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数字简评 -- 不远攸高

但是，“五小”工业上得过猛、过多，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一，确定项目和选址没有进行论证，缺乏规划，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许多小工业原料没有来源，产品没有销路。其二，片面强调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又用“大批判”开路，结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其三，新增职工过多，采取“人海”战术。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仅县办工业就新增职工２４００万人，占全国新增数的４０.７％。１９７３年２月，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整顿。他说：“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搞。”(《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五)“四三方案”和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两国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964年和1965 年他提出：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甚至说：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毛泽东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月7日。)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持续封锁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１９７３年，长达２８年的以美元为中心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部分的“文革”“左”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准备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95页。)从而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的错误做法。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１９７２年１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１月２２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４套、化肥设备２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４亿美元。２月５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５月５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这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因“文革”的冲击使试制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团又借口“ 自力更生”阻挠进口，严重影响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这时，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８月２１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１１月７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６亿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３３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在１９７２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４３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化纤、３套石油化工、１０个烷基苯工厂、４３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 ”，是继50年代的１５６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５１.４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２６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２００亿元。到１９８２年，２６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１０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１９７２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１９７２年９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6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外贸和远洋运输的需要，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顶住“四人帮”的攻击，利用造船、买船、租船等多种方式，建立了一批远洋船队，同时，建设了一批万吨级船台和船坞。70年代累计建造万吨以上的船舶86艘，共151.6万吨，最大为5万吨级油船，从此基本建成了中国船舶工业的使用和建造体系。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面，周恩来等人顶住江青集团的压力，进行了艰苦的工作。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协助周恩来研究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３年６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针对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他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１０个重要问题。根据他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１９７３年筹措到外汇资金１０亿多元，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６００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在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陈云大胆地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李先念等人积极恢复了“文革”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关会议上指出：把出口工艺美术品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生产，不采购，使出口额显著下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针对有人攻击外贸工作“崇洋媚外”，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１９７２年９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４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样做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坚决地指出：“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同时，他还考虑到在整个外贸进出口安排上，都应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24页。)

这一时期，周恩来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做法。１９７２年４月他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情况，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值不得骄傲。

　　１９７３年６月29日他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页。)１０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再次表示赞许台湾省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的做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由于“文革”，周恩来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来料加工的设想不可能付诸实践。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等人的领导和斗争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１９７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１０９.７６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４５.８亿的２.４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１４５.７亿，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２倍。１９７３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５８.２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２２.６亿的２.５８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６９.５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０７倍。一方面，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

（六）农田基本建设和社队企业的发展

“文革”前期，农村经济建设也受到了严重干扰。１９７１年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当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 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方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还提出：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

从１９７２年起，《人民日报》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多篇落实农村政策的社论和文章。

经过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努力，从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１.５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８００万亩，１９７１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别增长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１１条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库、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修堤４３００公里，疏浚２７０条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库、１５００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２７１处，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２２０座，灌溉面积由６３万亩增加到１１００万亩。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 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１９７７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７００００万亩，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万亩增长４１％，平均年增长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４３１６７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４２８９千瓦，分别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万亩、６６７万千瓦增长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国机井数达１８１.７５万眼，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万眼增长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长２５％。(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家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 页。)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５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灾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灾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第74页。)

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一般能提高产量20%。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等条件的改善，使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总产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70年代前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其中只有１９７２年由于遭受１９６２年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比１９７１年下降１.０４％。其余各年与上年相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５.７６％，１９７１年增长４.２％。１９７３年增长８.３％，１９７４年增长３.５５％，１９７５年增长３.１％。１９７５年粮食产量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１９４０亿斤，增长５７.１％。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也由５３１.９斤增长到６１５.７亿斤。

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主要指农村公社以下的集体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7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环境开始发生有利于社队工业崛起的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使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的农业劳动力出现多余，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国家号召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又拿不出较多的资金予以扶植，而国有大中企业由于“文革”动乱效益始终不高，不能满足社会市场需要。于是，因地制宜，不需国家投资的社队集体工业抓住机遇，以毛泽东１９６６年提出的“五七指示”中“亦工亦农”的设想为理论依据，自己走出一条路，得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发展。１９７０年，北方农业会议提出，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这一指导方针给单纯靠种植农作物养活自己的各地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传统手工业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几年中，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１９７５年已达２２.４４亿元，比１９７０年的６.９６亿元增长２.２２倍，平均每年增长２０％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３.３％上升到９.３％。(莫远人主编：《江苏乡镇工业发展史》，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这些社队工业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发展社队工业也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一些社队工业因此而夭折，但在广大农村社员干部的抵制下，多数仍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１９７５年９月５日，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改变１９６２年中央关于公社工作60条中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作了批示，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北方农业会议，引起了重视。(吴增地：《周长庚致信毛泽东主席的前因后果》，《当代农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对社队工业予以明确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指出其发展方向主要是为农业和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出口服务。要求各级领导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扶植。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红旗》杂志发表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指出社队工业“对于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有着很大的作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调查报告《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和评论文章。此后，社队工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５.３亿元增长到１２３.９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０.４％上升到３.８％。(《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215页。〗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上海川沙县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４年用于农业机械化的２５００万元投资中，社队工业提供的资金占８７.５％。社队工业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事实证明，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的蓬勃兴起，起到了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也为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