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为什么没人讨论鲁迅？ -- 火雷噬嗑

* 　　鲁大海:鲁迅为什么不抗日

这是一篇写给胡搅蛮缠者的文章。关于鲁迅不抗日的问题，在一两年前突然被人提出，一些网友（尤其是一些反日愤愤）对鲁迅颇为不满，就此我与一位反日狂人（不记得网名了）争论过，我说鲁迅逝世于1936年，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鲁迅不可能直接参加抗战。这位反日英雄说，1931年918就爆发了，我当时摘录了鲁迅批驳胡适的一些言论中提及抗日的态度，这位反日英雄冷笑，说这几句话也叫抗日吗?我觉得很多反日愤愤都是非理性的疯子，也懒得与他再争辩，就睡觉去了。这几天，想起这话题，认为反日可以，乱咬鲁迅确实咬错了人，有必要对这些无知的愤愤上一课。首先，31年的918，32年的128，都是中日冲突，不是全面抗战，退一步说，即便鲁迅当时没有坚决抗日，也是有情可原的。

当时，中国的元首蒋介石，虽然被很多人捧为后来的抗日领袖，在37年之前，始终不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连民族英雄张学良也认为丢掉东北不是他个人的责任，换任何中国人在他位置上，都不会反抗，至死他也这么认为。为什么?中国人当时普遍觉得对日问题应该政治解决，就像现在强调要通过联合国一样，当时强调要通过国联。同是文学界的林语堂当时也认为对日本要忍让，鲁迅已经算是比这些政治家文学家有远见的了，他早就说过国联是靠不住的。

事实是，鲁迅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并不是像有些网友说的那样，没有过抗日言论，恰恰相反，他的抗日言论一点不少，任何有基本理性和智商的人都应该承认这点，以下是一些鲁迅关于抗日的言论，有一点请原谅鲁迅，因为77事变在他死后一年才爆发，所以他没有提焦土抗战，也没有提游击战、持久战，更没有提发扬台儿庄精神。

“上海“1·28”事变以后，有个晚上，上海人噼里啪啦到处敲脸盆，放鞭炮，大声吆喝。日本海军陆战队就出动了，以为中国人要反抗，要造反了。结果没想到中国人不是要跟他们打仗，而是因为那天发生了月蚀，上海人是要从天狗的嘴里把月亮救出来，而不是在救中国，不是在救上海，也不是在救同胞。日本人喘了一口气，回去睡觉去了。”

“四省不见，九岛出脱，不说也罢，单是黄河的出轨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现在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好心绪都在别人心里了，明季大臣，跑在安南还打牌喝酒呢。

（1935年7月29日致曹聚仁）

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1936年10月12日致宋琳

闸北似曾吃紧，迁居者二三万人.1936.10.17致曹靖华”

“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1934年4月24日致杨霁云）”

鲁迅很高兴也很吃力地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及萧红的《生死场》的出版奔走操劳，写序推介。因为他们新从东北到上海，带来了日军治下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呻吟与反抗。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写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这也是生活……》一文，离鲁迅去世仅两个月!他写到了自己从昏迷中醒来时的思绪：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国民党政府不抵抗，落得了“卖国”“汉奸”的骂名，为了转移国人视线，竟无耻地诬蔑青年学生、劳动人民卖国，而御用文人也为主子帮腔。鲁迅也在他们的无耻诬蔑之列。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更进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十五日黄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

鲁迅著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无耻阴谋：

“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拚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７〕，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

是卖国者。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如果大家记性好，《四世同堂》里的人力车夫小崔，就是被日本鬼子以“共匪”的罪名砍了头的!中外反动派嫁祸于人的天耻用心也是如出一辙。

“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珂先罗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过了汉奸，则他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来开口吗?（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

但另有文氓，恶劣至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

我之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记得十来年前，因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缺点，上海报亦曾跟我的拟授意，而我之叛国，则因女人是日妇云。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上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

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1934年6月2日致曹聚仁）

一来就说作者得了不正当的钱是近来文坛上的老例，我被人传说拿着卢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这才将卢布说取消，换上了“亲日”的更加新鲜的罪状。”

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抗日的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上海的左翼文艺界（“左联”）也奉命解散，又成立了上海文艺家联合会。事出仓促，主持其事的人又闹宗派主义，平日对鲁迅不尊重，此时又以势压人。一时间，鲁迅处于夹击之中，只有横站。但鲁迅对中共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致联合抗日的主张是理解的、支持的。他写道：

“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氏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 “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知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他还告诫作家们：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