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命运多舛的清末海龙级鱼雷艇驱逐舰 -- 海风微澜

1866年，一位退役的奥地利海军军官勒皮斯（Giovanni Luppis）进行了一项有趣的试验，他使用两根导线成功地从岸上对一艘装满炸药的小艇进行了制导。受到这种奇妙装置的启发，一位在阜姆工作的英国工程师怀特海德（Robert Whitehead）于同年制造并成功试验了一种能以6.5节航速在水下航行的鱼形小艇。虽然这种小艇在首次试验中仅仅航行了184米，但却标志着鱼雷这一新式海战武器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伴随着鱼雷的出现，搭载这种新式武器的平台也应运而生。1877年，英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鱼雷艇“闪电”号。其后，鱼雷艇迅速风靡全球，法国、俄国、奥地利、智利、希腊、德国、意大利、中国、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的海军都先后拥有了自己的鱼雷艇。与此同时，专门用来对付鱼雷艇的舰艇也在加紧研制。法国率先建成了一艘名为Bombe号的大型鱼雷艇，而英国也不甘落后，先是建成了试验性的“迅速”号大型鱼雷艇，并以它为原型建造了四艘响尾蛇级（Rattlesnake class）鱼雷艇捕捉舰（Torpedo Boat Catcher）。这批舰艇的共同特点就是吨位相对较大，且装备有中小口径火炮和鱼雷发射管，以及与鱼雷艇相近的航速。这类舰艇后来发展为鱼雷炮舰（Torpedo Gunboat）这一独立舰种。虽然鱼雷炮舰仅从纸面上看具有对鱼雷艇压倒性的优势，但实际运用效果却是大相径庭，因为它们的航速根本不足以在波涛汹涌的海面追赶上高速航行的鱼雷艇，更不用说在高海况的情况下准确击中鱼雷艇了。

1892年，时任英国第三海务大臣和海军审计官的费希尔海军少将责成老牌鱼雷艇建造商——英国亚罗公司设计一种新型的足以对付鱼雷艇的舰艇。亚罗公司经过缜密研究后向英国海军部提交了详细的方案，海军部遂于当年6月27日向亚罗公司和桑尼克罗夫特公司分别订购两艘这种新式舰艇，这批舰艇当时仍然被称为鱼雷艇捕捉舰，但在1892年8月8日，鱼雷艇驱逐舰（Torpedo Boat Destroyer）这一用语第一次出现在了官方的通讯中，这标志着驱逐舰历史的开始。1893年10月，亚罗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鱼雷艇驱逐舰“哈沃克”号（Havoc）及其姊妹舰“霍内特”号（Hornet）。它们装备1座76mm炮、3座47mm炮以及3具450mm鱼雷发射管，航速达到了26节。在其后的试航中，“哈沃克”号第一天就连续航行了24小时，显示了良好的机动性和适航性。第二天，它轻易地追上并超越了“迅速”号，甚至环绕迅速号航行一圈，充分显示了其对付鱼雷艇的能力。试航大获成功，海军部立即追加订单，到1894年9月，订货总数已达到40艘。鱼雷艇驱逐舰其后受到了各国海军的热捧，而遭受甲午战争沉重打击后正在艰难重建的中国海军，急需一种舰艇能迅速增强海上的威慑力，以抵御列强的侵略，但又迫于财力的拮据，因此装备了鱼雷这一威慑力极强的武器而花费相对低廉的鱼雷艇驱逐舰，自然得到了当时中国海军的垂青。

