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7﹑藏族市民永不满足

如前所述﹐1997年西藏（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总数为33.6人万﹐其中藏族为26.7万人﹐占总数的80%。藏族国家职工（官员﹑普通干部﹑工人）为11.5万人﹐占西藏国家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三。西藏藏族市民中87%是国家职工及其子女﹐如加上这些职工的父母﹐则要超过90%。其余藏族市民是政府资助的集体单位职工﹑个体户﹑个体户雇用的工人﹑临时工与无业游民﹐以及他们的家属。

1990年拉萨市民（不包括农业户口）为139810人﹐其中藏族为96341人﹐占总数的69%﹔汉族40418人﹐占总数的29%﹔其它民族3051人﹐占2%﹐其中大一半是回族﹐他们在拉萨已居住了许多代﹐以藏语为母语﹐信奉伊斯兰教。拉萨藏族市民中的成年人大部分是国家职工或大学生﹐只有总人口约三万的拉萨老城八廓街是例外。据198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抽样调查﹐拉萨老城户主中国家职工（包括退休职工）占老城总户数的41%﹐无业游民占38.5%（他们以摆摊﹑打零工为生﹐年均收入855元）﹐个体户占15.6%﹐农牧民占1.6%。1988年老城藏族市民中54%的学龄人口（六岁及六岁以上）是文盲﹐大大高于1990年人口普查时拉萨城关学龄人口中的文盲比例25%﹐绝大多数老年藏人不懂汉语。最后﹐拉萨老城的藏人只有4.8%不信教﹐其余都信奉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即黄教（34）（西藏佛教分黄﹑白﹑红﹑花教四大派﹐达赖喇嘛只是黄教之首）。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拉萨老城藏人的文化程度比藏农牧高得多（后者文盲半文盲占79%）﹐所以许多人听得懂西方与达赖的宣传﹔无业游民的比例比拉萨新区高得多﹐所以许多人对中国政府有怨气﹔绝大多数信奉黄教﹐所以许多人对达赖喇嘛比藏农牧还虔诚（藏农牧中不信教的高达12%﹐信教者分属四大教派）。加以地处西藏宗教中心（大昭寺）﹐与流亡藏人有广泛联系（很多流亡藏人是从老城出去的﹐1979年以后纷纷回来探亲﹐其中有许多达赖喇嘛的间谍）﹐所以历次藏独骚乱都由老城藏人充当主力﹐以老城为基地与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西藏时的同事﹑已故作家秦文玉在西藏住过13年。1989年3月5-7日拉萨骚乱时他在现场观察﹐戒严后采访了许多藏人﹐包括老城的藏人。下面是若干藏人在回答“为什幺会发生藏独骚乱”时的话（35）﹕

“骚乱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共产党管辖下﹐我们是老百姓﹔独立了﹐我们还是老百姓﹐反正当官轮不上我们。这一回和往常一样﹐参加闹事的人有三多﹕无业的多﹐待业的多﹐乞丐﹑想沾便宜的多。如果有共产党的人﹐那是自己没把自己的孩子管好。

“不错﹐上头这几年对落实政策抓得很彻底。政策落实了﹐统战人士天天来要房子﹐国家又没有一个妥善安排﹐叫居民往哪里搬﹖有的被逼搬出来﹐无家可归﹐只得投亲靠友﹐有的全家五﹑六口人﹐只能住一角季（即一根柱子周围的房子﹐约七﹑八个平米）。这些过去的房主人拿到了房子﹐有的翻修了自己住﹔有的自己也不住﹐而是租给内地来做买卖的。一般房租每月一角季四百块钱﹐当然我们现在比民主改革前还是好多了。那时住不上房子﹐还得交耳朵税。

“年轻人的教育无人管﹐有人做小偷﹐甚至有的做了强盗也无人管﹐家里没办法﹐政府又不管﹐怎么可能不闹事呢﹖

“我们八廓街的居民﹐大多是合作社的手工业工人﹐工资收入都不太多﹐可是酥油﹑牛肉的价格涨得这么厉害﹐哪里受得了﹖75年时每斤酥油1.5元﹐80年每斤四元﹐眼下每斤涨到10.5元﹐怎么吃得起呢﹖牛肉也是这样﹐只能看看咽口口水。其它的物价也是见风涨。

