又走通了一根钢丝又打赢了一场大仗，他们至少也暂时没有什么闲话可说。

　　于是毛泽东又向名正言顺的前台位置被推了一步。

　　此后中央红军的指挥格局大致是这样的：中革军委下设以“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主持的“野战司令部”——“野战司令部”下设朱德、毛泽东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前敌司令部”——“前敌司令部”被委以指挥部队作战行动的权力。

　　可以这么认为：这是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赋予了更大的指挥权，使其从“周恩来同志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向名符其实的统帅位置过渡。

　　而这极有可能是已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竭力推荐的结果。

　　不过这个过渡型的指挥格局只延续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又向前台跨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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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成立后的第二天，蒋公和“朱毛”都在调兵遣将准备再打一场。

　　3月4日，蒋公开始总揽具体指挥事务，一天之内朝这边厢迭发4电：电令滇军集结毕节、黔西“防匪西窜”；电令薛岳派出部队向龙场、余庆、水口一带侦察；电令吴奇伟占领乌江城（今乌江镇）并向龙场以东准备渡河；电令滇军孙渡纵队进驻坛厂；……（11）。

　　虽然从战略研判的角度而言，蒋公此刻已被蒋在珍哭喊的那一嗓子误导了一把，但桐梓、娄山关一线的川军并未如“朱毛”所希望的那样转兵东向，而且就在中央红军取得桐遵大捷的第二天，“重庆行营参谋团”秉程蒋公意旨，将已进驻綦江县的上官云相第九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调往松坎一线，并于3月5日开始向桐梓开进（该部及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后来均加入了“剿匪军第二路军”序列）（12）。“剿匪军第一路军”何键也急调在黔东南镇远一带的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向石阡水口推进，以配合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共守乌江，堵住“朱毛”东去与“贺肖”合股的去路（13）。

　　如此，既或川军转道东向，裴昌会部仍可继进填补空白，南下威胁遵义。

　　看来蒋公已采纳了“龙主席”的锦囊妙计，正在划大圈子“外用封锁”哩。

　　“朱毛”诱川军东向的措置，并未产生他们所预期的效果——毕竟，红军东逸，对川方诸将看来是一种解脱，他们对远离川境去“东追赣匪”的兴致也远没有“朱毛”所期望的那么高。

　　再毕竟，蒋公的本钱要厚得多，铺排起来，也要比“朱毛”容易得多也牛皮得多。

　　而对自己亲信属下都令不行禁不止的“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这一天却心中揣揣，一边忙不迭地向蒋公表决心：“遵即电令职令所部各纵队自江日（3月3日）起，一切进退一律听钧座直接指挥矣（14）”，一边又告戒孙渡小心伺候：“近日渝城方面对于滇军空气不佳，认滇军以剿匪为应酬，避重就轻，无决心与能力，蒋不无怀疑，……故日前两次来电，滇军任务一字不提，足征所闻，不为无因。……刻下渝方轻视滇军，无可讳言，对于今后政治，不无影响，望兄务加注意。并希转告各旅、团长知照。军令森严，名誉攸关，好自为之。（15）”

　　虽然如此，“朱毛”这边的主意仍未改变：先捏一把周浑元！

　　3月5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定下决心：“我野战军决以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域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主力则西进遵（义）、仁（怀）路上突击周敌”，“主力之第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今5号应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其具体部署由前敌司令部直接指挥之，……。（16）”

　　一小时后，中革军委又通报敌情：“周敌3个师5日可开到枫香坝、长干山，6日到鸭溪、白腊坎（今白龙），7日将攻击部署准备完毕后，即向遵义地区进攻……。周敌肖（致平）师4号向潭厂前进，周敌率谢（溥福）师今5日向长干山前进，万师后梯队5日可到茅台。（17）”

　　这个“情况通报”相当准确，前敌司令部即据此作判断：“……周纵队肖（致平）谢（溥福）两师共7个团明6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今白龙）前进，万（耀煌）师6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也顺势扯起了一张口袋：中央红军主力于6日取预期遭遇恣态，以红一军团和干部团担任右翼突击，取道花苗田（今花茂）向长干山之间攻击，“其第一师应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受林、聂指挥”；红三军团担任左翼突击，“以主力3个团经温水沟绕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1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今白龙），正面吸引敌人东进”，红五军团则位于白腊坎（今白龙）为总预备队，“明6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致平）谢（溥福）两师，以便7日继续对万（耀煌）师作战。”（18）

　　刚打了个大胜仗的“朱毛”魄力十足，竟然要一口吞下周浑元两个师，而且还盯上了万耀煌。

　　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那蒋公就惨淡极了，而且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劲儿来。

　　“朱毛”那个“创建川滇黔新苏区”，大概也会再上一层楼。

　　中革军委对此很有决心与信心，红军总政治部还发出动员令，“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伟大的胜利”，“我们完全有战胜敌人的把握，因为敌人虽然比以前增多了些，但是我们红军是勇敢的，我们有了相当的休息，乘胜作战”，而“周浑元纵队尾追我们数千里，比吴奇伟纵队还更疲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9）

　　这些敌情估计、战斗设计以及相应的政治动员都没什么问题，周浑元的状况的确不佳，在无堡垒依托的运动战情况下，“朱毛”既或一口吞不下肖致平谢溥福，但把他们撵得象吴奇伟一般拼命奔逃，应该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当然，“朱毛”在魄力十足的同时头脑也很清楚，也作了“敌如不进”时另行决定行动方针的准备。但另行决定行动方针则必须有“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在场拍板，且川军郭勋祺部此刻正向遵义东南前进，红九军团一旦拦挡不住，乌江南北的吴奇伟部再一乘虚北进，中革军委和后方机关即可能陷入险境，所以“前敌司令部”在部署作战的同时，亦电请周恩来主持的“野战司令部”随后方部队一起“接近前线”（20）。

　　周恩来率中革军委于6日撤离遵义，进驻金刀坑，向前线靠拢。

　　可眼瞅着周浑元这道菜就要上席之即，蒋公却突然伸出一只手，把这盘菜给端了回去。

　　3月5日这天是特别有意思，此前是蒋公满世界找“朱毛”决战，此间却是“朱毛”气势汹汹要找蒋公的队伍决战，而蒋公却突然叫了一声“停！”

　　那天，薛岳得到的情报本来是“匪已于支日（3月4日）开始向湄潭方面逃窜（21）”，他也按蒋公3月3日“限鱼日（3月6日）集中枫香园、鸭溪口一带，即向遵义西南进攻（22）”的命令，准备于次日放心大胆地向枫香坝、鸭溪前进。

　　孰料5日晚部队正整装待发之际，蒋公却突然急电薛岳：“周、吴两纵队暂取守势防御”。

　　原来那天蒋公得到了航空侦察报告：“匪万余人向鸭溪口西南方面移动”——这与他此前的研判完全是南辕而北辙，当即惊出一身冷汗，认定“朱毛”这是要“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遂急令周浑元纵队“明日决在长岗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而原拟过乌江向东前进的吴奇伟纵队则“明日仍在乌江南岸暂秘其行动，以俟匪情明了。”（23）

　　“朱毛”的好事儿，就这么着，被那年头那“高科技”，给搅黄啦！

　　蒋公这人比较迷信“高科技”，“航空侦察报告”当然比什么人的汇报都让他信服，这回也就极其难得地英明了一把，马上从“‘朱毛’要东渡乌江”的研判误区中退了出来，关注点也由东向西转移，对“朱毛”的行动也愈发小心在意起来。

　　此后几天“朱毛”一再寻战不果，跟蒋公这般地小心在意，有着相当密切的因果关系。

　　当然，小心在意也是一柄双刃剑，蒋公后来也被这双刃剑的另一刃伤得不轻。

　　据时任薛岳部上校参谋的李以劻将军回忆，这当间蒋公也从2月间被周浑元部俘获的红三军团第十四团政治委员田丰口供中得知：毛泽东已在指挥红军！遂亲笔致函薛岳：“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而田提供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有关情况，也成为薛岳研究对红军作战的重要资料。（24）

