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以色列的总参谋长们 -- 晨枫

埃及总参谋长萨德·沙兹利中将是埃军里比较特别的一个人物。在二战中，面对隆美尔的进攻，英军总司令下令全线撤退，还是年轻中尉的沙兹利自告奋勇留下来，在敌后埋放地雷和爆炸装置。1956年，沙兹利创建了埃及伞兵，并担任第一任伞兵司令。在六天战争里，沙兹利在西奈指挥一支特种部队防守中部的山口。埃军总溃退开始后，沙兹利特遣队和上级失去联系，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沙兹利沉着地带领部队突围，是少数人员和装备齐全、成建制突围的埃及部队之一。成为埃及总参谋长后，沙兹利处心积虑要重返西奈，并制定了“狼来了”策略和突破巴列夫防线的策略，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里第一个打败以色列军队的人”，尽管这个打败只是战术上的，而并不是赢得了战争。

沙兹利的“狼来了”策略明显奏效，使以色列军政当局放松了警惕。沙兹利的军事战略集中在突破巴列夫防线上，但不追求立即向西奈纵深突破，至于攻入以色列本土，那是想也没有想过。渡河的埃军突击队将在运河西岸的苏制防空导弹网的掩护下，用西德进口的高压水龙冲开巴列夫防线的沙坝，制造突破缺口。为了顶住以军的装甲反突击，第一波突击队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携带反坦克武器，其中包括大量的火箭筒和先进的AT-3反坦克导弹，埃军决心要用反坦克导弹火力像机枪杀伤骑兵那样杀伤缺乏步兵掩护、孤军突进的以军坦克，先头部队要抗击以军坦克的反冲击至少6个小时，才能等到埃及坦克的到达。沙兹利的策略是正确的。使用炸药爆破18米高的沙坝的效果不好，爆炸一过，松散的沙流回来，很快就把缺口堵住。高压水龙把沙冲走，效果好得多，运河就在背后，也不担心水源问题。巴列夫防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防线，这是以军在67年六天战争中占领运河东岸后，以军巡逻队经常遭到对岸埃军射击的产物。开始只是在沙漠里挖一些工事，供巡逻队在遭到射击时就地隐蔽用。后来在南方司令部司令阿丹少将的建议下，由时任总参谋长海姆·巴列夫中将批准，将这些零星工事连成一线，故称巴列夫防线。以军在170公里上的运河沿岸只有一个加强营的防守兵力，共有30多个排级哨所，有的哨所之间间隔达10公里，中间只有观察哨和坦克流动哨填补，漏洞很多，要寻找突破点并不很难。不过哨所本身还是有坚固工事的，并有纵深800米的地雷阵、铁丝网等防御设施，具有良好的环形射界。以军在巴列夫防线的一些地段安装了暗藏的油管，可以向运河水面喷洒燃油，用大火阻止渡河，这些油管也将被埃军特种部队预先破坏或者堵住。

沙兹利的有限突破战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军事上，运河沿岸的防空导弹的掩护范围有限，埃军的技术保障能力不足以使防空导弹阵地随地面部队滚动前进。没有空中掩护，突进的埃及坦克将遭到以色列空军的屠杀。在政治上，埃及总统萨达特不像纳赛尔那样张扬，但他更实干。他对全面战胜以色列没有信心，所以只要求一个有限的胜利，以迫使以色列走上和谈的道路。在此之前，萨达特曾提议以色列撤出西奈和加沙，埃以和谈，被以色列断然拒绝。萨达特和叙利亚的阿萨德在对以战略上有分歧，阿萨德坚持要首先夺回戈兰高地，然后才可能和以色列和谈。既然萨达特也准备打一仗，两家一拍即合。然而，苏联并不想在中东看到新的战争。六天战争之后，苏联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影响大增，这是苏联在中东影响最大的时期。苏联对埃叙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根本不看好，也不希望再一次战争失败迫使埃叙转向意想不到的方向，所以极力阻止萨达特的战争准备，甚至和西方商定对埃以的军火供应锁定在现状，以减少战争风险。萨达特的决心已定，在埃军中无所不在的苏军顾问随时有可能把埃及的最终作战意图泄露出去，于是萨达特在72年果断下令所有苏军顾问统统撤离。

