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家园 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看见河里西藏的话题这么热,忍不住也冒个泡说几句.
达赖集团这次在西藏闹事,目的一是给北京奥运会添乱,败坏一下天朝在国际上的形象.二是吸引国际舆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给TG施加压力.
可以说这是一场舆论战,从目前国际舆论的反映来看,达赖集团的目的是达到了,连法国总统都声称不排除抵制奥运开幕式,欧盟还开会讨论西藏问题.媒体的报道基本上是一面倒.事情闹到这一步,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这场舆论战天朝是彻底失败.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一是我们官方的喉舌本来就没什么公信力.先不说国际上,就是国内又有几个人信任喉舌?一只万人喊打的周老虎现在还在活蹦乱跳,首席航天专家一张嘴就能砸出个欧阳坑.前几年SARS封锁新闻的前科还记忆尤新.就好象那个老喊狼来了的孩子,就是这次狼真的来了,老外又怎么会轻易相信?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达赖集团这十几二十年在国际上的公关运作是成功的,已经牢牢的控制了道德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就是人权和宗教自由.这在西方人眼里可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你犯了这天条,别的东西就是有理也说不清,甚至有理也变没理.你再怎么鸣冤叫屈,人家都不一定有兴趣听.
我看过中央台播出来的骚乱录像.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些藏人表现出来的刻骨仇恨,烧死几个售货员的居然是几个藏族女人,对不相关的路人也会痛下杀手.
这种深仇大恨,从何而来?是不是一个在海外的达赖就能扇起来的?
其实这种对异族的刻骨仇恨,在我们汉人的历史上也有过,最熟悉的就是一百多年前的义和拳,杀起洋人也是这样不分男女老幼.
这种仇恨的根源,就是59年那场"西藏平叛".我们的说法是西藏当局坚持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度.抗拒天朝的民主改造.
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年洋人在中国占租界建教堂修铁路拉电杆,就惹来了我们的刻骨仇恨.我党把土改斗地主,分田地.人为挑动阶级仇恨那一套用在一个宗教和文化都完全不同的异族身上,逼得藏人起来造反是一点都不奇怪.你说人家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野蛮落后.可是这是人家几千年文化的一部分,用我党的话就是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当年大清的凌迟灭九族又比人家的头骨碗,剥人皮好多少?帝国主义的先进文明不是进步很多吗?为什么中国人就是不接受?
"西藏平叛"的打击面是很大的.前几年在故乡论坛的史海钩沉栏目看过一位班竹引用的官方文史材料,青海几个藏族县在平叛之后被杀被关被斗被送劳改的人超过了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凭印象说的,不一定完全准确)
仇恨入心要发芽,谁种下仇恨自己遭殃.这种仇恨不化解.西藏的长治久安是个大问题.
我们中国真正统治西藏只有天朝这短短几十年,放在历史长河只是短短的一刻.人家藏族天生就是高原上的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世界屋脊(汉族人上了高原连座着都喘不过气).不趁现在的达赖在世把西藏的事摆平,拖到以后,给子孙后代带来的麻烦恐怕会更大.
家园 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节选一部分)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徐明旭
第一部﹕西藏的自然和历史
导论
1﹑我为什幺要写这本书？
2﹑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3﹑价值的矛盾
4﹑信息的困惑
第一章﹕西藏不是移民的天堂
1﹑缺氧危及生命
2﹑农林牧资源枯竭
3﹑西藏没有经济价值
第二章﹕农奴和奴隶没有人权
1、“仁慈”的农奴制
2、农奴没有人身自由
3、虚幻的幸福
4、黑暗﹑野蛮﹑残酷﹑反动
第三章：落后、停滞的社会
1、原始的贫穷
2、空白的科技
第四章﹕宗教---西藏的桎梏
1、汉藏文化心理结构大不一样
2、西藏的政治
3、西藏的桎梏
第五章﹕西藏自古独立吗﹖
1﹑关于“公主神话”的神话
2、元朝不是中国吗﹖
3、明朝与主权
4、清朝的章程
5、是主权还是宗主权﹖
6、清朝不是中国吗﹖
第六章﹕英国殖民主义侵略
1、英俄角逐
2、第一次驱汉
3、西姆拉阴谋
4、“口头主权”与法律事实
第七章﹕从《十七条协议》到五九年叛乱
1、联合国袖手旁观
2、《十七条协议》
3、渐进主义失败
4、真相与是非
5、联合国积极干预
第二部﹕西藏问题的由来
第八章﹕从平叛民改到文化大革命
1、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
2、民主改革
3、扩大化与阴暗面
4、中共消灭了120万藏人吗﹖
5、文化大革命
第九章“拨乱返正”
1、怀柔政策的来由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3﹑平反﹑统战﹑分地
4﹑提干﹑招工﹑加薪
5﹑复兴宗教
6、繁荣西藏文化
7﹑教育与语文
8﹑卫生与生育
9﹑建设与表演
10﹑输血与肿瘤
第十章﹕法轮常转
1﹑恐惧与崇拜
2﹑毛教的兴衰
3﹑宗教与文化
4﹑农牧民不关心独立
5﹑藏族精英恩将仇报
6﹑倒过来的种族歧视
7﹑藏族市民永不满足
8﹑中共藏官反对独立
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第三部：邓小平的怀柔政策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1、1987年10月1日﹕火烧派出所
2﹑放在美国怎么样﹖
3﹑1988年3月5日﹕大闹大昭寺
4﹑班禅之死
5﹑1989年3月﹕拉萨戒严
6﹑九十年代﹕胡萝卜加大棒
第十二章﹕冷战在继续
1﹑从国会山到奥斯陆
2﹑从后冷战到新冷战
3﹑从双重标准到怪圈22
4﹑从宗教迫害到政教分离
5﹑从“六四”到“一一一”
第四部﹕新的冷战
第十三章达赖喇嘛向何去﹖
1﹑“大西藏”的神话
2﹑西藏独立的灾难
3﹑戈茨坦的幻想
4﹑达赖喇嘛的骗局
5﹑西藏的未来
后记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断刀兄好久不见了，怎么有闲心贴这么多，不过河里不允许全文转载啊 家园 1老大,我没转全书,一半都没有.2以后注意,不转太长的东西:)
家园 这老兄是个民运,反共,更准确的说反毛,但还不是汉奸. 当年给发到西藏去了,对藏人甚无好感,有些观点较偏激,特别是对藏干,但许多观点,还是可取的,特别是一些基础资料和视角.
家园 我觉得，如果没有链接之处，全文转载也无妨。 全部拷贝下来慢慢看，十几万汉字呢，不过里面有不少是：
/article/1583703
家园 第十三章达赖喇嘛向何去﹖1﹑“大西藏”的神话 1﹑“大西藏”的神话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计划”时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威胁藏人作为独特民族的生存。在西藏的东部﹐中国人口远比藏族人口多。举例来说﹐在我出生的安多省（指青海省----引者）﹐根据中国统计﹐有250万中国人﹐但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中国官方资料也证实中国人口比藏人多。（1）”如前所述﹐最后一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那样的资料。
三年后出版的达赖自传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直接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其结果是﹐在我国的东部﹐中国人比藏人多。以我的出生地﹑现被划入青海省的安多为例﹐据中国的统计﹐现有250万中国人﹐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我们的资料表明﹐中国人也比藏人多。（2）”前面的话一模一样﹐最后一句话把“中国官方资料”悄悄改成了“我们的资料”﹐可见达赖喇嘛自己造谣心虚。
达赖喇嘛这里说的“西藏”当然是指“大西藏”。王力雄对达赖喇嘛说“大西藏”内有750万中国人深感困惑。他说根据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与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1987年西藏自治区汉人只有78800人﹐即便加上一﹑二十万流动人口﹐也不过二十几万﹐怎会超过自治区的藏族人口190万﹖按照同书的数字﹐即便在“大西藏”----西藏自治区加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与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152.1万（占总人口的26.9%）﹐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王力雄认为﹕“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指中国政府----引者）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之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3）
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4）扉页的“大西藏”地图（该地图当然是达赖方面提供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仔细对照﹐就可发现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不仅包含了西藏自治区﹐还囊括了整个青海省﹑半个四川省﹑半个甘肃省与四分之一个云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其面积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包含如下非藏地区﹕
青海省的西宁市与海东专区（主要居民是汉族与回族）﹑门源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自治县﹐还有一个混合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云南省的怒江栗僳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四川省的混合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包括其首府西昌市）和许多汉人县如平武﹑宝兴﹑石棉﹑盐边等﹔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汉人居住的整个河西走廊﹐包括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金塔﹑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民乐﹑永昌﹑金昌﹑武威﹑古浪﹑永登等市﹑县﹐还有甘南汉人县如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
除藏族外﹐在达赖喇嘛的“大西藏”内还居住着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僳﹑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东乡﹑羌﹑维吾尔﹑保安等17个非藏民族。达赖喇嘛说他们都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又是弥天大谎。众所周知﹐1949年前的青海省主席马麒﹑马步芳父子都是回民﹐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曾在1932年击退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青海玉树地区的进犯﹐又在1935年消灭了中共红军的西路军。可见青海的回民决不是中国政府移民过去的。达赖喇嘛自己也明白﹐把上述16个非藏非汉少数民族都说成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是无人相信的﹐所以他故意含糊其辞地把他们都叫做Chinese（中国人）﹐从而给西方人以他们都是汉人的印象﹐制造“汉人在藏人自己的土地上（指“大西藏”）淹没藏人”的神话。
那么“大西藏”内的汉人呢﹖众所周知﹐早在两千一百年以前﹐丝绸之路的要道河西走廊就已经是西汉皇朝的领土----凉州。比松赞干布定都拉萨﹐建立第一个藏族国家吐蕃王朝早了七﹑八百年（我把松赞干布建立的吐番王朝称为藏族第一个国家基于如下理由﹕第一﹐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族有文字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可见此前藏族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传说中的历史﹐不足为凭。第二﹐藏族的政权从松赞干布开始才与西藏周围的国家如中国唐朝与尼泊尔发生交往﹐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即发生外交关系并获得国际承认。此前藏族传说中的赞普只能算部落酋长﹐算不得国王）。唐王昌龄诗《出塞》云﹕“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关就是河西走廊的咽喉﹑汉朝建立的玉门关。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竟然把自古以来属于汉人的河西走廊也划进了“大西藏”﹐足见其领土野心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让我们再来看被达赖喇嘛叫做“安多省”的青海省。达瓦才仁说﹕“青海自古是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而汉族迁入更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汉族最早进入青海是新朝的王莽﹐曾拓边到青海并设立西海郡﹐徙犯人屯田﹐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5）”这话自相矛盾。王莽新朝在公元9至23年﹐达瓦才仁既然承认汉族那时已在青海设郡屯田﹐又怎能说“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呢﹖
看来达瓦才仁对青海的历史十分无知﹐有必要多花点笔墨介绍青海历史。据《后汉书》《西羌传》﹐西羌祖先是三苗﹐原居湖南衡山附近。舜将三苗迁移到三危（今甘肃境内﹐敦煌附近）﹑河关（今兰州附近）西南地区﹐在赐支河（今青海东部黄河弯曲处）沿岸定居﹐其活动范围东起陇西﹐西迄黄河源﹐南下青藏高原﹐西北达新疆中部。羌人的后裔至今仍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活。
青海的第二代移民是汉人。公元前121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754年）﹐西汉皇朝设立令居塞（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以控制河湟地区。在湟水沿岸筑西平亭（今西宁）﹐设置临羌县（今西宁市境内）﹑破羌县（今青海乐都县境内）﹑浩门县（今青海民和县境内）﹐还设护羌校尉管辖羌人并屯田。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在青海三角城（今青海海晏县境内）设置西海郡。1944年10月在三角城遗址挖出一个花岗石虎﹐下有石座﹐上刻“西海郡始建国X河南”九字（第七字不清）。这“始建国”是王莽称帝后第一年年号。600多年后﹐松赞干布大臣吞米桑布才仿照梵文字母创制了藏文字母。
王莽死后﹐西海郡废弃。公元25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608年）﹐东汉皇朝在青海除了恢复原有的临羌﹑破羌﹑浩门三县外﹐增设安夷县（今西宁市东）﹑白土县（今民和县南）﹑龙支县（今民和县境内）﹐又分置临羌县为西都县﹔公元210年设西平郡（今西宁市）﹐复置护羌校尉﹐管辖青海羌人﹐并移民屯田。那时松赞干布与吐蕃王朝尚未诞生﹐何来达瓦才仁所说的“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汉人比藏人更有权利说﹐青海自古以来就是汉人的地方。
三国年间﹐魏国继续以西平郡管辖临羌﹑破羌﹑安夷﹑白土﹑浩门﹑西都等县。
青海的第三代移民是鲜卑----土谷浑。公元280年﹐辽东鲜卑慕容氏迁移到阴山﹔公元310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23年）﹐再迁到甘肃南部﹑青海与四川北部﹐与当地羌人融合﹐以土谷浑为称号﹐以西晋为正统。《北史》《土谷浑传》云﹕土谷浑“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围千余里”。唐王昌龄诗《从军行》云﹕“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诗中“桃”字左边应为三点水﹐我的中文软件没有这个字）这桃河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内﹐按照达瓦才仁的逻辑﹐土谷浑也有权说﹐青海与甘南自古以来是土谷浑的土地﹐可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其后裔了。
公元596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7年）﹐隋文帝以光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世伏。公元609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24年）﹐隋炀帝亲自率军赶走土谷浑首领伏允﹐在土谷浑首府伏俟城设西海郡﹐在赤水城（今青海南部）设河源郡。隋灭后﹐伏允重返青海东部。公元640年﹐唐太宗以弘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诺曷钵。次年﹐文成公主经青海入藏时﹐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夫妇为文成公主沿途建行馆﹑设盛宴﹐赠送厚礼。
青海的第四代移民才是藏人。公元660年左右﹐吐蕃王朝恩将仇报﹐袭击土谷浑。663年诺曷钵﹑弘化公主夫妇逃到凉州﹐向唐朝求援。670年唐朝派薛仁贵率军入青海﹐帮助土谷浑收复失地﹐大败。公元734年唐使张守圭﹑李行韦与吐蕃使者奔布支会同在赤岭（今青海湟源县日月山）分别立碑为界。不久﹐唐蕃战事又起﹐唐将哥舒翰屡败吐蕃﹐封西平郡王。《唐书》《哥舒翰传》云﹕“吐蕃盗边﹐翰持半段枪迎击﹐所向披靡﹐虏骇走﹐只马无还者。逾年﹐筑神威城青海上﹐谪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故唐西鄙人诗《哥舒歌》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唐军东调﹐吐蕃趁虚而入﹐于757年占领鄯州首府西平（西宁）﹐760年占领廓州（青海东部）﹐只在这时﹐藏人才控制了青海全境。然而好景不长﹐吐蕃王朝于842年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后即告崩溃﹐此后四百多年﹐西藏陷入群雄割据﹑争战不休的极度混乱之中﹐直至被蒙古人征服﹐没有统一的政权。
公元1099年﹐宋军收复河湟地区﹐置陇右节度。公元1104年﹐改鄯州为西宁州﹐设陇右都护府﹐是为西宁这一地名的起源。
