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兼纪念西西何一周年】我打工的那段日子（序言） -- 犀光

　　传说重庆有三绝，火锅，美女，棒棒。前两者不需解释，但“棒棒”一词在外地人眼里，却透着新奇。

　　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

　　棒棒的产生，源于重庆的特殊地形，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爬坡，行路即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重庆市民于是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家具、电器，小到买几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叫一声“棒棒”，即有人应声而到。

　　重庆究竟有多少棒棒？有说30万，有说40万。在全国数千万进城的农民工中，棒棒成为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从业大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特性，但这个庞大的群体，却从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数字。

　　他们神态憨厚而卑微，在市民生活中时时出现，真正的市民生活却与他们相距甚远。农闲时，棒棒们从乡下呼啸而来，农忙时，他们悄然回到村庄。城市的繁华与他们无关，让棒棒们牵挂的，仍然是乡下的田地和妻儿。

　　他们怎样在城市生活？他们带给城市什么？城市又给了他们什么？

　　汪小民：梦想支撑的一天

　　清晨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暖烘烘的怪味，这气味来自几十个人的体温，混杂着隔夜饭菜的香味、臭脚丫和脏衣服的馊味。

　　4时50分，汪小民轻手轻脚起床。

　　他住的这间屋子，用木板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大通铺，一共4间，每间20平方米，睡十多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席子大小的空间，不过收费也低廉，自带铺盖一天一元，不带则一天两元。下层是6个房间，每个房间的月租金为80元，大小不过15平方米，一般一间房住4家人，每家一张木板床，用布帘分隔，无所谓隐私，房租和水电费平摊，平均每月一家人要摊12元。

　　汪小民在这里已经住了3年。这里是重庆市朝天门二码头，房子是港务局的老楼房，始建于1960年代，现在被开辟成了棒棒旅社。朝天门码头周围，是棒棒们的聚居地之一。

　　汪小民是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寨上村人，今年45岁，他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一，一个读高三，为了挣儿女的学费，他来到重庆做了“棒棒”。

　　这么一大早爬起来，是因为昨天他接下的一个活，朝天门广场旁的一家桑拿店，要安装一个窗式空调，老板昨天招呼他，“早上不做生意，你5点钟来吧。”

　　天刚蒙蒙亮，早航的第一班船已经到岸，拉响了汽笛。从江边的住地走到大路上，要上100多级台阶，斜对面是一家“棒棒饭店”，这里没有招牌，两个塑料瓶架一块木板就是饭桌。这里一碗稀饭0.5元；一碟小蚕豆和大头菜，0.5元；茶叶蛋，0.5元；二两高粱酒，也是0.5元。

　　吃完一碗稀饭，外加一碟蚕豆咸菜，汪小民拿起棒棒往桑拿店赶。1里多路，他几分钟就赶到了。门口等着的一名女子满脸不高兴，“都5点半了，我还要睡觉呢，赶快去干活。”

　　两个多小时后，墙上的洞终于打完了，汪小民蓝色的中山装上已满是灰尘，老板揉着眼睛过来验收，丢给他3块钱，“拿去吃早饭吧。”汪小民赶紧跟上去，“再加两块钱吧，忙了两个小时呢。”胖胖的老板瞅了他一眼，“3块钱还嫌少？”打着呵欠径自走了。

　　出得店来，阳光灿烂，汪小民眯着眼，将3块钱纸币整齐地叠好，放进中山装的内口袋里，然后转头朝桑拿店啐了一口。

　　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汪小民夹着棒棒，在朝天门广场四处??达，棒棒们把这称为“耍一耍”，实际上，这也是揽活的一种方式。不过效果看来不好，到处都是“耍一耍”的棒棒，而且大都是熟人（棒棒们基本上按家乡和血缘关系聚在一个地区），汪小民几个小时没有接到一个活。

