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08北京：改革，继续抑或退步？ -- 柳寒江

2008北京：改革，继续抑或退步？

从1978年开始的体制改革到2008年整整30年。在这三十年中，北京经历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浪。随着危机经验的积累和国力的不断增强，北京从最初小心翼翼的审视世界，每迈出一步都要瞻前顾后，都要后退半步。到90年代中后期的主动开放，开始接纳世界，开始承认世界，再到新世纪后全方位的投入世界舞台。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力量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开放。

此时北京所举办的奥运会不仅仅是意味着可以对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新的形象。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种展示，成功举办一场奥运会，更是改革派对保守派的一种“胜利”。而如果这场被宣传的“盛会”不能圆满的举办，哪么对主办方来说丢掉的不仅仅是面子，甚至会影响到党内的路线问题。因此，从北京满怀信心的宣布要举办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的那一刻起，北京在全世界的对手和敌人们就开始了对北京的讹诈。借奥运之便，默克尔首先将沉寂了多年的达赖喇嘛从幕后拉回了人们的视线，北京严肃的态度和高规格的外交报复，并没有损害默克尔在德国的声誉，反而给达赖喇嘛以机会回到了聚光灯前。达赖喇嘛随后的访问让西藏问题开始升级，当他的曝光度接近饱和的时候，西藏“意外的”发生了暴力袭击事件，尽管北京没有——同上次一样——出动军队，戒严，封城的手段对藏独分子进行镇压，但出于自保而对媒体的控制仍然被西方所利用，当然还有些西方媒体为了抹黑中国不惜牺牲新闻道德。接着，就是奥运火炬传递途中的种种丑陋表演。北京的隐忍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马英九的胜利，从这个角度上说，北京至少可以喘口气，因为奥运会最大的炸弹——深绿的台湾政府不存在了。

缅甸的风灾本来是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波泛化浪潮的起点，甚至可以说已经——因为，比如德国的媒体已经开始着手报道昂山素姬的事迹了。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四川的地震在一夜之间将全世界的目光和焦点吸引了过去，北京的处理也可圈可点。尽管仍然有批评，有不同的意见，但总归仅仅是针对细节和传闻，从救灾全过程来说，北京的处理是公开和高效的。并且始终贯彻了“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基本价值原则。国内的外的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得自由，审计，纪检部门协同开展的监察，似乎在昭示改革的成效。而因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受辱而团结起来的中国人们所表现出的博爱和责任感，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明了三十年改革的成就。

地震之后的几周内，北京的形象又有所上升。但北京所要面对的问题并没有任何改观。经济方面，北京面临着金融，经济体制改革，民生多方面的问题。

国内的通胀日益严重，热钱在货币，房产，原材料，期货市场的疯狂流窜以及证券市场目前的乱象。而世界方面则是油价、粮食价格和金属矿产等原材料价格飙升，美元持续走低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受损，同时美国和欧洲对人民币形成了空前的压力，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事实上加剧了央行的负担。而民生方面，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不断上涨以及房价的压力让一部分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刚刚毕业的新一代的学生对前途产生了困惑——这一点对北京来说可能比经济问题更加棘手。

外交方面，奥运前夕的北京致力于交好四邻，尽管北京解决了漫长的北方边境的争执，但仍然跟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等邻国存在不同程度的领土争端——可能还包括韩国，至少青瓦台这样认为。面对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分子，北京的外交余地正在受到侵蚀，虽然这些少数分子对北京无法构成实质的威胁，但却代表了一种趋势，随着国力的强大，民族主义爆发的方式和规模都难以预计，这让北京不得不小心谨慎的面对。

除了四邻以外，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也日趋务实，甚至开始拉拢北京组建G2。这在从前不可想象，但同时让人心存疑虑，因为毕竟从综合国力、人均gdp、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上看，中美之间的差距都是巨大的，中国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世界权力中心。过早来临的蛋糕，尝过才知道是否是毒药，但尝过之后是否已经晚了？