青海的第五﹑六代移民是蒙古人与蒙古人带来的中亚穆斯林(回族的祖先)。公元1372年明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1375年至1397年在柴达木地区设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归西宁卫统辖。清朝年间青海东部属于甘肃省﹐西部由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辖。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青海东部仍属甘肃省西宁道﹐西部由青海办事长官管辖。
1929年中华民国在青海建省﹐以西宁为省会﹐由孙仲良任省主席。同年中原大战爆发﹐孙率军东去﹐回民马麒代省主席。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趁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国难（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派军进袭青海与西藏交界的玉树地区﹐被马家军击败。1936年马麒之子马步芳代省主席﹐1938年正式任省主席﹐直至1949年逃亡台湾（6）。
由此可见﹐中国皇朝最先将青海纳入中国版图﹐治理青海的时间也最长。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从来没有统治过青海﹐青海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是一个以汉人为主的省。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都承认﹐1949年青海已有70多万汉人﹐只有43万8千藏人（7）。达赖喇嘛总不能说﹐那70多万汉人也是中共移民吧﹖既然青海自古以来是汉人为主的土地﹐此后无论有多少汉人迁入青海﹐藏人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达赖喇嘛借口青海境内有藏人而企图吞并整个青海﹐就像希特勒借口捷克境内有德意志人而吞并捷克一样无耻。
本书第八章开头引用过噶厦政府1949年11月4日给英国的呼吁信﹐信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的省份兰州（原文如此﹐当为甘肃----引者）﹑青海和西康﹐因为这些省份邻近西藏边境﹐我们已经给中共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发信﹐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可见那时噶厦政府也承认青海省﹑包括甘南藏区在内的甘肃省﹑包括甘孜与阿坝藏区在内的西康省都是中国的省份。
戈伦夫指出﹕“历史事实是达赖喇嘛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从未统治过西藏自治区外的藏族居住区。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甚至愿意签字放弃对它们的权利。（8）”戈茨坦也说﹕“无论如何﹐大西藏的目标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西藏已有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未曾统治过那些地方﹐也难以想象中国会将四川﹑青海﹑甘肃与云南的大片土地交出来。那里的许多汉族与回族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很久就定居在那里了。（9）”连一贯坚决支持藏独的美国人权组织亚洲观察委员会都说﹕“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关于750万汉人这个数字﹐包括了居住在一些区域例如西宁这个青海省会城市中的汉人﹐这个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就不属于藏族﹐而且位于由各类藏人﹑半藏人自治地区所组成的藏族居住区域之外”（10）。
达赖喇嘛把那么多自古以来就是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粟﹑东乡﹑羌﹑保安﹑维吾尔﹑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等17个非藏民族的土地统统划入“大西藏”版图﹐自然会使藏族人口在“大西藏”内变成少数。按照他的地图﹐“大西藏”内何止750万“中国人”（上述17个非藏民族）﹖单单河西走廊就有好几百万汉族居民。达赖喇嘛在地图上吞并了那么多其它民族的土地后反咬一口﹐诬指“中国移民”使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正在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民族”（11）。借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说﹐他的指责是“一种卑鄙而令人遗憾的遁辞”（12）。而所谓“大西藏”不过是俄国极端民族主义狂人日里诺夫斯基的“大俄罗斯”（包括整个苏联﹑东欧的大部﹑伊朗﹑阿富汗与美国的阿拉斯加）的翻版。
达赖喇嘛在1987年美国国会讲话与自传里都说﹕“这套移民政策并不新鲜﹐中国曾有系统地在其它地区运用。本世纪初﹐满洲人还是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与传统的民族﹐现在满洲只有两至三百万满洲人﹐却有7500万中国移民。（13）”达赖喇嘛大概从来没有读过中国历史﹐所以不知道满洲人入关后﹐曾用武力向汉族地区大量移民（做官﹑驻军）﹐从而抽空了自己的家乡。满清政府还派出许多蒙古兵去汉族地区镇压汉人﹐使蒙古人口空虚。十九世纪中叶﹐为了抵御俄国的侵略﹐满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与鼓励汉族迁入满洲﹑内蒙古与新疆﹐甚至派出“垦务大臣”去内蒙古督办此事（14）。1912年内蒙古的汉人达到100万﹐超过了蒙古人80万（15）。满洲人走得更多﹐汉人去得自然更多。满洲人作为中国的统治民族﹐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传统﹐这也是汉人（达赖喇嘛所谓的“中国人”）的罪过吗﹖
尤为奇妙的是﹐达瓦才仁竟然把其它民族也说成是藏族。例如他说青海的回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藏人”（16）﹐以此证明青海自古以来就是藏族的土地。他为什幺不把汉族也说成是“不信喇嘛教的藏人”呢﹖那样就可以把全中国都划入“大西藏”的版图了。
家园 2﹑西藏独立的灾难 2﹑西藏独立的灾难
我们既已弄清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的真相﹐就不难想象“大西藏”独立的后果。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汉﹑回﹑蒙古﹑哈萨克﹑东乡﹑撒拉﹑裕固﹑白﹑彝﹑纳西﹑怒﹑独龙﹑保安﹑维吾尔﹑土﹑羌与栗粟等17个非藏民族一定会奋起反抗﹐那时在中国四分之一强的土地上就会爆发波斯尼亚式的种族--宗教战争﹐这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都难以承受的浩劫。早在1932年青海的回民骑兵就击退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军﹐1993年初甘南与阿坝都发生过因掌权的藏人禁止当地回族修清真寺而起的大规模流血冲突（17）﹐可见回族第一个会起来反抗达赖喇嘛﹐其它穆斯林民族也一样﹐更不必说汉族了。由于达赖喇嘛的扩张主义野心﹐“大西藏”内非藏人口超过了藏族人口﹐即便中国政府从“大西藏”撤军﹐达赖喇嘛也绝无胜利的希望。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可能派兵越过印度洋与南亚次大陆﹑穿过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去帮助达赖喇嘛镇压17个非藏民族的反抗吗﹖如不能﹐那么“大西藏”独立就只能是梦呓而已。
更有甚者﹐1993年10月5日﹐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西藏论坛》联合召开的汉藏对话会上﹐有藏人扬言要请美国像组织联合国军打伊拉克解放科威特那样组织联合国军打中国解放西藏﹐真是幼稚得可爱。
达赖喇嘛在1987年美国国会演讲“五点和平计划”时﹐还要求“中国人”（上述17个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非藏民族）全部撤出“大西藏”﹐这同“种族清除”有何区别﹖
那么西藏自治区----“小西藏”----有无可能独立﹖
藏族在西藏自治区人口中占96.4%﹐所以如果西藏自治区独立﹐不会爆发种族战争﹐然而达赖喇嘛立即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养活那里的两百多万藏人。
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每年都要给西藏自治区三十几亿元财政补贴﹐且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以包养十几万藏族职工（官员﹑干部与工人）及其十几万家属。假如西藏独立﹐中国政府当然没有义务再包养他们﹐那时他们就会向达赖喇嘛要饭吃﹑要钱花。达赖喇嘛有钱包养他们吗﹖如没有﹐这些飞扬跋扈﹑不学无术﹑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就会立即失业﹑挨饿。那时他们就会重新上街向达赖喇嘛示威﹐打砸抢烧达赖喇嘛的政府机关。无论达赖喇嘛用来世上天堂去安慰他们﹐或者用来世下地狱去恐吓他们﹐恐怕都无济于事。当然达赖喇嘛有一大法宝----向西方行乞﹐然而苏联与东欧各国“民主化”后﹐也一再向西方行乞﹐西方给了多少﹖
达赖喇嘛还可以让他们回乡种地放羊﹐且不说这些过惯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藏族新贵是否还愿意劳动﹐即便愿意﹐也必须把1980年以来分给藏农牧自由经营的土地牲畜收一部分回来重新分配﹐那就会引起藏农牧的坚决反抗。
还有十多万流亡藏人怎么办﹖印度﹑尼泊尔与不丹等国自己人口爆炸﹐那时决不会再收留他们。达赖喇嘛如何安置他们﹖他将面临与养活藏族市民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峻----流亡藏人可是藏独的大功臣哩。
王力雄认为﹐“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18）”如前所述﹐根据《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19）﹐达赖喇嘛的“民主制度”就是政教合一﹐那是对民主的讽刺与嘲弄。该《要旨》还说西藏的政治必须遵循佛法的指导﹐多么像中共宪法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条款。当然﹐那时藏人可以充分享受自由与人权----自由地高喊西藏独立﹐自由地崇拜达赖喇嘛﹐自由地修建无限多的寺庙﹐自由地招收无限多的僧尼﹐自由地打砸抢烧汉回个体户（如果后者赖在西藏不走的话）……自由地做中共现在禁止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但不能自由地做达赖喇嘛禁止的事﹐诸如崇拜金刚派。还有12%的藏农牧已不信教﹐藏官与藏干不信教的比例恐怕还要高﹐当达赖喇嘛复辟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后﹐他们的信仰自由（即不信教的自由）还能否得到保障呢﹖焉知达赖喇嘛手下的人不会根据达赖喇嘛制订的宪法迫害他们或强迫他们重新信教﹖王力雄断言达赖喇嘛将在西藏实行民主制度未免言之过早。
而况常识告诉我们﹐除了饿死的自由外﹐世上所有其它自由都要以“有饭吃”为前提。美国前总统罗斯福(Roosevelt)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就有一条“免于匮乏的自由”（其它三条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达赖喇嘛如何保证藏人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呢﹖
关于西藏独立后的经济制度﹐达赖喇嘛在《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里只说了三句话﹕“西藏应有独特的经济制度。根据它自己的需要﹐不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极端。税制以收入为准。”这个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究竟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是不是农奴制﹖----达赖喇嘛语焉不详﹐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要收税。如前所述﹐西藏的企业只亏不赢﹐全靠中国政府拨款维持。西藏一旦独立﹐这些企业就会马上破产﹐叫达赖喇嘛无税可收。所以达赖喇嘛计划中的收税的主要对象只可能是农牧民。然而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就不收农牧税﹐藏农牧已近20年不用缴税﹐早已把不缴税视为天经地义﹐如今达赖喇嘛要叫他们缴税又谈何容易﹖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不仅不收农牧税﹐而且大量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免费或廉价的生产资料与技术以及廉价生活必需品﹐但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差与农牧民人口爆炸﹐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也只及全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大多数只是维持温饱而已。西藏独立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就没有了﹐藏农牧的收入就要大幅度下降﹐许多人就会落到贫困线以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达赖喇嘛还要向农牧民收税﹐难保农牧民不会起来反抗----不要忘记藏农牧中还有许多与达赖喇嘛同辈的﹑对旧西藏持仇视态度的﹑不信喇嘛教的翻身农奴。达赖喇嘛收不到税﹐用什么钱来养活他的政府与军队﹖没有政府与军队﹐达赖喇嘛又如何收税与镇压反抗﹖
当然﹐最严重的问题仍是藏族职工及其家属----二十几万藏族市民。他们早已被中共的高工资﹑高奖金﹑高津贴与高福利宠坏了﹐把这一切视为天经地义。他们中的年轻人已经像老一代藏人酷嗜喇嘛教一样酷嗜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如果达赖喇嘛没有钱包养藏族市民﹐给予他们同样的收入与福利﹐让他们享受同样的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他们就会像鸦片烟鬼断了鸦片一样难受。这时﹐同样由于失去了权力与特权而像断了鸦片的鸦片烟鬼一样难受的原中共藏官就会组织他们起来造反﹐以要求中国政府重新补贴西藏为号召﹐并联合不愿意缴税的农牧民﹐一起反抗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或者名义上拥护达赖喇嘛﹐却把矛头指向其主要追随者﹐先架空达赖喇嘛﹐然后剥夺其实权﹐将其软禁。中共藏官在藏族职工中约占三分之一﹐有四万人左右﹐加上家属有十来万﹐如把由中共津贴的农牧民干部及其家属也算上﹐就有十几万之众。他们分布在西藏城乡各地﹐有现成的组织联系﹐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可是中共教给他们的看家本领）与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人还受过军事训练。单单他们就完全有能力也有胆量发动内战。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可能派兵越过印度洋与南亚次大陆﹑穿过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去帮助达赖喇嘛镇压藏族人民的起义吗﹖如不能﹐那么“小西藏”的独立也只能是梦呓而已。
家园 3﹑戈茨坦的幻想 3﹑戈茨坦的幻想
至少有一个美国人看出了达赖喇嘛的困境﹐那就是戈茨坦。他在1997年出版的新着《雪狮与龙》中指出﹕达赖喇嘛目前的战略是利用他的个人魅力﹐通过持续不断地攻击中国侵犯人权﹐从美国与欧洲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他与他的追随者越来越依赖这一点。但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已经表明﹐他们并不想因为人权问题而疏远中国。于是达赖喇嘛就像一个正在输球的足球队（原文如此----引者）﹐虽然因为其出色的表演而赢得满场喝彩﹐却不能改变失败的结果。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成功只能激怒中国﹐使流亡藏人变得更加顽固不化﹐从而使西藏的局势越来越恶化。毫无疑问﹐达赖喇嘛的这种政策建立在指望中共很快像清朝在1911年﹑苏联在1991年那样崩溃﹐这样西藏就可以得到独立。所以达赖喇嘛目前的政策是一种等待政策﹐等待历史来圆满地解决他的两难处境。为此他企图保持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热度﹐然而时间不在达赖喇嘛一边。
戈茨坦忠告达赖喇嘛﹕作为一个62岁的人﹐他必须考虑如何在其余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达赖喇嘛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顾流亡藏人的反对﹐把400万本土藏人的利益放在13万流亡藏人的利益之上﹐向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还有一种是组织恐怖活动﹐迫使中国向他让步。如果恐怖活动真的搞起来了﹐中国政府一定会用铁腕镇压﹐那就会使美国陷入两难处境。如果不支持恐怖活动﹐美国政府就会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如果支持﹐就会损害中美关系。戈茨坦认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未能解决西藏问题或软化中国的西藏政策﹐而只是帮助达赖喇嘛在西方越来越走红。美国的这种参与有害无益﹐因为它使藏人相信美国坚决支持达赖喇嘛在西藏实行民主（独立的代名词----引者）﹐并鼓励藏人继续反对（分裂----引者）中国。
戈茨坦回忆了一件事。他在西藏哲蚌寺从事研究时﹐有个喇嘛悄悄问他﹐美国什么时候把中国赶出西藏﹑让达赖喇嘛回来﹖当戈茨坦告诉他﹐中国是个强国﹐美国不可能做任何切实有力的事时﹐那个喇嘛拒绝听下去。他强调说﹕“不﹐不﹐我知道美国比中国更强大﹐美国会帮助我们的。”戈茨坦继续写道﹕可见北京认为美国正在搅乱西藏﹑威胁中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并非毫无根据。而美国这样做﹐只能使中国政府内部主张对西藏实行温和政策的那一派受到强硬派的批评﹐并使西藏局势更加恶化。戈茨坦认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它既未能向中国与达赖两方面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达成妥协﹔又未能预防流亡藏人转向恐怖活动。
戈茨坦随后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对西藏来说﹐政治上的自由（独立的代名词----引者）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保存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与人口的单纯性。在流亡藏人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办法当然是独立或高度自治（“斯特拉斯堡方案”或“一国两制”）。但既然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是不现实的。达赖喇嘛必须降低要价以求妥协。虽然这对藏人来说很不公平﹐但双方的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如果藏人再不让步﹐达赖喇嘛死后独特的西藏将不复存在。
戈茨坦指出﹐关键是在北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即在不改变共产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纯藏人的西藏。他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其方案如下﹕