　　李将军这段回忆如今已为许多关于长征的专著所引述，甚至为《长征》电视连续剧的编导所采用。但笔者仔细考究一番后，却认为李将军抛出的这个情节其实是一个迄今尚未完全解开的历史谜团，更需要的是考证而不是引证。且不说此间正在红军干部中传达的“遵义会议决议”里尚读不出“毛泽东当权”的信息，就是“田丰”这个人物也存在着诸多迷雾：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田丰”条目所述，田乃广西人，曾参加百色起义，到中央苏区后曾任红七军第二十师某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但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任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团长，参加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期间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40年4月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25）——这也就是说，长征前，田丰其人就已任赣南独六团团长，且留在中央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何来被“周浑元部俘获”？

　　1997年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有关内容也可与之互为佐证：在该书附件“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序列表·赣南军区（1934年10月～1935年3月）”中，有一栏为：“独立第六团团长熊东祥 田丰（后）”（26）。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团以上干部任职表中，也没有“田丰”这个名字。

　　如此可以推测，既或李将军言有出处，那个被周部俘获的“田丰”，也是个冒牌货。

　　但谜团并没有因此而全部解开，《新四军英烈志》中也有个“田丰”条目，而此“田丰”却是“江苏无锡人，1938年秋赶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夏回华中工作，任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0年）4月中旬在无为的张家山被国民党顽固派活埋……”（27）。

　　此“田丰”非彼“田丰”？

　　的确，从此“田丰”的履历及籍贯推测，他很象是抗战初期加入新四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曾任红十四团政治委员的广西籍的彼“田丰”，不是同一个人！

　　这个谜团虽已与本书内容无关，但涉及曾任红十四团政治委员的“田丰”之下落及其政治身份之定位：是叛徒，还是革命先辈或先烈？倘是后者，其下落究竟如何？因此笔者感觉有必要在此多书一笔置疑一把，以请教各位专修党史军史的方家。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在大张旗鼓打造“红色景观”之余，也多多耐住寂寞用些心思拂去历史的尘埃，以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于世，如此才能真正告慰成千上万铸就了红色丰碑的前辈先贤于九泉。

　　还是回到当年的战局上来。

　　3月6日，已进至白腊坎（今白龙）的毛泽东等见周浑元并未如预计那般前来上菜，即“判断此敌暂无前进意”，亦对各部叫“停”：红三军团“驻白腊坎（今白龙）、椒花坝、兴隆场地域”，红一军团“即在花苗田（今花茂）、鸭溪休息”，而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则“今日在鸭溪附近，明或撤退遵城集结”，军委纵队“原地不动”。（28）

　　军委二局的工作效率确实令人钦佩，3月7日，蒋公“叫停”电就已有一副本在他们手中（29）。

　　然而，“朱毛”寻敌一战之心犹盛。

　　周浑元不动，“朱毛”就想诱他动。

　　本来，在获悉蒋公“叫停”电的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对8日部署是“待机”——“我野战军以待机机动的恣态休息、补充、整理和赤化所在驻地”：红一军团移至罗筛坝、一里坝、高剑地域，对仁怀、毛石坎方面警戒；红三军团则移至鸭溪、八里水、对长干山、马蹄石、打鼓新场、大渡口、刀靶水诸方向侦察警戒；红五军团主力移至遵义新城北门外新街，与红九军团保持电话联络，并以得力一营进驻忠庄铺，向懒板凳（今南白镇）游击警戒；而红九军团则继续在板桥一线阻滞北线川军，并向绥阳方向游击、侦察。各部凌晨1时出发，8时前到达指定地域，并严密封锁消息，完全消灭路标，以防敌侦知我军行动。（30）

　　当晚22时30分，中革军委得悉“吴奇伟纵队正向黔西移动”，马上又生出一个盘算：“诱吴奇伟西进，引周浑元南下”！遂于次日凌晨紧急变更部署：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原地不动，由红三军团派出一得力的团，“开向马蹄石、太平场、西安寨地域积极活动，如遇黔敌一团以下应袭击消灭或驱逐之，如两团兵力不能，应扼守上述地域，无论袭占黔敌与否，均应伪装主力部队，公开侦察到打鼓新场的道路”。（31）

　　“朱毛”还是想乘周浑元南下之际打一伏击。

　　然而蒋公这天也在部署打“朱毛”的伏击。

　　7日那天，蒋公也在对薛岳麾下诸公电授机宜：“匪以西窜公算为多，望两兄（即周浑元、吴奇伟——本书作者注）各电王（家烈）、犹（禹九）在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乾初兄（周浑元）部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挺进，一俟本日飞机通讯袋投到，匪情明了后，当不失时机，找匪进击。周纵队应跟匪猛进；其所派之别动队、先遣队在织金西北纵横埋伏，以代民团扰乱与夜袭之任务。（32）”甚至干脆越过薛岳乃至周浑元、吴奇伟，指挥棒直接点到师长一级：“韩（汉英）师派遣黔西别动队，应区分为十个或二十个单位，复在纵横百里上之面积内，各别扼要设伏……（33）”

　　按说这蒋公这些电令中也含有正中“朱毛”下怀的内容，如“匪以西窜公算为多”、“乾初兄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推进”、“跟匪猛进”等等，蒋公虽然前两天刚英明了一把，可这会儿仍然有些瞎指挥之嫌。比如让刚大败而归的韩师之别动队“区分为十或二十个单位”在“纵横百里上之面积内，各别扼要设伏”，就是一例。他老人家也不想想，这些个败兵现在还有这个胆儿么？就算他们有这胆儿，他们有这本事么？这不是在“关公跟前耍大刀，孔子门前读圣书”，又是什么？

　　然而这回是周浑元自己聪明了一把，又躲过了一劫。

　　8日白天，两边都在动用各自的侦察手段探究对手肚子里的九九。“朱毛”侦知的结果是“周敌3个师今9日向长干山、倒流水前进（34）”，周浑元侦知的结果是“朱毛”之“大部队仍在遵义城以西地区，有佯攻长干山，企图西进之势（35）”。

　　这两个侦察结果其实都有问题：周浑元3个师9日并未向长干山、倒流水前进，而是后退至桑树湾阵地；“朱毛”也并不是“佯攻长干山，企图西进”，而是真心实意要对周浑元大打出手。周浑元在此逃过一劫的主要原因是他有个聪明的两手准备：“朱毛”倘是真干，则将其诱至桑树湾阵地，依托堡垒以求决战并抑留之，以俟援兵倒达；“朱毛”若为佯动，则立判其主力将循打草坝、五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即与孙渡、王家烈、吴奇伟等联手，“不失时机急起夹击”……（36）

　　9日凌晨3时，“前敌司令部”根据那个有问题的“侦知敌情”作出部署：红一军团及干部团由西北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并以一部截其与倒流水的联络，红五军团为中央队取道八里水、鸭溪，向倒流水前进。各部除红五军团外，统限于9日14时到达指定地点开始攻击。“应防止敌人回窜罈厂，如敌向南或西南退却时，应有计划的逼追消灭之。”（37）

　　然而红一军团于9日午后进至指定位置发起攻击时，敌主力已按其既定部署退至桑树湾，长干山只有两个营的敌人，而且就是这两个营的敌人也没被林彪抓到手——敌人显然预有准备，根本就不作任何抵抗而是一溜烟儿地就跑回了桑树坪。

　　而吴奇伟纵队也并未按蒋公7日电令“向黔西前进”，而是按蒋公9日“向大渡口、刀靶水一带转移，预定于真日（3月11日）集中完毕（38）”的电令行动，正向刀靶水、乌江渡之线集结，拟向遵义、鸭溪“追剿”。

　　“朱毛”的算盘又敲黄了。

　　这时他们仍没死心，打不着大财东就拾掇小地主，马上又盯上了西安寨的黔军第三旅。

　　10日凌晨2时前，已进至苟坝与“前敌司令部”会合的中革军委两电各部，再次作出部署：“我主力作战目标是消灭王（家烈）纵队之犹禹九部队以开拓作战地区，并威胁周敌，求得决战（犹部在西安寨）。规定：一军团应空出长干山，以主力控制平家寨、大王寨地区，并以有力之一营直追罈厂周纵队佯动，并侦察该敌部署及其附近地形工事和通仁怀的路线网及仁怀敌情；三军团除以小部留在梯子岩，向长干山封锁消息外，主力则经太平场，迂回西南的西安寨，切其通泮水的去路，消灭西安寨附近的犹禹九部队，并伪装进攻打鼓新场模样”，“三军团解决西安寨犹（禹才）敌后，三军团主动应准备11号仍回长干山以南适当地区寻求机动”；同时决定，“明11日放弃遵义，主力集结长干山、平家寨、花苗田（今花茂）寻找新的机动”。（39）

