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日军在华使用毒气情况不完全手册 -- 黄河故人
八年抗战中日本鬼子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简单整理:
我很想把日本人在东北使用毒气的情况也整理进来,但是资料太少了,没有办法,日军对新四军使用毒气情况也没有很多资料
1937年:
1937年7月27日,化学战部队的迫击炮第 3、第 5 大队,第 1 野战化学实验部被派往华北战场。日本陆闲院宫载仁参谋总长于7月28日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了临参命第421号命令,在平津地区扫荡时,可以“适时使用催泪性毒气筒”。8 月31日,日军又向华北增派第1、第2野战毒气厂,野战毒气第13中队(乙)和第 6、第 8 小队。
8 月 15日下达临参命第73号命令,编成上海派遣军,配属了迫击炮第4大队和野战毒气第7中队。不久,又增派了 1个迫击炮大队和第2野战化学实验部。10月30日,由野战毒气队本部、野战毒气第1、第2中队(甲)和第13中队、第 6小队、第 7小队编成上海派遣军毒气队本部。
1937年10月14日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指控,并附有中国地方红十字会和卫生组织的证据文件。
1938年
1938年4月1日,闲院宫载仁参谋总长给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和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蕃下达了大陆指第110号命令。命令指出,为确保占领地区,在下述范围可使用红筒(喷嚏性毒剂筒)、轻迫击炮红弹(喷嚏性毒剂弹):
a.使用目的:扫荡盘踞于山区的敌人;
b.使用地区:山西省及邻近的山区;
c.使用方法:力求与烟幕配合使闲,严格隐匿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消除使用毒气的痕迹。
1938年3月23日至4月8日 ,台儿庄战役,日军使用毒气十余次。
1938年 4 月~6 月,对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平定作战”中,在阳城、武乡、忻县、离石灵石、中阳、垣曲等地使用毒剂20余次。
7月初,在晋南曲沃,共使用毒剂筒12600个,毒剂炮弹2000余发,迫使守军撤退。
武汉会战,日军大量使用毒气。
9月~10月间,日军在围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在灵山、北镇、阜平及定襄以北地区多次使用毒剂,共用毒剂筒4000余个,以支援其步兵进攻。
11月 29 日,日军在灵丘杏树咀遭我八路军第 359 旅一部伏击时,日军大量施放毒剂,致使王震旅长等300余人中毒。
1938年 12 月 2 日,闲院宫载仁又分别给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的司令官和华南第21军司令官下达了大陆指第345号命令:“在华各军可以使用红弹、红筒和绿筒”。
1939年
3 月~5 月,日军在南昌战役中,发射化学炮弹3000余发,在 12 千米正面战场施放化学筒 1.5 万个,迫使国民党军队两个军不战自退。
1939年 7 月 23 日,日军大本营又训令驻华日军:“今后作战,尽量使用毒气”此后,日军在师团、联队中普遍建立了临时毒气大队或中队,近战化学攻击能力大为加强,为广泛使用化学武器创造了前提条件。
冀南香城固战斗,河间大曹村及齐会战斗,辽县粟城、苏亭战斗,灵丘上下细腰涧战斗中都使用了化学武器。
9月~10月,日军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以4个炮兵联队进行化学火力急袭,并在8千米正面战场施放毒剂筒1万个。
昆仑关、万家岭日军都使用了毒气
1939年的最大战果之一是伤到了贺龙。
1940年
桂南战役,日本人使用毒气。
冀南东辛寨交战中, 3 分区部队 1500 余入中毒。
百团大战,日军共使用毒剂20余次,造成八路军官兵近万人中毒。
1941年
在福建广东战场,日军对付国军反击,使用过毒气。
9月~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在新墙河正面施放毒气筒3000余个。日军为夺占奉新,发射化学炮弹855发,施放毒气筒近2000个,一举攻占了奉新。为守卫宜昌,则对国民党进攻部队大量使用芥子气,共发射炮弹2500发,空投化学炸弹300余枚。
在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频繁地使用了化学武器,辽县、黎城等的许多村庄经受了芥子气的攻击。
也就是这一年,日军芥子气开始成为主角。
1942年
“五一大扫荡”第二阶段的20天里,用毒10余次,并制造了毒死村民800余人的“北疃”惨案。
在夺取金华、兰溪、汤溪各城镇的战斗中,日军都使用了毒剂,迫使守军撤出。
1943年,
进行局部地区的“扫荡”中使用毒剂;
在常德战役中,日军使用毒气77次
1944年
长衡战役,日军频繁使用化学武器。
1945年8.15之前
日军使用毒气情况不详
1945年8.15之后
(想起了王员外书里的一句话——小鬼子诈降!)
8月16日,安徽无为县襄安镇的日军拒绝投降发射毒剂弹进行顽抗,致使新四军部队30余人中毒。
8月23日,汾阳日军第114师团201大队,向地道内连续施放毒剂,致使17团副营长薛暮荣和3连 66人全部阵亡。
10月2日,石家庄蒿城,日军大量施放毒剂,至7日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