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为什么没人讨论鲁迅？ -- 火雷噬嗑

“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珂先罗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过了汉奸，则他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来开口吗?（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

但另有文氓，恶劣至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

我之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记得十来年前，因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缺点，上海报亦曾跟我的拟授意，而我之叛国，则因女人是日妇云。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上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

歪风捏造，抹黑鲁迅

－－鲁迅与“抗日”（四）

有人为了抹黑鲁迅，坐实鲁迅“亲日”的“汉奸”罪名，手段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断章取义，歪曲捏造，什么坏招都使出来了。NewLoveLoser的《鲁迅真的是汉奸吗？》就是个典型例子。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歪曲鲁迅言论的：

例一：NewLoveLoser说“是鲁迅说：中国就象一个铁的黑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的人都在昏睡，如果有人醒了，会更加痛苦，还不如睡死的好，除非有外面的人把这屋子打破！(大意) 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中国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只有被日本人侵略占领杀害才能有生机？”

鲁迅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让我们看看：

“假如有一间铁的黑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呐喊．自序》）

鲁迅这话是在1918年前后与钱玄同谈话时说的。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鲁迅的原文中根本就没有“除非有外面的人把这屋子打破”，是这位 NewLoveLoser凭空加上去的。为什么要加这一句呢？说穿了是为引出“只有被日本人侵略占领杀害才能有生机？”这一问。这一招可是恶毒至极，一下子就把鲁迅打成了一个自1918年以来就“亲日”的老牌“汉奸”。厉害不厉害？

例二：NewLoveLoser说“是鲁迅说：‘费厄泼赖(FAIR PLAY，公正游戏规则，即科学文明制度)应该缓行，对资本家的乏走狗(指KMT Government) 应该痛打落水狗！’我们就不明白，鲁迅在那样一个民族生死维艰的关头，怎么就不号召“痛 打小日本野心狼 ？！”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作于1926年，《“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作于1930年，NewLoveLoser竟把间隔四年的两篇文章中的两句话连成了一句话，还公然说这是鲁迅说的。有这样引用原文的吗？还说什么鲁迅“怎么就不号召‘痛打小日本野心狼’”？一位“曾经就读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的NewLoveLoser，对抗日历史不该是一无所知吧？谁“不号召‘痛打小日本野心狼’”？是主张“不抵抗”的国民党政府，是“领袖”蒋某，不是鲁迅；鲁迅恰恰是反对“不抵抗”“不痛打”的，在鲁迅的杂文中有许多篇章就是批评“不抵抗”政策的。怎么能如此颠倒黑白诬陷鲁迅。

例三：NewLoveLoser说“是鲁迅说：‘象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本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什么全都是一样……’《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 ‘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我要骗人》’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 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

NewLoveLoser一连引述了数篇鲁迅文章中的话，无非是想坐实鲁迅是“亲日”的“汉奸”这一罪名。可NewLoveLoser所引述的四句话中，除了第四句比较完整外，其他三句全是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把鲁迅的本来意思来了个正反大颠倒。让我们一句句的细细看下去。

第一句，鲁迅所说的“ 象这一般青年被杀”指的是哪些青年？原来“九一八”事变后，蒋某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民众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日决心，自发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徽章。“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当“一二八”上海事变后，日军到处搜扑中国青年，一旦查出有人藏有抗日 “徽章”和“操衣”，这些青年“必定要送命的”。鲁迅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 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今春的两种感想－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1932．11．22）。鲁迅的话说得很明白，由于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因此对民众的抗日行动不支持，更不会帮助组织，任其自生自灭。而这些群众抗日团体多是一些热血青年凭一时激情组织起来的，时间一长，就自动解散了，因此造成许多不良后果。鲁迅批评这带来杀身之祸的“不认真”行为难道不对？蒋某的“不抵抗”在NewLoveLoser的眼里是“强化国防”，是“备战强敌”，鲁迅批评这种“作戏似”的“不认真”的抗日行为倒成了“亲日”了。NewLoveLoser还有个是非观？