中国必须让步﹐让西藏自治区成为纯藏人与纯藏语区。政治上﹐这个“新”自治区将保留现有的社会制度﹐但北京必须逐步让藏人出任所有党政官员﹐包括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十年以后﹐藏官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0-70%上升到85-90%。
在文化上﹐必须保证藏语文的主导地位。西藏各级政府必须用藏语文作为基本工作语言﹐虽然所有藏族高干必须懂得汉语文﹐在西藏大学里也可以教授汉语文。
在宗教上﹐必须取消对僧侣数量的限制﹐并允许国外的僧侣（指流亡藏僧----引者）给予指导。
在人口上﹐北京必须坚决减少在西藏的非藏人﹐从而降低外省人与藏人之间的经济竞争﹐使藏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得益者。北京将继续发展西藏经济（给钱----引者）﹐因为藏人希望经济发展（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引者）﹐但发展的速度可以放慢。在藏非藏人的比例应降低到1959年叛乱前的程度。
这样﹐西藏将恢复为藏人的西藏﹐虽然仍在藏族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这将得到绝大多数藏人的支持。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实行多党制﹐西藏也可以跟上。这样做的前提是使西藏在现代化的同时又完美地保持其语言﹑文化与宗教﹐这将符合双方的利益。最大的障碍来自流亡藏人要求建立“大西藏”。虽然从文化﹑宗教与人种上说﹐安多与康与西藏相似﹐但历史差异与现实政治使“大西藏”根本不可能。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北京在其它藏区进行与自治区平行的改变。五年或十年后﹐双方建立了信任﹑信心与尊重后﹐再讨论合并问题。
北京当然会担心这一方案会威胁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只有达赖喇嘛可以让北京放心。达赖喇嘛必须回中国西藏﹐公开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承认中国认定的十一世班禅﹐说服藏人不要闹事﹑接受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必须发展新的互相信任与尊重的关系。根据达赖喇嘛过去的脾气﹐他似乎很难接受这样的方案﹐双方很可能重新转为对抗。美国可以发挥促进者与保证人的作用。美国将向达赖喇嘛保证﹐如果中国在达赖喇嘛回藏后违约﹐美国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戈茨坦最后说﹐西藏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达赖喇嘛可以继续袖手旁观﹐希望外力推翻他的敌人。但他最好行动起来﹐或者接受上述方案﹐或者组织恐怖活动。就美国的利益而言﹐应该促使达赖喇嘛接受前者而非后者（20）。
戈茨坦是位文化人类学家﹐所以他最关心的是文化问题。他似乎不明白﹐西藏问题之所以闹得如此凶﹐首先是西方（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英国﹐下半叶正如戈茨坦自己指出的那样主要是美国）干涉的结果。而西方干涉西藏的目的是分裂中国﹐所以西藏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文化不过是个借口。当年英俄两国之所以干涉西藏﹐并非清朝毁灭西藏文化﹐英俄也从来不曾提出保护西藏文化的问题﹐他们干涉西藏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殖民利益。今日美国打着保护西藏文化的旗号干涉西藏问题﹐是为了搞垮中共﹑分裂中国﹐美国何曾热心保护过印第安﹑爱斯基摩与波里尼西亚文化﹖
戈茨坦的方案没有提到如何处置十几万流亡藏人与“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是让他们继续留在国外﹐因为他说要允许流亡藏僧指导国内藏僧。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的方案要求达赖喇嘛回西藏。而只要达赖喇嘛一走﹐人口爆炸的印度﹑尼泊尔与不丹马上就会对流亡藏人下逐客令。1994年4月23日﹐达兰萨拉的一名流亡藏人持刀杀死了一名当地的印度青年。当地居民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打砸抢烧了一些藏人的商店﹑学校﹑机关与汽车﹐并在达赖喇嘛住宅前示威﹐要求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滚蛋。达赖喇嘛曾打算“迁都”﹐被印度政府“劝阻”（21）。类似的事件多次发生﹐究其因是流亡藏人有西方援助﹐生活比当地居民富裕﹔又仗着有西方支持﹐对当地居民横行霸道。由此可见前引达赖喇嘛对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说流亡藏人何等和平﹑富于同情心﹑绝少谋杀案的言论是何等虚伪。
再说达赖喇嘛也不会甘心回藏当光杆司令﹐同与他格格不入的中共藏官合作。他一定要带他的“流亡政府”回藏。然而这一来问题就大了。“西藏流亡政府”1992年就有1300多人员（22）﹐他们都是西藏独立的大功臣﹐又自恃有西方支持﹐客居印度﹑寄人篱下时尚且敢对当地居民耀武扬威﹐如果他们也跟着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怎会甘心情愿地接受中共藏官的统治﹖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西藏后﹐曾血腥镇压亲汉藏官﹑贵族与喇嘛﹐逼走九世班禅﹐迫害其亲属。现世达赖喇嘛的摄政大扎曾杀害其前任热振活佛﹐血腥镇压亲热振的喇嘛。1934年藏军总司令龙厦甚至被剜眼。由于达赖喇嘛迫害流亡藏人内部的金刚派﹐后者在1997年2月刺杀了达赖喇嘛手下的一名重要僧官﹐还企图刺杀达赖喇嘛本人（23）。无论证诸历史与现实﹐藏人一向有党同伐异﹑相互倾轧﹑自相残杀的传统﹐何况还有前述极为棘手的生活﹑工作安置与权力﹑资源重新分配问题。所以在流亡藏官与中共藏官﹑流亡藏人与本土藏人之间一定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很可能会爆发内战。
退一步说﹐即便印度﹑尼泊尔与不丹允许流亡藏人及其“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回藏后留在那里﹐他们又怎会甘心被达赖喇嘛“拋弃”﹖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戈茨坦设计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进程﹐就像哈玛斯千方百计地破坏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一样。
戈茨坦说西藏的语言﹑文化与宗教正面临毁灭﹐达赖喇嘛死后独特的西藏将不复存在﹐看从什么角度理解。如果只有让西藏像活化石一样停留在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农奴制与近乎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才算保存了独特的西藏﹐那么的确﹐这样的西藏也像中世纪欧洲一样已经灭亡。戈茨坦自己的《西藏现代史》的结论也指出﹐“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宗教势力顽固拒绝任何现代化的改革。可见戈茨坦自己也认为中世纪西藏是必然要灭亡的﹐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要恢复中世纪西藏﹐岂不自相矛盾﹖
戈茨坦在《西藏现代史》里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西藏曾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消耗了社会的大部分财源﹐这也是导致“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方案却要求取消对僧侣数量的限制﹐不又自相矛盾吗﹖
戈茨坦通晓藏语文﹐曾用英文编过藏语文教科书﹐想必也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等）词汇。然而他一方面要求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必须在西藏使用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的非藏语文（诸如汉语文﹑英语文等）﹐否则如何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求把西藏变成“纯藏语区”﹐不又自相矛盾吗﹖
同样﹐由于藏族专业与管理人员的教育程度与业务水平远不足以担负起发展西藏经济的重任（参见本书第十章的西藏专业与管理人员文化程度统计表）﹐要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就必须保留大量汉族专业与管理人员﹐或从国外聘请大量专业与管理人员﹐但戈茨坦又主张把西藏变成“纯藏人区”﹐不又自相矛盾吗﹖
戈茨坦的矛盾反映了文化人类学的矛盾﹐本书在导论里已作过论述。文化人类学家总是希望他们的研究对象越古老越原始越纯朴越好﹐并且像活化石一样永远不变﹐这与某些腻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游客希望他们的鉴赏对象永远古老原始纯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人类的本性是贪图物质与感官享受的﹐任何古老原始纯朴的民族都挡不住现代文明的诱惑﹐而且一经尝试便如醉如痴难以自拔﹐本书第十章引用的《天葬》关于藏农为了看电视而与驻军打架的故事就是明证。人们同时又怀恋从小习惯的旧风俗旧习惯旧观念旧文化﹐既喜新厌旧﹐又喜旧厌新。即便在汉族内部﹐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也有既要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又摇头感叹“人心不古”的矛盾现象吗﹖他们认识不到﹐现代物质文明必然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当西方学者论述欧洲的文化变迁时﹐从来不曾把中世纪文化被现代文化取代叫做“毁灭欧洲文化”﹐而是称之为“发展与进步”。中国汉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确乎有一批国粹派痛心疾首于“国粹沦亡”﹐还有掌权者一再下令“尊孔读经”﹐如今这一切已成笑谈。为什幺西藏文化就无权发展与进步﹐一发展就是“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
在西藏问题上﹐上述人性本身的矛盾（既贪图现代物质享受又怀恋传统文化风俗）又与另外两个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是藏人出于人类本性向往现代化生活与西藏的自然资源不可能提供现代化的矛盾。这就意味着要让藏人享受现代化生活﹐必然要有外力介入﹐要有外人大量进入西藏﹐提供金钱﹑物质﹑技术与管理。本来现代化就必然要改变传统文化﹐外族与外族文化送来的现代化﹐自然更要改变西藏的传统文化。汉族传统文化----还有日本﹑韩国及亚洲其它各国的传统文化----不也是被西方人与西方文化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吗﹖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不论是亚洲人自己还是西方人权卫士----指责西方改变亚洲各国的传统文化是毁灭亚洲文化﹑侵犯亚洲人权。如果没有西方与冷战的介入﹐那么藏人也会像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与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亚人平静地接受美国人送去的现代化那样平静地接受汉人送去的现代化。不幸的是﹐西藏的现代化遇到了西方发动的新冷战的旋风----这是由黄种人的中国要发展而白种人的西方害怕中国发展的矛盾引起的----于是在国际舞台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如前所述﹐西方人权卫士在西藏的现代化问题上为中国政府设置了怪圈22的陷阱。如果中国政府不派人送现代化去﹐他们就指责它让西藏如此贫穷落后﹐是种族歧视﹔如果中国政府派人送现代化去﹐他们就指责它向西藏大量移民﹑用汉人淹没藏人﹔当藏人享受到汉人送去的现代化﹑文化风俗发生变化时﹐他们又指责中国政府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与宗教。这的确是一个战无不胜的武器。西方人权卫士为什幺不指责西方改变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亚洲各国的独特文化﹖为什幺不指责美国在阿拉斯加与夏威夷的现代化和英国在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的现代化改变了当地土著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了他们的独特文化﹖
曾去西藏考察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莎拉给马丽华的信说﹕“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能力﹐所谓的帮助者就会成为反派人物﹐成为压迫者﹐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良好动机﹐都会浪费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24）”
假如藏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听说过电灯﹑电话﹑电影﹑电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自来水﹑煤气灶﹑西式医院﹑现代学校﹑西装﹑牛仔裤﹑耐克鞋﹑啤酒﹑可口可乐﹑迪斯科﹑摇滚乐﹑卡拉OK……他们当然不会产生要求汉人帮助他们享受这些东西的念头。然而那时西方人权卫士就会出来帮藏人打抱不平﹐他们会指责中国政府说﹕藏人没有电灯﹑电话﹑电影﹑电视﹑汽车﹑飞机﹑自来水﹑煤气灶﹑西式医院﹑现代学校……其生活水平远远低于中国平均水平﹐这是种族歧视﹗于是中国政府只好派汉人送去。藏人倒是欣然接受﹑欢喜若狂﹐只厌其少﹑不厌其多﹐莎拉却说中国政府是“反派人物”﹑“压迫者”﹐因为它在藏人没有“寻求帮助”时帮助了他们﹐多么高明的逻辑啊。
在西方不遗余力的煽动下﹐藏人也学会了怪圈22。陈若曦去西藏时问过许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现代化’。若再追问下去﹐有的说‘同时要保持藏族文化’（即只用藏语文不用汉语文﹑只学佛经不学科技﹑寺庙与喇嘛越多越好﹑恢复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体制等等----引者）﹐有的说‘也要高度自治’（即不要汉人在西藏----引者）。（25）”与戈茨坦的“现代化的纯藏人藏语区”的乌托邦方案非常相似﹐这就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至于拉萨的某些藏族青年﹐一方面用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钱大穿其西装﹑牛仔裤与耐克鞋﹐大喝其啤酒﹑咖啡与可口可乐﹐天天去夜总会在摇滚乐伴奏下大跳其迪斯科﹑大看其西方黄色录像﹑对着卡拉OK机大唱其港台流行曲﹐另一方面却学着西方人权卫士的腔调严厉谴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其目的只是为了逼迫中国政府给他们更多的钱去狂歌劲舞﹑纵情声色﹐让他们更加起劲地“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更是虚伪得令人作呕﹐这就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天葬》指出﹕“西藏却由于‘天’的因素﹐决定了其内部不具备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它的现代化只能是外力加于西藏﹑并且由外力维持的。这被外力施加给西藏的现代化﹐与西藏社会的本质并不兼容﹐因此它就不可能完成把西藏传统社会也拉进现代化的任务。西藏社会的二元化状态将长久地存在﹐呈现为文明的一种分裂状态。”“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共对西藏的占领而强行‘崁入’西藏社会的。我用‘崁入’这个词汇﹐是强调那种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也没有同西藏的传统社会相融合﹐而是从外部进入并且自成一体的。”“因为西藏的现代化只能是外来的﹐并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养的﹐因此无论这种现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显眼的程度﹐我也只将其视为生长在西藏肌体上的肿瘤----它给西藏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病。”（26）
上引王力雄的第一段话是颠扑不灭的真理﹐本书开头论证过了。但他说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这话与陈若曦发现的藏人的头号需求是“现代化”相矛盾﹐更与拉萨藏族青年如醉如痴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的事实相矛盾﹐颇有“饱人不知饿人饥”的味道﹐本书导论已作过论述。王力雄还忽略了另一种“强行崁入”的外力----西方人权卫士。中共何尝心甘情愿掏出大把钞票来供养西藏的现代化﹖他们是害怕西方人权卫士的攻击与压力﹐不得不掏钱呀。当然﹐他们掏钱后﹐西方人权卫士就换一种罪名﹐更加起劲地攻击他们﹐这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 复 3﹑戈茨坦的幻想
家园 4﹑达赖喇嘛的骗局 4﹑达赖喇嘛的骗局
达赖喇嘛自从1959年逃亡印度后﹐一直要求“大西藏”独立。1972年后﹐由于美国联中反苏﹐达赖喇嘛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指鹿为马的办法﹐把变相独立说成是自治。1987年他的“五点和平计划”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说是“隐蔽的独立计划”﹐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换汤不换药﹐达赖喇嘛却声称他已作了最大的让步﹐放弃了独立诉求。“西藏流亡政府”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说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邓小平1979年3月12日对嘉乐顿珠说的“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它问题都可以谈”的精神（27）。中国政府回答说﹐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28）。达赖喇嘛就说中国政府对谈判预设先决条件﹐而他们要求无条件谈判（29）。其实他们自己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说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邓小平的意思﹐就等于承认他们接受邓的意思是谈判的先决条件。
苏联的崩溃给了达赖喇嘛极大鼓舞﹐他的调门不断升高。1991年3月10日﹐他在“抗暴纪念日”的讲话中说﹕如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对他提出的谈判建议仍不做出积极反应﹐他将认为他不再受“斯特拉斯堡方案”的约束（30）。
同月22日﹐达赖喇嘛在伦敦提出“亚洲民主共同体”﹐把西藏﹑内蒙古与新疆当作独立会员﹐与中国平等（31）。
4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接见达赖喇嘛﹐他的腰杆更硬了。