　　显然，这个部署仍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还是想诱出周浑元，

　　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此刻却另有一番盘算。

　　10日凌晨1时——中革军委作出上述部署的一小时前，林、聂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个“万急”电，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作战方案：

　　说实话，笔者读完这篇文字并绘出行动详图对比了双方态势和本钱后，也着实吃了一惊也吓了一跳。在林、聂这个充满了“大迂回大包抄”魅力的计划里，进击西安寨、打鼓新场（今金沙）黔军已不是诱敌手段而直接就是目的，为此目的他们设计了两个动作幅度极大的机动：红三军团两个团迂回三重堰断敌后路，红一军团主力4个团经永安寺（今云安）、无马口（今五马口）、岩孔迂回打鼓新场（今金沙）——按林、聂设计，前一个机动的行程是3天，后一个行程至少也得一日。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此刻“剿匪军第二纵队司令官”孙渡已得蒋公令箭，正率滇军各部向黔西、打鼓新场集结，其第七旅鲁道源部已在黔西，离三重堰（今重新镇）不到80里路，后续之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龚顺壁部亦正向打鼓新场（今金沙）、黔西前进……

　　如果将林、聂建议与“前敌司令部”前几天诱敌击敌部署包括10日当天的部署作一对比，或许就不难看了个中奥妙：毛泽东等这些天虽然屡屡寻敌决战，但动作幅度并不大，大致都在半天一天的行程内，而且始终是集中主力在手，机动或待机时也注意互为犄角，为的是在强敌环伺之下留有充分的进退余地。而林、聂这个建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主力在3个方向上被分散，且其中在两个方向上行程很长因而危险极大，西安寨、打鼓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之敌虽然都是王家烈的“九响棒棒”，但他们一来依托堡垒跟在野地里被人撵鸭子时大不一样，二来他们可以有看家本事抬腿就溜，一起退向三重堰抱成团并向滇军靠拢，三重堰距打鼓新场不足百里，王家烈拿出逃命的劲儿跑到也就大半天儿功夫，而林、聂设计“断敌后路”的红三军团一部要3天后才能到这儿，那功夫滇军主力差不多也在打鼓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及其附近了……

　　更重要的，是林、聂计划的模样跟蒋公8日“匪以西窜公算为多”的研判相当相似——虽然无论是“朱毛”还是“林聂”，此间好像并无这般盘算，蒋公除令滇军赶赴黔西堵截外，也饬薛岳作了个“急起夹击”之预案，该预案的前提为：“犯我（指周浑元）者系佯动”，一旦这个前提成立，则立判“匪主力将同时循打草坝、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周将即与孙（渡）、王（家烈）、吴（奇伟）等“急起夹击”（41）。

　　以干部团一团之众“佯攻周敌”，周就是个笨蛋，有个半天儿功夫也能瞅出名堂来了。

　　如此，林、聂既或顺利完成计划，也将失去回旋余地。

　　况且，这回拾掇的是“九响棒棒”，对各路敌军也无法达成预期的震撼作用。

　　那会儿“朱毛”这边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是“党内总负责”张闻天，张是位品行端方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加上对博古、李德等此前一年多以来的“乾纲独断”深为憎恶，所以主持工作后也很注意“决策民主化”，每遇作战事宜都要开个范围很大的会来讨论——毛泽东后来不无揶揄而言：“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对于林、聂的这番谋划，这位“总负责”肯定也觉得值得一议，遂于10日白天在中革军委驻地苟坝召集“中央会议”，讨论林、聂建议。

　　这个会议也没有留下什么档案文字，有的只是一些当事人只言片语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文字至少有一点是没人持有异议的：与会者一边倒地同意林、聂建议，反对者仅毛泽东一人。毛泽东动用其雄辩口才反复陈述理由，然而还是无法说动与会诸公。最后林、聂建议被付诸表决，表决的结果是20余票：1票，林、聂建议被通过。毛泽东无奈之际也冒出很大情绪：身为“前敌政治委员”我无法对此案负责，请中央批准辞去该职。张闻天则称“少数服从多数，你辞就辞吧……”

　　会后毛泽东平复了一下情绪，还是感到事关重大不能听之任之，遂又提着马灯去找“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而周恩来自己也在辗转反侧寝卧不安，反复盘算着林、聂方案的利害得失。毛泽东一来两人又合计起来：毛泽东说这事儿关系重大，作战命令你还是不要急着下达，等一等看一看再作定夺也不迟，周恩来此前已斟酌一阵也觉得此案确有玄乎之处，对毛泽东所言也就有了同感与共鸣……

　　据悉，两人刚达成共识，军委二局综合这几日敌情的报告也送来了。报告内容与毛泽东所言互为映证：犹禹九已不战而走退向泮水，且见“朱毛”大军扑来之时还要退向打鼓新场，而滇军第七旅鲁道源部已在黔西，12日即可到打鼓新场，紧随其后的还有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龚顺壁部……（42）

　　周恩来连夜再次召集会议，把这事儿拿出来一说道，大家明白了——当然也被说服了。

　　当晚21时，根据红九军团已在遵义以北的泗渡站与由桐梓南下的川黔军对战等情况，中革军委作出部署，为达“我野战军以放弃遵义、集结主力，准备转移，寻求新的机动”之目的，以红五军团集结于长干山、大王寨之线掩护，全军主力集中于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今花茂）地域（43）。

　　11日凌晨1时，中革军委致电林、聂、彭、杨：“……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达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44）”

　　事实面前大家不能不服气：毛泽东确有高于众人之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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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实际上驻遵义新城及以北的只是红一师，红二师当时在懒板凳（今南白镇）集结。

　　（2）《军委部署3日行动》，《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81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1935年3月4日〈红星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810～第81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军委作出4日行动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5）《军委电令九军团》，《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6）《蒋中正电令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围歼红军》、《蒋中正电令川军及周纵队会攻遵义》、《蒋中正电令吴纵队以凤湄为目标防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0～第91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7）《蒋中正电令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围歼红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8）朱振民《蒋在珍部追堵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下）第2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9）《蒋中正通令驻川黔各军统由他本人指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0）《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设前敌司令部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1）《蒋介石令滇军集结于毕节黔西》、《蒋中正令薛岳派队向龙场、余庆、水口一带侦察》、《蒋中正电令吴纵队占领乌江城并进向龙场以东准备渡河》、《蒋介石命孙渡纵队进驻坛厂》，《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6～第9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2）《陆军第四十七师剿匪工作报告书》，《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06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3）《湘军总司令何键令李抱冰支酉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4）《龙云奉令饬属自江日起听蒋介石指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5）《龙云因蒋介石疑滇军不力嘱孙渡好自为之》，《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6）《总司令朱德下达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7）《3月5日4时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8）《前敌司令部作出消灭敌肖、谢两师的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9）《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动员全体红色战士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的训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0）《前敌司令部就6日行动部署至电周恩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1）《薛岳电报共军去向湄潭方面》，《蒋中正电令川军及周纵队会攻遵义》，《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2）《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3）《蒋中正令周、吴纵队暂取守势防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3～第9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4）李以劻《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下）第5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25）《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第1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6）阎景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第6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27）《新四军英烈志》（《新四军战史》编辑室）第12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

　　（28）《前敌司令部电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9）《3月7日5时军委总部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0）3月7日晚《朱德关于各军团3月8日行动部署》，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191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1）3月8日凌晨朱德《关于我军8日部署重新变动的通知》，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19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蒋中正电令周、吴纵队向黔西前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36～第93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3）《蒋中正电令韩师在黔西设伏》，《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3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5）《3月9日3时前敌司令部部署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5）《3月10日7时30分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6）《3月10日7时30分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7）《3月9日3时前敌司令部部署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8）《蒋中正电令吴纵队主力向大渡口、刀靶水一带转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9）《3月10日军委部署电》、《3月10日2时军委电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0）《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建议向打鼓新场前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9～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1）《3月10日7时30分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2）《总司令朱德下达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3）《军委下达3月11日行动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4）《总司令朱德下达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上花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在这里笔者不能不暂时跑一下题，就着这事儿来说道说道什么叫做“民主决策”。