作者： 卜可 2006-12-11 17:5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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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迅与“抗日”（四）

第二句，“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这句话出自《我要骗人》一文。鲁迅说他有一次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拦住了，“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鲁迅给了小学生一元钱，小学生很高兴，还给鲁迅写了一张收条，挺认真。鲁迅很感慨，于是就发了如下的议论：“诚然，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小学生）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这段话批评的是国民党政府水利局的官员，这些贪官只知道搜括民脂民膏，根本不治水患。开头所说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指的是大陆与海岛两种“大水”的不同，日本是岛国，海水淹得快也退得快。大陆则不同，一闹水灾“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说的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可 NewLoveLoser却说鲁迅这话是说中国的“大水也没有日本的水温柔”。真是可笑得很。书都读不明白还想当作家，可怜。

第三句：“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你瞧瞧，鲁迅称日本人是“亚细亚的黄人中”的“勇士”，这不是“汉奸”是什么？可一看原文才知道，原来满不是那么回事。

这是鲁迅批评“民族主义文学”家黄震遐的媚日长诗《黄人之血》时写的一句话。这首长诗的内容是写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汗带领由汉、鞑靼、女真、契丹人组成的联军远征欧洲斡罗斯（俄罗斯）的事。作者在诗中极力描写在拔都汗率领下的“黄色联军”如何威猛，甚至写出了“黄祸来了！黄祸来了！亚细亚勇士们张开吃人的血口”这样的句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之际，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不写国人的抵抗和日军和残暴，却歌颂拔都汗带领“黄人联军”讨伐“斡罗斯”。鲁迅写到：“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拔都汗，不是中华人赵构，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鲁迅认为这正是“民族主义文学”作家的“殖民地顺民”的本色。“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虽然也恨苏联，但也不爱中国人。日本的“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竟“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中国的东三省。鲁迅深刻地指出，“现在日本‘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苏联）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开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指九一八事变－可），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是谁亲日媚日讨好日本鬼子。在“民族主义文学家”的眼里，日本不仅是“勇士”简直就是“黄人联军”的“统帅”。而NewLoveLoser却以摘句的手法，移花接木，把本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媚日行径，栽到了鲁迅头上。说他卑鄙不过分吧？

第四句：“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在NewLoveLoser所引的鲁迅的话中，这还算是一句比较完整的话，不过还是做了点手脚，把“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后面的“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给删去了。但总算没有大的歪曲。

作者： 卜可 2006-12-11 17:5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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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迅与“抗日”（四）

“中国军阀”是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仆役”？看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阀”的表现就知道了：

－中国挨了打，失了地，“中国军阀”政府却“忍痛息愤”，“逆来顺受”（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党员大会上的发言），“不抵抗”。 ——这和挨打的奴才不敢对主子还手不是一模一样吗？

－领土被占，哭诉于“国联”，“以待公理之解决”。－这和一个被主子霸占了财产的奴仆，哭着向官老爷求救有啥区别？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公开讲话）这可是“领袖”的话，明白地告诉识国人准备当“亡国奴”－“亡国奴”和“仆役”有啥差别？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1931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东北问题）－“仆役”将东北当作自己的私产，进奉主子，用来讨个安稳的奴录做。

－日本剑拔弩张挑起上海战事，国民政府却在此时颁布什么“睦邻令”，妥协退让，并顺从日方旨意，禁止反日宣传，停止抵制日货，取缔抗日团体，并着十九路军立即撤出上海。－“中国军阀”的“仆役”任务算是尽到家了，献了东北献上海，献上海献华北，献了华北献全国。事情不就是这么发展的吗？

－日本指摘中国“赤化”，国民政府赶紧辨解，中国没有“赤化”，不但没有“赤化”，而且还在“讨赤”，还真心诚意的邀请日本一齐“讨赤”，以便让“主子”放心。－这不是十足的奴才吗？

………

鲁迅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膺惩他的仆役”，恰恰点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日本所以如此猖狂地侵占中国领土，正是因为窃取国柄者，充当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仆役”。

