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数字简评 -- 不远攸高
最近看到了河里几篇有关文革经济的文章，称文革经济平稳发展云云，
和我的感受大相径庭，燕青还有论证的帖子
证明文革经济发展成果不错，而且建议我自己拿数据出来
虽然
瓦斯:其实文革期间的数字在西西河发过多次，只是有人每次要重来
不过我既然没看到过，只有再重上一次数据了
上数据之前说说我的思路：我不是经济学家，对于啥增长速度的不感兴趣，我选择数据是基于
1960~1970年代，我国还没有摆脱吃穿问题困扰，因此经济的发展可以用
人民生活水平是否稳步提高来衡量，
当然，当时的国策是发展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剪刀差剥削农业，但这并不等于说
农业的发展可以倒退
现在上数据
（为了显示好看，删去了茶叶、水果、水产品）
-------------------------------------------------------------------------
年 份 | 粮 食 | 棉 花 | 油 料 | 糖 料 | 猪牛羊肉 |
| (公斤) | (公斤) | (公斤) | (公斤) | (公斤) |
| Grain | Cotton |Oil-bearing|Sugar Crops|Pork, Beef |
Year | | | Crops | |and Mutton |
| (kg) | (kg) | (kg) | (kg) | (kg) |
------------+-----------+-----------+-----------+-----------+-----------+-
1952 | 288.13 2.29 7.37 13.35 5.95
1957 | 306.01 2.57 6.58 18.66 6.25
1962 | 240.32 1.13 3.01 5.68 2.91
1965 | 272.00 2.93 5.07 21.50 7.70
1970 | 293.24 2.78 4.61 19.01 7.29
1975 | 310.48 2.60 4.93 20.89 8.70
1978 | 318.74 2.27 5.46 24.91 8.96
1980 | 326.69 2.76 7.84 29.67 12.28
1985 | 360.70 3.95 15.02 57.53 16.75
粮食总量的年数据
年份 人均 总人口 粮食总量 糖总量 油料总量
1952 288.13 57482 16562288.66
1957 306.01 64653 19784464.53
1962 240.32 67295 16172334.4
1965 272 72538 19730336 1559567 367767.66
1970 293.24 82992 24336574.08 1577677.92 382593.12
1975 310.48 92420 28694561.6 1930653.8 455630.6
1978 318.74 96259 30681593.66
1980 326.69 98705 32245936.45
1985 360.7 105851 38180455.7
注：人口数来自96年统计数据
分析：
1 粮食
人均62年比57年低，这原因大家都知道，但是70年还没有恢复57年的水平，这个
发展还是成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该数据为人均数据，如果算总量数据的话，
62年仍然基本和52年持平，65年和57年持平，
也就是说，文革中粮食总量数据要比人均数据好看一些。
总的来说，文革中粮食的总产量基本平稳增长，需要指出的是，75~78年粮食总产量
的增长速度是在上表数据中最慢的，在此前此后粮食增长速度都要更好一些的
所以，有人说70年代后期肥料、种子、水利为粮食大增产的贡献比包产到户更大，
需要解释75~78年粮食产量增速降低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天气
由于80~85的数据非常好看，主张包产到户贡献大似乎更合理一些
2 肉类
吃肉多少是当年衡量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当然现在有所不同了
注意65年到70年该数据人均是下降的，75年到78年是基本没增长的，
再看看78~80~85的爆发式增长数据吧，我就不说废话了
3 棉、糖、油料作物
人均比肉类的表现更差，65~75整个都是下降的，75年没有65年高，
“平稳增长”？
当然，棉花最惨80年的数据还不如70年的数据，好在85年数据不错，支持我的观点
（注：2、3中的总产量其实是增长的，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更快，导致人均下降，
这些数据本来用人均也更有意义，而且在78年后，即使人均数字也增长了）
现在我手里有数据了，可以批驳一下这个观点了：
在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同时，油料、糖类、棉花、肉类产量大大增长（尤其是80~85），
你说包产到户“生产率”下降了，根据何在？
再看看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产品吧
12-20 主 要 工 业 产 品 产 量
OUTPUT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
--------------------------------------------------------------------------------
| 纱 | 布 | 毛 线 | 呢 绒
年 份 地 区 | | | |
| (万吨) | (亿米) | (万吨) | (万米)
| Yarn | Cloth | Kniting | Woolen
Year Region | | (100 000 | Wool | Piece Goods
| (10 000tn) | 000 m) | (10 000tn) | (10 000 m)
-----------------------+-------------+--------------+-------------+-------------
|
1952 | 65.60 38.30 0.20 423
1957 | 84.40 50.50 0.57 1817
1962 | 54.80 25.30 0.78 3242
1965 | 130.00 62.80 1.10 4240
1970 | 205.20 91.50 2.17 5776
1975 | 210.80 94.00 2.66 6943
1978 | 238.20 110.30 3.78 8885
1980 | 292.60 134.70 5.73 10095
1985 | 353.50 146.70 12.59 21816
简评：
就看 65年~75年10年的增长数据和78~80的增长数据 对比吧，80~85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70~75年的增长速度差于65~70的增长速度
纱 布 毛线 呢绒
65年~75年 80 32 1.5 2700
78~80 54 24 2 1200
重工业 续表 4 continued
-------------------------------------------------------------------------------
| 原 煤 | 发电量 - 生 铁 | 钢 | 成品钢材
年 份 地 区 | (亿吨) |(亿千瓦小时)| (万吨) | (万吨) | (万吨)
| | | | | Rolled-
| Coal |Electricity | Pig Iron | Steel |Steel Final
Year Region |(100 000|(100 000 000| | | Products
| 000 tn)| kwh) |(10 000tn)|(10 000tn)|(10 000 tn)
-----------------------+--------+------------+----------+----------+-----------
1952 | 0.66 73.00 193.00 135.00 106.00
1957 | 1.31 193.00 594.00 535.00 415.00
1962 | 2.20 458.00 805.00 667.00 455.00
1965 | 2.32 676.00 1077.00 1223.00 881.00
1970 | 3.54 1159.00 1706.00 1779.00 1188.00
1975 | 4.82 1958.00 2449.00 2390.00 1622.00
1978 | 6.18 2566.00 3479.00 3178.00 2208.00
1980 | 6.20 3006.00 3802.00 3712.00 2716.00
1985 | 8.72 4107.00 4384.00 4679.00 3693.00
简评：
就看 65年~75年10年的增长数据和80~85的增长数据 对比吧，毕竟工业方面的改革
是在农村改革取得一定成果后开始进行的（我也需要为选择好数据找点借口么）
煤 发电 生铁 钢 钢材
65年~75年 2.5 1300 1400 1400 800
80~85 2.5 1100 600 900 900
这个对比只能说明改革开放后，重工业比文革时期有了更快的发展，不能说文革时期
发展得很差,这和国家偏重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有关
总结：
在文革期间，农业的生产水平除了粮食外，其他都基本没有发展或者发展没有跟上人民的需要；
工业的发展也显然要比文革结束后的发展慢，本来可以发展更快，却没有实现，这不能算功劳吧？
在和平环境下人民的日子越活越抽抽，肉更少，油更少，糖更少，
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在倒退， 奢谈什么“经济平稳发展”，我没看到什么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可能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夸大，
但也没什么过分的，难道非要等人民没饭吃了造反，才到“崩溃的边缘”？
对葡萄的：
我一直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如果没有文革，我们有机会收获更多的油料、糖、肉、布
可以有更多的积累，虽然闭关锁国的模式一时无法改变，但作为一个有充足国内市场
和相当资源的大国
在一定范围内取得长足的进步是完全可能的，至少人民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以上数据都可以从
点入找到
推荐看看这个里面
观望者、冰冷雨天的帖子，
对那些无限拔高文革正面意义的人，我只想问一句，如果时空穿越实现，你愿意被穿越回那样的场景去亲自体验一下涅槃、扫除吗？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你实际上是承认了文革期间的工农业生产是搞的不错的。
你的核心论点是用人均占有低来作为主要论据，那是因为人口大大增长，