萨达特驱逐苏军顾问后，埃及不断制造苏制装备缺乏备件、埃军技术装备离开苏军顾问根本开不动的假情报。尽管埃苏关系掉至冰点，苏联依然在提供先进军事装备，包括比以色列装备的“鬼怪式”战斗机更先进的米格-23战斗机和“飞毛腿”短程弹道导弹。以色列情报部门判断：在大批米格-23到达之前，埃及空军不可能做好战斗准备，现有的米格-21不造成严重的威胁。埃军也将依赖“飞毛腿”导弹向以军纵深攻击，苏联刚开始交付“飞毛腿”导弹，埃军需要至少4个月才能完成初步战斗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从73年9月起，战争迫在眉睫的情报开始涌入以色列情报部门，10月1日，埃及和叙利亚进入总动员，以色列情报部门和达扬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因为在此之前，埃叙也进入过总动员，包括5月间一次，以色列也相应进入总动员。直到10月5日午夜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和埃及线人阿希拉夫·马尔万在伦敦秘密会面后，马尔万明确告知扎米尔埃叙将于次日进攻以色列，以色列这才大梦初醒。

马尔万是一个神秘人物，他是纳赛尔的女婿，也是一个巨富，和穆罕默德·法耶德合伙经营伦敦著名的豪华商店哈罗德，后者就是和戴安娜王妃在车祸中一起丧生的多迪·法耶德的父亲。马尔万为摩萨德提供情报有一段时间了，5月间也是马尔万告诉摩萨德埃及即将进攻，但那一次是虚警。结合各方面的情报，以色列判定，这一次是真的了。不过马尔万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一个谜，他到底是摩萨德的间谍，还是埃及的双面间谍，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西方媒体透露马尔万的摩萨德间谍身份后，马尔万并没有受到埃及的为难，返回埃及时还受到穆巴拉克总统的款待。马尔万在2007年在伦敦的一个豪华酒店阳台上，离奇坠地死亡。他的死到底是自杀还是谋杀，到现在还没有定论。这是第四个埃及著名人士的同样方式的神秘死亡，其他三人也和纳赛尔到萨达特时代的埃及政治有关。马尔万的葬礼由埃及最高依玛目主持，穆巴拉克的儿子和埃及情报首脑亲自出席。

埃及对发动进攻的时机也是精心选定，选择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最神圣的赎罪日（斋月）发动进攻，可以最大限度地达成突然。正在斋戒的犹太人应该是精神和身体状况最虚弱的时刻。对埃及和叙利亚来说，只要事先秘密准备好，阿拉伯士兵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不成问题。这一天也是满月，有助于夜间作业，大潮也有利于渡河和登陆。进攻时刻选定在下午2点，这个时间不光是大潮，也留出5个小时的白昼时间，便利渡河作战。此后的6个小时的月光时间将用于架桥，再后的无月光的6个小时用于将坦克和大部队从桥上通过。计划还包括两波空袭，和在日落前在以军后方的空降。西落的太阳也有利于掩护埃军自西向东的作战行动。埃军将和叙军同时进攻，将迫使以色列空军疲于奔命，在关键的第一天的白昼时间内无暇组织有效的进攻，至少要到第二天才能组织起有效的空中支援。

10月6日早上，在获得确切情报之后，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强烈要求由空军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但被达扬和梅厄否决了，理由是以色列将需要美国的帮助，如果以色列打第一枪的话，美国援助将困难得多。美国也得到了埃叙可能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但要求以色列不得打第一枪，以避免美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在以色列内阁决定不作先发制人的攻击后，基辛格的密电也到了：“别打第一枪”。不过内阁批准了埃拉扎尔作有限动员。

不先发制人的决定延误了以色列的最初反应时间，这或许是基于对埃叙进攻的将信将疑，也可能是出于对以色列空军有能力粉碎一切进攻的信心，但对美国援助的判断是正确的。基辛格事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以色列打了第一枪，以色列连“一颗钉子也休想得到”。由于以色列遭到突然进攻，美国在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大增，立刻允诺空运军火。尽管空运的军火要到后来才能补足以色列的损失，但美国的允诺使以色列可以不必顾忌长期作战的弹药和装备的损耗。