鲁迅是一直这样看“中国军阀”的，他曾说过：“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的运命》1931．10．23）。“奴才”和“鹰犬”的存在，是中国无法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根本原因所在。

NewLoveLoser就是这样，或断章取义，或移花接木，或歪曲原意，或无端栽脏，铁了心要把鲁迅打成“亲日”的“堕落文人”“汉奸”。但可惜， NewLoveLoser的力气算是白费了。这种小人之术，在鲁迅生前就已经有人使用过了，都不灵，NewLoveLoser这两下子就更难得逞了，最终除了显示出自己灵魂的不洁，对鲁迅则丝毫无损。 公孙卜可 2006．12．6

鲁迅何时“讽刺嘲讽”过“抗日文学”？

－－鲁迅与“抗日”（三）

NewLoveLoser说，当时“艺术界发起‘抗日赈灾义演’ 、‘慰军演出’、‘抗日话剧’，文学界虽然有‘国防文学’、‘抗日文学’之争，但都是在尽国民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的‘族魂’ 却这样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这一切的努力？”

这是无中生有的诬蔑，鲁迅何时“讽刺嘲讽”过“抗日文学”？

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中，鲁迅赞成后一口号，他不同意“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所以反对的理由，但他从来没有“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国防文学”。至于“抗日文学”，鲁迅不但没有“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更是竭尽全力予以扶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的出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萧军和萧红从东北沦陷区逃到上海后，将他们写的反映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书稿寄给了鲁迅，鲁迅看后倍加称赞。他说，我“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称赞《生死场》说：该书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绘人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指出：有人说“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这样的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事情果然不出鲁迅料，被鲁迅如此赞赏的“抗日”小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审查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出版。最后鲁迅他们只得自己筹钱，以“奴隶丛书”的名义自费出版。

“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呢?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事实证明，不是鲁迅“冷酷”对待“抗日文学”，而是“中国军阀”为讨好主子而扼杀“抗日文学”！

鲁迅对当时的一些反动的、不健康的文艺现象，态度的确“冷酷”，批评的确严厉，比如：

－对媚日的“民族主义文学”如《黄人之血》的批评。这篇长诗写于1931年10月，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之后不久。 在这种时候，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们不写国人的抵抗和日军和残暴，却歌颂蒙古人拔都汗带领“黄人联军”讨伐“斡罗斯”。鲁迅指出诗人心中的“拔都汗”就是日本侵略者，“民族主义文学” 就是媚日的“宠犬”文学。关于鲁迅批评《黄人之血》的具体内容，我将在《鲁迅与“抗日”（四）》中作详细介绍。

－对那些消磨国人战斗意志的软绵绵的“麻醉”文艺的批评。如象林语堂提倡的“寻开心”的“性灵”“幽默”小品，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能“强身去悲观”的 “美国滑稽电影”以及那些在“国难”中“抚摩”秋天自我陶醉的散文诗歌，等等。鲁迅批评说这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是“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奴隶）生活”的“麻醉”文学。（《沉滓的泛起》《漫与》）

－对那些打着“爱国”旗号，掩盖“不抵抗”行径的自欺欺人的文艺的批评。如宣传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 （《新的女将》）以及“爱国歌舞”之类的东西。前方“不抵抗”，后方却大肆宣传什么“爱国歌舞表演”是“促进同胞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沉滓的泛起》1931．10．29）这样的鬼话谁信？“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新的女将》）放下了手中的枪炮，幻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为国增光’”；或靠大上海的“歌舞”做“兴奋剂”来“促进同胞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对这种自欺欺人的宣传不 “冷酷”，那就是对饱受日冠屠戮的国人的“冷酷”。鲁迅的批评有什么不对吗？

事实证明，说鲁迅“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抗日文学”纯粹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中国文艺界抗日反汉奸斗争的中坚力量，正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 和团结在其周围的进步作家。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抗日题材的电影，能听到的抗日歌曲，绝大多数出自他们之手。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盟主的鲁迅怎么可能“冷酷”对待 “抗日文学”？ NewLoveLoser 以无中生有的谎言攻击诬蔑鲁迅，恰恰暴露了他自己的低能。