　　斜坡旁，五六个棒棒蹲在台阶上开始“斗地主”。正在闲聊着，汪小民突然一蹦而起，箭一般蹿出去，旁边的几个棒棒一愣，其中一个一拍大腿，“又被这小子抢走了！”原来，对街公汽站有个人在招手，喊“棒棒”，看来汪小民在聊天时，照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叫“棒棒”的是一个年轻人，两大箱的货物，约有两百斤重，汪小民解下棒棒上的尼龙绳，开始打捆时，货主发话了，“送到港渝广场，3块钱。”

　　汪小民的动作明显缓下来，“老板，到那里3站路远呢，起码给5块钱吧。”“你不干有人干。”年轻人看见其他几个棒棒围过来，笑了，“你把绳子解开吧，我找其他人。”

　　汪小民一看情况不妙，也不吱声，挑起担子就迈步了。他后来告诉记者，原来准备路上边走边谈，没想到年轻人一点都不让价，结果抵达店铺时，反而是老板见他累得满头大汗，多给了他两块钱。

　　这是意外的惊喜，这种惊喜也总是让棒棒们十分开心。下午1时，汪小民叫上付庭强一起去吃“棒棒饭”。“今天轮到吃肉，”汪小民说，“我们一般两天吃一次肉，不吃肉，没力气干重活。”

　　吃肉的饭馆，比早餐的馆子高档一点，牌子上写着：青菜炒肥肉，3元，青菜炒瘦肉，5元，米饭，0.5元一大碗。汪小民说，“以前是5毛钱饭随便吃，今年米价涨到1块3，就只能添一小碗了，再添要交钱。”

　　付庭强看来对这个新规定十分不满，他嘀咕着，“米涨价，棒棒的工资又不涨。”

　　付庭强是汪小民的好朋友，他的大儿子是大学毕业生，这一点是他最骄傲的事。如果能培养出一个上大学的儿女，在棒棒们的圈子里，似乎地位都高了一些。付庭强的儿子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已经当了中学教师。这一点让汪小民十分羡慕。

　　汪小民的女儿今年19岁，读高三，成绩在班上排第二名，可是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要2000多元，儿子上初一，开支是1000多元。汪小民觉得负担挺重，“不到城里当棒棒，这笔钱从哪里来？”

　　做棒棒这几年，他每年到重庆打工约9个月，每月除去开支，可攒下400多元钱，算下来3600多元的年收入，刚好够两个孩子上学。

　　“靠我这根棒棒，要培养两个大学生呢。”儿女都考上大学，然后进城工作，是汪小民最大的梦想，也是整个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现在担心的是，“大学的学费太高了，女儿下半年要是考取了，到哪去找钱呢？”

　　付庭强是“过来人”，为了儿子上大学，他家欠下了3万多元的债务，在汪小民眼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感到害怕。

　　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汪小民原本想在家种西瓜，他觉得在城里“生活过得差，吃不饱饭”。这和他过于节省有关，他早晚两顿吃稀饭，在重体力活的消耗下，撑不了多久就饿了。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汪小民都在研读捡到的一份《重庆晚报》，他指着一条消息跟记者讨论“退耕还林”政策。汪小民喜欢读报，而且喜欢把有价值的信息带回村里去，他原来是村里的小组长。

　　傍晚之前汪小民又接了两笔活，加起来他这一天的收入一共17元，早餐花去1元，午餐3.5元，晚餐仍然吃稀饭花去1元，住宿1元，他当天的开支是..5元，节余11.5元。

　　晚上8时，汪小民回到了住地。屋檐下面，十多个煤气灶一个挨一个，妇女们正在煮饭炒菜，她们白天擦皮鞋，傍晚得赶回来侍候丈夫“下班”。住地旁边几十米就是长江，再远处黄花园大桥的霓虹灯已经开始闪烁。

　　每当看到这一幕，汪小民就想家里的妻子和孩子。他是这里回家最多的人之一，每个月回去一次，来回探亲的花费就要60元。汪小民觉得“城里赚钱的机会多。”但每当受了气时，他就特别想家。