那反过来可以说明文革期间的工农业生产搞的不错。
你还可以找个更好的指标就是人均寿命的增长，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数据，
这样大家都没有话说了，你有兴趣继续往下研究吗？
如果人口不增长，你又可以说既然工农业生产搞的不错，人口怎么没有增长？
你还可以找到几个数据就是文盲率，入学率，当然你可以又说那是
因为大量的知青到农村的缘故。
就是一张嘴呗。
联产承包是84年在全国开展的，所以你用80到85的数据是站不住脚的，
84年后农业生产是下降的。
无非是两个问题：
一：文革期间工农业生产搞的怎么样，你也同意，相当不错。
二：联产承包对农业生产是促进还是妨碍，从农业数据上讲是妨碍了生产。
唐朝也很辉煌，你要回到唐朝吗？好不好是看跟谁比了。
“文革”时期经济总体评价
这十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运行机制（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除1967、1968年两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年平均增长率：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 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 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数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数增长了５２６.６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页。)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 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因此，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周总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
当然，你可以说当年统计数据有问题，统计技术不够精确云云，那么再来看一下改革开放后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位时期文革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却表明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 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 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摘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
用李成瑞的话来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看看西方”敌对“国家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是如何描述文革经济的：
“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年、1968年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有在1967年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也没有下降的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480）”
“（1965——1978年间上海为8.3%，全国平均增长率为10.2%）”（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481）”
中国卫生部《中国卫生发展简报》称：“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
如果我们不信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信《国家统计年鉴》，就来听听邓小平同志自己的评价：
1974年12月17日 ，邓对毛主席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1.9倍，每年递增11.9％，这个数目还可以。”(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709页)。
环境不好，人口不会大量增长。
关于人民生活水平
（一）人均下降的原因
1976 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这主要是从“备战备荒”角度控制消费，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是稳固提高的）。到 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人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底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
1、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少，实际上反映了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民节衣缩食、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2、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3、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二）从总额来看的高速增长
1、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1966年为583元，1976年为575元，略有下降。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1966年为296亿元，1976年为489亿元，增长65%。充分体现了当时“低收入，多就业”的指导思想。从以下分析可以看出：
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1966年为2.98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含国有、集体、城镇个体）为0.535亿人，农村为2.45亿人。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17.9%，后者占82.1%，两者之比约为2：10。
到 1976年，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为3.88亿人，比1966年增长30%，而城镇职工人数为0.87亿人，比1966年增长63%，农村为3亿人，比 1966年增长22%。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22.5%，后者占77.5%。两者之比缩小到约3：10。如果考虑到1967—1979年全国有1647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70年代农村人口中还增加了一部分隐性的社队企业职工，这种比例差别会更小。
由于就业人口增加，具体到每个家庭，个人消费水平也相对提高。1966年全国农民和职工消费水平，1966年为每人132元，1976年增加到161元，其中农民由106元增加到125 元，职工由244元增加到340元。(《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5页。其余数字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版。)考虑到“文革”前三年和 “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失控，全国总人口增加较快，由1962年的6.7亿增长到1973年的8.9亿，平均递增率为2.6%，是建国50年来最高的，因此 “文革”时期这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易的。
（三）贫富差别问题
“文革”时期，人民生活差别、干群经济差别不大，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贯彻。他常常抨击特殊经济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他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 ”）蹲点报告中，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引者注：指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文革”末期，他在谈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时说：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在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影响下，对照批判苏联特权阶层的“修正主义”现实（如日本人写的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当时被大量印行），群众中不少人认为这些经济特权现象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带着“反官僚主义”的情绪积极参加“文革”进行造反。毫无疑问，“文革”并不是一场以消除干群经济差别为目的的运动，也根本不能起到消除作用。但是，在毛泽东和一部分人身上确实可以找到试图消除这种经济差别的动机。因此，“文革”后期，从工农兵中提拔为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单位时的几十元工资待遇，参加中央会议用餐、饮茶都要付钱、粮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群关系在经济差别上相对比较缓和，在这方面群众怨言不多。
（一）三线建设的成就