但这个决定依然使以色列丧失了主动。10月6日下午2点，两百架埃及作战飞机和短程弹道导弹突袭西奈的以军目标，三个机场、十个“霍克”防空导弹基地、多个指挥通信中心和炮兵阵地受到轰炸。埃军炮兵集中2000门大炮、火箭炮对巴列夫防线上的以军阵地猛烈轰击达53分钟，倾泻了4万发炮弹，其中最初几分钟的急速射就有1万多发炮弹落下。在炮火掩护下，埃军突击队携带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地雷登上西岸，阻止以军坦克的行动。2点20分，5个师中第一波8000名埃军步兵乘坐1000艘冲锋舟在运河上全线强渡，6个小时内，埃军渡过了8万人，在170公里长的战线上，形成了80多个突破点。24小时内，另外4个师渡河成功，还有近500辆埃军坦克渡过了苏伊士运河，面对以军的200多辆坦克。巴列夫防线被迅速突破，所有哨所中，绝大部分哨所及其坦克增援小队在第一时间全部陷落。经过多年的操演已经精熟的埃军后续部队迅速渡河，占领了运河东岸15公里纵深的地带，到达防空导弹保护伞的边缘，然后停止前进，前锋互相连接，形成完整的前线。埃及第二军在地中海到大苦湖之间展开，第三军在大苦湖到红海之间展开，大苦湖作为结合部。埃军预计渡河作战伤亡将达3万人，最后只有200人伤亡，战斗之成功出乎意料。

除了巴列夫防线上的一个营以外，整个西奈只有阿尔伯特·曼德勒少将的一个常备军的师驻守。以军在遭到突然进攻后，以军缺乏步兵的结构性缺点开始暴露。以军从六天战争后，“坦克制胜”思想占据主导，陆军中步兵大量削减，只有伞兵旅和“戈兰尼”步兵旅还得到保留，其余只保留配属坦克的少量步兵。但是在复杂地形和面对配备强大反坦克火力的敌步兵时，己方步兵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在防御作战中，步兵更是重要。以军缺乏步兵的窘境在这个时候毕现，坦克无法填补防线上的空隙，对水银泻地式攻过来的埃军步兵疲于应付，面对隐蔽良好、严阵以待的埃军步兵反坦克分队，以军坦克更是一筹莫展。

以军作战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是空中优势，首先夺取绝对制空权，然后用空中优势压制地面敌军。但是斋月战争以色列被打了一个冷不防，最后一秒钟的空军先发制人也被否决了，所以把敌机消灭在地上的设想是泡汤了。以色列空军的退一步计划是消灭运河沿岸的防空导弹基地，打开空中通道，但这个设想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惨败，在开战50小时内就损失了44架作战飞机。美国空军在越战后期也遇到了防空导弹的问题，靠电子干扰和野鼬鼠攻击，勉强压住了北越的防空导弹。以色列空军照猫画虎，但面对的已经不是萨姆-2一级的老式防空导弹，而是萨姆-6这样的机动防空导弹，在性能上远远超过萨姆-2，难以干扰。萨姆-7这样的肩射防空导弹在使用上极其灵活，防不胜防。更可恶的是新型ZSU-23雷达控制四管23毫米自行高炮，连超低空盲区都不再存在。以色列空军在一头撞上铁板之后，被迫收缩行动，不再强攻。但这样一来，前沿孤立被围的哨所和零散部队就更得不到急需的火力支援，陷入绝境。

埃军在赎罪日发动进攻，在客观上也为以色列迅速召集预备役提供了条件，所有预备役人员或者在家，或者在教堂，得到通知后立刻上路，路上没有什么交通，所以预备役应征出奇地顺利。

以军在西奈的主力是沙龙和阿丹的预备役师，在开战前最后一分钟的部分动员令的作用下，在10月6日晚开始集结，10月7日晚开始向运河方向运动。沙龙师向西奈中部的吉迪山口和米特拉山口运动，阿丹师向运河的地中海出海口运动。沙龙师的距离近，所以自己用坦克履带摩托化开进。阿丹师距离远，征集的坦克运输车都归他了，从以色列本土和加沙星夜开进。亚伯拉罕·阿丹是以色利军中另一员悍将。阿丹出生于巴勒斯坦，也是从小参加帕尔马克，在独立战争中，指挥内格夫旅直插红海边的埃拉特，在埃拉特升起了自己用墨水染的大卫旗。阿丹在西奈战争中是精锐的第7旅旅长，是中路突击的主力。在六天战争中，他是塔尔的副师长。战后在沙龙之前担任南方司令部司令。沙龙在三个月前刚从南方司令部司令的职务上退役，战争一爆发，立刻应招回来，指挥一个预备役师。作为前南方司令部司令，沙龙和阿丹都比现任南方司令部司令戈罗迪什少将资格老，对南线的地形、反击计划也比刚上任三个月的戈罗迪什熟悉，这对好面子的戈罗迪什是很大的压力，沙龙一贯狂妄和自以为是更增加了南线将领之间的摩擦。10月6日夜间，巴列夫防线上以军哨所求救的惨叫连连，沙龙命令手头仅有的几个刚集结完毕的坦克连冲进去，救出被围官兵，损失惨重，但效果平平。10月7日夜间，沙龙再次请求出动坦克旅，营救巴列夫防线上的被困官兵。戈罗迪什开始时同意沙龙的请求，但在10月8日凌晨行动前的最后一刻，又改变命令，不许沙龙行动，因为埃军已经建立了坚固防线。埃拉扎尔在最后关头命令巴列夫防线上的以军官兵分散突围，但只有很少人突围出来，大部分阵亡或者被俘，伤亡超过1200人。

