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中学年代 一. 从文江到内江 -- 润树

二．父亲

在《青河镇的故事》里写了母亲，现在来到内江，该轮到写父亲了。

我的祖父去世时，父亲才7岁。祖母凭祖父留下的一些田地，把我父亲和姑妈养大，供他们上大学。父亲学的是财经，毕业后不久就解放了。他49年与母亲结婚，50年参加了当地征粮剿匪的工作，其后当了两年小学教师，53年进入内江地区商业局下属机关工作，直到85年退休。而母亲自解放后就在资中县做教育工作，72年才获得调动，到内江与父亲团聚。

父亲的单位在市区的中央路上（文革时改为红卫路），与市五金公司和市百货公司的办公室在一起。门的左侧是五金公司的门市部，楼上两层是宿舍。进门后两侧的平房是办公室，中间的天井也是过道，边上有一颗葡萄树，枝叶趴满了高高的木架，遮盖出一大片阴凉的空间。夏天，它结出绿色的葡萄，然后逐渐变红，在采摘之前，有些熟透了的就会自己掉下来。往里走是一个食堂，供前述几个单位的职工使用，中午，有些在市百货大楼上班的阿姨也来用餐。它比我们文江小学的食堂大很多，有好几个炊事员，其中一个专门负责采购。它的饭菜也做得好，早晨是稀饭加花卷馒头，中午和晚上是米饭加几个炒菜供选，差不多每天都有荤菜。后面是市百货公司的仓库，连通到背后的街。父亲的宿舍就在背后临街的二楼上。为了仓库防火，建了一个大水池，里面养了一些红鱼，很好看。大约是67或6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在我们住的那座楼上干油漆活的一个工人抽烟不小心，引发了火灾。市消防队很快赶来灭火。那时我和几个朋友在前面天井玩，后来看很多人开始端盆递水，我们也加入进去，心里还想，这可是难得的学习英雄人物的机会。火很快扑灭了，没有导致大难。起火时，父亲和母亲在房间里午休，当他们听到救火的呼声，父亲出去观察了一下，然后回来叫母亲快下楼，母亲要他帮着拿些东西走，父亲没理会，只管冲出去救火。事后，母亲对父亲的同事说，紧急关头，还是男同志比较大公无私。

公司正门的对面是银行，这是本市最好的一座洋式建筑。往下有新华书店，市府大院，往上有烟酒糖果店等，然后是一个大路口，周围有电影院，剧场，百货大楼等。街边有不少摆小人书的书摊，像岳飞，杨家将这些连环画，我都是从这些书摊上看的，价格是每本一分钱。还有气枪打靶的摊子，我没零钱，很少打。我最喜欢的是那座在二十几级台阶上的电影院，很有气派的一座建筑，在里面看了不少五分钱的学生场电影。有一次上映新片《带兵的人》，票价是一毛五，我和二哥都想和父母一起看。父母试图说服我们不看，作为交换条件，说以后可以让我们看三次学生场的电影。但我和二哥就是不肯，最后还是看了。小孩子的眼光是很短浅的，现在有，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

我们四弟兄过去一直随母亲生活。住在文江镇时，父亲难得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又离开，但寒暑假时我们就会到他那里去住一段时间。父亲也有他们那一代人普遍具有的对子女的威严，我们对他很有些敬畏。我没有挨他打的记忆，但记得他很严厉地管教过二哥一次。仅那一次，似乎就足为我们所鉴。像母亲一样，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对我们做过的任何坏事都不会纵容姑息。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73年春节，二哥在文江的两个同学来看他，我和二哥带他们去市区玩。因没什么好玩的，我灵机一动，自作主张去父亲的单位借来一辆自行车，到梅家山教他们学骑车。这些家伙年龄太大，学起来十分困难，人和车都摔得很厉害。这是一辆很新的永久牌车，还车时我也没说什么，想瞒过算事。过了两天，父亲去单位上班，借车给我的同事让他看了自行车的损伤状况，父亲忍痛掏钱把它修好了，回来后满脸大怒，把我训了好长时间。父亲和母亲一样，平时不对我们唠唠叨叨，但过一段时间，比如半年什么的，找到由头，就会把我们训一顿，过去做过的错事当然也逃不掉的。但我知道，父亲是爱我们的，为我们的前途操了很多心，也做了很多事。他对自己的母亲也很尽孝。祖母是地主，自64年后就不让住在城里，回到了农村老家。父亲按月给她寄钱，十几年从未间断，直到她又可以来城里与父亲或成都的姑妈住。