　　汪小民刚开始进城时，在街上逛总是觉得新鲜，他特别喜欢闻麦当劳餐厅的香味，虽然只是闻闻而已。后来一次被打的经历让他心情变坏了：在挑着将近200斤的货物上码头时，汪小民摔了一跤，滚下了几十级台阶，货物摔坏不少，而他身上只有10块钱赔偿，老板劈头盖脸就给了他几拳。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不叫我们棒棒，叫傻农民。”汪小民坐在长条凳上，打一盆热水洗脸洗脚，一边对记者说，“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我们都干，还抢着干，你说傻不傻？”

　　这话引起了棒棒们的一阵议论，旁边的李华抗议了，“叫傻农民的人，自己才傻呢！”

　　汪小民说，“不服不行，不读书，确实是见识少些嘛，孔夫子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人；学而知之者，次人；困而不学者，下人。我们就是下人，没读过书。”汪小民是初中生，因为能背出孔夫子这几句话，他显得很得意，重复了两三遍，然后问李华“懂不懂”。

　　这个议题很快过去了，周围的几个人纷纷谈起今天的收入，这是棒棒们最乐意交流的话题。第二个主要话题就是谈女人了，看到记者采访汪小民，几个人就开始逗趣，要他交待“找小姐”的事情，不想却惹恼了汪小民，他脸涨得通红，“当着记者的面，你要说清楚，我什么时候找过小姐？”

　　“座谈”就这样不欢而散，汪小民怒气冲冲收拾好脸盆，进屋去了，他说要等着看电视连续剧《大汉天子》，看完就睡觉，“不谈了。”

　唐荣：为娶媳妇而奋斗

　　夜色深沉，从朝天门码头下仰望重庆，万家灯火层层叠上山巅，江中的画舫流光溢彩，宛如仙境。唐荣坐在码头的石阶上，痴痴地看，一动不动。

　　他今天挣了6元钱，因为没有达到自己订下的标准―――每天最低10元―――他罚自己不吃晚饭，快9点了，他还留在码头碰运气。

　　唐荣来自奉节县青龙镇，家有良田5亩，兄弟3人。从20岁开始，他就想攒钱娶媳妇，10年了，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

　　“那时候在我们村说一个媳妇得4000元。”

　　唐荣1995年开始出门打工，出门时，他带了6件衣服、1床被子、300元钱。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武汉帮亲戚喂猪，包吃包住，但没有工资。唐荣觉得这可不行，“到什么时候能攒上娶媳妇的钱呢？”3个月后，他决定到一个沿海省份去碰运气。

　　到了那儿他已身无分文，每天睡在街边，如果不是录像厅的老板可怜他，给了一份“放录像”的工作，唐荣说不定只能沦为乞丐。

　　于是他有工资了，每月350元。他可以睡在录像厅，但每日吃用要花去8元，算下来，每月他能存下100元钱。这钱他藏在贴身的衣兜里，每晚都要拿出来数一次。

　　噩运在几个月之后降临，有一天下午上街，两个警察拦住他，要检查身份证和暂住证，唐荣没有，扭头就跑，结果被警察们抓住送进了收容站。

　　在收容站，唐荣被关了14天，每天吃咸菜，收容站的工作人员要他交“伙食费”，唐荣觉得冤，不肯交。“又不是我想进来的。”一个“胖胖的、有点眼袋的”工作人员恼了，叫来几个人强行搜身，唐荣第一次存下的300元钱就这样交了“伙食费”。

　　这次经历之后，唐荣减少了上街的次数，攒下的钱，他都缝在被子里，不再随身携带。没想到缝进去600元后，他又一次被逮住了，这次被关了一个多月，回到录像厅，才知道老板娘“以为他不回来了”，早把那床棉被当垃圾甩掉了。