　　“民主”这个东西的确是个好东西，但它只是决策手段而不是决策目的，实现民主决策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而投票表决方式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在有合理与充分的监督机制制约下，以民主选举方式或公认权威机构委托方式，将重大决策权交付某个已经通过各种考察考量考验的贤者智者雄才伟略者，也是“民主决策”的一种形式——比如现如今很时兴的“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以笔者陋见，制约机制比个人品行更重要，择人比择事更重要，笔者本人就忒腻味参加各种自己根本就不明就里，或者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会议。同样，笔者被人委托办事儿时，也忒腻味儿什么人都来指手划脚不着边际地点点拔拔：要不你来干？要不俺来立个军令状，办不好事儿你来办俺成不成？

　　客观而言，在转战频繁，敌情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下，动辙就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来讨论某个具体作战计划，既不符合战场指挥规律，也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这当间不是有不少掺和不了这事儿却有其他要紧事儿要掺和的人么？如此“民主决策”，“民主”的目的还上哪儿找去？作战指挥是一种须要高度集权的工作，只要这个集权能得到充分的制约，它也还是被“民主”范畴所包纳。此前博古、李德的“集权”，是一度失去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制约的“专权”，而且他们自己专权却不喜欢下边干活的人临机也专一把权，战略级别的指导者竟然连人家机枪迫击炮放哪个位置都要限得死死的，这当然就跑出了“民主”的范畴。但现在什么事儿都要开大会讨论，跟博、李等把师团甚至营连指挥员的活计都搅揽一把的作为，不说是“五十步与百步”，至少也有“异曲同工”之嫌吧？

　　此时毛泽东可能已经有了束手束脚的掣肘之感，遂提议“不能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审议通过了下一步“野战军战略方针”的同时，也批准成立了一个新的“三人指挥小组”，这个“三人指挥小组”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任务是“全权处理最紧迫的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1）。

　　至此，毛泽东名符其实地重登前台。

　　名符其实登上前台的毛泽东面临的形势实际上已趋紧迫，北线川军郭勋祺部和紧随其后的中央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已进至遵义，从何键那边调来的湘军第53师李蕴珩部也正向遵义赶进，南线吴奇伟纵队主力也由乌江渡、刀靶水向遵义、鸭溪扑来，可供中央红军选择的回旋地域正在日渐缩小之中。

　　于是，在毛泽东等的视野中，“赤水河上游”区域就顺理成章地愈加凸显起来。

　　1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议定成立新“三人指挥小组”的同时，也重新把消灭泮水、西安寨的黔军犹禹九旅的计划提上了日程——因为“该敌仍回踞西安寨——泮水一带”，为消灭犹旅使用的兵力为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统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要求他们于13日“以秘密、迅雷手段迂回该敌，到新场（即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旧路而消灭之”（2）。而红一军团则“分经倒流水、长干山附近两路”，“限13日10时开到井坝、石坑、坳口地域”，“向坛厂警戒，向泮水、新厂方向侦察警戒并封锁消息”（3）。

　　中革军委在下达上述部署时，也说明了“消灭王敌”的真正目的：“我野战军决转移于仁怀东南及以南地区消灭王敌，以寻求周、吴两敌的机动，并略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4）”但“略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有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障碍，那就是有着12团之众的周浑元纵队，此刻他们正盘踞在坛厂、鲁班场一带，正好遮蔽着在毛泽东等视野中已愈渐凸显的这片地域。

　　也就是说，对“周、吴寻求机动”，是“略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的重要前提！

　　——特别是“周、吴”中的这个“周”。

　　从中革军委12日的部署来看，“朱毛”对周浑元“寻求机动”之首选，是将其“调离”。

　　周浑元好像确有被“调离”的迹象：13日那天，盘距坛厂的周浑元纵队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为“堵匪西窜”，奉命“经鲁班场向三元洞搜索前进”，并于当日午后“全部到达三元洞，警戒待命”（5）。自觉自愿地为“朱毛”晾出了坛厂——仁怀——茅台这条要道。

　　而万师刚有移动的动向，就立即被正严密监视其动向的中央红军侦知。

　　这似乎正是中央红军“寻求机动”所寻觅之时机与战机。

　　于是“朱毛”又决定调整部署，歼击目标由“消灭泮水——西安寨之敌”追加上了“消灭三元洞周敌”，而且被追加者还是主要的：歼灭泮水、西安寨之黔军犹禹九旅的兵力缩减为红三军团“一部”，主力则转用于“进攻三元洞周敌”。其部署为：红一军团于当日黄昏由倒流水、长干山进至五马口、井坝之间适当地区，红五军团进至永安寺以西红一军团东侧，向三元洞警戒并封锁消息，各部当日侦察三元洞地形及道路网，完成作战准备，14日与西安寨方向配合，“迅速将当前之敌解决”（6）。

　　彭德怀、杨尚昆却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13日晚19时，他们“鉴于我们数日来想扑捉战机都落空”，直截了当地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由于时间仓促，地形对我不利，敌人工事坚固等因，我们考虑，无攻破周敌的可能，应迅速脱离当面之敌，控制茅台、仁怀，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向西，来寻求机动（7）。

　　这大概是明确提出要“三渡赤水”第一篇文字，而且地点就是茅台！

　　厉害呀厉害，不服就是不行，染房不出白布，“朱毛”麾下就没有什么等闲的角儿。

　　万师向三元洞移动让出了坛厂，也就是为中央红军出让了去仁怀、茅台西渡赤水的要道，彭、杨建议乘此时机迅疾西渡，好像也是个非常合理的选择。不过中央红军各部从现集结地就这么着直奔茅台渡口，要完成渡河动作至少也得两天，而且意图非常明白无误，不被周浑元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旦察觉撵将上来，以其12团之众击红军于半渡之中，这种危害性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了。

　　这时候的彭、杨可能还不知道，万师抵达三元洞的当晚，就已连夜向鲁班场折返。

　　彭、杨建议一小时后，中革军委亦将“野战军战略方针”下达各部：

　　这与彭、杨建议在本质上是吻合的，只不过“方针”蕴含的动作可能要更复杂一些。

　　这个经“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此刻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看来还是“创建川滇黔新苏区”原路子。不过，如果笔者暂时将自己定位在“朱毛”的对手位置上来推演历史，那么在洞悉“朱毛”这边的状况和这个“战略方针”后，也肯定会作这样一番掂量：“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域”可能是他们真实意图也可能是冠冕堂皇的旗帜，更大的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说变就变非常便当，此“朱毛”惯有之狡诈伎俩，而真正的意图在他们那里只能是“存乎一心”……

　　而此间已进至头道水的中革军委又得到了情报：由桐梓南下的川军郭勋祺部已进占遵义，再次从乌江北上的中央军吴奇伟部也已进至遵城附近，且已按蒋公12日令，不进遵义而与川军一部左右转弯并肩而行，“径向鸭溪场方向急行追剿”。（9）在3月13日当天，已进了鸭溪，正向长干山一线奔来。

　　13日当晚，中革军委再次调整部署，将“打周”改作了“打吴”：“吴敌两师有向鸭溪开长干山的可能。因此，我野战军决明14日转移长干山附近伏击，并消灭吴敌两个师，造成了有利的战局。要求一军团及干部团（由林、聂指挥）应以伏击吴敌之目的，经桑树湾、长干山两路，限12时转移到长干山西北及以此伏击阵地，向东南及以南突击。此战关系全局，各部须按时到达指定地区，并干脆于14号半天解决战斗。如吴敌不进，则一军团应以一个师，巩固罈（坛）厂阵地，其余各兵团均留指定阵地待命。（10）”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的童小鹏老人在3月14日的日记也称：红军“先拟消灭三元洞之敌，后得情报吴奇伟已到鸭溪，周浑元退鲁班场，故决定回头击敌，移长干山宿营（十五里）（11）”。

　　而14日这天“吴敌”真的就未进，究其缘由还是蒋公伸出一只手把这盘菜给端了回去。毛泽东打吴奇伟主意的同时蒋公的手也伸了出来：“吴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他纵队，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尽净，万勿稍加犹豫。（12）”

　　这几天蒋公几度伸手败了毛泽东等的胃口，的确有及时雨宋公明之气派，而这在上个世纪两公斗法的历史中是极为罕有的现象。这当口两公推手的过程似乎一直在顺理成章地导向这样一个推论：此间英明的是蒋公而不是毛公！因为就连周浑元这天也在为上次逃脱一劫而喜出望外地向蒋公报喜：“佳日（3月9日）犯长岗山伪一、三、五军团均到……因误以为长岗山为国军基本阵地，故用全力来犯，到后，乃大失望。（13）”