1963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原本设想解决“吃穿用”问题。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越，使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把划的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提出搞三线建设。同时，三线建设也是做两手准备的，即战备和改变内地落后工业交通布局。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０年，我国在１３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２０５０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到７０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２９２亿元增加到１５４３亿元，增长４．２８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３２５．６５万增加到１１２９．５万，增长２．４６倍。工业总产值由２５８亿元增加到１２７０亿元，增长３．９２倍。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１２５个项目，到１９７５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９６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１９６５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１０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８０４６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５５％，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货物周转量增长４倍多，占全国的 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２２.７８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５５％。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１２４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１２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万吨增加到２１２００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４７.９％；年发电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亿度增加到６３５亿度。到１９８４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３００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９８４个，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９４５个，占全国总数的４１％，１０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５０％。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当然，三线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１０００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三线建设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
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有的同志认为：三线建设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百年潮》，1999年3期。)当时，在对战争估计的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着过于严重的偏差，但在美苏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的60年代国际环境下，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料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来认识昨天。有材料证明，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正在研究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即使在当今世界，邓小平1990年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更加明确地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3，383页。)事实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和末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说明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尖锐存在。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就特别指出：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问题，过去就很清楚。当前看来，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经济意义（详见前述）。
第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所以，江泽民１９９１年４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二）国防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在以周恩来为首、十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指导下，有关各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计划。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１９６８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７０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制出４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１９７２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１９７０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
１９６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６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３３０万吨ＴＮＴ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１９６８年２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但由于运载火箭的研制受到“文革”的影响，未能按期完成，本来可以在１９６８年底进行的发射人造卫星计划被迫拖延。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３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往酒泉发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 ”乐曲。卫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列入计划。由于三年经济困难，１９６３年中央专委决定暂时停止，到１９６５年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１９６７年鱼雷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被国防科委审定通过，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省市、军区领导机构，建成了鱼雷、水声、潜地导弹三个试验场。１９７０年４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７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１９７５年下半年，连续发射成功了３颗人造卫星，被人们称之为“三星高照”。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新的目标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掌握了这项高难度回收技术。经过整顿，科技人员集中力量，先后攻克了5大技术难关。1975年8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装配、测试完成，运往发射基地。11月26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甘肃酒泉发射场成功发射，准确入轨。绕地球运行47圈后，于28日11时安全降落在四川预定地区。中国卫星发射技术实现了第二个飞跃。
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５０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革”困难政治环境下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三）石油、电子工业的发展