1896年秋，中国向德国硕效船厂订购了四艘鱼雷艇驱逐舰：“海龙”号（Hai Lung，又译为Hai Loong，船厂编号608号）、“海犀”号（Hai Hsi，某些西方文献记载该舰原名Hai Niu，后更改为现名，船厂编号609号）、“海青”号（Hai Ching，又译为Hai jing，船厂编号610号）和“海华”号（Hai Hua，又译为Hai Hoah，船厂编号611号）。该级舰舰长59米、宽6.4米、吃水2.55米，满载排水量284吨，标准排水量234吨。该舰配备了两座立式三胀蒸汽机，四座锅炉，设计功率5000匹马力，双轴推进，螺旋桨转速350转/分钟，航速32节（一说33.6节），最大载煤67吨，续航力在12节时为3000海里，14节时为2100海里，18节时为790海里。人员编制57人，其中军官2人。该舰配备47mm口径哈乞开斯3磅速射炮6门，356mm刷次考甫旋回式鱼雷发射管2具（一说450mm）。

海龙级鱼雷艇驱逐舰的外型看上去颇为简洁干练，艇首是前低后高的龟甲状甲板，俗称“龟背首”，龟甲状甲板末端与一个小型的装甲司令塔相连，司令塔顶端的小平台上还安装了一部航海罗经。舱面采用中间高两边低的穹顶形，便于甲板上浪及时排出艇外。司令塔后是两座略显粗短的烟囱，看上去十分醒目。烟囱呈一定角度的后倾，两根轻质桅杆也与烟囱呈同一角度的后倾。在后部烟囱之后是机舱棚，机舱棚之后还有一座备用的装甲司令塔。艇上的武备布置略显局促，两座356mm旋回式鱼雷发射管分别位于两座烟囱之间和后部烟囱与后桅之间。6门47mm口径哈乞开斯3磅速射炮中的4门分别布置在前桅和后部烟囱的两边，艇尾并列布置另外的2门。

中国派出了吕文经、蔡灏元、何嘉兰、吕调镛、林国禧亲赴德国硕效船厂监造。由于后续资金不到位，四舰的建造工作被一再延误，一直拖到1898年底才建成。然而德国严寒的冬季已经来临，河道都已封冻，试航只能延至次年春天进行。幸而试航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性能优异的动力系统使该级舰的输出功率达到了6000匹马力，而首制舰“海龙”号在25吨的轻载煤条件下一举跑出了35.2节的惊人航速！而在煤舱装满煤的情况下，在强压通风状态下亦能轻松达到33-34节的高航速，自然通风条件下也能达到30-31节。当时同类型的驱逐舰的航速充其量只有30-31节，海龙级的高航速无疑显得鹤立鸡群。

1899年4月7日，四舰在德国船员的驾驶下缓缓驶离易北河，踏上了回国的航程。为了补充燃料，四舰先后停靠鹿特丹、马耳他、塞得港、科伦坡、新加坡，最终于6月6日到达了天津大沽口。为了节约燃料，四舰在整个航行过程中，将舰上四座锅炉的其中两座完全停用，剩余的两座则交替使用。四舰随即加入北洋海军，其舰级列为鱼雷艇。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这四艘当时新锐的军舰对游弋在大沽附近海面的联军舰队构成了重大威胁，所以在开战前联军就派英国“名誉”号（Fame）和“牙鳕”号（Whiting）驱逐舰负责对其进行监视。当联军于1900年6月17日悍然进攻大沽炮台时，这四艘军舰正停泊在大沽船坞外的停泊场，单独整齐地排成一列，从上游到下游方向，顺序依次为“海华”、“海犀”、“海青”、“海龙”。四舰正在接受例行的修理保养。清廷急令它们迅速离开大沽船坞以避免卷入即将到来的战祸。然而，命令传达到四舰时已经太迟了。战斗已经打响，等待它们的只有坐以待毙。

四舰果然难逃厄运，它们被英国海军的“名誉”号和“牙鳕”号驱逐舰所俘虏。关于这场战斗，原英国“奥兰多”号（Orlando）战舰上的海军准尉吉普斯（G.Gipps）在其1901年出版的著作《The Fight in North China-Up to The Fall of Tientsin City》曾有详细的记载，他在书中写道：

