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中学年代 一. 从文江到内江 -- 润树

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系统发端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受到的冲击依序递增。文革开始时我在文江镇小学上三年级，母亲作为学校的校长被打倒靠边站，受到批判，但仍然实际负责一些教学管理工作。造反派对她的批判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因他们自己也不见得理解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最终流于派别之间的利益之争。这些我在《青河镇的故事》里已经有所叙述。

文革对教育系统的批判集中在精英教育上，如“三名”“三高”，分数挂帅，升学第一，学生脱离社会，脱离实践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形成了主导地位，我不知道，但对它们进行适当程度的批判和限制，我想与建立一个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要求是一致的。

七十年代初，教育系统逐渐恢复秩序，并开始探索改革的道路。到了内棉子弟校，母亲没有担任领导职务，被分派教小学算术。她的教学能力和勤奋负责的工作态度很快受到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和家长广泛的好评，作过市教育局组织的示范教学，还参加了省教育厅组织的教材改编研讨会。这中间有过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反案风等政治运动，也出现过黄帅反师道尊严，某张姓学生因不愿学外语而受辱投河，以及张铁生考试交白卷等全国性的大事件。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它们对我的学习产生了多大负面影响，而且也不同意后来有些人对这些人和事件的歪曲和完全否定。比如，反对师道尊严，是说学生不必对老师唯唯诺诺，但并不是说可以侮辱老师，该事件后我们学校也没有任何学生受其影响而对老师不敬。学生对学外语有不正确的想法，老师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对待学生，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没有因此而不再学外语。张铁生并没有认为交白卷是光荣的，只是抱怨有些人为了考试复习不下地干活，而自己作为生产队长不能那么做，因此考试结果不能反应他的真实水平，此后我所在学校也没有任何学生学他交白卷或以考低分为荣。至于这些人被塑造为反潮流的英雄而被拔高和利用，或者在事件后有一些不当行为，那是应该分别对待的问题。

虽然那时强调政治挂帅，但我们学校的教学并没有很严重的泛政治化，实际受重视的课程还是数理化；而历史地理等课程，从教材到师资都相对较弱，造成我们那一代在这些方面的知识普遍贫乏。教改的另一项内容是强调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初中时我在文江学过《农业基础知识》，春秋两季农忙时学校要放假一周，农村的学生在家里干活，镇上的学生也要和学校的教师一起到生产队去帮忙。高中在内江学的是《工业基础知识》，每年都要到车间参加义务劳动。

有一次，我被分派到全厂最艰苦的布场车间劳动，和工人一样实行三班倒。那时都是采用有梭织布技术，布场车间每个工人负责看管几十台机器，不停地来回走动换梭。这项工作很简单，就是在梭子里的棉线织完后，将它取出，再换上装满线的梭子，接上线头，重新启动布机，但关键要快。我先跟一个女工学，然后自己独立操作，可是很不熟练，看管的机器比她少很多。车间里有几千台织布机，发出的噪音很响，一天8小时手脚不停工作下来是很辛苦的。如果上夜班，凌晨特别瞌睡，是最难熬的时段。

后来，学校自己办了一个小小的针织车间，让学生和老师学织手套等。高中最后一个学期，为了给毕业生下农村做准备，又专门教了农业机械方面的知识，并安排学生到一个农机厂去实习两周。当时我正好被抽调参加专区中学篮球比赛的裁判工作，错过了实习。

现在大家也许会想，学生到农村和工厂去劳动，学那些东西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有多大用呢，还不如在学校多学一些知识，今后可以在提高生产技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是这样理解的：学生如果一直关在学校读书，对他们的身体没有好处；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不但使他们得到一些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了解工农群众的生活和劳动的艰辛；而且这些活动并不会使他们少学多少书本知识，两者不应该被对立起来。

当然，也不能说这几年学校的教学完全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我的记忆，73年是教学抓得最紧的一年，像我们数学老师开展数学竞赛，升高中全市统考等。74年批林批孔时，教育系统有过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此后我也就再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学习上的竞赛活动。其实我觉得，一个系统里有这么一些争论批判的现象是好的，可以防止一种路线和政策被推到极端。比如现在中国中小学的升学和考试上的极端做法就没受到有效制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要说现在的中小学生知识比我们那时学得多肯定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德智体以及毕业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进行全面衡量，七十年代的中学生比文革以后的学生不会差。因此，我认为文革中的教育改革实践应该受到肯定，并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加以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