“ 文革”时期，石油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60年代起，我国已陆续勘探和开发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准备投入全面生产。“文革”初期的动乱严重干扰了继续建设的进程，使工交企业一度出现了供油紧张状况。进入70年代，由于战备，国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产，在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的坚持和支持下，石油工业进行了整顿，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70年，大庆油田进行了开发调整，重新进入轨道，到1973年，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 50%以上。同时，又开始加强对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开发。胜利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投入开发的134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1946万吨，成为全国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开发了8个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0万吨，增长25倍以上。克拉玛依油田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开发了15个新区块，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7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53万吨，提高近两倍。吉林扶余油田1972年建设工程完工后，原油产量达到126.3万吨。同时开发了三个新的小油田。到1978年，吉林油田产量达到185.07万吨。从1966年到1978年，胜利、大港、克拉玛依、吉林四个油田的年产量从276.1万吨提高到2783.67万吨，增长了9倍多。
这一时期，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石油工业部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此后，又开展了辽河和任丘油田的会战，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四川石油会战是1965年开始的，“文革 ”初期中断，1971年起恢复勘探，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气田和输气管道建设。从1966年到1978年，共获得气田30个、油田2个，天然气产量由1965 年的8.9亿立方米增长到1978年的60.8亿立方米。1969年，周恩来确定康世恩负责筹划湖北江汉石油会战，到1972年，共发现6个油田、1个气田和一批含油构造，建成了100万吨的原油年产能力和配套的荆门炼油厂。到1978年，已建成8个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05.6万吨，天然气年产量 1611万立方米。1970年，国务院批准由兰州军区组成指挥部，开展陕甘宁石油勘探会战，到1975年形成长庆油田，转入开发建设，到1978年年产原油能力达到122万吨。同年，石油工业部抽调队伍进行辽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个油田，其中9个投入开发，原油年产量达355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5亿立方米。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开始石油会战，到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1224万吨，成为70年代中国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
从 1966年到1978年，石油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一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成为世界第8位产油大国。这一时期国外化工成套设备的大规模引进，使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由于“文革”中“左”倾思潮、长官意志的影响，石油工业建设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如四川天然气出川工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提出过早，造成了浪费和损失，到1976年被迫停止。(《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文革”时期，电子工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文革”初间，电子工业和其他工业一样受到严重挫折，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产值连续下降，片面强调战备打乱了协作体系。促进电子工业发展的因素，是其战略和高科技地位越来越在世界上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注目。在1970年制定“四五”计划总体方针时，写进了“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的内容。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电子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研制开发获得进展，建立了多个卫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机、录音机等基本实现半导体化，中国电子产品已基本过渡到半导体化的技术阶段；７０年代初，随着三线建设的恢复，地方电子工业得到第二次大发展，全国地方企业由１９６９年的１６００多个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５２００多个，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电子工业，建成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内地后方基地。
（四）地方“五小”工业的崛起
在 “文革”前，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但由于动乱而未能发展。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１９６６年２月重新提出的到１９８０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１９７０年２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１９７０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８０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并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００万元增加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４８亿元。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管理权下放运动，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仅１９７０年全国就有近３００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９０％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２０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１.５倍，生铁产量增长１.８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６０－７０％，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４０％，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７０％。
这些地方“五小”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到１９７５年底，地方“五小”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６.８％，３７.１％，５８.８％，６９％。全国小化肥厂有１３００多个，合成氨产量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１８倍，使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４倍多。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１亿马力以上，比１９６４年增长了近１０倍。其中，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分别增长了４５倍和２３倍，过去农村没有的机动水稻插秧机、收割机、饲料粉碎机分别拥有３.２万部、１７万部、９４万部，电动碾米机、轧花机、榨油机比１９６４年分别增长１０.４倍、１.８倍、１１.８倍。