午夜时分，“名誉”号、“牙鳕”号以及俄国的“基立亚克” 号（Guiliak）在舰后拖着全副武装的小汽艇沿河而上。正在河道拐弯处，中国人向炮舰开火，在“基立亚克”号弹药舱爆炸的时候，“牙鳕”号正紧挨着“基立亚克”号…“名誉”号与“牙鳕”号靠近这四艘中国兵舰时，就解开了拖曳的小汽艇，人们登艇前进。“牙鳕”号前去靠近顶下边的一对中国兵舰（可能是“海青”、“海龙”，作者注），而“名誉”号则去捕捉顶上边的一对（可能是“海华”、“海犀”，作者注）…“牙鳕”号被一枚六英寸炮弹击中。这枚炮弹穿过煤舱，绕过锅炉内的管道，落在锅炉的另一边，幸而没有爆炸。

当时参与这一行动的英国“名誉”号驱逐舰舰长，海军上尉罗杰•凯斯（Roger Keyes）也于1900年6月17日早晨作了如下记载：

…我们遇到了零星的抵抗，从岸上跑过来的中国水兵试图破坏停靠在岸边的驱逐舰，很多都被两艘英舰射杀。“海华”号的舰长也在冲突中丧生（即“海华”舰管带饶鸣衢，作者注）。

根据罗杰•凯斯的记载，当时英军共有42人，捕获四艘中国驱逐舰后，两艘英舰每舰派出8人，分别配置在四舰上，另派13人驾驶一艘拖轮，负责拖带四舰。

罗杰•凯斯随后记述到，联军舰队司令西摩尔（E.H.Seymour）将军告诉他，他已经决定将一艘驱逐舰交给英国海军，并改名为Taku（大沽的英文译名，作者注），而将其余三艘分配给同样参加此次作战的俄国、法国和德国。

西摩尔并没有在其日后的自传《My Naval Career and Travels》中提到瓜分四舰的具体细节，倒是罗杰•凯斯详细记载了经过：

我为英国海军挑选了“海龙”号，然后把舰况稍差的一艘给了德国人，并把后者拖回了大沽，与炮舰“阿尔及利亚人”号（Algerine）并排泊在一起。然后与Johnston Stewart（阿尔及利亚人号的舰长）将该舰移交给了德舰“伊尔提斯”号（Iltis）。随后我赶回东沽，将“海龙”号拖出，拖带它驶往联军舰队。我们受到了舰队英雄般的欢迎。我将“海龙”号与战列舰Barfleur号停靠在一起。

在英国向其他三国移交舰艇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德国与法国都是于6月19日接收了他们各自的舰艇，而俄国直到次日才接收到。究其原因，就是俄国在英国攻占大沽船坞后，未经英国允许，擅自升起了俄国国旗，妄图独霸船坞，并且将船坞内的中国鱼雷炮舰“飞霆”号据为己有。这一系列的事件激恼了英国，认为这是对大英帝国公然的侮辱，有违联军的合作精神。所以，英国故意拖延了一天，到20日才由罗杰•凯斯与俄国海军官员履行了交接手续。

四艘海龙级驱逐舰中，“海龙”号归于英国，“海华”号归于俄国，而关于“海青”号与“海犀”号的归属问题，则是众说纷纭，直到今日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海青”号在各类西方海军文献中被分别归入了法国与德国名下，“海犀”号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查找两舰在硕效厂的原始记录，也未记载两舰的确切归属。著名学者Harald Fock在他的著作《Schwarze Gesellen：Zerstorer bis 1914》中坚持认为“海青”号属于德国，“海犀”号属于法国，虽然他也没有拿出足够令人信服的史料，但这种说法现在已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当我们追本溯源，查找作为当时实际分配四舰的当事人罗杰•凯斯的回忆录时，却意外发现，在他的书中竟没有明确提到究竟“海青”号与“海犀”号中的哪一艘归了德国或法国。不过在他的书中有一幅照片，显示Hai Loong与Hai Hse并排停泊在东沽码头，“名誉”号的部分舰尾也出现在照片中。罗杰•凯斯对这幅照片的描述是：“第二天早上（6月19日），我正在东沽码头，在两舰移交前为驱逐舰做全面的检查。”结合前文罗杰•凯斯所说的他挑选了一艘舰况稍差的一艘给了德国，可以推测这艘与海龙号并肩停靠的驱逐舰就是罗杰•凯斯所指的“舰况稍差的一艘”。然而，他在这里注明的舰名Hai Hse却从未出现在其他任何西方文献中，而这个舰名的拼写又与“海犀”号的Hai Hsi极为相似。因此，如果照此推断，“海犀”号就被移交给了德国，而剩下的“海青”号则属于法国。这一谜团只能等待更多新资料的佐证才能解开了，本文暂采用目前的主流说法。