西奈的局势十分危急，但戈兰高地的局势更加危急。守卫戈兰高地的埃坦师局势不妙。戈兰高地好比是诺曼底，以军登上了这个诺曼底，就可以居高临下，而面向叙利亚方向一马平川的地形使大马士革无险可守，但这也使叙军坦克容易从叙利亚一侧向戈兰高地进攻。相反，要是叙利亚控制戈兰高地，坦克在十几分钟内就可以冲进加利利，通向海法和特拉维夫的大路也同样无险可守，而以军向上仰攻将十分吃力。戈兰高地上，叙利亚的800辆坦克对以色列的80辆坦克形成10比1的数量优势，叙利亚的T-55坦克装备主动红外探照灯，具有以军坦克所缺乏的夜战能力，更先进的T-62坦克更是以军的“百人队长”式坦克所难以比拟。叙军坦克不要命地向戈兰高地冲击，简直就是钢铁的人海战术，很快在南线打开缺口，一度冲进埃坦在纳夫拉的师部所在地，死守这一段的第188装甲旅旅长肖拉姆上校阵亡，埃坦只好将师部临时搬到野外。不知道为什么，叙军坦克在实际上已经打开通向加利利的大门之后，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埃坦乘机将预备队顶上去，死命把叙军坦克打回去。在北线，叙军突击队在戈兰高地对高点赫蒙山顶机降，夺取了这个战略要地。在这一段死守的以军第7装甲旅在增援全部向南线集中、填补战线缺口的情况下，苦苦独力死守，岌岌可危。

在巴列夫防线被突破和沙龙师、阿丹师集结完毕之前，西奈以军形成了一个可怕的空白。戈兰高地上，埃坦师也是摇摇欲坠，叙军坦克开进海法和特拉维夫似乎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久经沙场的达扬突然惊慌失措，建议以军在西奈和戈兰高地同时后撤，建立第二道防线，但被埃拉扎尔顶住，坚持要就地死守。这也是传说中以色列几乎动用核武器的时刻，但从来也没法证实。战斗打得一片混乱，这是连营长们决定战争命运的时刻，埃拉扎尔和高级军官们只能勉强控制战场。