公孙卜可 2006．12．6

鲁迅的抗日言论岂止“一个字眼”？

－鲁迅与“抗日”（二）

NewLoveLoser说“鲁迅的百万雄文中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

说这样的话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没看过鲁迅后期杂文的人，说这样的话是无知，情有可原。而“曾经就读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的NewLoveLoser 说这样的话，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故意撒谎，他的目的就是企图用谎言蒙骗那些不熟悉鲁迅作品读者，借以达到贬损鲁迅的目的。

揭穿NewLoveLoser的谎言很简单，只要打开“鲁迅的百万雄文”，撒谎者立刻就会现原形。

鲁迅怒斥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友邦惊诧”论》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一篇杂文了，这是一篇字里行间都迸发怒火的檄文。在这篇文章中明明写着“日本占据了辽吉”，“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扑禁官吏，枪毙人民……”等历数日本罪行的文字，怎么能说“鲁迅的百万雄文中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文中的这些愤怒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话，不是“抗日言论”是什么言论？难道蒋某人的 “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1931年9月21日，蒋某在中国GMD南京党员大会上的发言）的“不抵抗”言论才是“抗日言论”？

鲁迅号召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反汉奸。鲁迅说：“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认为将一切力量“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1936年7月《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赞成“不分阶级和党派”，把一切力量“汇合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去，这不是“抗日言论”是什么？难道蒋某人的“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必须“专心一致剿匪”， “奢言抗日……就是本末倒置”（1933年4月7日和4月10日，蒋某对剿共高级将领两次训词）的言论倒是“抗日言论”？

鲁迅痛斥那些“攻击一致抗日论”的人，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说：“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并自豪地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充分表明鲁迅深知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力量在哪里。他站在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坚定地站在抗日力量一边，坚决反对蒋某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鲁迅的立场难道不是“抗日”的立场？莫非蒋某置强敌于不顾，以集团私利为重，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一心“剿匪”反倒是“抗日”行为？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庄严地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1936年8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个作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毅然声明自己“无条件”地加入“抗日统一战线”，用自己的笔为抗日战争服务，并相信自己“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比别人差。这样有血性的声明不是“抗日言论”是什么言论？难道只有蒋某的“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1931年8月22日，蒋某在南昌的讲话）这样的“亡国论” 倒是“抗日言论”？

鲁迅认为挽救“民族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鲁迅在谈到抗日文学的创作时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我们需要的（抗日文学），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鲁迅是多么清醒，话说得多么清楚：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民族生存问题”，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态度如此鲜明的言论不是“抗日言论”，什么样的言论才算“抗日言论”？难道蒋某的“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利用，……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1931年7月蒋某致电张学良）这样的话，才算是“抗日言论”？

作者： 卜可 2006-12-11 22:1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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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迅与“抗日”（二）

鲁迅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有信心打败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在这民族危亡时刻，国人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担当起抗日守土的职责，组织军民抵抗日冠。可国民党的领袖们却说什么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933年）。大敌当前，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国民党领袖竟然说出这样窝囊的话，一点自信都没有。这就难怪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发出哀叹，觉得“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不等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1934．9）。而站在抗日力量一边的鲁迅并不这样看，他知道中国广大的民众中蕴藏巨大的反侵略的力量。鲁迅认为“失掉自信力”的不是中国民众，而是惧日媚日一味求救于“国联”的GMD政府。他说：“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进一步指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鲁迅以十分坚定的话语肯定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力”。他强调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10．20 ）。鲁迅坚信中华民族的子民有足够的自信和力量抵抗并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样的言论不是“抗日言论”，难道胡适说的“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申报·北平通讯》1933．3．22)这样的话，才算是“抗日言论”？