　　其实此时渐趋糊涂状的是蒋公，虽然就巴掌那么大块地方，他对“朱毛”主力集结的确切位置依然是一片茫然。只能模糊下个大包围，判断其“尚潜伏于仁怀、坛厂之四周”，对其动向的研判也还是游移不定。就在同一天里，他对“朱毛”意图的判断时而是“断坛厂东北方面线窜平坝、大坝，转向赤水之公算为多”，时而又是“有与我周纵队决战，乘机西窜之模样”。至少，他老人家这回伸手把吴奇伟这盘菜半路端了回去，就并不是什么明察秋毫的英明之举，而是举棋不定拿不出准主意来的一个侥幸——就在端回这盘菜的同一天，他在另一电中还催人家“由鸭溪、白腊坎（今白龙）、枫香坝、花苗田（今花茂）方向兜剿，限于15日占领白腊坎（今白龙）”哩！（14）

　　蒋公想过来想过去，就是没想到“朱毛”转来转去那当间还有一高招：再渡赤水河。

　　只有一个人想到了，那就是刘甫公麾下大将潘文华将军。

　　3月13日12时，在泸县的潘文华将军作出判断：“匪主力已过枫香坝以西，似有经打草坝、吴（五）马口，渡赤水河西窜模样”，或许不打算再为蒋公助阵把“朱毛”再往川境内赶，他发出的命令竟然是这样的：“郭（勋祺）指挥率部下遵（义）城后，即暂行停止，扼要待命”（15），而此间蒋公基于正游移间的那两个判断之一，给郭勋祺下的命令则是“留3团以上之兵力暂守遵（义）城……其余主力，即由遵义经江花场、牛蹄塘（今牛蹄场）、牛角屯、两河口（似在遵义境内的纸坊附近，待查证）方向兜剿，务限于16日前进占两河口。（16）”

　　呵呵，潘将军大概是觉得川军不在“剿匪军第二路军”序列内，听不听蒋公招呼都没事儿。

　　管郭勋祺饭碗的是甫公而不是蒋公，这当口该听谁的“郭莽娃”心中跟明镜儿似的。此公办事儿比较老道，并不象孙渡那样爱犟脖子瞎咋呼，而是不吭声不出气地装作没听见蒋公那番招呼，磨磨蹭蹭地并不上劲儿去向那边厢“兜剿”。到了3月16日蒋公规定的那个限期，他那队伍基本上就没怎么挪窝！

　　如此这般，就把“朱毛”正在扫视打量的这片空间，给结结实实地晾了出来。

　　而就在那天晚上，刚喜出望外给蒋公报了一喜的周浑元开始紧张起来。

　　3月13日晚上，周浑元将军得到报告：

　　“元日（3月13日）黄昏，有匪约7000，窜至鲁班场东南十里之大茶园附近。（17）”

　　这大概就是中央红军正在集结拟于14日进攻三元洞万耀煌第十三师的部队。

　　周浑元据此作出判断：“匪并未向西南窜并由井坝、永安寺方面逐渐西移，有寻我决战之企图，绝无逃窜模样，纵队决集结兵力与敌决战。（18）”

　　于是，刚进至三元洞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又连夜向鲁班场折返。

　　至14日，除散布于五马口、岩孔、毛坝场、童塘、石革关、清水塘、六竹山等一带的少数部队外（奉蒋公令担任“伏兵”，拟向毛坝、仁怀南北一线“截剿”），周浑元纵队主力全部收缩集结于鲁班场。

　　周浑元将军字乾初，保定军校出身的老行伍，此前生平已难以详考，大陆现有的民国将领传略中也很难见到他的名字——就是其籍贯也有“河北安新”和“江西金溪”两种说法。然而根据已知史料我们也不难作出这样的推断：此公既然能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一步一步熬到“陆军中将”的位置，那就绝不会是一只只会胡乱扑腾的菜鸟。此间他抢在“朱毛”之先一步收缩了兵力，又有堡垒工事依托，仗未开打其实已先得一分，更足见其智商也并不低下。

　　那当口，“朱毛”攻打鲁班场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哩！

　　这事儿周浑元肯定向薛岳和蒋公作了报告，但蒋公好像并没怎么在意，大概是已认定“朱毛”徘徊于此间乃是“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所以14日那天给正在鸭溪的吴奇伟发去一电纯属抚慰性质：“匪既然未窜去，则我军可以从容部署，严密兜剿”，吴部“可派一部分扼要作工事，其主力应即向左延伸出援助，努力与周（浑元）纵队及犹（禹九）、何（知重）、柏（辉章）各部之联系，并与遵义郭（勋祺）部设法联络。（19）”

　　万耀煌连夜赶回了鲁班场，吴奇伟呆在鸭溪不动窝。红一军团在万耀煌和吴奇伟这两盘菜之间来回奔波，却连口荤腥也没沾着：先是去三元洞准备打立足未稳的万耀煌，又听说吴奇伟“突出冒进”而来，肯定也会威胁坛厂——仁怀这条要道使中央红军腹背受敌，于是也就不得不连夜往回赶。而当他们差不多赶回来的时候，毛泽东等又已确悉：吴奇伟并未“突出冒进”，这盘菜也吃不上了！

　　林彪那个跑冤枉路的怨气，很可能跟这儿又被狠狠地煽乎了一把。

　　中革军委13日已由苟坝经青坑、梯子岩进至井坝、头道水地域。在14日整整一个白天里，毛泽东等脑子肯定就没消停过，讨论也没有停息过：下一步行动关系至大，成败与否都与中央红军今后的生存状况及战略走向联系紧密。他们掂量来掂量去肯定也找不到什么万全之策，现在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红军的生存空间十分局促而且还会更加局促，如此下一步棋就必须是起死回生的绝招，而且还必须是成与不成都可转换为另一系列机谋的节点……

　　这一天讨论的参与者有哪些？都有过哪些预案？这些预案背后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有没有发生争论？……，等等，这些情况因当事人均已作古我们已无从得知，因而笔者在此只能作一些推测：“三人指挥小组”如今已经成立，不会再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议来议去，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自然就是当然的参与者；朱德总司令虽然不是“三人小组”成员，但负有组织全军作战行动的重大责任，也是必须在座的人物；作战方案的拟定和具体部署的落实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份内工作，这个会议也少不得他；张闻天虽是“总负责”，但一般不会来掺和他所不熟悉的战役决策……

　　14日晚21时，以上由笔者推测而出的与会者们终于拿出了他们议决的方案，并指示各军团：我野战军决与全部力量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的围攻，转变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并依总政治部训令进行战斗鼓动；各军团除九军团外，均应于明15日4时吃饭完毕，准备作战（20）。

　　一小时后，中革军委作战部署正式下达：

　　瞧瞧，历来不愿攻坚的毛泽东这回一反常态，要去啃鲁班场这个保垒了！

　　就在几天前，林、聂想去打鼓新场（今金沙）捡几根“九响棒棒”，还遭致毛泽东的强烈反对，那反对的话音儿这会儿可能还没落地哩！对于周浑元吴奇伟这类中央军大户，毛泽东的主意一直就是诱其出战而不是上门摆擂，现在周浑元滑头缩进了堡垒，他却要闷头一个大步跨将上去，硬要去掏人家的窝。这举动这作为实在不象毛泽东素来的风格，倒与那些二十郎当岁师团营干部的“冲冠一怒”极为相类，二杆子楞头青之状毕显，甚至比打土城那一仗还要显得冲动——那一仗的本原设计是“诱伏”。

　　但是，鲁班场之战的真正意图，真象上面“指示”、“部署”那般简单清楚明白么？

　　当然，此刻的情势较几天前更为险恶，吴奇伟和川军一部已经跟屁股后边儿撵上来了，中央红军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余地，而按对手下的本钱，不用多少时日就可以将大包围压缩成小包围，最终形成没有缝隙的“铁壁合围”，毛泽东数度想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特别是周浑元）都劳而无功，在这个当口上着急上火要找个对手决一雄雌，似乎也是情理中事。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嘛！而在曾经为“神”者身上，多多挑出“人”的毛病，不也是现如今很时髦的活计么？