8月19日﹐达赖喇嘛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坚决要求西藏完全独立（32）。
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90%的投票者要求独立。达赖喇嘛正在英国﹐第二天他被英国首相梅杰接见后对记者预言﹕西藏将在五到十年内完全独立（33）。
1992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在“抗暴纪念日”讲话中说﹕“我相信在不远的一天﹐我们的人民和内蒙古﹑东土耳其斯坦(现称新疆)都要完全自由地回到各自的国家。（34）”显然他认为中共很快就会像苏共那样垮台﹐中国也很快会像苏联那样崩溃。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一直与他的代表联系﹐商讨谈判事宜。
1993年8月11日与10月3日﹐达赖喇嘛突然在印度发表令西方大吃一惊的谈话。下面是这两个谈话的全文﹕
合众国际社与路透社1993年8月11日印度新德里电----达赖喇嘛星期四说他只要求在喜马拉雅地区实行政治自治﹐不要求脱离中国完全独立。他在新德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现实的解决办法是西藏实行自治﹐其外交国防事务仍然由中国掌管。“我们要的是中间道路----一国两制。”达赖喇嘛说﹐“自治对我已经足够了----让西藏人民去决定独立问题。”
北京一直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除非他放弃独立诉求。达赖喇嘛说中国驻印度大使愿意会见他。“这是一个进步﹐”他说﹐“我非常非常乐观。我们期望在我的代表与这位大使之间会有认真的谈判。”但他说﹐“我只有在取得了确实的进展后才会会见他。”达赖喇嘛说中国希望他帮助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班禅是西藏第二号重要的精神领袖﹐死于1989年。“这对我们要做的事来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前中国人一直说寻找班禅灵童是他们的内政﹐我们没有资格过问。”
在过去14年里有11个西藏代表团访问过中国。达赖喇嘛说﹐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官员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之间的会谈是好的。他请求印度总理拉奥在下个月访问中国时提起西藏自治问题。新德里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禁止在印度的十万流亡藏人从事反华活动。1991年印度逮捕了几百名藏人﹐因为他们向访问新德里的中国总理李鹏示威。
合众国际社1993年10月3日加尔各答电----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近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解决西藏自治问题的榜样。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朝前看。”他说﹐“甚至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都摆脱了几十年的仇恨与暴力﹐在和解的精神下谋求和平。我坚信如果西藏人与中国人双方都采取理性态度﹐我们将会发现和谐的解决办法。”
这位西藏神王把他的方案叫做“中间道路”﹐他说他愿意接受在中国内部实行有限自治﹐而不是脱离中国完全独立。
达赖喇嘛这两个谈话比起“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来﹐似乎是作了大幅度的让步。那两个计划都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这两个谈话却允许中国掌管西藏的外交国防大权。他甚至引用了中国政府许诺给香港台湾的政策“一国两制”﹐似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他明确宣布放弃独立诉求﹐只要自治﹐这同他在两年前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简直判若两人。
他为什幺（至少是在口头上）要作180度的转弯呢﹖因为中国的形势并未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曾经预言中共与中国很快将垮台与崩溃的西方观察家们纷纷改变腔调﹐预言中国将在21世纪上半叶赶上美国﹐成为世界新超强。为了从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捞取实惠﹐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向中国示好。达赖喇嘛极其被动﹐不得不也改变腔调。他在改变腔调之前大概没有通知他的部下﹐所以我在1993年9月27日至28日美国和平研究所于华盛顿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上引用并散发达赖喇嘛1993年8月11日的谈话时﹐达赖喇嘛驻美国与联合国首席代表洛地甲日（Lodi Gyari）竟然说那个谈话是媒体捏造的﹐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指不要独立）。而与会的美国教授们（都是赫赫有名的西藏问题专家或中国问题专家）虽然并不否认这一谈话的真实性﹐却继续大谈西藏独立﹐根本不理睬达赖喇嘛的新意图。看他们的口气﹐似乎西藏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独立还是自治）并不由达赖喇嘛或中国政府决定﹐而要由他们决定。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与达赖喇嘛的要求大相径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接见嘉乐顿珠时宣布了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1959年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目的是欢迎他能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藏汉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四﹑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人大建议﹐还当副委员长。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35）。
胡的讲话是对外的﹐1984年10月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印发了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方针政策﹐供内部掌握。其主要内容是﹕一﹑达赖出走外逃﹐在国外搞“西藏独立”并散布了许多错误言论﹐这两件事干得不好﹐他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西藏人民﹐也败坏了他自己的名誉。二﹑我们对达赖仍然是继续做工作﹐争取他向好的方向转化﹐跟着达赖外逃的一批人﹐愿意回祖国的﹐我们一律欢迎﹔回来不走的﹐妥善安排﹔回来有要走的﹐礼送出境﹔早回来﹐我们欢迎﹔迟回来﹐我们等待﹔不回来﹐我们争取﹔搞分裂﹐我们反对。三﹑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不变。四﹑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不能搞独立﹐也不能搞半独立。对台湾的“九条”（即“一国两制”----引者）不适用于西藏﹐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但区别很大﹐西藏解放30多年﹐已实行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旧制度﹐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地方﹐因此西藏和台湾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美国在搞“一中一台”﹐还有人想搞“一中一台一藏”﹐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搞什么“大藏族自治区”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五﹑达赖集团一再提出要派国外藏胞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回藏教学（教藏文----引者）﹐有他们的目的。我们的答复﹕愿意回国工作﹐我们欢迎﹐但必须承认是中国公民﹐服从分配﹐有长期打算（达赖方面听说要他们的藏文教师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就打退堂鼓了----引者）。六﹑中央和达赖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36）。
也许是意识到胡耀邦的“五条方针”不准达赖喇嘛回藏居住太过分﹐赵紫阳作了修改。1988年4月4日班禅在人大记者会上说﹕“对达赖喇嘛的方针﹐中央已明确阐述过五条方针﹐是没有变动的。达赖喇嘛回到祖国﹑回到西藏有什么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放弃搞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西藏共同努力﹐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了这样一个条件﹐回到祖国﹐对他的政治地位﹐中央已经明确宣布﹕仍然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于他住在哪里﹐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居住自由。他想住北京可以住北京﹐想住西藏可以住西藏。但是必须有一个前面讲到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他在那儿说可以接受这些条件﹐而回来以后在内部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那我们是不能答应的。因此﹐如果他坚持独立﹐坚持搞分裂﹐那么上面所说的也不存在﹐谈判没有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37）”
中共一贯声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西藏”。如果允许达赖喇嘛回藏搞“一国两制”﹐岂非意味着社会主义救不了西藏﹑进而危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吗﹖（香港本来是资本主义﹐中共允许它再搞50年资本主义也无妨）中共拒绝让达赖喇嘛回西藏搞“一国两制”﹐只许诺一个有名无实的人大副委员长﹐达赖喇嘛有洋大人撑腰﹐怎么会接受﹖中共却还要“争取”他﹐真是痴心妄想﹑异想天开﹐天真得可爱。其实际效果只能是向达赖喇嘛示弱﹐使他更加趾高气扬﹑狂妄自大。同时也给本土藏人“中共怕达赖”的感觉﹐使他们更加崇拜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本来一无所有﹐他在谈判中只能得到﹐不会失去﹔中共本来控制着西藏﹐却要与达赖喇嘛谈判﹐它在谈判中只能失去﹐不会得到。这样简单的道理﹐中共居然也不懂得。
奇怪的是﹐正当达赖喇嘛1993年8月11日谈话从“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作了大幅度后退﹐中国驻印度大使也愿意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他“非常非常乐观”时﹐达赖方面突然就在这个月单方面中止了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38）。个中的奥秘至今无人知晓。我想是因为“西藏流亡政府”听到了达赖喇嘛的上述谈话后﹐害怕他真的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中共达成妥协﹐干脆中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西藏流亡政府”已经被“少壮派”控制﹐他们不是出生在印度﹐就是在十岁以前就离开了西藏﹐对西藏的自然与社会没有切身体验﹐不明白西藏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无法自立﹐却自小接受达赖喇嘛关于“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的教导﹐满脑袋自由﹑民主﹑自决﹑独立的口号与仇恨中国的思想﹐当然不会允许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达赖喇嘛正在收获他自己播下的仇恨的种子所结出的苦果﹐变成他自己教育出来的流亡藏人的人质。还可能是西方人权卫士害怕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指示“西藏流亡政府”切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教达赖喇嘛谈不成﹐达赖喇嘛也已变成他投靠的洋主子的人质。由此可见﹐阻碍谈判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达赖喇嘛自己手下或背后的人。
尤其奇怪的是﹐尽管达赖方面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达赖喇嘛却继续不知疲倦地呼吁中国政府与他谈判﹐并反复声称他不要独立﹑只要自治﹐他愿走“中间道路”﹑搞“一国两制”。例如﹐1994年6月6日﹐他告诉《中央日报》记者陈王慧﹐他愿意接受“一国两制”﹐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国防外交（39）。1997年3月他访问台湾时也说他不要独立（40）。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后﹐他又说﹐他从“一国两制”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41）。与此同时﹐他继续在世界各地演讲﹐不遗余力地宣传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谴责中国移民西藏﹑毁灭西藏文化﹑消灭120万藏人等﹐还要求由藏族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西藏前途（42）。----他所说的西藏当然是“大西藏”﹐撇开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17个非藏民族﹐单单由藏族投票决定西藏前途﹐可谓居心险恶。如果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能单独投票决定北爱尔兰的前途﹐北爱尔兰早就独立了或与爱尔兰合并了。如果魁北克的法裔能单独投票决定魁北克的前途﹐魁北克也早就独立了。可惜国际公法与国际舆论都不允许。达赖喇嘛要剥夺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那里的17个非藏民族的投票权﹐这是骇人听闻的独裁专制与侵犯人权。
达赖喇嘛还不时漏出独立的言论。他告诉台湾记者﹐他对台湾有人支持藏独深受感动﹐但不能明说（43）。他还对民进党省议员余政道说﹕“西藏独立永远有希望。（44）”与此同时﹐“西藏流亡政府”的出版物与“官员”的言论继续大肆宣传西藏独立﹐好象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独立似的﹐又好象“西藏流亡政府”已经不再受达赖喇嘛的领导。
例如在1996年6月21日至22日于波恩与1997年10月11日至12日于伦敦举行的“汉藏对话会”上﹐尽管我的报告及散发的论文都引用与附录了前引达赖喇嘛1993年的两个谈话的英文文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负责人”索南达波仍然只提“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如前所述﹐这两个计划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所以是独立计划﹐美国国务院也这样认为）﹐却闭口不提达赖喇嘛后来发表的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允许中国政府掌管西藏国防外交的言论（见其在会上的报告与散发的论文）。“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则在后一个会上说﹕“由于一国两制这一词组包含着西藏原本则为中国之一部分的含义……这样的自治难以为西藏所认同。如前所述历史上西藏与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未来西藏自治的法律也必须有西藏人民自己制定﹐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无法直接套用一国两制模式﹐但可将一国两制作为参考和先例﹐通过谈判﹐以中庸之道解决中藏间的纠纷。（45）”可见他连达赖喇嘛向中国政府乞求的“一国两制”都不接受。其它与会的“流亡政府官员”也无不高谈自由﹑自决﹑独立﹐根本不理睬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言论。
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显然越来越不把达赖喇嘛放在眼里﹐曾任达赖喇嘛驻英国代表的平措旺杰说﹕“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不过他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46）”----他所谓的达赖喇嘛的错事﹐就是指口头上放弃独立。
戈茨坦曾批评流亡藏人的领导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非常幼稚（47）。其实从利益的角度看﹐流亡藏人继续高喊独立也有其现实意义。他们把独立叫得越响﹐西方人权卫士给他们的钱就越多﹐他们的日子就越好过。如果他们停止叫喊独立﹐洋大人就不给钱了﹐他们就会饿死。
达赖喇嘛的两面派言行当然无法叫中国政府相信他真的不要独立了﹐所以中国政府一贯把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分裂活动作为与他谈判的前提﹐而达赖喇嘛坚决拒绝作此承认。1992年12月27日达赖喇嘛在巴黎告诉法新社记者﹕“假如他们（指中国政府----引者）愿意会见我的代表团﹐那就让谈判从此开始。不过﹐他们如果还是坚持我必须首先发表声明﹐宣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我是不会同意的。”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人问他为何不与达赖喇嘛对话﹐他说﹕“我想我们对达赖的方针非常明确﹐他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开放弃西藏独立﹐同时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但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达赖并没有这样做﹐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祖国的活动。（48）”两天以后﹐达赖喇嘛的首席代表才旺单东（“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发表谈话说﹕“江泽民主席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等于要求达赖喇嘛重写西藏历史﹐接受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种说法。达赖喇嘛永远不可能这样做﹐他一贯说这样做是撒谎﹐而他作为一个佛教徒是不可以撒谎的。（49）”
