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玄武门之变之太子之争、一 -- 唐一介

在理清了这些疑点之后从头审视，便可以发现一个真实的杨文幹事变：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初三，李渊离开长安前往仁智宫避暑，李世民与李元吉同行，李建成留在长安镇守。此时已与李建成结为一党的李元吉，已经有了从肉体上将李世民消灭的想法，因为李建成的阻止才没有付诸实施。在这个时候，李元吉更是劝李建成乘机搞掉李世民。

当时的庆州都督杨文幹，原来曾担任过东宫禁卫的职务，和李建成关系密切。李建成在以前的时候，曾经私下里指使他募集勇士送给他自己作为私人武装。

普通人外出旅游尚且需要计划一番，身为天子的李渊要外出避暑，包括安全、坐镇在内的诸多事宜就更是需要提前进行考虑和安排。身为太子并肩负李渊出游时坐镇京师重任的李建成，当然是在李渊计划前去避暑的一开始就得知了消息的。在李建成看来，李渊的外出，自然是给了他进行类似招募骁勇这样非法举措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当李渊等人到达仁智宫后，李建成便（又）派遣尔朱焕和乔山公这两个东宫中级军官，给杨文幹运送铠甲。

运送铠甲的事情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无论是铠甲的来源和运送的路线，都需要事先进行计划。因此，通过收买等手段在李建成身边安插了自己眼线的李世民，也自然是提前知道了这一计划，进而能够针对这一计划策划并实施自己的阴谋。结果受到李世民收买的尔朱焕和乔山公在中途的时候跑去仁智宫向李渊告发了此事，说李建成指使杨文幹造反，准备里应外合对付李渊。同时，宁州（在仁智宫附近）也有个受到李世民收买的叫作杜凤举的人前来告发此事。

由于庆州离仁智宫不远，此事如果属实，那李渊的处境就非常危险，又惊又怒的他就找了个理由，派人前去召李建成前来仁智宫。得知消息的李建成恐惧不敢前往，一个叫徐师谟的幕僚劝他起兵造反，不过在最后他还是听从了另外一个幕僚赵弘智的建议，轻装前往仁智宫向李渊请罪。

李渊马上就把李建成囚禁了起来，然后又派大臣宇文颖前去召杨文幹（自然又是找的别的理由），受到李世民收买的宇文颖见到杨文幹后却将实情告诉了他。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时候，杨文幹就干脆起兵造反了。

李渊得知消息吓得不轻，一方面派人前去讨伐，一方面就召李世民前来，让他率领军队前去讨伐杨文幹。李世民表示杨文幹不足为虑，派遣一员大将前去就足够了。李渊认为此事既然牵连到了太子李建成，响应的人恐怕会很多，执意让李世民前往，还向他许诺说平叛回来后就立他为太子，将李建成降为蜀王，通过讨价还价从李渊口中得到了想要的承诺的李世民便出发前去平叛了。这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当天晚上，李渊因为担心一旦难发，夜间在仁智宫难以应对，就离开仁智宫前往山外扎营，在第二天白天才返回。

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嫔妃们不停给李建成说情，大臣封伦也为其营解，结果竟说得李渊回心转意，使其认识到李建成指使人运送铠甲的行为只是普通的违法，并无造反的动机，并进而意识到将这一普通违法行为，严重成可以一举将其从政治上搞掉的造反的行为很有可能是出于李世民的运作，为了断绝李世民借机在京师进一步搞鬼的可能，李渊当即便将李建成放回长安，继续镇守。

在杨文幹被杀，宇文颖被擒后，一方面更加相信是李世民在背后运作，但却缺乏相关证据的李渊，一方面为了做出解释（毕竟李建成的私自运送铠甲给地方军官是违法的行为），另一方面为了对李世民做出警告，便（同时）将此事的性质定为兄弟不和，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将三人都流放了。（其中前二人是李建成东宫官员，杜淹是李世民天策府的属官）

李世民对此并不服气，但此时的他已经知道自己的阴谋已被李渊识破，为了尽快从中脱身，便没有对这表面上对自己十分不公的惩罚做出异议，只在私下里派人给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此事见《旧唐书》及《新唐书》的《杜淹传》，其中前者说李世民“知淹非罪”，后者说李世民“知其诬”。）

李世民率军进抵宁州后，杨文幹的部队全部溃散。七月五日，杨文幹为自己的手下所杀，宇文颖则被李世民捉住，在送到长安被李渊质问后斩首。

以上就是杨文幹事变的过程。

说明：除了红字部分外，其余的文字全部是照搬的“杨文幹事变、上”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说是照搬的以《资治通鉴》相关部分为本，兼以《旧唐书》、《新唐书》为补充的史籍上对杨文幹事变的记载。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对杨文幹事变发生在台面之下的相关内容的补充，与史籍中对杨文幹事变摆在台面上的内容的记载是十分吻合的，是能够自圆其说，在情理上和事理上都能得到比较完善的解释的。当然，唯一的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对于这样的台面下的内容，我们无法找到足够的相关史料进行无可置疑的证明。

但在本文中，仍将以这样的假设为真相，这除了因为前面和这里已经说过的原因外，还有因为只有这样假设，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解释李世民之后境遇的急转直下。

附：李世民的杨文幹事变

前面已经说过，李世民在这场太子之争中虽然曾一度风风光光，呈现出咄咄逼人之势，但却始终未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产生根本性的威胁。“春江水暖鸭先知”身为当事人的李世民对此自然是有着切身的感受的。

此时的李世民，在外因为李唐王朝统一战争的基本完成，已经不大再有机会通过战功继续维持自己表面上的进攻态势，在内又因为李渊于李建成天然的，日益兼顾的同盟关系而越来越丧失通过改变父亲这一最高决策者的态度来扭转乾坤的可能。

在这样的情势下，李建成的一次普通的违例，便给了身为杰出的军事家的李世民一大机会。他通过对尔朱焕和乔山公、杜凤举以及宇文颖的收买，试图将这一事件的性质由李建成普通的违例设计为李建成造反的铁案——这一设计如果成功意味着什么自然不用多说。

由于李元吉等人——尤其是封伦，这一点从继位后的李世民，在得知封伦在这一事件中的立场后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他在向李渊营解中所起的重要的乃至关键的作用——的营解，李世民的设计最终功败垂成。

单就杨文幹事变的结局来说，李世民的损失并不是特别严重，至少看上去不如李建成严重，因为杜淹在秦王府中的分量是远远不能与王珪和韦挺在东宫相提并论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快，李世民的境遇就要因此而急转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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