　　问题在于：既然都是冲上去硬干，为什么毛泽东选中的是周浑元而不是吴奇伟？

　　吴奇伟部跟在“朱毛”屁股后头的队伍只有欧震第九十师、梁华盛第九十二师是比较完整的，而第五十九师一部则是乌江新挫之师的残部。吴奇伟跟“朱毛”靠得很拢，堡垒也不太结实，不会比周浑元更难打。虽然中央红军回马一枪未必就能挑死他，但怎么着也比对付抱成团的周浑元3个师12个团要容易一些呀？

　　可解决了吴奇伟以后呢？

　　这个问题其实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毛泽东视野里真正的焦点：既或打掉了吴奇伟，中央红军仍然被压迫在方寸之地：东北方向是由桐梓南下遵义的川军郭勋祺部，以及随郭部而来的中央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西南方向是已进至黔西的滇军孙渡部及王家烈的“九响棒棒”，东南方向是薛岳部中央军部队，很可能还有何键过了乌江东岸的队伍……

　　西北方向则正是在鲁班场一线看住了“赤水河上游”的周浑元纵队。

　　也就是说，就算打掉了吴奇伟，“朱毛”仍然处在以上诸公的环伺之下！

　　而“拿下周浑元”或乘隙再过赤水河就不一样了，凭借赤水河这个“转移枢纽”可以把对手们通通闪到自己的前面，虽然古蔺还有川军“边防第四路司令”魏楷一个团和周化成一个“清乡大队”，但这些个土老肥即便知道“朱毛”过了河，想得更多的恐怕还是如何自保而不是来找事儿！

　　再说他们能掀起什么浪头？

　　笔者从戎之时，一位当年的“拼刺英雄”曾跟笔者唠叨过一对多“拼刺刀”的要诀：“小子你可甭信那些飞来踢去几十个人儿近不了身的武打片，一个对几个拼刺刀其实就一点最重要，随时都要把对手闪在你前面而不是旁边或后面，人家一拉圈子围你，你怎么着也得想法跳出圈子把他们都闪到你前面，这样你才能一个一个地对付，逮住一个干掉一个，多干掉几个其他的就要哆嗦，要是让人家前后左右都能让你着家伙，那你就再有本事也要瞎啦……”

　　此刻毛泽东的思维与那位拼刺的士兵完全可能是一个路子，他看中的不是什么周浑元而是周浑元背后那片空间，那片空间虽不宽阔但却能把上述诸公都闪在自己前面，虽不是久留之地却也是一个弹跳的跳板——“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反正要去那片空间都避不开周浑元这个冤家，索性就盯准他挺着刺刀作拼命状扑将上去，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也惊出他一身冷汗让他懵一会儿头，如此再一个大步跳出圈子就把各路环伺人等闪在了面前……

　　于是笔者在此斗胆跟主流观点唱一唱反调：毛泽东此番决策攻击鲁班场，肯定也将这个动作与13日晚彭、杨再渡赤水的建议作了关联思考乃至辩证推理——彭、杨建议与中革军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本质内涵是相同的，只不过彭、杨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全军数万人马要想在周浑元眼皮子底下钻空子过河的确非常玄乎，人家会马上觉察撵上来击你于半渡把你挡回圈子里头。与其如此还不如先发制敌，认认真真地让周浑元先着一下家伙，至少能让他晕头胀脑不明就里，如此要渡河他走也就走得利利爽爽还可以隐蔽渡河意图……

　　据鲁班场战斗的亲历者、时任红一军团第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回忆（当时名字邓富连）：鲁班场战斗前，中革军委已经派出小股部队和工兵营先去茅台架桥（22），后来各部撤出战斗的时间和路线也很象是预有安排，部队行动非常迅速果断，毫不拖泥带水，显得极有方寸和章法——这与土城失利一渡赤水那会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邓飞老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假戏真作，先打后走”。（23）

　　时任军委工兵营连长的王耀南将军也曾回忆，刚从茅台过河，刘伯承即让他派人携短枪去二郎滩、太平渡，检查二渡赤水时的浮桥是否已被破坏，如果被破坏则抓紧修复并予以保护（24）。这个情节或可成为毛泽东等对这一渡乃至下一渡蓄谋已久的一个佐证：要是仓促被动出走，他们会想到这个？比如一个半月前从土城附近一渡赤水，他们可曾设想过还要回头二渡？

　　还有，在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攻击打鼓新场部署的3月11日，中革军委曾令各部侦察道路情况：红五军团应侦察由长干山、大王寨经太阳坪、骑马山到平坝、楠木坝的道路及骑马山至坛厂，平坝至仁怀的道路；红一军团侦察由平家寨至何家湾、楠木坝、小箐沟、大坝场至三合口、罐子口的道路以及由纸坊、干溪经黄金坝、三元场至二郎坝的道路；红三军团侦察由花苗田经庙村、袁家岗、芝麻坪至麻子坝、花秋坝，或经观音岩、三元场的道路；红九军团则侦察毛石坎、芝麻坪至麻子坝道路……。各军团侦察时应注意道路的里程、人家、给养条件及有无平行的道路（25）。

　　其中红一、红三军团侦察的道路与此间针对王家烈、周浑元的作战行动似乎并无多大关联。

　　而这些道路，差不多就是中央红军在三渡四渡赤水后南下的路线。

　　不过笔者与邓飞老人等的看法稍有不同：毛泽东等原本打算将看住了“赤水河上游”的周浑元调离，在无法调离情况下才准备将其“逐离”！——真能如此，那当然是最佳效果！“先打后走”，在毛泽东等的心目中，很可能还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虽然“略取赤水河上游渡口”的目的是将其作为“转移枢纽”，仍然还是“走”！但却是更消停更主动地“走”！

　　然而以中央红军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是否能将兵力差不多相等的周浑元纵队“拿下”，在高期望值之下的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们对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和准备的：虽然中革军委此间表现出的决心是“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但从他们占领和控制坛厂通仁怀、茅台这条要道和“各兵团后方应集结潭厂、桑树湾地段”的部署，以及预先占领仁怀的准备上看，他们对作战不利的前景已另有预案，只不过这个预案暂时还不能拿出来说道而已。

　　在中革军委蕴酿攻击鲁班场那当间，已进至鲁班场附近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李卓然在向中革军委报告了鲁班场的敌情与地形后，也认为“可以进攻鲁班场”，并就攻击鲁班场的动作与部署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议（26）。而受命“消灭西安寨、泮水之犹敌”的彭雪枫所率的红十团、红十一团在13日冲过泮水、平桥，击破黔军犹禹九旅第十八团宋华轩部阻击后，也于中革军委进攻鲁班场部署下达那当口接近了五马寺附近——这当间还一度与中革军委失去联络，弄得14日16时中革军委还专电红五军团派小部队前去寻觅（27）。

　　虽然因周浑元那天也预有准备，鲁班场战斗最后还是打黄了，这些动作因而也显得意义不大，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对鲁班场这场战斗是如何地煞费苦心——至少不会是什么“冲冠一怒”！

　　不管毛泽东此间意图是不是“假戏真作”，双方在鲁班场驳火的队伍却是绝对地玩儿命真干！

　　邓飞老人回忆鲁班场之战时，认为鲁班场之敌为“第五师、第十三师、第九十六师共8个团”（28），与中央红军相较兵力处于劣势。但笔者查阅了这3个师当年的《鲁班场战斗详报》后得知，鲁班场之敌共有3个师12个团（万耀煌第十三师是两旅六团编制），与中央红军投入的兵力大致相当，红军并没有占多大优势。

　　当时周浑元的指挥部就设在鲁班场一位名叫孟光乾的士绅家中。

　　鲁班场位于酒城仁怀西南约26公里，当时是个仅百余人家的小场镇。其得名来自于其上场口一小山脚下一个名曰“鲁班洞”的小山洞。这里地形比较复杂，南有摩天岭、分水岭两座高山，其中摩天岭标高1432米，在此间延绵的群山中显得很是突出。周浑元将全纵队收缩至鲁班场后，即利用环山条件，征集民伕依山挖沟日夜赶筑工事，修筑堡垒70余座，并砍伐大量树木竹枝，制成鹿砦、竹尖桩、铁丝网等，在要道口和阵前设置——据参战老人回忆，当时他们攻击的每个山头，都围有3道以上的铁丝网。

　　周浑元的部署是一个大圆圈：第五师谢溥福部3个团守备鲁班场西北之团标寺、龙胜田、露明山等高地；第九十六师肖致平部守备东南之白果寺、亘家山、棋盘山至通坛厂道路的各要点；第十三师万耀武煌部配置于西南一带山地；东面则各师之追击队扼守……