俄国甫一接收“海华”号，就立刻将其改名为Taku号，并编入了俄国海军。1901年1月27日，该舰又被改名为“博拉科夫”号（Leitenant Burakov），这一舰名是为了纪念帝俄海军大学1894年级毕业生博拉科夫上尉（Evgeni Nikolaevich Burakov）。1900年，作为炮舰“朝鲜人”号（Koreetz）的枪炮官的博拉科夫上尉在俄国海军随同联军舰队进攻大沽炮台的战斗中被打死。“博拉科夫”号于1901年2月9日重新登入舰籍，并被配属于俄国西伯利亚分舰队。俄军随后对“博拉科夫”号进行了改装。6门47mm炮被保留了下来，但是根据改装计划，布置在甲板上的刷次考甫鱼雷发射管将被怀特海德鱼雷发射管替代。然而，改装工作由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至开战前，只有一具从驱逐舰Statni号上拆卸下来的怀特海德鱼雷发射管被装在了“博拉科夫”号上，因此该舰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战争爆发后，“博拉科夫”号正驻扎在旅顺。该舰原被指定作为阻塞船封锁航道，但俄军一直没有找到时机实施阻塞作战，该舰遂被指派为联络船，负责旅顺与满洲俄军的通信联络。为了提高航速，舰上的5门47mm速射炮也被拆卸下来以减轻舰体重量。1904年6月2日，该舰第一次出击，给旅顺的舰队带来了出击的作战计划。随后，该舰又一次出动，于6月15日到达营口，带去了一批重要公文。原来该舰还准备在6月中旬执行第三次出击任务，但由于在第二次出击过程中险象环生，因此这一任务被耽搁了下来。

1904年7月24日清晨，“博拉科夫”号在执行巡逻旅顺东港外海湾的行动中，在锚泊状态时被击沉。攻击来自于日本“三笠”号和“富士”号的两艘小型舰载鱼雷艇（每艇配备2枚鱼雷）。两艇于7月23日深夜偷偷摸入港湾，“三笠”号的舰载鱼雷艇于24日02时32分向“博拉科夫”号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准确命中了该舰的引擎室。而“富士”号的舰载鱼雷艇则击中了Boevoi号，该舰由于损伤太重被废弃。俄舰Grosovoi匆匆赶来，将“博拉科夫”号向浅水区拖带，试图拯救这艘重伤的军舰，但“博拉科夫”号还是因为进水太多而沉没于北纬38度48分，东经120度20分位置的水域。俄军随后对该舰进行了打捞，然而打捞工作由于摄于日军参与封锁作战的舰艇巨大威胁而被迫中止。该舰舰体后被爆破以防日军重新利用。1904年9月24日该舰从俄国海军舰艇序列中除籍。