改革好﹐我们都拥护。改革后可以信教﹐可以做买卖﹐想做什么都可以﹐也不怕头上戴帽子﹐不怕说错话挨批斗。过去多年做不起的卡垫和藏柜﹐都做起来了。但是开放不好﹐开放使内地的汉族生意人都涌到拉萨来了﹐他们像饿鹰似的﹐恨不得连肉带骨头把什么都吞进去﹐赚钱的本领贼大。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被他们都赚去了﹐生意都被他们抢去了﹐开放不好﹐一点都不好。

“一闹起来﹐日子一点也不安稳﹐心慌得很。经常有传单贴在门上﹐‘吃糌粑的站出来﹗’‘赶走汉人﹐西藏要独立﹗’独立之后﹐也是山那边的人回来当官儿﹐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但独立之后我们能见到益西罗布（指达赖喇嘛----引者）。

“我49年就当基层干部﹐不是图享受﹐是信共产党。这么多年﹐讲良心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但是共产党的模样却不如过去好看了。干部到底为谁﹖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样。大长官现在跟谁亲﹖广播里喊的和实际做的也不一样。老百姓人口越来越多﹐住房却越住越小﹐儿子女儿都长大了﹐工作却不能都得到安排。现在什么都要考试﹐当个清洁工人都要考试﹐考扫把﹖30年了﹐共产党办了不少好事﹐一想起第一个八年就心里发热。现在呢﹖难说……我们这一片500多户﹐16个党员﹐党员和家属没有参加﹐只有十个青年参加了﹐出自七户人家。一个30多岁﹐其它都是20上下的待业青年。这些青年跟我们当年不太一样了﹐叫他们不要闹﹐孩子们说﹕‘你给我工作呀﹗’”

改革开放﹐群众有一句话﹐“自己的家乡空着的﹐光辉照亮了别人。”内地的生意人到了拉萨﹐除了念经和背尸体送天葬台不会干之外﹐其它什么都会干﹐抢了当地人的饭碗。本地的裁缝﹑鞋匠都很失望。改革开放﹐引进人才和技术﹐而不是劳务输出。我们这儿的劳力多得很﹐首先要眼于本区群众的利益。现在内地各个省区都分得那么清楚﹐寸土不让﹐更何况我们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呢。清理﹐不能光清理康巴人和朝佛的﹐也要清理黑包工队。市场管理人员﹐对钉鞋的本地人吆喝“去去去”﹐赶得跑来跑去﹔对那些大户却亲热得像贴牛粪饼﹐唤他们“阿伯喂﹗”

拉萨居民住房难。这几年国家拨款﹐修了不少居民楼﹐但主要是分给干部住的。普通居民房子小﹐光线暗﹐还有很多摇摇晃晃的老掉牙的房子。这些房子主人没办法﹐有时成群打堆地住到城关区的会堂里去。可是你站到布达拉宫上往下一看﹐东边﹐北边﹐黄黄的一片尽是小院子加楼房﹐大多是一幢幢的私房。盖得那个漂亮呀就跟壁画上一样。请问普通老百姓谁盖得起﹖请问你几十年不吃不喝工资加起来有多少﹐能盖得起小宫殿一样的花园楼房﹖

鸡下蛋还得有个窝﹐没有窝怎么下蛋﹖现在居委会什么也没有。一个月十块钱办公费﹐连电话费也不够付。手无寸铁﹐发了根电警棍﹐又没电﹐不如烧火棍。居委会现在只有打狗的权﹐扫地的权﹐挂牌子的权。骚乱一闹起来﹐连你的扫把都拿跑了。有人说居委会搞土政策﹐但我们的土政策是为了贯彻洋政策。一个月开两次会﹐不来扣副食补助﹐当然是土政策。但居民一个不剩地都来了。后来群众说﹐“亏得你在大会上讲了这么多﹐要不我们的孩子又得遭殃了。”我们居委会在这次骚乱中只有一个人参加。群众都庆幸得很。戒严﹐是对坏人的打击﹐对群众的保护。过去群众举起双拇指说﹕“解放军好﹗”现在有的武警同志检查证件吆喝人把口罩摘下来。解放军检查了证件还向你敬个礼﹐还扶老人﹐这一扶就把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的音译----引者）的威信扶起来了。