　　而各师（旅）都掌握有1个团的预备队。

　　3月15日8时后，中央红军两翼攻击队由坛厂、观音场、永安寺分别进至鲁班场西北及东南，尔后分进：进至永安寺之左翼队红五军团准备进攻肖致平第九十六师阵地，而日前已进至鲁班场西南五马寺的红十团、红十三团亦经沙土岗、白鸡场、洞口向北前进，正抵近三坝石前的万耀煌第十三师阵前；右翼队红一军团、干部团占领观音场后，即留干部团在该地准备策应，主力则由翁石坝向鲁班场东北端靠近，拟攻击谢溥福第五师阵地，红三军团主力亦随红二师后跟进，准备加入战斗，……

　　与此同时，军委纵队亦由口头经大关口到达骑马山，毛泽东等、周恩来、朱德等则率红军总部进至坛厂，就近指挥鲁班场战斗。

　　9时，沿仁怀大道向鲁班场进击的红一军团一师前卫与谢溥福第五师第二十七团但去非部打响，红一师主力迅疾跟进，抢占松林坡高地。

　　10时，红五军团向肖致平第九十六师阵地发起攻击。

　　11时，各军团先后参战，战斗渐趋白热。敌第五师一部从鲁班场向红一师松林坡阵地出击，遭猛烈反击，尔后在团标寺高地火力掩护下由灰田撤回鲁班场。红一军团即将过攻击重点转向团标寺、白家坳一线，先后向敌发起两次冲击，冲过敌阵前的开阔地并夺取了几个阵地，并潜伏运动至距团标寺近前的采山坪。但因缺乏炮火、炸药等攻坚利器，始终无法再度进展。双方在白家坳山下反复冲杀，齐人高的蒿草俱被踏为平地，仍然是难分难解……

　　中午时分，红三军团主力绕行至鲁班场南端，向肖致平第九十六师阵地攻击，肖致平告急，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即令第七十六团钱慎亚部驰援，因红三军团已占据高地，钱团遭到猛烈火力阻击，伤亡很大……

　　此间，红五军团亦向棋盘山第九十六师第五七六团能克禧部发起数次攻击，多次进入肉搏。

　　战至午后时分，战斗仍呈胶作状。这时各路部队虽已先后到齐，但因到达时间不一，随到随投入战斗，故而造成兵力分散也使攻击力量大打了折扣，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战场总指挥林彪、聂荣臻看到各部已先后到齐，鲁班场守军经上午半天激战也消耗很大，即判断敌军已形疲惫，遂决定：下午15时，全军向鲁班场发起总攻！

　　15时，在松林坡高地红一师火力掩护下，红二师一部向团标寺发起攻击，但攻击受挫。半小时后，红二师再度组织攻击，由采山坪潜伏的部队利用复杂地形匍匐前进至敌保垒射击死角，突然发起攻击，夺占了团标寺。

　　团标寺守军为谢溥福第五师第三十团张镜远部，这时他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了。谢溥福见团标寺失守十分着急，即令第二十七团团长但去非组织迫击炮火向团标寺猛轰，掩护张镜远团残部夺回团标寺，攻占团标寺的部队伤亡很大，红二师又以一部转攻但去非团的保垒，并于17时左右拿下了但团几个碉堡……

　　与此同时，红五军团跟肖致平师熊克禧团白刃战已经打了8次，熊克禧已呈萎顿状。

　　然而虽有局部得手，但整个战场形势却极为不利，周浑元预有准备，3个师集中守备形成了密集纵深防御，且红军攻击方向均为密林，地形狭窄运动极为不便，又缺乏炮火和炸药，所以打得是非常吃力，始终是顶牛之势。

　　而这时周浑元的预备队大部分还没有动用哩！

　　周浑元好像还有的是余力，红一师刚占领但团的几个碉堡，不到个把小时即被敌夺回。谢溥福还乘势兵分几路向团标寺发起反击，红军顽强抗击，但几经白刃格斗后伤亡很大，18时左右还是被迫撤离。而红五军团那边虽然一度得手，手榴弹已在敌人保垒上频频炸响，但在肖致平预备队第五七一团李世荣部与守敌配合的逆袭之下，终难保持势头，不得不退守阵后森林与敌对峙。

　　红三军团那边战至此时也无进展，第七十六团钱慎亚伤亡虽然很大，但万耀煌急令驰援的一团人马也赶至战场，双方又是你来我往的一番肉搏，黄昏时分仍是没有结果，彭德怀遂令撤出战斗，退守身后高地……

　　这一天吴奇伟也率欧震、梁华盛两师向枫香坝前进。一到枫香坝附近就遭到红九军团部队阻击，红九军团阻援部队虽然仅一团之众，但在枫香坝西北高地踞险扼守，还是把吴奇伟两个师拦挡了5个多小时。好在吴奇伟本钱雄厚人多势众，你跟这儿挡着他可以从别的地儿绕路。下午时分，吴部主力绕过了红九军团的阻击防线，实际上还是向鲁班场靠拢了一步。不过有点奇怪的是，吴奇伟好像并不是在为周浑元着急，这会儿他向蒋公上奏的敌情是：“据报匪主力仍在平山、井坝、永安寺一带（29）”——压根儿就没提周浑元这档子事儿！

　　而那天黔军第一师师长何知重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也很积极，竟斗胆率4营之众去踩彭雪枫的脚印，而且从岩孔一直跟到了永安寺，在正向鲁班场进攻的红十团、红十三团屁股后头放起枪来，……

　　战至黄昏时分，战局仍无进展。19时50分，战场总指挥林彪、聂荣臻电告军委：“截至17时半，各方攻击多受手榴弹压迫，故未得手。”20时，林聂电告彭、杨、董、李：“不宜与敌对峙，请（在）适当地点整理，并向鲁班场以东与我们靠拢”，同时向军委建议“应转移地区，以一军团之教导营附两个工兵连立即袭占仁怀茅台”。

　　半小时后军委复电，同意林、聂建议：“着令你们教导营附一军团之两工兵连及干部团之29分队电台，限明16日拂晓赶到茅台河口一段架设浮桥三座，限明天架好，并侦察徒涉场”。（30）而此前原拟先期占领仁怀的红一军团教导营已控制鲁班场通仁怀的道路，作好了袭占仁怀的准备，接令后即迅疾转向茅台奔袭（31）。

　　另据《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称，中革军委20时前已作出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向鲁班场东北之茅台、仁怀转移！林、聂提出建议的同时军委撤退令已下达：各部于夜间22时至23时撤出，撤出时都须向敌佯攻数次，迫敌不敢追击（32）。

　　笔者没有查阅到军委这个撤退令的原文。不过当天中革军委有个给红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电令或可作为间接佐证：此电令要求红九军团“明16日应在倒流水、长干山、桑树湾地段有力的节节阻吴敌前进，以掩护我主力转移（33）”，电令文本虽然没有注明发电时间，但肯定发自上述撤退令下达之后（可能是在21时左右），因为该电令也包含有上述撤退令的基本内容

　　22时，军委撤退部署正式下达各部（35）。

　　3月15日深夜至3月16日凌晨，中央红军各部在向鲁班场作数次佯攻后，悄然撤出战斗，分3路纵队向仁怀县城中枢和茅台渡口转移。红一军团为中路纵队，于16日凌晨1时撤离战扬，经文昌阁、乌龟石、赵家坝、中华嘴直趋茅台，军团前卫教导营拂晓前占领茅台，将守敌黔军第七团侯相儒部一个连及民团一部歼灭；红三、红五军团为左路纵队，经观音场、盐井河、梅子坳、石子坎抵达茅台；红九军团第七团团长洪玉良率两个连为右路纵队前卫，拂晓时分经岩栈口进入中枢镇，毛泽东、朱德等和红军总部紧随其后。军委纵队这时也从坛厂、骑马山地域出发，经怀阳洞、小湾、楠木坝、两路口进抵中枢（今仁怀市政府所在地）。

　　午后18时，中革军委发出“再次西渡赤水河行动部署”电：“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明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36）”。尔后，毛泽东、朱德和红军总部紧随洪玉良的红七团前卫从中枢出发，当夜到达茅台，而军委后方梯队因组织不善，耽搁时间较长，于17日上午才到茅台。

