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今风细雨话经济(10)红拂夜奔 -- 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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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今风细雨话经济(10)红拂夜奔

前文讲述了中国自15世纪以来科技创新衰落,最终在19世纪被欧洲全面超越。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在科技水平(人均产出)上落后,就是在经济总量上也被欧洲列强狠狠地拉下马来。

西洋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给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击是很大的。

比如说,号称“曾左彭胡,湖南四杰”之一的胡林翼,在围剿太平天国顺风顺水,得意洋洋之时,看见英国的小火轮在长江上横行把中国渔民的小舢板冲撞的东倒西歪。他突然领悟到千年变局实非人力所能违,情急之下吐血堕马,从此一蹶不振(金一南《世界军事》)。

究其根源,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是个紧关结要之处,我们在这不妨多说几句。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

王小波在他妙趣横生的《红拂夜奔》中写到:

我们还可以说说古时候的人怎么开平方——工匠需要知道平方根,不管在哪朝哪代——干那件事首先是需要小棍子。古时候用筹算法,除了职业数学家谁也不把算筹带在身上,以免别人怀疑你是个卖筷子的。所以你走在隋朝的大街上,吃着烤羊肉串,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地跟着你,千万不要诧异。那都是些木匠的小徒弟,在给师傅找算筹,图的是你手里的那根竹签子。有些人图简便,就把平方根表刺在身上,但是中国字占地方,数表又长,脸上手上的皮远远不够。所以刺得浑身都是,干着活就会突然脱得光屁股。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大隋朝的法律规定泥水匠当街干活必须戴斗笠。这东西不光是为了遮风挡雨,还可以在查平方根时把前面挡上。

中国古代工匠只是把古代科学家发明的定理或公式,还有九九乘法表之类的,象绝世武功秘笈一样记录下来,拿起来就可以用。至于后面的原理是牛顿力学还是博弈论是没有兴趣的。

所以,武功秘笈总是越老越好,乌龟大师也总是越老越好。

我想那些倒霉的古代科学家是一分钱版税都抽不到的。工匠为了维护本作坊的高效率,对这些技术公式绝对是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记载计算公式的秘笈被江湖各大门派争来夺去,引发了武林一场又一场的血雨腥风,百姓民不聊生。

终于有一天,我们有了所向无敌的龙战士,KUNG FU PANDA!哈!哈!

(完了,这孩子彪了!)

为了保密起见,用美央美奂的复杂纹身来记录这些计算公式,确实是携带方便又美观大方。难怪,当年梅超风夫妇也是千辛万苦地用着种方法保留了核时代高科技武器九阴白骨爪的秘密。所以,就象欧洲人抄袭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一样,美剧《越狱》严重抄袭《红拂夜奔》和《射雕英雄传》的原创思想!

好了,虽然查找公式的时候有伤风化,总比记载计算公式的秘笈上被人偷走,然后人家依据秘笈扩大再生产,反过来和自己竞争的好。但是,一旦社会动乱,男丁在战场上被打死,尸体又没几个能裹着马革回来,家族工匠的技术秘密就失传了。

于是中国人就要等那些闲云野鹤(兼没有版税)的古代科学家把这些公式再碰巧发明一遍。所以,中国的工匠始终是家庭作坊式,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技术积累始终达不到,这一萌芽就萌了几百年,可见制度变迁之不易。

李约瑟的话有一定道理。

另一派的观点强调中国大一统的格局和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伴随中华帝国的统一和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的统一,异端邪说和奇技淫巧不能见容于正统,阻碍了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发展(钱文源)。

但是,林毅夫对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有保留的。他认为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是由于中国唐朝以后的人才选拔机制。

事实上中国重农抑商和正统意识形态对科学的阻碍并非那样绝对;而且在科学革命前夕的欧洲,政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好(Monter,1985),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革命先驱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与顽固不化的经院哲学家以及强大的教会势力作斗争。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对这一点,小说家二月河借他笔下人物伍次友一一道来,文学家和经济学家又一次取得了难得的“学界共识”

  

伍次友笑道:“咱们还是说功名。自古以来,选士之法,变了几变。由乡选制改为九品官人之法,由九品官人法又改为今之科举制。在先古之时,士子尚可傲公卿,游列国,说诸侯,择主而从。自唐开科举,风气大变,尚空谈,轻实务,文风浮泛,士品也日下,既无安民之志,又无治国之才,图虚名、求俸禄者日多。朝廷以此取士,欲求国富民强安能得哉!”

伍次友端起何桂柱刚斟上的一杯热酒,越发红光满面,笑道:“便以士子入闱这事来说,就有七似。”

龙儿听得有趣,也吃了一口酒问道:“哪'七似'呢?”伍次友扳着指头道:“宣城梅耦长先生曾对我讲,秀才入闱,初入时,赤足提篮,似丐;唱名入闱,帘官喝骂,皂隶斥责,似囚;进了号房,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冻僵的蜜蜂;考完出场,神情恍惚,天地变色,似出笼之病鸟……”

听到这里,明珠已笑出声来,他是过来人,自然深得其中况味。伍次友又扳下小指道:“归了下处等候消息,如坐针毡,梦不得安,似猴子被系于绳;一旦榜上无名,神色猝变,如丧考妣;事隔不久,气平技痒复又衔木营巢,似抱破卵之鸠,这便是七似了!”

众人听得入神,先是觉得好笑,后来却又不知怎地笑不出来。半晌,魏东亭才笑道:“先生为此等人画像,真可谓是维妙维肖,入木三分!”龙儿也笑道:“听先生这番话,倒令人大失所望,从这'七似'里要寻出周公、伊尹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康熙大帝 七 求良师私访悦朋店 缚近侍大闹乾清门

林毅夫详细统计了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所需要背诵的四书五经的字数,又反复试验要记忆这些东西所需的时间。他的结论是年青人创造力最强的大好时光基本上全部消耗殆尽,等到入了仕途,官本位熏陶,要他们去追求科学知识已经不可能了(《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

人老了,也就老实了,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举考试,分别针对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但很快考试的范围就缩小到以“进士”科为主(Miyazaki,1976)。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包括数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艺的学习。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从地方官员到中央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取得相应学位以及做官资格的人,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规范来行事才能获得晋升,因此,也无暇进行其他知识的探索,中国明代科学家的人数因而少得可怜。

《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所以,唐太宗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上千年的这种人才选拔激励机制的教育下,中国知识分子不喜民主喜明主,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

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是制度制约了科学革命的发生,基础理论落后,人均试错数低,我国在15世纪后的衰落就是难以逆转的一种趋势。国家对知识分子,工匠,科学家,商人等等可能引发科学革命人群的保护激励机制上的缺陷,最终导致了老大帝国的衰退。

可是,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缺失的环节。

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说明创新不可能成为解决现在大学生就业和收入问题的基本方法。

有些人会说,我们不要做科学基础理论创新嘛,让老美老英去搞基础科研。我们的年轻人可以作技术创新嘛,只是技术,实用技术。

下一帖,我们会回到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以案例研究的态度,看看最初革命性的实用技术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关键词(Tags): #鼎革-今风细雨话经济(爱莲)元宝推荐: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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