城市管理最基层是居民大院。这次骚乱发生后﹐达木林居民大院第一组的组长用身子堵住大门﹐大声喊道﹕“谁也不准出去﹗谁出去我揭发谁﹗”这是一位退休的藏族老工人。事后这个大院因为清清爽爽﹐没伤人没死人﹐大人小孩又围叫他“波啦”（爷爷）﹐打心底里感谢他。可是居民组长一分钱津贴也没有。逢年过节干送一条哈达﹐有时一点点酥油﹐真拿不出手。群众反映﹐以前开会太多﹐一个礼拜三﹑四次﹐现在又开得太少了﹐大家像河滩上的沙子﹐捏不拢来。

我们的党政机关﹑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机关有没有抹油的﹖税务﹑工商﹑城建被砸﹐群众出气﹐是否政策上有问题﹖是否原原本本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基层了﹖不正之风﹐走后门﹐执法犯法﹐贪污腐败等现象﹐连骚乱分子都在议论呢。共产党经营了30多年﹐还是有威信的。对违法乱纪﹑欺压群众的典型处理一批﹐威信就又起来了。

从收容审查的情况看﹐17岁至28岁的占7%左右﹐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堆龙德庆一个女学生说﹐我数学本来学不好﹐老师非要叫我学﹐我在班里骚乱一下﹐西藏独立了﹐我就不要学数学了。

还有个骚乱分子说﹕西藏独立了﹐汉人都走了﹐中央给我们的钱就不会给汉人赚走了。

短短几段话﹐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自从1984年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兴建43项工程后﹐大批汉族﹑回族与其它民族的个体户追随施工人员到西藏经商﹐这本是西方向中国推荐的市场经济法则所致。达赖喇嘛与西方人权卫士一贯指责他们是企图淹没藏人的非法移民﹐那么到中国去经商﹑投资的西方商人又算什么﹖既然西方商人可以到中国去赚钱﹐中国内地的商贩为何不可以到中国西藏去赚钱﹖这些内地商贩自然要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像西方商人一样赚取商业利润。这就使一向看惯了国营商店的低物价的藏人大为愤慨（国营店的物价之所以低﹐是政府不惜血本补贴的结果）。藏人一方面挡不住汉回个体户出售的国营店里没有的新潮产品（时装﹑皮鞋﹑家电﹑化妆品﹑美食﹑家俱等等）与时髦娱乐（摇滚舞会﹑卡拉OK﹑黄色录像等等）的诱惑﹐另一方面又心疼化掉的钱。在他们看来﹐汉人天生只应送钱给藏人﹐怎么可以赚藏人的钱呢﹖连那个藏独英雄都承认﹐他的钱是中国政府（在西藏人人都把中国政府称为中央）给的﹐但他竟然认为西藏独立后中国政府还有义务送钱给藏人﹐可见在藏人心目中﹐中国政府与汉人包养藏人是天经地义的﹑永世不变的。如今汉回个体户竟敢赚藏人腰包里的中国政府给的钱﹐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所以藏族市民既离不开汉回个体户﹐又恨透了汉回个体户。每次骚乱都首先打砸抢烧汉回个体户﹐连达赖喇嘛1993年5月25日发表的声明在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用催泪弹驱散打砸抢烧的骚乱者）的同时﹐也不得不对藏人袭击汉人商店表示遗憾。他甚至说﹐如果藏人再使用暴力﹐他就要退出藏独运动（36）。藏人对汉回个体户的态度与北京上海市民既离不开个体户的商品﹐又嫉恨个体户发财的眼红病如出一辙﹐可见人性都一样。只是汉人恨个体户﹐发发牢骚而已。藏人却把藏独骚乱当成了发泄这种眼红病的绝好机会。