　　唐荣和老板娘大吵了一架，钱没要回来，倒丢掉了惟一的工作。

　　此后，唐荣当过送水工、搬运工、建筑工人。收容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着他，5年间，他一共被收容了10次，每次都是一次“洗劫”。“铺盖都没了，衣服也没了，都得重新买。”买一床棉被40元，一套换洗衣服50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10次被收容时，唐荣已经表现得很油了，他在收容站里唱歌，表示自己的抗议：“那年我才18岁，犯罪进了劳改队，请假回家看爸妈，爸妈正在流眼泪……”

　　在被遣送到湖南怀化的路上，唐荣找机会跑了出来，他感觉自己病了，肚子痛得厉害，原本发誓不攒够钱不回去的唐荣，第一次想回家了。

　　他身无分文，一路捡垃圾吃，扒火车。2000年6月，离家整整5年后，他又站在了家门口。看到乞丐样的儿子，58岁的妈妈不禁老泪纵横。回家的第一顿饭，妈妈给他煮了6个鸡蛋，放了两大勺糖。

　　唐荣在家里呆了两年，死活不愿再出门。

　　他出门几年，哥哥结婚了，连小他两岁的弟弟都生了个半岁的小孩，唐荣替他们高兴，却又有点酸溜溜。

　　哥哥和弟弟一直在重庆做棒棒，就是靠这份收入，他们娶了媳妇。“警察不抓棒棒的。”两兄弟反复给他打气。2003年6月，唐荣终于下决心拎着棒棒来到了重庆。

　　屡屡的收容经历，让唐荣患上了“后遗症”――看见警察就害怕，一听到警笛响就赶紧躲起来。

　　老实的唐荣，在重庆已经被骗过几次了，曾有一个老板把他们带到博物馆，说是去提货，临时雇车没零钱，找他借了30元，他和货车司机在下面等了两个小时，才知道上当了，“老板”早就逃之夭夭。

　　不过他还是很满意现在的这份“工作”，从去年到现在，他有了2450元存款，这是过去从未达到的数字。去年过年，他给哥哥的娃娃买了件衣服，花费18元，给弟弟的孩子也买了件，花费24元。这是他第一次给人送礼。

　　唐荣觉得做几年棒棒，肯定可以攒足钱娶媳妇，他把目标定在35岁。“现在我们那里娶媳妇，最少要花一万元了，到那时我请你喝喜酒。”

　　唐荣1.5米的个子，总是穿一件二手的宽大西服，因为个子矮，西服长出了一大截，扛着东西爬台阶时，从背后看过去，那样子既显得滑稽，又让人心酸。

　　老胡：终于变成了“城里人”

　　胡容芳本名胡运发，之所以改了这个有点女性化的名字，是他自己一番推算后，发现原名“命理不好”，所以改了。

　　老胡今年51岁，小学文化，但他好古文、通医理，还自学二胡。

　　聊起做棒棒的感受，老胡皱眉，半晌之后说，我给你写首《棒棒谣》吧，明天晚上你来取。

　　次日晚上，老胡很郑重，把记者拉到出租屋老板的房间，那里灯亮、地方宽敞。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片，对着围观者大声开始念：

　　棒棒出的是牛气力，

　　回报少无几，

　　吃的是片菜皮，

　　穿的是二手衣，

　　睡的是硬板席，

　　生活全无依，

　　棒棒处处受人欺，

　　低素市民冷眼看，

　　酸楚泪洒沾湿衣，

　　今生今世难如意，

　　只盼来世脱掉棒棒衣

　　出租屋的唐老板很感慨，“老胡是个秀才啊。”

　　“我不是秀才，我命不好。”老胡说。

　　老胡老家在重庆市云阳县，家中4兄弟，穷得叮当响。老胡一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变成一个城里人”，他6岁时第一次跟爸爸到县城，就觉得城里好，“都穿得干干净净，到处都漂漂亮亮”。

　　不过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数理化更是一塌糊涂，上完初一后，他被迫辍学，通过读书来离开农村的想法，就这样破灭了。