待沙龙师和阿丹师初步集结完毕，戈罗迪什将沙龙师放在中线，阿丹师放在北线，兵力较少的曼德勒师放在南线。在部队初步集结完毕后，沙龙立刻就要向运河反击，渡过运河，打到埃军背后去，瓦解埃军攻势。这不是沙龙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以军一贯的设想。由于西方担忧以军具备渡河能力可能诱使以军主动进攻埃及的非洲部分，对以色列实行渡河装备的禁运，塔尔将军设想了用滚动的浮筒上架便桥的办法，用坦克连牵引，像钢铁蜈蚣一样前进，架起可供坦克通过的浮桥。这个浮桥已经在西奈准备好，就等战时出动了。但戈罗迪什另有打算，命令阿丹师沿运河从北向南打，目标是乘埃军立足未稳，摧毁第二军的滩头阵地，沙龙师在中部接应。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沙龙师挥师南下，向埃及第三军的滩头阵地进攻。两个师都应夺取一些埃军的浮桥，有可能的话，利用这些浮桥渡河，象征性地向埃及的非洲部分进攻，争取埃军的瓦解和政治解决。埃拉扎尔也不同意沙龙的渡河作战计划，这个豪赌太大了，要是出了一点差错，以军在苏伊士运河到特拉维夫之间将没有任何兵力阻挡已经渡河到西奈一侧的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在戈罗迪什的命令下，10月8日，阿丹师的加比·阿米尔上校的坦克旅打头阵，向埃军发动反冲击，在夺取一座浮桥和取得一些初始胜利后，戈罗迪什在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的批准下，命令沙龙不必等待阿丹，直接向南进攻。但很快阿米尔旅在早已有准备的埃及反坦克导弹交叉火力下全军覆没，这是以色列装甲部队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也在根本上改变了坦克与反坦克战术，此后没有机械化步兵掩护的坦克再也不敢孤军深入了。与此同时，阿丹向沙龙求救，戈罗迪什也命令沙龙掉头回到出发地，否则埃及第二军要是挟消灭阿米尔旅的余威，长驱直入西奈甚至以色列本土，那就糟糕了。沙龙非但要求立刻渡河的请求被一再拒绝，全师还劳师动众了一天，一枪没放，回到了原驻地。本来就对戈罗迪什不买账的沙龙更加怒火冲天，拒绝执行戈罗迪什的命令，一定要南方司令部派特使乘坐直升机，带来书面命令，才进一步行动。10月9日，沙龙违抗明确命令，擅自派出一个旅，想抢回前一晚上损失的装备，另外两个旅向运河沿岸的埃军进攻，牵制埃军。沙龙对戈罗迪什的命令置若罔闻，戈罗迪什亲自飞到沙龙的司令部，命令他收回部队，沙龙和戈罗迪什的关系进一步僵化，戈罗迪什向埃拉扎尔请求撤换不听命令的沙龙。

戈罗迪什的本名希缪尔·戈南，昵称戈罗迪什。他出生于立陶宛，三岁时随家移民巴勒斯坦，14岁参加哈格纳，在独立战争期间在耶路撒冷作战，5次负伤。在西奈战争中，他指挥一个坦克连，获得勇敢奖章。在六天战争中，他指挥的第7装甲旅从加沙的拉法一路打到苏伊士运河边，是塔尔师的尖刀。战后，他对官兵们的著名演说中有这样一句：“我们直视死亡，死亡低下了眼睛”。在73年7月斋月战争爆发前三个月，戈罗迪什刚刚接替即将退役的沙龙，担任负责西奈防务的南方司令部司令。但是，他有点像张飞，勇敢是没有疑问的，但对官兵十分苛刻、粗暴，会为了小事而严厉惩罚部下，很不得部下的欢喜。他的战术和指挥也简单、鲁莽，但遭到突然袭击、战场失控的时候，不能迅速恢复冷静，重建战场秩序。他在指挥部里不断咆哮，斥责所有人，弄得本来就已经十分慌乱的南方司令部里人心惶惶，和沙龙的紧张关系使得前线指挥几近瘫痪。埃拉扎尔要求达扬批准解除沙龙职务未果，但达扬命令埃拉扎尔的老上级巴列夫中将担任总参谋长特使，接替戈罗迪什的指挥。为了不造成临阵换将、动摇军心的结果，戈罗迪什还是留任南方司令部司令，但实际上被解除了指挥权，只是巴列夫的参谋长。战后，负责调查战争责任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认定戈罗迪什不胜任，建议撤销所有军内职务。戈罗迪什认为这都是达扬的无能，不是他的错，甚至考虑过冲进达扬的办公室一枪崩了这个大嘴独眼的家伙。虽然后来以色列撤销了对戈罗迪什的指控，戈罗迪什充满愤怒地离开了以色列，到中非淘钻石去了。据说他要赚足够的钱，然后回到以色列重新调查，为自己平反。但他此后一辈子也没有回过以色列，而是最后死在去欧洲的旅途上。

巴列夫的名气来自巴列夫防线，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巴列夫是维也纳犹太人，也是幼年时随家移民巴勒斯坦，参加帕尔马克，和很多其他以色列老兵类似的经历。巴列夫是以色列伞兵和空军的先驱，所以他总是骄傲地同时别着伞兵徽章和飞行员鹰徽。在六天战争中，他是拉宾的副手。拉宾退役后，他接任总参谋长，73年斋月战争爆发时，他已经退役，这时按照以军传统被招回现役，辅佐指挥。巴列夫在军中德高望重，为人沉稳，很快把冷静沉着带入了南方司令部，制止了手下将军们的争吵，重建了总部的秩序和效率，并将战线稳定了下来。巴列夫的资格老，连以独断专行著称的沙龙也买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