《天葬》证明了﹐汉回个体户在西藏赚的主要是中国政府给西藏职工包括藏族职工的钱（37）﹐这是那个藏独英雄也承认的。由于西藏的行政大权已交藏官掌握﹐汉回个体户要在西藏赚钱﹐就必须向税务﹑工商﹑城建的藏官行贿﹐把他们赚来的钱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给藏官﹐方能得到与维持营业执照。后者拿到了贿赂﹐自然对他们格外亲热﹐于是藏人也迁怒于他们﹐连他们一起砸。

如前所述﹐美国学者与记者也发现﹐藏人在工作态度﹑技巧与对报酬的要求方面都竞争不过内地来的汉族流民﹐连藏族个体户都宁可雇佣汉人。这本是市场规律所致﹐然而藏人竞争不过汉人﹐自然又是满腔愤怒。

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就发现西藏牧场严重超载﹐西藏的畜牧业已经到顶了。中国政府给藏人的钱越来越多﹐藏族人口也越来越多﹐可酥油牛肉由于自然资源限制无法同步增产。按照市场法则﹐其价格自然会飞涨。进藏汉人吃不惯西藏的酥油牛肉﹐他们吃的是内地运去的猪肉菜油。酥油牛肉由藏人直接在自由市场出售﹐中国政府既不经营也不收税。它们涨价与汉人及中共毫无关系﹐却也被藏人认为是中共与汉人的罪恶﹐成为藏独骚乱的诱因。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给昔日的阶级敌人﹑今日的统战人士落实了政策﹐后者反而不参加骚乱。《拉萨骚乱备忘录》就写到一个贵族公子去印度见了达赖喇嘛﹐后者要他留下﹐他宁可回拉萨。而昔日的翻身农奴被剥夺了胜利果实（房子）﹐就去参加骚乱。骚乱者最恨统战人士﹐骂他们是“藏奸”﹐要砸政协。这里可能也有眼红病在起作用。中共从其“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教条出发﹐只顾讨好早已威风扫地﹑老朽不堪﹑在藏族百姓中毫无号召力的旧贵族﹐却忽略了经过文革训练的﹑敢闹敢打的平头百姓﹐结果吃了大亏。

中国政府从八十年代开始才要求藏族市民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文革前与文革中根本无暇控制人口﹐藏族市民人口爆炸。西藏的企业只亏不赚﹐难以给高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发薪机会。无业游民与待业青年自然满腹怨恨﹐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天生应该把他们包养起来的﹐藏独骚乱就成了他们惩罚﹑报复中国政府的手段。

西藏的党政官员也像内地的一样腐败﹐而且由于天高皇帝远而更加腐败。如前所述﹐西藏的藏官已占西藏党政官员的80%以上﹐由于中共在纪律约束上也实行抑汉优藏政策﹐也由于汉官谁也不想在西藏养老﹑繁衍子孙﹐所以在西藏用公款造私房或多占好公房的绝大多数是藏官。藏人羡在眼里﹐恨在心里。这与内地汉人痛恨官倒与腐败的原因是一样的﹐然而各自的结论却大不一样。汉人认为要根治官倒与腐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所以他们参加或支持八九民运﹔普通藏族市民并无这样的政治常识﹐他们不知民主为何物﹐单知借藏独骚乱发泄对藏官腐败的怒气。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汉藏人性何其相似乃尔。

藏官们何止多占好房﹑从事官倒而已﹐他们贪污腐化﹑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被藏人称为新的“三大领主”。这笔账自然也要被藏人记在中国政府身上。有好几个藏人告诉我﹐他们宁愿要汉人当上司﹐因为汉官处事比藏官公正﹑清廉﹐我在西藏时深有同感。1983年我曾去樟木口岸采访﹐亲睹回来探亲的普通流亡藏人在海关过境的情景。汉官对他们的态度不冷不热﹑公事公办。藏官则盛气凌人﹑趾高气扬﹐把他们呼来喝去﹑任意斥责﹐似乎他们都是些犯人。对流亡藏人中有点“身份”的﹐经统战部门打招呼﹐则奴颜卑膝﹐百般逢迎。我不禁想起鲁迅的名言﹕“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38）”可见人性哪里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