　　1975年，胡容芳决定参军。考学和参军，当时离开农村的路只有这两条，而参军后，如果不能入党提干，复员时仍将发回原籍。服役期间，尽管胡容芳削尖脑袋表现，入党和提干，却一样都没实现。

　　老胡又回到了农村，这是老胡最消沉的一段时间，他变成了村里人人讨厌的一个酒鬼，尽管他长相不差，却一直没找上媳妇。

　　1981年，机会来了，开县县城一个寡妇看上了他。尽管女方年龄比他大，而且老胡的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老胡仍然决定去做上门女婿。农村的习俗，当上门女婿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因为这意味着男方无力支撑门户。

　　当年7月30日，老胡来到了开县县城。从这时开始的城市生活，在老胡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至今保留着每晚睡前漱口的习惯―――尽管这段日子只过了6年。

　　6年后，寡妇的两个女儿大了，先后迁到了万州区（地市级），老胡高兴坏了，他以为自己从县城到万州的生活，已经指日可待。没想到，两个女儿都嫌弃老胡，认为他好吃懒做，勒令妈妈和他离婚。这事一直闹到法庭，最后的判决是，老胡带着两口木箱，被扫地出门。

　　老胡没有回老家，一个人到重庆当起了棒棒，“她们去万州，我就到重庆，就是要比她们高一级。”老胡这样告诉记者。

　　除了对城市的“级别”在乎，老胡对歧视也特别敏感，重庆的超市有不成文的规定，“棒棒”不准乘坐电梯，在一家商场，老胡就非要坐，“我上去买东西还不行？”结果被保安们揍了一顿。第二天，老胡又去了，把竹棒搁在电梯口，绳子放口袋里，“我现在没拿棒棒，我要坐电梯。”

　　“棒棒也要有尊严。”老胡觉得，有些事情他不会干，例如他在解放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过生日的女孩，出每人10元的价钱，雇10个棒棒，沿街喊“生日快乐”，老胡觉得很无聊，“这不是拿棒棒当猴耍嘛。”

　　老胡也关注时事，收容制度废除后，他还特意写了首打油诗。

　　老胡觉得现在的社会分配不合理，“有的人钱用不完，有的人饭吃不饱。当官的不能再涨工资了，钱要拿少点；下力气的，钱要拿多一点。”他对城市的低保也有看法，“为什么我们棒棒就不能吃低保呢？”

　　去年，老胡花210元买了一把二胡，18元买了教材，花这么多钱“搞音乐”，让其他棒棒很不以为然。记者前去采访时，他拿出心爱的二胡演奏了一曲，呕哑嘲哳，像杀鸡一样的声音，演奏完毕，他紧张地盯着记者，“听出来是什么曲子没有？”“是不是《卖花姑娘》？”记者试探着回答，老胡蹦起来，“他听出来了，他听出来了。”

　　老胡的另一个爱好是自学中医理论，此举最大的目的是保护自己无病无痛，就这样生活下去。他每天赚够生活费，就溜到重庆书城去看书，根据看书的心得，老胡给自己泡了两瓶药酒，棒棒们有个头痛脑热，他还忙乎着开药方，不过棒棒们不敢领他的情，“谁知道你的药会不会吃死人哦。”

　　这药酒记者也不敢喝，老胡很不高兴，他扯过一张废纸，写下一句“杯酒待客嫌少不喝喝者好酒”，要求记者5分钟对出下联，“不然就把酒喝掉。”

　　对于家庭，老胡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许这跟他的经历有关。但他十分喜欢孩子，拿着颗糖逗小孩时，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温柔。

　　老胡终于生活在城市里了，他觉得自己和其他棒棒不同，“他们看不开，想要很多东西。”老胡觉得自己很快乐，他现在惟一的愿望是攒几千元“棺材钱”，等他老了，当不了棒棒了，他还是要回乡下，入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