父亲与同事的关系很好，为人正直友善，处事公道，颇受大家的尊重，在单位里一群同事的孩子面前很有威信。父亲喜欢打乒乓，有自己专用的球拍，偶尔也带着一群孩子到沱江里去游泳。文革中，父亲是造反派，而且还是负责人之一。母亲是走资派，并不赞同父亲当造反派。她说我们出身不好，与领导对立不会有好处。父亲反驳说，不对立也没什么好处。他的话颇有幽默感，把一家人都说笑了，我是赞同他的。父亲那时穿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帅气，有风度，我简直有点崇拜他。他们单位三十来个人，多数都是他这个组织的，包括我喜欢的几个叔叔阿姨。单位的当权派是X经理，我见到过几次批判他的会议。批判的内容集中在他过去的一些待人处事上面，不是批判者拿着稿子念，而是大家一起追问他某些事情的原委和细节。有一次，X站在会议室的前面接受批判，有个细节怎么也讲不清楚，一个比较激进的主持人失去了耐心要打他，被父亲拦住。大约在69年左右，造反派就遭到了追究，父亲也参加过几次学习班，但没有受过任何处分。大概因为毛主席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而且他一直比较理性，没有做出格的事情，也没有参加武斗。内江本身没什么大的武斗，但我记得他们坐卡车去过一次泸州市，说是去支援，好像最后也没打起来，当晚就回来了。他在家里放着一把用皮套套着的三角刀，我能想象它刺入人体所能产生的威力，但我肯定它从未被使用过。几年前，我和父亲谈起文革，我说他参加造反派走错了路，他说我不了解情况，他是看到同事在文革之初受到当权派的无情打击，站出来打抱不平才加入造反派的。他说祖父就是这样的人，清朝时本来自己是官吏，结果为打抱不平吃官司入了狱，出来后就造反，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他还说以那些当权派文革前后的所作所为，当时批判他们也没错。父亲正直的品格，我是不怀疑的。不过我想，他因为出身不好，文革前受到一些压制，怀才不遇，借文革的机会扬眉吐气一番的因素恐怕也是有的。

父亲虽然是造反派，业务能力也不错，但他从未进过单位的领导班子，主要原因还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一度是政工组的成员，有一点权力。72年后，X经理像过去的多数当权派一样重新掌权，父亲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报复，压制和排挤。74年，单位派他去松潘征调木材，超出了他的工作职责范围。他在大山里经历许多艰险，差点把性命送在那里。此后，他对公司和工作都有些心灰意冷，星期天就和同事出去钓鱼，由此也影响到他和母亲的关系。因此，文革对我们这个家庭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父亲对我的人格塑造有不小的影响。他的正直善良，待人诚恳，豁达大度，不怕事，有担当，以及偶尔的诙谐幽默，是我所敬佩的。他虽不太善于读书学习，但从70年代初起就一直订阅《参考消息》，帮助我们开阔了眼界，影响到我上大学时也自己订阅。上个月去广州看望病中的母亲时，注意到父亲仍然天天到外面街头去买一份《参考消息》来读，可算是诚心不改，持之以衡。客观地说，父亲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知识结构比较单薄，现代社会意识和观念不强，头脑里仍有一些旧社会的思想残余。母亲亦是。这些都负面地影响到他们的人生。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对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必要性和其产生的积极作用，有相当正面的认识。

我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我可以对父亲和母亲作一个更加全面的记述和评价，既为了建设一个健康合理的家庭伦理关系，也为了记录我内心深处对他们的感激，反省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