被分给德国的“海青”号于1900年12月6日正式加入德国海军，并被重新命名为Taku号。1902年，德国人将6门47mm炮换装为2门50mm炮。同年7月14日，该舰被派往远东服役，此后常年活跃在中国内河水域。1914年6月13日该舰因为锅炉报废而除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该舰正躺在青岛的德国海军船坞内。德军指令前Ostfriesland号军官Oberleutant zue See Seuffert带领从江河炮艇中抽调的部分人员，将Taku号开出船坞进行试航。试航中锅炉暴露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另外冷凝器也有漏电现象。无奈只得将Taku号重新拖回，停泊于青岛的内港。1914年9月28日，为避免落入日军手中，德军决定将该舰与其他几艘德舰一起自沉。自沉行动由德国海军青岛船厂的负责人Oberbaurat Hartmann指挥，他在各舰上事先安置了炸药。在实施爆破后，各舰都沉入了50-60米的深水之中，令日军无从打捞。Taku号最终的沉没位置为北纬36度03分，东经120度16分。

英国分到的“海龙”号，也被改名为Taku号，随即接受命令派赴香港。Taku号于当年11月初依靠自身动力，踏上了远赴香港的征程。陪伴它远航的正是曾经俘获它的“名誉”号。两舰于11月3日离开威海卫，先驶往上海。11月9日，经过短暂的休整，两舰从上海再次启航，以15节的航速继续前进。11月12日，在离香港仅4个小时的航程时，两舰不幸遭遇了台风，使它们到达香港的时间被延误到了次日。罗杰•凯斯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两舰在这次航行中的舰况作了一番有趣的比较：

“名誉”号必须等上5天才能进入船坞修理。“名誉”号到处都在渗漏，简直像个破篮子。蒸汽管路也在不断地漏气。当”名誉”号最终入坞修理时，发现竟然要用1300个铆钉才能修补好所有的破损处。另一方面，Taku号却严实地像一面鼓。尽管它拥有惊人的34节的航速和轻巧的结构，但是它还是被一些人当作是一艘偷工减料、有严重缺陷的船。然而，这种指责决不会发生在“名誉”号这艘老旧的、不知疲倦的，在过去六个月里不屈不挠、艰苦作战的军舰上。

尽管这段文字中充满了傲慢的英国人的挖苦和讽刺，但是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Taku号具有优良的性能。Taku号此后便留在了香港。但之后关于它的官方记载却变得如同凤毛麟角。1901年该舰第一次在官方记录中被提及，但只是一个人事方面的记载：“原Glory号护卫舰的机械师Francis H•Lyon于1901年4月9日被派赴Taku号。”类似这样的记录此后又有几条。如“海军上尉Quentin C•Crauford调离，服役期从1904年9月10日至1905年4月。”1910年的海军记录里出现了“炮长William Barlow于1908年4月20日到任”。“1912年4月2日，炮长William H•Ryder到任。”1913年的记录里记载Taku号作为驻泊香港的Tamar号的僚舰。但到了1914年7月的海军记录中，Taku号已被划入了待出售的废舰的名单。根据J•J Colledge的《Ships of the Royal Naval》第一卷的记载，Taku号于1916年10月25日在香港被出售。

分给法国的海犀号，被改名为“Takou”号后，同样留在了亚洲水域。Takou号于1900年6月20日被列入法国海军舰艇序列，并作为法国驻扎在西贡的鱼雷艇队的一员服役。1911年2月22日，该舰在Poulo Coudor岛附近触礁沉没。经过两个月的打捞工作，该舰于4月27日重新浮出水面。但是由于舰况太差，只得于1911年9月30日报废。有记载显示，该舰直到1914年仍未被拆解或出售。

海龙级驱逐舰在中国遭受甲午新败，海军急需补充新鲜血液时来到了中国，本应凭其优良的作战性能，成为中国海军的生力军，然而仅仅在回国一年之后，却与它羸弱的祖国一道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非但没能成为抵御外敌的海上钢铁长城，反而落入了列强手中，最终屈辱地结束了它们的一生。海龙级驱逐舰的这段饱含辛酸的历史，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道理：只有加强海军建设，强化海权意识，才能使海疆永固！国家永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