　　周浑元当然还是发现了“朱毛”已经逸去，但却不敢离开堡垒倾巢出动，夜暗沉沉更怕中了“朱毛”的“拖刀计”，只是派出了一支小部队追窥到了观音场，在被红三军团后卫杀了一记回马枪后，也知趣地退回鲁班场。

　　至此，鲁班场战斗划上句号。

　　周浑元将军3年后因病去世，被追赠为“陆军上将”——不知是否有鲁班场这场战事的衬垫。

　　是役，中央红军与周浑元纵队鏖战一个白天，猛攻而未克，当晚主动撤出战斗。中央红军牺牲480余人，负伤1000余人（37），周浑元部伤亡400余人（38）。就战斗本身而言，这是一场失利战斗。在1956年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还曾为此坦率而言：“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39）”

　　这里所说的“茅台那次打仗”，就是战史上的“鲁班场进攻战斗”。

　　这个代价的回报是：中央红军成功地跳出了蒋公的合击圈，又一次把对手闪到了自己面前！而且还让对手在相当一段时间差里，继续停滞于“匪必西窜”的研判误区。

　　也就是说，就全局而言，鲁班场战斗是一个“失有所偿”的战斗。

　　而此刻的蒋公好像还是没有注意周浑元那边的事儿，就在同一天里，他给各部发出的电令竟然是这样一番絮絮叨叨：“据俘虏供称，匪企图窜至横江，以4万人能存1万，即算成功等语。现伪一军团在井坝，伪三军团在平桥，是匪急西窜无疑。此种情势，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假使各部运用得法，努力遵今剿办，乃歼灭良机。希速办理具报。（40）”

　　还给孙渡将军教授“伏击战法”：“志舟兄：前电谅达。兄部别动（队）派遣里程，应不厌其远。如能在瓢儿井东南方草濂溪、水边河、铸钟场、太平场、石革闹一带大森林中，分别设伏，预备沿途截击，必奏大效。（41）”

　　呵呵，这边厢的“朱毛”又要“窜”过赤水河了，他咋象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估计孙渡将军接到这个电报一定会哭笑不得，他这几天除了继续跟“龙主席”拧着脖子犟嘴外，还生着蒋公和薛岳的气，前两天，薛长官、“龙主席”各施其令，让他无所适从：薛长官让其“集结黔西待机出击”，“龙主席”却要他“径向瓢儿井移动截击”，还称“薛（岳）电所云驻黔西及白腊坎（今白龙）等均与现在匪情不宜，概不适用”。（42）而孙渡此人打仗没本事没脾气，吵嘴踢皮球却是脾气冲得不得了的一把好手，抬脚就是一记劲射，把皮球踢给了薛长官：“职以各长官命令意旨，时有冲突，遵办为难，拟恳呈请介（石）、志（舟）两公，以后职部即由钧座（即薛岳）就近直接指挥，较为机宜，并兔往返贻误”（43）。

　　孙渡这脾气都发到薛长官那里了，把“龙主席”也吓了一跳，赶紧于15日去电作了一番点拨：“此间所有电令均系奉转蒋（介石）电加以指导，一切机宜，仍概本蒋（介石）意也。薛（岳）电亦系转蒋（介石）之电，唯其意侧重在巩固贵阳，殊少顾及全局。现为遵照支（3月4日）电统—指挥计，已电蒋（介石）请以后电令由薛（岳）转，以免分歧。该司令必要时，可径向委座请示。（44）”

　　然而孙渡那份儿尖酸刻薄好像还是没玩儿够，次日他仍向“就近直接指挥”的薛长官去了一电，就着蒋公教授的那个“伏击战法”跟蒋公来了一把太极推手：“钧座转委座删已（4月15日9～11时）电，另派别动队向瓢儿井并东南草廉溪、水边河、铸钟场、石革闹一带大森林，分别设伏截击，自应遵照办理，惟指示地名，图上遍寻未获，派人询问，亦无知者，拟俟到瓢儿井附近，再探查究在何处，即派队前往设伏。（45）”

　　这电报的言下之意恐怕是个人儿都不难瞅得清楚明白。

　　说来说去都是蒋公的错，说你是直接指挥吧，明明可以直接发至当事人的电报你却老是让人代转，说你没直接指挥吧，你又常常给给师旅长一级的官长直接下电令，人家“老虎仔”薛长官成了你的邮递员啦！没准儿人家还有一肚皮的不舒服哩：公公婆婆是你，当家媳妇也是你，那你老人家索性也来“就近直接指挥”得啦，弄那么多曲里拐弯儿的道道干嘛！……

　　其实他们都错了，都在赤水河这边一通瞎忙活。

　　“朱毛”并没有跟赤水河南“西窜”，而是“西渡”！

　　（1）《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三人军事小组成立时间、地点及会址的考证》（中共遵义地委党史办、中共遵义县委党史办），《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称“三人指挥小组”中毛泽东负主要责任，笔者未查阅到相关文献及其他旁证。

　　（2）3月12日《朱德关于我军在泮水、西安寨消灭敌人的部署》，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军委部署12日至13日各军团到达地域》、《3月12日17时军委电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军委部署12日至13日各军团到达地域》，《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5）《陆军第十三师剿匪工作报告书》，《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江》（中）第1016～10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6）3月13日《朱德关于我军消灭西安寨之敌及进攻三元洞周敌的部署》、林彪聂荣臻《配合动作迅速将当前之敌解决》，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4～第205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未查阅到此件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3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8）《朱德关于我军为贯彻党中央战略方针决定向西南转移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9）《蒋中正电令吴纵队向鸭溪方向追剿》，《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5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0）《军委14日行动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5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时间可能是在13日下午或晚间。

　　（11）童小鹏《军中日记》第1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12）《蒋中正电令周、吴两纵队不可随意轻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3）《周浑元电告共军在长干山寻战扑空》，《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86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4）《蒋中正为红军在长干山附近将与周浑元部决战命各部配合》、《蒋中正电令周、吴两纵队不可随意轻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964～第9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5）《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部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1935年3月）》，《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03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6）《蒋中正为红军在长干山附近将与周浑元部决战命各部配合》，《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7）《中央军代总指挥周浑元元亥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6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8）《陆军第十三师剿匪工作报告书》，《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0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9）《蒋中正电令吴纵队到鸭溪向左侧延伸》，《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0）未查到此电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3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21）《朱德关于进攻敌周浑元部的部署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2）林彪、聂荣臻3月14日20时30分曾建议一军团教导营占领仁怀“宜在我主力与敌打响后为好”（林彪、聂荣臻《我主力打响后占领仁怀为好》，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由此或可作出这样的推测：此前正蕴酿攻击鲁班场的中革军委已有以红一军团教导营占领仁怀的意图或部署，而中革军委有可能至少是部分地向林、聂交代了准备西渡赤水的意图。

　　（23）邓飞《忆鲁班场战斗话得失》，《军事历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4页～第18页。

　　（24）王耀南《长征中的刘伯承同志》，《刘伯承回忆录》㈡第1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朱德关于各军团注意侦察驻地情况的指示》，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0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6）董振堂、李卓然3月14日20时《对进攻鲁班场敌之动作提议》，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0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未查到该电令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3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28）邓飞《忆鲁班场战斗话得失》，《军事历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5页。

　　（29）《中央军纵队司令吴奇伟删申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0）本段及上段电文均转引自张富杰《中国工农红军在仁怀境内的活动》，《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期第5～第9页。原文中引述电文均未注明引证的原始出处，待查证。

　　（31）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213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342～第34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33）《朱德关于红九军团掩护野战军主力转移的部署致罗炳辉、蔡树藩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4）《朱德关于红九军团掩护野战军主力转移的部署致罗炳辉、蔡树藩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5）张富杰《中国工农红军在仁怀境内的活动》，《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期第5～第9页。文中引述电文均未注明原始出处，待查证。

　　（36）《朱德关于我军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7）邓飞《忆鲁班场战斗话得失》，《军事历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17页。

　　（38）《鲁班场进攻战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附册）第3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9）《在八大预备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40）《蒋中正电令各纵队分别追堵截击西向红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1）《蒋中正电令孙渡纵队在瓢儿井东南方设伏》，《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2）《龙云令孙渡径向瓢儿井移动截击》、《滇军纵队司令官孙渡呈薛岳寒子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0～第9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3）《滇军纵队司令官孙渡再呈薛岳寒申电》、《孙渡呈龙云寒酉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1～第97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4）《龙云复孙渡寒酉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5）《滇军纵队司令孙渡铣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9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