联合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法律事实。《联合国宪章》规定﹐必须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符合国际公法与《联合国宪章》。1998年6月27日﹐江泽民在北京与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上述条件并增加了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后﹐克林顿马上说﹕“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为什幺承认这一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50）6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承认达赖“不寻求独立”﹐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和中国政府“无条件谈判”（51）。他们连克林顿都赞同的先决条件都不承认﹐说明他们蔑视国际公法与克林顿总统﹐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达赖方面既说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又拒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都指出﹐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中央政府对自治区的主权﹔《美国政府与政治学词典》则说﹕自治低于独立﹐自治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某个地区拥有某种程度的管理内政的权利（52）。达赖喇嘛既然拒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说明他们所谓的自治不过是变相独立﹐是他精心设计的骗局与暗藏杀机的陷阱。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在接受董尼德采访时一语道破了达赖喇嘛的策略﹕“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将是个起步。”（53）达赖喇嘛的如意算盘是﹐先在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回“大西藏”“自治”﹐等站稳脚跟后再宣布独立﹐重演1959年的事件。他把江泽民与克林顿都当成傻瓜﹐这是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家园 续4 就像流亡藏人继续高喊独立有其经济上的考虑一样﹐达赖喇嘛在口头上放弃独立也有其经济上的考虑。他已经认识到﹐假如西藏完全独立﹐他没有能力养活如今由中国政府包养的西藏藏族市民﹐更无力安置流亡藏人。他在1997年接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新闻学院院长夏伟（Orville Schell）时说﹕他1997年3月访问台湾与民进党领导人会谈时﹐“我还进一步对他们谈了对台湾独立的看法。从感情上来说﹐每个人都希望独立﹐但是﹐从感情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冷静地从经济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是几乎没有彻底独立的条件﹐台湾经济非常依赖中国大陆。……我们西藏也是处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即使为了西藏的长远利益﹐经济方面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西藏是个内陆国家﹐地域广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但同时自然资源很丰富。为了更快地进行物质建设﹐如果我们和另外一个比我们先进的大国结合起来﹐我们就会比完全独立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这就是我寻求真正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的原因。” 达赖喇嘛甚至从“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后退了半步﹐他说﹕“我的立场是寻求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当然﹐我认为从历史上看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西藏过去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需要历史专家和法律专家来回答﹐而不是靠政治来解答﹐不是靠政治人物来回答。如果追溯过去﹐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所以﹐最好还是忘记过去。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应该向前看﹐这样甚至两个毫不相干的民族都可以很容易地合并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54）
1997年11月28日﹐达赖喇嘛又在达兰萨拉告诉一个汉人﹕“如果我回到西藏﹐会把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不建立任何军队﹐除了少数必要的警察。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国的保护﹐也需要中国的物质援助。虽然我们也能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就有责任在物质上帮助我们。而我们回馈给中国佛教文化﹐这样双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国现在就有几百万佛教徒﹐将来更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们非常尊重其它的宗教﹐西藏佛教不仅对藏人有益处﹐也对十二亿中国兄弟姐妹﹐尤其是对中国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处。当中国的佛教徒和其它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主动关心佛教文化不被毁灭。如果中国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环境﹐把藏人当做兄弟姐妹﹐我们干嘛要独立﹐要分离﹖正因为在我眼里﹐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所以我才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55）”
在这两个谈话里﹐达赖喇嘛照例大肆攻击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宗教与环境。关于西藏文化与宗教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很多。至于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西藏人口爆炸造成的。本来人口爆炸破坏环境是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环境大会每次开会都要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人口基金会﹐鼓励与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各国科学家更是大声疾呼﹐呼吁人类节育。达赖喇嘛自己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说﹕“人口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在印度﹐由于宗教的传统﹐一些人难以接受计划生育。……我想﹐这种情况最好从一开始就被制止----计划生育。当然﹐总的说来﹐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堕胎是一种杀戮行为﹐是不好的。但这要看情况而定。如果未出生的孩子将来会有残疾﹐或者孩子生下来会给父母带来严重问题﹐这些都是可以例外的情况。（56）”他在“抗暴38周年纪念会”上还说﹕“由于军事基地的扩张﹑各种建设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环境正在遭到破坏。（57）”
如前所述﹐西藏面积虽大﹐但大部分是雪山﹑石山﹑寒漠土与冰缘寒冻土﹐可耕地与可牧地面积很小﹔由于高寒﹑干燥﹑缺氧与大风﹐产量也很低。1980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去考察时就已发现西藏的牧场已经严重超载。我在拉萨时经常看到藏人把草根挖出来当燃料卖。这都是中国政府慑于西方舆论﹐不敢要求藏农牧实行计划生育所致。达赖喇嘛也承认﹕人口爆炸会破坏环境﹐实行计划生育势在必行。然而他在一贯攻击中国政府破坏西藏环境的同时又一贯攻击中国政府要求西藏市民只生两个孩子是“侵犯人权”与“种族绝灭”﹐足见他何等虚伪﹑阴险﹑狡诈﹑毒辣。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指责说﹕“中国政府不允许藏妇生产超过当局规定的数目的孩子﹐但限额没有像对汉妇那么利害。在实施这一政策方面﹐也因地区不同而差别甚大。对超生者会采取侵犯其合法权利的措施﹐如罚款﹑强制堕胎与绝育手术。”它故意隐瞒了中国政府对藏农牧不实行计划生育的事实﹐把中国政府对西藏市民的生育政策夸大为对全体藏人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指责说﹕“中国人所造成的对环境最严重的破坏是使牧场退化﹐使大片牲畜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广大地区变成沙漠。”（58）它所谓的中国人是指汉人﹐汉人会跑到西藏的牧场去过度放牧﹑挖掘草根吗﹖汉人也吃不惯西藏的牛羊肉与酥油奶茶﹐西藏牧场的退化沙化纯粹是藏农牧人口爆炸造成的。达赖喇嘛与西方人权卫士一方面大造舆论﹐指责中国政府要求藏族市民计划生育是“种族绝灭”﹐使中国政府不敢控制藏农牧人口﹔另一方面又把藏农牧人口爆炸造成的灾难性的环境问题嫁祸于中国政府﹐这又是一个怪圈22。
达赖喇嘛说“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纯属夜郎自大。且不说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与柬埔寨等佛教国家从来不请他去当太上皇或太上师﹔日本与韩国的广大佛教徒也从不崇拜他。单说汉族佛教徒对他也不感兴趣。这也难怪﹐达赖喇嘛不懂汉文﹐也不读中国历史（参见前文）﹐所以他不知道佛教传入汉地比传入西藏早得多﹔汉译佛教典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之藏译佛教典籍毫不逊色﹐时间上也要早得多。史载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来到长安﹐向西汉文官景卢口授《浮屠经》。1998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对“伊存授经”作为佛法初传中国的标志予以确认﹐并于同年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大会﹐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59）。“伊存授经”后约500年﹐公元五世纪﹐传说有宝盒自天降落西藏﹐内有佛像﹑佛经﹑宝塔等﹐然而当时藏族尚无文字﹐也无人能识用梵文写成的佛经（60）。直到公元七世纪﹐尼泊尔尺尊公主与唐朝文成公主从西东两方带了释迦牟尼像﹑佛经﹑法器等嫁给松赞干布﹐佛教才开始在西藏传播开来。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也承认的﹕“由于迎娶尼泊尔和中国的公主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在西藏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顺便说说﹐尺尊公主带去的是密宗﹐文成公主带去的是显宗）公元645年﹐玄装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在长安主持翻译佛经﹐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是为中原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开始（61）。西藏大规模翻译佛经是从赤松德赞公元775年建立桑耶寺开始的﹐比玄装法师译经晚了一百多年（62）。汉传佛学较之藏传也毫不逊色。如果汉人认为佛教对他们重建精神信仰有用﹐自会去请教汉族佛学大师﹐何须求助于达赖喇嘛﹖
如果汉人都像达赖喇嘛所希望的那样把全部心思与精力都放在转经拜佛﹑超度来世上﹐怎能惮精竭虑地发展科技﹑废寝忘食地工作﹐从而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来包养经济上无法自立的藏人﹐让藏人既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坐享现代物质文明﹐又能消遥自在地转经拜佛﹑超度来世﹖
达赖喇嘛还告诉留美中国学生学者﹕“最近几十年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出现了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倾向﹐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极大的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价值观。一个精神和道德价值观的荒漠正在中国社会迅速蔓延﹐在这种情况下﹐西藏的佛教和佛教哲学能够帮助千百万中国兄弟姐妹找到精神上的归宿。（63）”众所周知﹐全民信佛的泰国自从经济起飞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世俗主义弥漫﹐僧尼作为民众精神与心灵导师的地位一落千丈。可见现代化必然导致佛教衰落﹐这一历史趋向既不是共产党的阴谋造成的﹐也不是哪个佛教大师或教主所能阻挡的。何况汉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实用理性﹐天生拒斥非理性的喇嘛教﹐元清两朝皇帝如此礼遇喇嘛教主﹑广大汉人始终不为喇嘛教所动就是明证。达赖喇嘛在二十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来向汉人推销喇嘛教﹐企图重温“大元帝师”的旧梦﹑当12亿汉人的教主﹐可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达赖喇嘛1997年4月在华盛顿会见中国民运人士时说过﹕西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无法自立﹐只能依靠中印两大邻国中的一个﹐比较起来﹐靠中国更好些（据与会者告诉我）。他没有解释为什幺﹐达瓦才仁倒是透露了一点信息。他说﹕“西藏夹在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之间总是左右为难﹐两面压﹐两面挤。因为西藏的地理位置﹐总要靠一边﹐我认为靠中国比靠印度要好﹐因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容易跟西藏人相处。而印度人的宗教意识非常浓﹐宗教之间的冲突引发起来不得了。……我们在印度就感觉到﹐有些西藏人在印度呆了三﹑四十年﹐却很难看到有印度人朋友。（64）”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印度人大都信印度教﹐又属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无论在宗教与人种上与藏人差距都很大。达赖喇嘛曾说﹕“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的﹐伴随佛教传入﹐还有许多其它重要的文化影响。因此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拥有西藏的主权﹐中国对西藏只有很小的影响。（65）”等藏人在印度住下来后﹐才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达赖喇嘛与达瓦才仁都没有解释﹐他们所谓的“靠”是什么意思﹐想必不是指宗教----达赖喇嘛自信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还用得着靠谁吗﹖----而是政治经济。因为中国比印度更富裕更慷慨﹐肯出大钱包养藏人。达赖喇嘛的如意算盘是﹕既要中国政府继续包养藏人﹐又要中国政府把“大西藏”的行政权交给他﹐还要中国政府把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17个非藏民族强行迁走（种族清除）﹐最后﹐还要允许他保留随时宣布独立的权利﹐他真是精明到家了。
达赖喇嘛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无所不用其极地造谣﹐本书已经揭露了许多﹐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达赖自传说﹕“中国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核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地上。因为西藏是世界上铀矿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似乎想通过开采铀矿使西藏大部分地区遭受放射性污染。在我诞生的安多----西藏东北部的省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大型古拉格（苏联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引者）﹐有人估计可以监禁一千万人。（66）”他在1987年美国国会演讲“五点和平计划”时也说中国在西藏部署核武器与安放核废料。1993年9月美国和平研究所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的总结报告却否定了达赖喇嘛的这些谎言。这个报告充满了对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的谴责与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却也不得不说﹕“有在西藏放置核废料的传闻。这些核废料据说来自西藏高原东部的铀矿与西藏中部的核设施。这种指控从未被法官或国际社会所证实。（67）”青海省一共只有四百多万人口﹐居然有一个可以关押一千万人的集中营﹐连劳改专家吴宏达都闻所未闻﹐有谁会相信这样的神话呢﹖（根据吴宏达主持的美国劳改研究基金会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编印的1997-1998年《劳改手册》﹐青海省最大的劳改农场共和县哇玉香卡农场也只有11134人）
又如﹕“有些藏族小孩被迫当奴工”（68）﹔“中国夸口说要在‘15年内’根除藏语”﹔“许多西藏学校只是孩子的劳动营。真正得到适当教育的孩子只有1500人左右”（69）﹔“中国领导人要绝灭藏人”(70)﹔“中国人在西藏推行被他们自己叫做‘隔离与同化’的种族歧视政策”（71）。前面这些指控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最后一条自相矛盾----如果汉人要同化藏人﹐怎么会把藏人与汉人隔离开来呢﹖
达赖喇嘛也学会了怪圈22﹐他一方面指责中国政府让藏人处于悲惨的﹑可怜的贫穷中﹐诸如缺少医疗﹑教育与电力等（72）﹔另一方面又指责说﹕“1984年5月﹐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已有明显的改变。胡耀邦提出的减少在西藏的85%的中国官员的要求未被采纳﹐相反的却开始大力鼓励移民。在‘发展’的口号下﹐六万名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工人﹐在政府提供工资﹑房屋与休假的条件下进入西藏。（73）”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代﹐西藏根本没有现代医院与学校（我对现代学校的定义是不仅教授语言文字﹐还教授数理化生）﹐除达赖喇嘛本人与极少数与之关系密切的豪门外﹐也无人有电灯﹐所以达赖喇嘛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中国政府治下的西藏缺少医疗﹑教育与电力。达赖喇嘛所谓的“有技术和无技术的工人”正是建设43项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科研人员﹑文教工作者与他们的辅助人员﹐其任务是建造与管理医院﹑学校﹑发电厂等﹐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却被达赖喇嘛叫做旨在消灭藏族的大规模移民。达赖喇嘛的卑劣正堪与他的狂妄相媲美。