鲁迅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世界宣传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事谠。1936年，鲁迅应国际友人的请求，帮助收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为此鲁迅写信给萧军说：“义军（指东北抗日义勇军－可）的事情，急于应用，等通信恐怕来不及，所以请你把过去二三年中的经过（用回忆记的形式就好），撮要述给他们，愈快愈好，可先给一二千字，余续写”。并在信中特别强调说，文章“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只记事，不发议论，二三千字就够，但要快” （《书信．致萧军．1936．2》）。这一年鲁迅的肺病日益严重，十月就去世了。重病缠身的鲁迅，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亲自操劳，搜集有关抗日的资料,积极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鲁迅这样做难道不是对抗日斗争的最大支持吗？鲁迅不仅以“言论”表明自己的抗日立场，更以行动证明了自己是抗日反汉奸斗争中的一名坚定分子。

我不知道那些攻击鲁迅的人所说的“抗日言论”是什么标准，是不是只有喊“痛打小日本野心狼”这样的口号才算是“抗日言论”？鲁迅的文章中的确没有这样的字句，鲁迅是文学家不愿意使用口号般的文字。但即使他愿意使用，GMD政府允许吗？蒋某说了，对日本侵占东北要“忍痛息愤”，“逆来顺受”，不准“奢言抗日”。上海市政府更明令禁止反日宣传，取缔抗日团体。在这样的上海，“抗日言论”就是非法言论。鲁迅的文章没有“痛 打小日本野心狼”的字句，尚且不能发表，要是真有这样的字句，GMD政府的审查机关能通过吗？

上述种种事实，把NewLoveLoser的谎言击得粉碎。大家看到了，鲁迅的“抗日言论”何止是“一个字眼”，是一篇又一篇，篇篇都清楚地表明了鲁迅坚定的抗日立场。

公孙卜可 2006．12．5

鲁迅抗日文章辑录——给盲目反鲁人士

　　 鲁迅有关抗日的作品主要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萧红作<生死场>序》、《三月的租界》以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

（想必有漏看的，请其他网友补充吧）

　　　　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萧红作<生死场>序》两篇文章中,鲁迅积极为青年作家的抗日文学作品作序，对田军、萧红的两部长篇抗日小说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评价；

　　　　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指出“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 有力的驳斥了给抗日文学作品泼冷水,并指手划脚、刻意刁难的言论。

　　　　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在病中，面对“九一八”事变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投下的失败阴影，国内甚嚣尘上的悲观论调，发出了中国人当自信自强的呐喊。文中说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一文中，鲁迅写到：“……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

　　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 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 “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

　　　　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鲁迅写到：

　　　　“……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

　　　　……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

　　目前中国人的吃饭 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 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此外，在日本学医期间，鲁迅因学校公然放映日本人枪杀中国人的电影以及电影中围观的中国人的麻木不仁而悲愤不已，鲁迅因是中国学生而受到校方干事的无礼刁难，这些都促成和增强了鲁迅弃医从文，立志文艺救国的信念，成为鲁迅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不知对于以上资料，那些“盲目反鲁者”可还满意？那些声称鲁迅“没有一个抗日言论”、“终其一生都断然绝口不提抗日”的人，那些诬蔑鲁迅是汉奸、特务的人，那些不学无术、人云亦云、信口开河也跟着鼓噪的人，可以歇歇了！

　　补充：

　　 鲁迅不是没有抗日的言论，不但有，而且很鲜明，很坚定，很深刻。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真不知道哪个第一个说出“鲁迅不抗日”的怪论的，然后，那些所谓的爱国者，所谓的思想家，所谓的学者专家，看都不看鲁迅一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高谈阔论。

　　 延安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的主题就是“鲁迅与抗日”。

　　 巴金有《鲁迅与抗日战争》一书。

　　提示：

　　 鲁迅抗日的言论和为此做的工作，大都在《鲁迅书信集》中。

* 　　鲁大海:鲁迅为什么不抗日

这是一篇写给胡搅蛮缠者的文章。关于鲁迅不抗日的问题，在一两年前突然被人提出，一些网友（尤其是一些反日愤愤）对鲁迅颇为不满，就此我与一位反日狂人（不记得网名了）争论过，我说鲁迅逝世于1936年，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鲁迅不可能直接参加抗战。这位反日英雄说，1931年918就爆发了，我当时摘录了鲁迅批驳胡适的一些言论中提及抗日的态度，这位反日英雄冷笑，说这几句话也叫抗日吗?我觉得很多反日愤愤都是非理性的疯子，也懒得与他再争辩，就睡觉去了。这几天，想起这话题，认为反日可以，乱咬鲁迅确实咬错了人，有必要对这些无知的愤愤上一课。首先，31年的918，32年的128，都是中日冲突，不是全面抗战，退一步说，即便鲁迅当时没有坚决抗日，也是有情可原的。