除此之外，北京积极的拓展同非洲的关系，同拉美的关系，积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外交系统，拥有石油以及各种金属矿产、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国际体系。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之上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无论原因如何，这一外交努力的成果都将付诸东流。

而经济改革，正是北京所倡导的改革的核心。也是政治改革的动力。当经济发展变慢的时候，当生活改善但又并不尽如人意，社会浮躁的时候，当民族主义开始泛滥的时候，改革本身是否再次成为一个选项而不是必然？

除此之外，北京还要面对人祸。人祸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以西藏事件为代表的，疆独藏独分子可能发动的针对社会、政府、无辜群众的袭击。另一个就是以山东列车事故以及贵州所发生的群体事件为代表的内部矛盾的爆发。山东列车事故是铁路系统内部行政人员玩忽职守所造成的，而这仅仅是中国内部数以万计的基层政府多多少少存在的通病和顽疾——当然，这也是官僚系统本身的负面性质，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只不过这一弊病在中国的体制下缺乏稳妥的自我纠正机制，只能通过个别纠错来完成。虽然这也是北京改革的目标，比如在深圳所进行的改革。但很显然，这种可能有损千万公务员利益的改革所遭受到的抵制力量是巨大的。而贵州所发生的群体事件则突出反映了体制的问题，公众缺乏普遍的知情权，缺少一个相对中立的权利保障机构，在群众和政府中间缺少一个缓冲的群体。在这个事件中，政府和群众直接对立，群众缺乏组织和明确的目标，这一群体行为缺乏明确的目的，仅仅是一种发泄。以暴力为手段，以“将事情闹大”为目的的一种发泄。这种行为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导致了矛盾的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让这一事件地发展恶化了。这种暴力行为不仅无法促成改革，甚至会影响改革本身。因为当北京无法预计改革后果的时候，稳定就很有可能再次压倒改革。而地方政府以及公安机关对此事件的处理相较于此前中央对四川地震的处理方式表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和困境——省级政府对于此种危机的处理竟然如此迅速甚至有些“草率”的定性——用一种阶级斗争年代的方式推卸了责任，拒绝反思和问责。急于封锁消息而不是公开信息助长了了谣言的产生和扩散。随后用加强控制而不是疏导的方式加重了旁观者的疑虑和对政府的不信任。缺乏第三方的监督导致了公信力的进一步丧失。仅仅几天时间，贵州事件极大地破坏了北京在地震中所积聚的信用和形象，这不仅仅是北京的问题，更是每个中国人所要面临的问题——是要在暴力发泄中摧毁改革，还是在改革中寻找某种改善中国政治制度的方法，尽管这努力看起来并不起眼。

对北京来说，贵州事件绝不简单，除了制度层面的追问以外，北京还要思考的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倾向选择“闹事”而不是司法机关来维护权利——今天的司法无论从效率和质量上都远远优于过去。比照90年代来看，司法系统人员的素质正在大幅提升，腐败的程度并没有显著的恶化，可以说目前的司法系统要优于过去。那么北京就不得不从他方面寻找答案。比如是否是那些躁动的民族主义者所进行的旨在抵抗西方或者保卫领土的活动对其他人起到了暗示和指引。比如北京是否过于乐观的看待了意识形态的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管理是否过松，以至于90年代全社会的精神空虚蔓延到今天形成了一种犬儒与暴力相结合的社会心态。甚至比如对于社会的管理是否过于宽松。尽管我们都明白人性化，宽松的管理更有益于改革和中国社会，但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因为对稳定的追求而放弃一些原则。

除此之外，北京还将反思对待媒体的政策，在监管和放开之间，北京很难抉择。监管有经验可循，而且被各级行政部门所熟悉。而北京是否有勇气承受开放所带来的重大政治风险，尤其是在敏感时期和经济状况不稳定的时候，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随着奥运的临近，北京的得失将日趋明朗，北京会选择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在改革的道路上颠簸？抑或为了延续政治制度而选择更加保守的态度？这问题关乎每一个人，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漠不关心。或许这才是北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