尤为荒谬的是﹐达赖喇嘛在1998年11月2日在“国际声援西藏会议”上说﹕中国政府一贯拒绝承认西藏独特的文化（74）。如前所述﹐胡耀邦在1980年西藏讲话时就大肆吹捧西藏文化﹐要求大力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将其与发展经济并列﹐称为“两个发展”。他在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即宗教性﹐要求大力繁荣与发展西藏宗教文化。1984年﹐江泽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说“要注意弘扬藏族传统的优秀文化”（75）。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拨款3亿元修复了1787座寺庙﹐开办了许多佛教学院﹑藏学研究机构与藏学刊物。1987年西藏自治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草案）》﹐并认真付诸实践。如今西藏电视台与电台都用汉藏两种语言运作﹐还有专门的藏语电影译制厂﹐藏文报刊书籍随处可见﹑汗牛充栋﹐小学绝大部分用藏语教学﹐大中学里也都有藏文课。中国政府还成立了许多专门机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西藏的文化遗产。达赖喇嘛大概实在想不出罪名来攻击中国政府了﹐只好信口开河造谣﹐这只能证明他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 复 续4
家园 5﹑西藏的未来 5﹑西藏的未来
克林顿1998年对中国的访问给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双方增加了压力。克林顿在与江泽民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敦促江主席与达赖喇嘛恢复对话﹐以换取双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承认西藏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江泽民在招待会结束时说﹕“很抱歉﹐还要耽误你们五分钟﹐我想讲讲关于达赖喇嘛的问题。”他先列举了1959年达赖喇嘛逃亡后西藏的变化﹐特意指出﹕“第一﹐政教合一的制度从此一去不复返。虽然很遗憾的﹐它比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前的政教合一分开的时间要晚得多。”其次是解放农奴﹑民族自治﹑巨额补贴﹑宗教自由等。然后他提出了与达赖喇嘛谈判的条件﹕“如果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同时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我看我们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而且我们有若干的沟通的渠道﹐这一点﹐我希望达赖他能有积极的响应。”克林顿接着说﹕“首先﹐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何以承认此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不过我也认为﹐有许许多多的西藏人仍然十分敬重达赖喇嘛﹐视他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江主席指出﹐达赖喇嘛甚至在美国与欧洲也有一些西藏佛教跟随者。不过﹐达赖喇嘛的大多数跟随者并未放弃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的跟随者中有基督徒----支持者----对不起﹐不是跟随者而是支持者﹐有基督徒﹑犹太教徒﹑回教徒﹐这些人相信神的统一﹐也相信他是一位神圣的人。对于我们而言﹐问题的根本不在宗教﹐而在政治。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其它人有权去信奉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如果有此一人﹐诚诚恳恳地提出这样的条件﹐中国即应与他展开对话。容我说句可能不受用的话。我曾与达赖喇嘛会面﹐我相信他是一位诚实的人。而且我相信如果江泽民和他对话﹐他们将会互相欣赏。”（76）
达赖方面大声欢呼克林顿的讲话﹐称之为“西藏的一大突破”（77）。有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甚至造谣说中国政府与他们的秘密谈判已经在美国的沟通下在国外开始（78）。达赖喇嘛的反应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对江泽民增加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作为谈判条件感到“更加陷入困境”﹐决定无限期推迟访问台湾﹐还申明他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以免激怒中共（79）----达赖喇嘛1997年访问台湾时受到台独势力的热烈欢迎﹐达赖喇嘛自己也对民进党省议员余政道说过﹕“西藏独立永远有希望”﹐所以中共认为藏独与台独同流合污并非毫无根据（80）。但他仍然拒绝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并狡辩说﹕“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我不寻求西藏独立﹐我只寻求真正的自治﹐这就间接地承认了中国的主权。（81）”为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达赖喇嘛还请求法国总理乔斯潘（Lionel Jospin）在1998年9月25日访问中国会见江泽民时传话﹐要求谈判﹐江泽民称他的传话毫无新意﹐并重申了他的条件（82）。
1998年10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又重申关于谈判的条件﹕达赖喇嘛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并停止分裂活动。他还说﹐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有某些接触的渠道。如果达赖喇嘛不理睬既有的渠道而在国际上大造舆论﹐说明他没有诚意（83）。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也在10月15日告诉来访的美国新闻基金会主席﹕达赖喇嘛提出的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决定﹐其它的事由西藏自己解决的提法是一种半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做法﹐不符合广大西藏人民的愿望。西藏目前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指导下﹐已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84）。
其实只要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把西藏自治区交给他治理﹐撤退除驻军与外事官员外的所有汉人﹐停拨一切财政补贴﹐只保留西藏的国防外交大权﹐随达赖喇嘛搞什么制度﹐就像对香港一样。达赖喇嘛念经与造谣的本领再大﹐也无法解决西藏的经济问题﹐西方也不可能每年送他几十亿财政援助﹐那时西藏就会大乱。那些吃里爬外﹑恩将仇报的中共藏官只有在失去了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高官厚禄与权力特权后才会感念中国政府的好处（姑且假设流亡藏人不报复他们）﹐他们一定会组织起来反对达赖喇嘛﹐要求中国政府重新直接治理西藏﹔那些吃里爬外﹑恩将仇报的藏族精英与藏族市民只有在失去了中国政府奉送的高工资﹑高奖金﹑高津贴与高福利之后﹐才会感念中国政府的好处﹐那时他们就会重新上街示威﹐打砸抢烧达赖喇嘛的政府机构与流亡藏人开设的商店﹐要求中国政府重新拨款包养西藏﹔那些对达赖喇嘛无限崇拜﹑无限虔诚的农牧民也只有在失去了中国政府的免税优惠﹑免费或廉价生产资料与技术及廉价生活必需品﹑尝到了横征暴敛的滋味后才会感念中国政府的好处﹐那时他们就会抗拒缴税﹔那十几万流亡藏人回到西藏﹐开始也许欢天喜地﹐但他们马上会要求达赖喇嘛给他们工作或土地﹐那时达赖喇嘛只有两条出路﹕或者跪在新华门前﹐哀求中国政府重新拨款包养西藏﹔或者翻过喜马拉雅山﹐重新逃亡印度----如果印度还愿意收留他的话。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达赖喇嘛决心在2000年前回到西藏。1998年11月5日到13日﹐他再访美国﹐向主子求援。行前他大造舆论﹐10月24日他的驻美国与联合国的首席代表洛地甲日无中生有地告诉《南华早报》记者说﹕达赖喇嘛将去中国五台山朝圣﹐并会见江泽民﹐讨论西藏问题。他又说﹐达赖喇嘛将发表一个声明（statement）﹐回答江泽民提出的与他进行对话的先决条件（85）。11月2日﹐“西藏流亡议会议长”桑东活佛也放风说﹐达赖喇嘛12月可能去五台山朝佛﹐去北京会见江泽民。他要求的高度自治不限于西藏自治区﹐而是“大西藏”（86）。11月4日﹐达赖喇嘛的一名“高级助理”向德国报界透露﹐达赖喇嘛愿意承认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求中国政府与他谈判（87）。西方舆论纷纷猜测﹐达赖喇嘛将在美国期间发表这个声明﹐承认中国对西藏与台湾的主权。看来他似乎真的要迈出江泽民提出的﹑克林顿也赞同的关键的一步了。
11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否认了达赖喇嘛12月将去五台山朝圣与会见江泽民两事﹐并重申了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先决条件﹐要求他拿出实际行动来（88）。11月5日﹐即达赖喇嘛到达美国之日﹐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达赖喇嘛撇开已有的与中国政府联系的渠道﹐大肆宣传中国毁灭西藏文化﹐误导国际舆论﹐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并说西藏已经实行了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要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89）。
11月6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回答是否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时说﹐他要先“跟中国政府讨论”﹐“我还没有准备好”﹐“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90）。第二天﹐他对旅美藏人说﹕他只追求西藏完全自治﹐并非分离。如果他的要求得到满足﹐他愿意让西藏加入中国。但目前并未获得中方善意的响应﹐因此他仍呼吁国际社会大力支持西藏运动（即西藏独立运动----引者）。他还说﹐最近新闻界频频报道﹐说他可能在访美期间发表重要声明﹐回答江泽民的要求﹐弄得流亡藏人人心惶惶。他要旅美藏人放心﹐他说江泽民的要求（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引者）是重大问题﹐须从历史﹑现实﹑法律各方面考虑﹐不是能在短期内决定的。他说他希望经由不断接触﹑了解﹐与北京逐渐寻求共识﹐所以他不会在这次访美时作出重大声明（91）。很显然﹐他的洋主子不允许他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也难怪﹐洋大人们豢养了他40年﹐吹捧了他40年﹐就是为了利用他搞垮中共﹑分裂中国﹐他们怎会允许他接受江泽民的条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共妥协﹖
曾在1995年7月29日发文鼓吹“遏制中国”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在达赖喇嘛1998年11月访问美国后几天发表的《西藏的突破》（92）颇能说明某些西方人的心态﹐对于读者理解西藏问题的实质大有补益﹐其全文如下﹕
如果中国不与达赖喇嘛谈判﹐西藏将变得更加险恶。
那些认定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实用主义的强国的人由于它对待西藏的态度而产生了惶惑。北京在这个星期里投向藏人和他们的流亡领袖达赖喇嘛的严厉而语无伦次的话简直就是列宁用以使土耳其斯坦屈服的话的翻版。在国际场合进行诡辩与禁闭一个小孩的正是同一批共产党领导人。那小孩的罪过不过是因为被达赖喇嘛抢先宣布为班禅灵童。班禅是西藏第二号最受尊敬的佛教人物。中国的强硬政策正在毁灭一个独特民族的文化的最后一点残余。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实上﹐许多中国人私下里也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现在达赖喇嘛正在发出和解的声音﹐中国遇到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它的“西藏问题”。
要这样做﹐中国必须拋弃许多陈词滥调。它一贯沉溺于它自己的历史观点﹐声称西藏从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大肆宣传1792年他们的清朝皇帝干隆命令达赖喇嘛和其它转世活佛必需在北京通过金瓶掣签加以认定（根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金瓶掣签”由驻藏大臣监督在拉萨举行----引者）。他们说这证明了中国对西藏的霸权（中国政府用的是“主权”sovereignty﹐该文别有用心地将“主权”一词偷换为“霸权”hegemony----引者）。现代西藏学生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从来没有直接统治过西藏﹔从1913年到1950年中共入侵西藏前﹐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如果它玩牌玩得巧妙﹐今天也仍然是个独立国家﹐就像蒙古一样。
中国在西藏有合法的利益吗﹖过去﹐中国皇帝只有在西藏的混战威胁到自己家里时才去干预（此言不合史实﹐清朝自1727年起派驻藏大臣进藏到1912年辛亥革命﹐从未中断----引者）。今天并无这样的危险。很长时间里﹐西藏也未曾成为外国军队入侵的战场（该文作者忘记了正是英国军队在1904年侵略了西藏﹐屠杀了几千藏人﹐一直打到拉萨﹐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引者）。如今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从西藏撤退。它在西藏的警卫部队----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内部----正在消耗国库。它在西藏放置核废料正在引起怨恨。总而言之﹐中国一方面镇压一方面给予大量财贴----其中大部分使汉族移民受益---使240万藏人更加坚决地反对中国的统治。继续诋毁达赖喇嘛将是最后一根（压断骆驼背的----引者）稻草。还要多久藏人将重新发动血腥的﹑哪怕是徒劳的起义﹖
双方都应当让达赖喇嘛知道西方的抗议者具有两张面孔（这句话令人费解----引者）。事实上﹐中国人可以在西藏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只有达赖喇嘛有权威说服藏人接受中国的统治。达赖喇嘛周围的人说他准备做出让步﹐只要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实际上﹐他将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此换取西藏的自治。这虽然比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小得多﹐但却比藏人现有的东西更有价值。达赖喇嘛是勇敢的﹐因为他放弃了许多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时髦的好莱坞支持者的更加崇高的目标。他还排除了他担任公职的可能性。
中国主席江泽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他必须把藏语文作为西藏学校与政府的主要语文（该文作者大概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引者）﹐保证真正的宗教自由（即宗教势力干涉政治﹑分裂国家的自由----引者）﹐释放600多名政治犯----大多数是僧尼。统治这个国家（指西藏----引者）的汉族共党强硬派必需换成藏人﹐江先生必须承诺不仅把军队﹑而且把淹没西藏的几十万汉族非法移民从西藏撤出来。
中国不会从这一政策中失去什么﹐却会得到很多。这将有助于让台湾相信中国将负责地保证它的领土（指不吞并台湾----引者）。这将使中国去掉内政与外交上的一大麻烦。不仅如此﹐这还可使中国领导人在世界上更高地抬起头来。
这篇文章也像西方报刊上的大多数有关西藏的文章一样重复了达赖喇嘛的许多谎言﹐诸如说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正在毁灭西藏文化﹑中国在西藏放置核废料﹑中国向西藏大量移民﹑中国给西藏的巨额补贴只使汉族移民获益等等﹐对于这些谎言本书已经用事实驳斥过了。
该文虽然发表于达赖喇嘛离开美国后（达赖喇嘛是11月13日离开美国的）﹐想必是在达赖喇嘛访美前写的﹐所以它说达赖喇嘛周围的人（指“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说达赖喇嘛愿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换取西藏自治。该文作者没有想到达赖喇嘛到美国后改换了口风﹐不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了﹐所以该文说达赖喇嘛愿意让步与和解﹑这是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罕见机会并威胁中国政府如不与达赖喇嘛谈判西藏局势就会更险恶云云就变成了对达赖喇嘛的讽刺与嘲弄。该文与西方大多数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不同之处在于﹕它公然用藏人再次发动血腥起义来威胁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号召藏人使用暴力﹐它为什幺不号召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苏格兰人发动血腥起义﹖它还公然用命令的口气要求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出军队﹐而且是在达赖喇嘛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后从西藏撤军﹐不知国际公法中有哪个条款要求一个主权国家从它自己的合法领土上撤军﹖它为什幺不命令英国从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马尔维纳斯群岛撤军﹖那样英国领导人不更可以在世界上更高地抬起头来了吗﹖
