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主流媒体的完美之作:《围城中的拉萨》(已修订,第一段完) -- 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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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呵,陈先生和易中天都是武大出身……

你们是校友?

兄台是湖南还是湖北人氏?

再摘引邓晓芒先生的两篇文章。

她拯救了她自己

我认识萌萌已有二十五年了。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代,19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园里,到处是一派精神生活的盛宴,那几届的研究生们则成了时代潮流的中心,而且他们也感到自己成了中心。当时我们住同一栋研究生楼的同窗们来往自然频繁,和我经常聚谈的除了同门师兄陈家琪、陈宣良外,还有搞马哲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经济系的肖帆、陈自龙。再就是我在德语班上结识的张志扬,以及辗转相识的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等。

邓晓芒:我的大学

   回城后,我干过五年的土工和搬运工,那同样是社会最底层。同事的伙计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劳改释放犯、诈骗犯、强奸犯、小偷、盗墓者、历史反革命、右派、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无业游民,当然也有回城知青。听听这些名目,就知道当时整个社会有多少人被划入了“不可接触者”的范畴!但他们同时也是社会经验最丰富的一群,在聆听他们的言谈时,整个社会对我似乎都变得“透明”了。我和这些人为伍,把自己和他们作身份认同,以至于1979年当我踏进武汉大学校门的时候,与我同命运的几位研究生如程亚林、易中天、陈家琪、陈宣良等,聚在一起时曾自命为“土匪”。这些人后来都是一些有个性、有见解的学者,他们的学识不是光凭书本上看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悟出来的。

  

这两篇文章既可对当年的思潮气氛有所了解,亦能对这代人的思想资源有所了解。文革和下乡对青年人的影响,绝非纯负阈值,亦可见一斑。

 与农民的日常交道和共同劳动使我懂得了农民和乡村。农民远不是我从书上读到的那样一种固定模式,他们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小气,有的大方;有的狭隘,有的豁达;有的虚伪,有的坦诚;有的机灵,有的愚笨;有的暴躁,有的忍让;有的强霸,有的软弱;有的狠毒,有的和善……我在读他们,就是在读人性。我了解他们,就是了解中国。但我同时也在读自己:在他们中间,我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我在了解了他们的时候,我也就了解了我自己的可能性,因为我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每一种人的类型,即使是那种反面的人物,不论他是多么阴险、自私、蛮横、吝啬以及懦弱无能,下流无耻,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一篇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典型,他让读者化身于其中,将最不可思议的性格也演绎得合情合理。我越是读他们,越是从内心中升起一种悲悯情怀,类似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对造成他们这种性格的处境怀有极大的兴趣,并为此读了大量的书,小说和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试图对我所见到的一切加以清晰的分析和比较。我在当知青的十年间(1964-1974)换了三个下放点,两个在湘南,一个在湘北,并且跑遍了山区、湖区和丘陵区,曾试图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写出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类的东西来。而其间所经历的“文革”,则是我的社会大课堂中的一门主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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