当时，中国的元首蒋介石，虽然被很多人捧为后来的抗日领袖，在37年之前，始终不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连民族英雄张学良也认为丢掉东北不是他个人的责任，换任何中国人在他位置上，都不会反抗，至死他也这么认为。为什么?中国人当时普遍觉得对日问题应该政治解决，就像现在强调要通过联合国一样，当时强调要通过国联。同是文学界的林语堂当时也认为对日本要忍让，鲁迅已经算是比这些政治家文学家有远见的了，他早就说过国联是靠不住的。

事实是，鲁迅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并不是像有些网友说的那样，没有过抗日言论，恰恰相反，他的抗日言论一点不少，任何有基本理性和智商的人都应该承认这点，以下是一些鲁迅关于抗日的言论，有一点请原谅鲁迅，因为77事变在他死后一年才爆发，所以他没有提焦土抗战，也没有提游击战、持久战，更没有提发扬台儿庄精神。

“上海“1·28”事变以后，有个晚上，上海人噼里啪啦到处敲脸盆，放鞭炮，大声吆喝。日本海军陆战队就出动了，以为中国人要反抗，要造反了。结果没想到中国人不是要跟他们打仗，而是因为那天发生了月蚀，上海人是要从天狗的嘴里把月亮救出来，而不是在救中国，不是在救上海，也不是在救同胞。日本人喘了一口气，回去睡觉去了。”

“四省不见，九岛出脱，不说也罢，单是黄河的出轨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现在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好心绪都在别人心里了，明季大臣，跑在安南还打牌喝酒呢。

（1935年7月29日致曹聚仁）

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1936年10月12日致宋琳

闸北似曾吃紧，迁居者二三万人.1936.10.17致曹靖华”

“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1934年4月24日致杨霁云）”

鲁迅很高兴也很吃力地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及萧红的《生死场》的出版奔走操劳，写序推介。因为他们新从东北到上海，带来了日军治下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呻吟与反抗。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写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这也是生活……》一文，离鲁迅去世仅两个月!他写到了自己从昏迷中醒来时的思绪：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国民党政府不抵抗，落得了“卖国”“汉奸”的骂名，为了转移国人视线，竟无耻地诬蔑青年学生、劳动人民卖国，而御用文人也为主子帮腔。鲁迅也在他们的无耻诬蔑之列。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更进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十五日黄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

鲁迅著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无耻阴谋：

“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拚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７〕，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

是卖国者。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如果大家记性好，《四世同堂》里的人力车夫小崔，就是被日本鬼子以“共匪”的罪名砍了头的!中外反动派嫁祸于人的天耻用心也是如出一辙。

“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珂先罗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过了汉奸，则他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来开口吗?（1934年5月15日致杨霁云）

但另有文氓，恶劣至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

我之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记得十来年前，因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缺点，上海报亦曾跟我的拟授意，而我之叛国，则因女人是日妇云。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上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

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1934年6月2日致曹聚仁）

一来就说作者得了不正当的钱是近来文坛上的老例，我被人传说拿着卢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这才将卢布说取消，换上了“亲日”的更加新鲜的罪状。”

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抗日的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上海的左翼文艺界（“左联”）也奉命解散，又成立了上海文艺家联合会。事出仓促，主持其事的人又闹宗派主义，平日对鲁迅不尊重，此时又以势压人。一时间，鲁迅处于夹击之中，只有横站。但鲁迅对中共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致联合抗日的主张是理解的、支持的。他写道：

“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氏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 “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知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他还告诫作家们：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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