该文还要求中国政府从西藏撤出汉官。中国政府在西藏保留少量汉族专业人员及其辅助人员（占西藏国家职工的四分之一）﹐是为了提高藏人的教育﹑医疗﹑生活水平﹐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否则藏人就会上街打砸抢烧﹑西方人权卫士就会指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中国政府在西藏保留少数汉族官员（总数不足西藏党政官员的五分之一）﹐是因为达赖喇嘛蔑视国际公法﹑违背西方所有民主国家都视为立国基础的政教分离原则﹐利用藏人不懂政教分离的传统﹐不择手段地﹑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煽动藏人分裂中国﹑破坏社会秩序。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派汉官去西藏贯彻﹑执行政教分离政策﹐维护国家主权﹐维持社会秩序----也是为了学习西方民主制度。要问中国政府有什么权利派官去西藏贯彻﹑执行政教分离政策﹐维护国家主权﹐维持社会秩序﹖回答是《联合国宪章》规定必须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而国际公认西藏是中国的合法领土﹐就像国际公认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是英国的合法领土一样。英国甚至还派兵派官到远在万里外的﹑从未被国际公认为英国领土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去大动干戈﹐英国人有什么资格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撤官﹖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保留不足五分之一的汉官违背了民族自治的民主原则﹐那么这是因为达赖喇嘛首先违背了政教分离的民主原则。既然达赖喇嘛首先违反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中国政府也只好违反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达赖喇嘛违反游戏规则的同时也违反了国际公法﹐中国政府违反游戏规则是为了维护国际公法。西方人权卫士只指责中国政府违反民族自治的民主原则﹐却纵容与支持达赖喇嘛违反政教分离的民主原则﹐动辄指责中国政府贯彻政教分离原则是宗教迫害﹑侵犯人权。这是极不公平的游戏﹐也是极不公正的裁判。
该文的语气极其蛮横﹑霸道﹐似乎是一篇最后通谍。我不知道该文作者把自己当成什么----上帝还是将要向中国宣战的国家元首﹖我也不知道该文作者还有没有起码的时代感﹐莫非他认为今日还是鸦片战争时代﹖
按照政治学常识与国际公法﹐无论什么样的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判﹐都必须以国际公法为基础。正因国际公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克林顿才会在北京赞同江泽民提出的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先决条件。达赖喇嘛连克林顿都同意的先决条件都拒不承认﹐说明他不仅毫无诚意﹐而且极其狂妄﹐根本不把克林顿放在眼里﹐更不把国际公法放在眼里。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反复声称的“不要独立﹐只要自治”不过是指鹿为马的骗局与暗藏杀机的陷阱。我不知道他的后台有多么硬﹐但我相信无论他的后台有多么硬﹐毕竟不会是万能的主。达赖喇嘛可以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国际上信口雌黄﹑欺骗舆论﹑乞求援助﹑大出风头。然而正如戈茨坦指出的﹐时间不在他那一边。他在1998年7月6日即已满63周岁﹐一旦去世﹐藏独运动就失去了举世闻名的领袖﹐就会被国际社会冷落。他很怕这一点﹐1997年7月29日他在达兰萨拉对流亡藏人说﹕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指他自己----引者）有生之年未能返回西藏﹐而西藏人民又觉得有必要寻找﹐则十五世达赖喇嘛必将会在自由世界转世﹐而绝对不会转世在现今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他还表示十五世将会继续十四世的未竟事业（93）。
达赖喇嘛忘记了﹐他自己在九十年代初为了标榜“民主”而作的声明﹕达赖喇嘛这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已不再成为必要了。他可能就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94）。如今他不要民主了﹐这对大肆吹捧他为“民主领袖”的西方人权卫士来说不啻是又一辛辣的嘲弄与讽刺。
诚然﹐“西藏流亡政府”可以拋开“民主”的假面具﹐在达赖喇嘛身后推出他的转世灵童﹐后者也可以继承达赖喇嘛的名号﹐但不能继承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上毫无号召力。西方人权卫士再支持藏独﹐也无法把一个几岁的小孩吹捧成“民族英雄”﹑“民主领袖”与“人权斗士”。中国政府则可以告诉本土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违反了西藏寻找达赖灵童的传统办法（在西藏任布县与加查县的神湖察看神意﹐在布达拉宫占卜﹑坐床----因为那些地方都在中国政府控制下）﹐所以他们找到的灵童是假的﹐这就使他对本土藏人也毫无号召力。中国政府倒是可以自寻自认达赖灵童﹐命令本土藏人接受。大多数藏人并不在乎真假﹐只要有个偶像供他们崇拜就行。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本土藏人的拥戴﹐藏独运动就会自行瓦解﹐流亡藏人则会被当地社会同化﹐西藏问题也就不了了之﹑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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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续5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成功地控制了西藏局势﹐所以它并不急于和达赖喇嘛谈判﹐宁可静待他自动消失。如果不是西方的压力﹐它可能连愿意谈判的姿态都懒得做。当然﹐中共的这一策略能否成功﹐取决于它在达赖喇嘛消失前能否保持经济增长。中共现在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每年递增10%以上﹐还有大笔基建款与专项款﹐大大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果中国经济停滞或恶化﹐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包养西藏﹐藏人就会重新上街打砸抢烧。中共将不得不与达赖喇嘛谈判﹐那时达赖喇嘛一定会漫天要价﹐叫中共无法接受﹐中共将不得不恢复毛泽东的高压政策﹐所以达赖与中共妥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中共在达赖喇嘛生前垮台﹐藏人一定会大闹特闹独立。中国民主政府只好与达赖喇嘛谈判﹐达赖喇嘛更会漫天要价﹐诸如把“大西藏”交给他统治﹐这将引起占其总人口一半以上的17个非藏民族的反抗﹑在中国四分之一强的土地上引发波斯尼亚式的种族战争﹐并在新疆﹑内蒙引起连锁反应﹐这是任何人﹑任何党在北京当权都不敢答应的﹔又如要求完全独立或在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条件下让达赖喇嘛回藏“自治”﹑即保留随时宣布独立的权利﹐这将引发新的五四运动﹐数亿汉人将上街抗议示威﹐指斥民主政府卖国﹐军队就会打出“顺应民意﹑维护国家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旗号发动政变﹐立足未稳的民主政府就会顷刻垮台﹐导致共产党复辟﹐再用铁腕镇压藏独运动。
何况民主政府就一定不能镇压藏独运动吗﹖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印度等民主政府都已做出了以武力镇压分裂运动的榜样。
流亡藏人也很怕达赖喇嘛消失后藏独运动自动瓦解﹐纷纷鼓吹恐怖活动。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说﹕“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他们不是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吗﹖很好﹐我们就在这上面较量较量吧﹗”曾任达赖喇嘛驻英国代表的平措旺杰说﹕“当阿拉法特杀人﹐制造恐怖的时候﹐各国政府争相会晤他。他由此得到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西藏青年大会”更为激烈。该会秘书长扎西南杰说﹕“如果我们杀了中国人﹐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因为没有一个在西藏的中国人是无辜的……在这场战争中﹐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绝对正当的……我们使用恐怖手段﹐所有对抗中国人的手段都是正当的﹗”（95）该会副主席葛玛益西说﹕“在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斗争中﹐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合法且正义的。（96）”该会主席才旦诺布则说﹐现在达赖喇嘛在世﹐一切听达赖喇嘛的﹔达赖喇嘛不在世了﹐就搞暴力恐怖活动（97）。
甚至“非暴力主义者”达赖喇嘛本人也在悄悄地认可暴力﹐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意图比行动更重要﹐如果行动﹐即便是暴力﹐是出于纯洁的意图的话﹐那不是邪恶的东西。（98）”
丹增曲加有一句话说对了﹐就像美国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得克萨斯﹑夏威夷与阿拉斯加﹑英国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法国人不会洒脱地离开科西嘉﹑巴斯克与布列塔尼﹑西班牙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加拿大人不会洒脱地离开魁北克﹑印度人不会洒脱地离开克什米尔与锡克一样﹐中国人当然不会洒脱地离开西藏----不管是“大西藏”还是“小西藏”----国际公法保证他们拥有那些地区的主权﹐谁也无权要求他们离开。
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想仿效巴勒斯坦人搞恐怖活动﹐未免不自量力。阿拉法特靠恐怖活动赢得了部分土地﹐这是事实。他成功的因素很多﹐首先﹐巴勒斯坦有四百万人口﹐以色列有六百万人口﹐双方差距不大﹔而藏族至多只有六百万人口﹐汉族有12亿人口﹐简直天差地别。其次﹐在巴勒斯坦背后站着一亿多阿拉伯人﹐他们包围着以色列﹐掌握着西方的经济命脉----石油。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时（赎罪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曾用停止向西方国家出售石油的办法迫使西方压以色列停战。西藏有那样雄厚的资源吗﹖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巴勒斯坦人敢于牺牲﹐用自杀炸弹炸得以色列人胆战心惊﹑鸡飞狗跳。藏人却怕死﹐不敢牺牲。近年来西藏的爆炸事件都发生在夜深人静时﹑无人居住处﹐说明爆破者胆小怕死。这也难怪﹐如今西藏民族主义情绪最激烈的是城镇青年﹐他们（包括藏族精英）最贪图现代物质享受与现代商业娱乐﹐每天狂歌劲舞﹑纵情声色﹐而贪图声色之乐的人是决不肯为了独立自由之类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即便是1959年的“自由战士”也怕死﹐布达拉宫﹑大昭寺与三大寺的叛军都是高举哈达向解放军投降的。
如果流亡藏人潜回西藏搞恐怖活动﹐中国政府就有借口对西藏实行军管﹐派军队接管西藏各级政府﹐控制各大寺庙﹐甚至重新宣布拉萨戒严﹐把西藏牢牢地捏在手心里。中国政府还可以根据联合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的文件﹐要求印度严厉控制流亡藏人﹐取缔其恐怖组织。就像爱尔兰共和国应英国要求宣布爱尔兰共和军非法一样。当然印度不会轻易听从﹐那不要紧﹐ 印度有自己的阿契里斯之踵----克什米尔穆斯林独立运动。中国只消告诉印度﹕如果印度继续放任流亡藏人搞恐怖活动﹐中国就要向克什米尔穆斯林独立运动提供武器与基地----不巧的是﹐印占克什米尔与中国接壤----印度一定会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对搞恐怖活动的流亡藏人采取严厉措施。那时西方人权卫士也救不了他们﹐因为恐怖活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人人痛恨的。所以我猜想﹐中共很可能巴不得流亡藏人搞恐怖活动﹐那样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回到毛泽东的高压政策上去﹐省下大笔财政补贴。
本书不打算给西藏问题开药方﹐那是没有意义的。我把解决方案设计得再好﹐有关方面不接受﹐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我只想探讨西藏问题的几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供有关各方参考。王力雄希望“从一个汉人的角度﹐把对西藏的热爱变成改造中国的动力﹐使中国能够变得更为民主﹑宽容﹑平等﹐从而可以从中国这一方面主动化解民族冲突﹐把中藏人民迎接未来的代价降到最低。（99）”我对他的真诚愿望甚为欣赏﹐但现实政治是严酷的﹐真诚的愿望并不一定能换来真诚的响应。民主也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否则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西班牙与印度等民主国家的民族分裂问题早就烟消云散了。胡耀邦﹑赵紫阳对藏人可谓宽容之至了﹐得到的回报却是三次大骚乱。即便中共垮台﹐成立了民主政府﹐只要不宽容到把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强的“大西藏”交给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独立建国﹐同时帮他们在“大西藏”进行种族清除----把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17个非藏民族全部强行撤回中国剩下的领土上去----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是决不会罢休的。
至于流亡藏人的洋后台﹐除非民主政府宽容到让“大西藏”﹑“东土耳其斯坦”（新疆）与内蒙古也一起独立﹐并把那里的汉回等族全部清除干净﹐否则他们也永远不会满意的。不过那样的话﹐中国一半以上的土地上必将爆发空前残酷的种族战争﹐不仅“大西藏”内18个民族会互相撕杀﹐新疆各族（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锡伯﹑回﹑蒙古﹑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满﹑汉等族﹐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也未过半）也会互相撕杀﹐内蒙古更不必说。由于达赖方面的“大西藏”地图还囊括了新疆的一部分﹐那时“大西藏国”还会同“东土耳其斯坦国”互相撕杀。中国大地上绝不会出现王力雄所希望的民主﹑宽容与平等﹐而只有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大饥荒与大逃亡﹐就像他的小说《黄祸》所描写的那样----《黄祸》描写中国的崩溃始于黄河决堤﹑福建（以一国两制的名义）独立与台湾介入﹐我以为更可能始于西藏独立----那些日夜盼望中国像苏联那样崩溃的西方人权卫士愿意接受几亿中国难民吗﹖
家园 第十二章﹕冷战在继续3﹑从双重标准到怪圈22 第四部：新的冷战
第十二章﹕冷战在继续
3﹑从双重标准到怪圈22
如前所述﹐邓﹑胡﹑赵自1980年以来在西藏实行怀柔--绥靖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安抚藏人﹑稳定西藏﹐更重要的是想从西方特别是美国那里赢得“尊重西藏人权”的好评﹐缓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与压力﹐在经济上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得到更多的好处﹐其结果也像用巨款安抚藏人那样适得其反。
《天葬》指出﹕“在观众围聚的国际拳台上﹐中共虽是势力强大的一方﹐却因为规则是西方的﹐并且由西方进行裁判﹐频频得分的倒是对西方规则游刃有余的达赖喇嘛。中共在拳台上步履蹒跚﹐破绽百出﹐不断被动挨打﹐丢尽脸面。（20）”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拳台上之所以只输不赢﹐并非达赖喇嘛的拳术多么高明或多么精通比赛规则﹐而是西方裁判极不公正﹐毫无遮掩地袒护达赖喇嘛﹐从而使中国政府永远不可能赢。
记得新加坡元老李光耀说过﹕当东方学会了西方的游戏规则之后﹐西方就修改游戏规则。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岂止修改游戏规则﹐他们采取绝对有利于达赖喇嘛的双重标准﹐或者干脆就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地给中国政府横加罪名。
如前所述﹐西方可以不顾达赖喇嘛自己都承认的藏人首先使用暴力的事实﹐把打砸抢烧的藏独骚乱叫做“和平示威”﹔也不顾他们在自己国内也镇压暴乱的事实﹐谴责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是“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这不是对1948年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第20条“每个人都有和平集会的自由”的公然篡改与双重标准吗﹖至于说他们毫无保留地﹑不厌其烦地重复达赖喇嘛的谎言﹐诸如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中国侵略西藏﹑消灭了100多万藏人﹑大量移民西藏﹑正在毁灭西藏文化宗教等更是违背了起码的公正原则与客观态度﹐令人想起“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句话。
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是如此。联合国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的宣言》（21）第二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根据这一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第六条与第七条却规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与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国家应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国家的内政和尊重所有国家人民的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忠实地﹑严格地遵守《联合国宪章》﹑《普遍人权宣言》和本宣言的规定”。这文件本身就有矛盾﹐西方于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时而引用第二条﹐时而引用第六﹑七条﹐从而构成双重标准。比如说﹐当他们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的时候﹐就援引“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当他们禁止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独立的时候﹐就援引“主权国家不得分裂”。甚至派飞机去轰炸﹑派军队去弹压塞尔维亚人。
