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所谓“山人” -- MP4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寄生之所在，不外庙堂和江湖两处，得意时是出将入相，以重振朝纲、复兴朝政为目的，怀抱建功立业的政治热情，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失意时则隐居世外，或高卧林泉，或躬耕于山野，忘情于山水诗酒之中，前者虽然风光显赫，但后者亦同样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和敬仰。

然而，我们翻一翻《明史》就会发现，有明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隐逸之士少之又少，《明史 隐逸》所记载的者也只有12人，且均为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按说，明代文人面临的生存环境比之唐宋时期更严酷，更恶劣，照例文人应该更倾向于走向退隐这条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么，何故江湖无人呢？

实际上，并非江湖无人，而是江湖也成名利场，隐士改头换面，以“山人”的形式出现了。

何谓“山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这么说的：“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出游无籍之辈，亦谓之山人。”在明代，“山人”这一称谓有了特定意义，山人一族更不同于历代以来淡泊名利的隐逸一族，虽然他们也是读书人，不少也被社会以高人异土视之，不过他们却是热衷于功利的名利客，依傍权门显贵，或出谋划策，或附庸风雅，他们的成分也复杂的多，既有风雅的文化名流，也有巧言令色的知识骗子，鱼龙混杂，不一而足。但目的俱无非“以诗卷通蛰达官”，依附权贵之家以求功名富贵。

山人一族出现于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已成了颇有气候为社会注目的群体，他们活动于京师，奔走于权贵之府，大言不惭地推销自己，心甘情愿地充当帮闲清客乃至文化打手。更可笑的是，他们向权贵上书自荐时，亦署名“某某山人”。以所倚仗权贵的身份地位，“山人”也有不同头衔，比如“相门山人”即指内阁辅臣门下的山人。“按相门山人，分宜（严嵩）有吴扩，华亭（徐阶）有沈明臣，袁文荣有王之登，申吴门（申时行）有陆应扬。诸人俱降礼为布衣交，唯江陵（张居正）、太仓无之。”（《万历野获编 卷23》），像受聘于申时行的山人陆应扬，“其才庸庸，无一致语”，早年不齿于乡里，却靠依附相门大捞特捞，居然富甲一方。

《万历野获编 》中还有个故事，有个姓黄的山人，以诗自负，平日“好衣盛服，蹑华靴，乘大轿，往来于显者之门”，有一天拜客归来，不巧囊中金尽，轿夫要钱，他只好说：“ 我黄先生何等人物，肩背千古，你居然还敢要我的钱？”，轿夫答道：“先生既然如此珍贵，那我就只敢要五体以外的东西，那就是用你的靴子来当车费如何？”

“山人”如此行状，自不免祸及自身。万历年间因建储之争，朋党分立，相互攻讦，有个叫乐新炉的山人，乃大太监张宏的门人，为打击敌对异己，在京城大量制造流言蜚语，编造出所谓“十君子”与“八狗”、“三羊”说法，又作歌谣“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结果事情闹大至不可收拾，终惊动了了皇帝，以“诸种不法事”将其下诏狱，在“具伏诸罪状”后，“上命荷立枷戍之”。此后，鲜问政事的万历皇帝居然下了一道恩诏，尽逐在京山人。一夜之间，喧嚣奔走于京城的山人们或失魂落魄，或改头换面，或作鸟兽散了，自留下了不起波澜的一份《逐客鸣冤录》，从此销声匿迹了。

对于“山人”的兴起，《明史》其实暗示了一个理由：“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瑰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由是观之，世道升降之端，系所遭逢，岂非其时为之哉。”明代极重儒学，更讲究实用和入世，隐逸文化受到官方和主流社会的排斥甚至猜疑刁难，时代的风气已容不得真正的隐逸之士，这一代的文人既无法逃离现实，却又缺乏遗世独立、追求自由生活的精神勇气，其欲为隐士能乎？于是隐士一天天少下去，“山人”则一天天多起来。这一转换象征了中国文化中隐逸精神在明代的消解，也象征了隐士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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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河电子期刊】第10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