西方也从不支持英国的北爱尔兰﹑苏格兰与威尔士独立﹑不支持法国的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与大西提独立﹑不支持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美国总统曾公开反对）﹑不支持西班牙的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独立﹑不支持意大利北部独立﹑不支持土耳其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独立﹑不支持印度的克什米尔与锡克独立﹑不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独立﹑不支持俄国的车臣独立﹑不支持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独立﹑不支持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独立﹑不支持阿塞拜疆的纳---卡地区独立﹑不支持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独立﹑甚至也不支持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独立﹐也不承认已自行独立25年之久的“北塞普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他们单单支持西藏﹑苏联各加盟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独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吗﹖
不难看出﹐西方的双重标准是为冷战服务的。凡是他们的冷战对象国内闹独立﹐他们就一概支持﹔否则就反对。当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宣布独立时﹐德国抢先承认﹐还向他们提供武器﹐其目的是肢解南斯拉夫。结果自食其果﹐德国被迫接受了20万波斯尼亚难民。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德国要遣返他们﹐他们却赖在德国不走。当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援引西方支持波斯尼亚独立的同一理由----民族自决权----要求独立时﹐西方却坚决反对﹐不惜大动干戈。因为塞尔维亚人是俄国的传统盟友﹐禁止他们独立与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东扩一样﹐是为了遏制俄国的势力。虽然俄国已经“民主化”并得到了西方的赞扬﹐但西方仍然把俄国看作军事上的头号敌人。由此可见﹐即便中国也“民主化”了﹐西方也不会拿它当“自己人”看。
西方支持西藏独立的借口是人权问题﹐然而西班牙至今仍把500多名巴斯克独立分子关在监狱里﹐占该国该族人口的万分之五（22）。西班牙政府还派出暗杀小分队追杀巴斯克独立分子（23）。土耳其正在血腥镇压库尔德独立分子----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甚至越过边境到伊拉克境内追杀库尔德游击队。据土耳其军方宣布﹐自1984年到1998年﹐土耳其消灭了39900名库尔德独立分子（24）。西方各国领导人与议会对此或者装聋作哑﹐或者轻描淡写﹐从未施加过像他们在西藏问题上施加过与正在施加的那么大压力。更未像他们对付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问题那样以武力威胁﹐强迫其撤军。因为西﹑土两国都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盟国。印度曾经血腥镇压锡克族的独立运动（英迪拉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其锡克卫兵刺杀的）﹑正在血腥镇压克什米尔穆斯林的独立运动。斯里兰卡正在血腥镇压泰米尔人的独立运动﹐并受到印度的支持（拉吉夫甘地总理就是因此被一名泰米尔妇女刺杀的﹐他们母子两代总理都死于民族矛盾）。然而西方对此也装聋作哑﹑轻描淡写﹐因为印﹑斯两国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也持双重标准。
有鉴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实现自决权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面或局部地肢解或侵犯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25）”西方人权卫士也终于认识到滥用自决权的危害了。1996年6月21日﹐我在德国波恩“汉藏对话会”上作完报告后﹐有个德国学者站起来说﹕“西藏独立的法律根据并不充分﹐要说西藏与中国在历史上毫无关系﹐那是胡说八道。《联合国宪章》与《普遍人权宣言》都是从理想主义出发的﹐我们不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忘记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所以我赞同徐先生的意见﹐西藏只能自治﹐不能独立。”
世界上共有两三千个民族﹐其中人口超过百万的有三百多个（26）﹐却只有一百多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岛国外﹐世界上170多个国家里﹐只有不足一打的国家是语言与民族单一的。而即使是它们﹐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包容一个种族（27）。如果每一个民族都要求自决﹑独立建国﹐那还得了﹖国界如何划﹖领土如何分﹖只有靠武力解决﹐那么绝大多数国家都将陷入种族战争﹐那将是人类的浩劫﹑世界的末日。正如英国政治学家Eric Hobsbawn指出的﹕由马志尼在十九世纪创立的民族主义信念----每个民族应该形成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是永远行不通的。比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的模式﹐来解决现在的危机﹐并不是万灵妙药（28）。为了人类生存与世界和平﹐西方人权卫士只好将民族自决或人民自决束之高阁。然而正因如此﹐他们对“西藏人权”的特殊关心就显得格外可疑。
且不说美国国会九十年代的一系列决议案与外交授权法把西藏叫做“被占领的国家”﹐也且不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还要求中国让全体藏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就“大西藏”的前途进行“自决”﹐单说西方对中国政府镇压藏独暴乱的谴责﹐实际上就是要逼迫中国允许西藏独立。试想﹐如果中国政府听任藏独分子在拉萨打砸抢烧政府机关﹑商店学校与警察平民﹐其后果当然是听任藏独分子占领拉萨﹐宣布西藏独立。某些西方人权卫士碍于国际公法﹐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再表白他们只是关心西藏人权﹐而不是支持西藏独立。但他们所谓的“西藏人权”﹐其实就是打砸抢烧﹑分裂中国与西藏独立的代名词﹐只不过转了一个弯而已。
西方在其它许多问题上对“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指责也似是而非﹐常常令人想起美国成语Catch 22。Catch22本是美国作家海勒（Joseph Heller）1961年发表的小说的标题﹐中文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条军规是这样的﹕如果一个飞行员不停地飞行而不要求休息﹐说明他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求休息﹐又说明他的精神很正常﹐必须继续不断地飞行。Catch 22从此变成了美国成语。据《美国遗产成语词典》的定义﹐Catch 22就是“永远不可能赢的怪圈或悖论”（A no-win dilemma or paradox）。比如﹕没有工作经历就找不到工作﹐然而找不到工作就永远不会有工作经历（29）。把Catch 22翻译成“第二十二条军规”未免冗长拗口﹐我想称之为“怪圈22”更简洁传神。
比如说﹕《1988-1989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3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小标题下说﹐“发现----国会发现﹕”“九﹑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十﹑中华人民共和国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
这两条单独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起就荒谬绝伦。正因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国政府才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到西藏去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输电网﹑电视台﹑电视转播网﹑电话局﹑电台﹑公寓楼﹑自来水厂﹑上下水道﹑公路﹑飞机场﹑输油管﹑加油站﹑商场﹑饭店﹑电影院﹑舞厅﹑图书馆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通讯机构﹑运输机构﹑科研机构﹑维修机构﹑管理机构……提高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水平﹐让藏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样尊重西藏人权的大好事却被叫做“鼓励大批汉人去西藏﹐损害了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不派大批汉人去西藏大兴土木﹐建造医院﹑学校﹑发电厂……呢﹖又会被指责为“西藏的经济﹑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远远落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要逃脱美国的议员先生们的谴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每个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藏人只消对着这个灯说一声“我要电灯﹑电视﹑电影﹑电话﹑自来水﹑煤气灶﹑公寓楼﹑医院﹑学校﹑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商场﹑舞厅……”那些东西就会自动出现﹐毋需中国政府派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教师﹑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其辅助人员去西藏。可惜自从《天方夜谭》的时代消逝以后﹐伊拉克就不再生产阿拉丁的神灯了。中国政府无从进口阿拉丁的神灯﹐自己又不会制造﹐只好顶着“损害藏族人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的罪名派人去西藏大兴土木。这就叫做怪圈22﹐教中国政府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永远无法逃脱“侵犯西藏人权”的罪名。
顺便说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向西藏大量移民”的指责也像它关于“中国消灭了100多万藏人”的指责一样﹐是从达赖喇嘛那里听来的。达赖喇嘛在1987年9月21日演讲“五点计划”时﹐就大肆指责“中国的移民政策”﹐后文将详论。
家园 续3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给每个藏人发一盏阿拉丁的神灯﹐使藏人的经济﹑教育﹑文化和人类服务水平在没有一个汉人进藏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美国的人权卫士是否就会说好呢﹖也不会。美国国务院1996年的人权报告中国部分说﹕“最近几年来﹐政府的开发政策改善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据政府的统计﹐从1991年到1995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为11%。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开发计划破坏了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如西藏人和新疆西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方式。（31）”这“但是”后面的第一句话谴责中国政府未能把少数民族的收入提高到中国平均水平﹐第二句话又谴责中国政府旨在提高少数民族收入的开发计划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又是一个怪圈22。
美国国务院1997年的西藏人权报告（32）也说﹕“ 总的来说﹐政府的发展政策提高了许多藏人的生活水平”----按照上述《1988-1989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权法》的意思﹐这应该是尊重西藏人权的大好事啰﹖不料该报告话锋一转﹐“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发展政策使西藏社会部分现代化﹐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经济的高速增长﹑旅游业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影响破坏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与风俗﹐导致环境问题﹐威胁西藏的传统文化。”还是一个怪圈22。
按照世界公认的定义﹐提高生活水平就是现代化﹐那当然要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使部分社会现代化。比如藏人以前点酥油灯﹐现在点电灯﹔以前烧牛粪﹐现在烧煤气灶﹔以前要下河背水﹐现在家里就有自来水﹔以前每年只在沐浴节（九月间﹐为期一周）去拉萨河洗一次澡﹐现在天天可在家中浴室洗澡﹔以前没有电视﹑电话﹑计算机﹑电影﹑收录机﹑音响﹑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西式医院﹑现代学校﹑百货公司﹑舞厅﹑卡拉OK﹑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电教馆﹑西服﹑牛仔裤﹑可口可乐﹑啤酒﹑耐克鞋……现在有了。 这本是全世界经济落后民族﹐包括美国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亚人都无限向往﹐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呀。如果中国政府不向藏人提供这些东西﹐西方人权卫士一定会指责说﹕藏人的生活如此落后﹑贫穷﹐他们没有电灯﹑电话﹑电视﹑电影﹑计算机﹑汽车﹑飞机﹑西式医院﹑现代学校﹑百货公司﹑图书馆……这是种族歧视。现在中国政府用汉人的血汗提供了这些东西﹐他们又说是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威胁西藏传统文化。那教中国政府怎么办﹖
从美国电影《在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里可以看到﹐少年时期的达赖喇嘛就在玩汽车﹑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留声机﹑望远镜﹑画报等物。这个电影是根据达赖喇嘛的英文老师﹑奥地利人哈勒（Heinrich Harrer）的同名回忆录拍摄的﹐所以这些细节都是真的。那些洋玩意儿都来自英国﹐是西藏传统生活中没有的。而且当时全西藏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有电灯﹑汽车与电影放映机。由此可见﹐正是达赖喇嘛在中共进藏之前就带头使西藏社会部分现代化﹑带头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带头毁灭西藏传统文化。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西藏人权报告的逻辑﹐中国政府只有让藏人滞留在中世纪生活方式中才算尊重西藏人权。他们大概不知道﹐今日藏人是如何如饥似渴地﹑如痴如狂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谁要想剥夺他们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的权利﹐他们大概就会同谁拼命。美籍华人作家陈若曦去西藏时问过许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回答都是“现代化”（33）。连董尼德都发现﹕“老一辈的还在手转经筒﹐口诵咒语﹐年轻的一代却梦想没有神祗﹐没有菩萨﹐只有金钱﹑时装﹑物质享受的天堂。（34）”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世界公认﹐发展就是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就是想现代化而尚未现代化﹑正在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美国的人权卫士要剥夺藏人的发展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犯西藏人权呢﹖美国让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与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亚人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是不是也在改变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威胁他们的文化﹑侵犯他们的人权﹖
美国国务院1996年中国人权报告还说﹕“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许多地区﹐学校分别用普通话（汉语----引者）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学生可选择到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学校上课。这种做法的意图是保护和保存少数民族文化﹐但它的一个副作用是强化了一种隔离式的教育制度。”----又是一个怪圈22。
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也指责说﹕“乡村小学用藏语教课”﹐“大部分地方的中学生继续用藏语文接受某些课程﹐但汉文知识对于进大学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大学招生中给予藏族优惠﹐但汉族学生也因汉文优秀而得以录取”。
美国国务院的先生们可能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中国政府虽然下大力发明创造藏文数理化词汇﹐但由于藏文翻译队伍的素质关系﹐所创造的藏文数理化词汇还不够成熟。而大学理工医农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等）的词汇在藏文里更是尽付阙如。这是连达赖喇嘛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开办的流亡藏人学校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学里只教藏文不教汉文﹐藏人将永远无法进大学与中专学习﹐那么西方人权卫士与达赖喇嘛一定会说这是种族歧视﹔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小学里既教藏文也教汉文﹐那么他们又说这是“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遗产”（美国国务院1997年西藏人权报告语）----还是一个怪圈22。
美国的人权卫士可以不知道西藏语言的独特就独特在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但他们应该知道印第安语与波里尼西亚语也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所以在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与夏威夷的中小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生与社会科学。美国的印第安人与波里尼西亚人要上大学﹐英语更是必不可少的﹑头等重要的语言﹐那么这是否也是在毁灭他们独特的语言﹑侵犯他们的人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