但是，“五小”工业上得过猛、过多，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一，确定项目和选址没有进行论证，缺乏规划，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许多小工业原料没有来源，产品没有销路。其二，片面强调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又用“大批判”开路，结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其三，新增职工过多，采取“人海”战术。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仅县办工业就新增职工２４００万人，占全国新增数的４０.７％。１９７３年２月，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整顿。他说：“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搞。”(《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五)“四三方案”和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两国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964年和1965 年他提出：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甚至说：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毛泽东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月7日。)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持续封锁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１９７３年，长达２８年的以美元为中心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部分的“文革”“左”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准备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95页。)从而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的错误做法。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１９７２年１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１月２２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４套、化肥设备２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４亿美元。２月５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５月５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这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因“文革”的冲击使试制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团又借口“ 自力更生”阻挠进口，严重影响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这时，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８月２１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１１月７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６亿美元的２３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３３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在１９７２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１９７３年１月５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４３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１３套大化肥、４套大化纤、３套石油化工、１０个烷基苯工厂、４３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 ”，是继50年代的１５６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５１.４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２６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２００亿元。到１９８２年，２６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１０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１９７２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１９７２年９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6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外贸和远洋运输的需要，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顶住“四人帮”的攻击，利用造船、买船、租船等多种方式，建立了一批远洋船队，同时，建设了一批万吨级船台和船坞。70年代累计建造万吨以上的船舶86艘，共151.6万吨，最大为5万吨级油船，从此基本建成了中国船舶工业的使用和建造体系。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面，周恩来等人顶住江青集团的压力，进行了艰苦的工作。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７４年协助周恩来研究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３年６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针对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他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１０个重要问题。根据他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１９７３年筹措到外汇资金１０亿多元，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４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６００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在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陈云大胆地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李先念等人积极恢复了“文革”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关会议上指出：把出口工艺美术品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生产，不采购，使出口额显著下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针对有人攻击外贸工作“崇洋媚外”，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１９７２年９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４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样做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坚决地指出：“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同时，他还考虑到在整个外贸进出口安排上，都应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24页。)
这一时期，周恩来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做法。１９７２年４月他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情况，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值不得骄傲。
１９７３年６月29日他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页。)１０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再次表示赞许台湾省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的做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由于“文革”，周恩来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来料加工的设想不可能付诸实践。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等人的领导和斗争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１９７３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１０９.７６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４５.８亿的２.４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１４５.７亿，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２倍。１９７３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５８.２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２２.６亿的２.５８倍；１９７４年更达到６９.５亿美元，是１９７０年的３.０７倍。一方面，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
（六）农田基本建设和社队企业的发展
“文革”前期，农村经济建设也受到了严重干扰。１９７１年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当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 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方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还提出：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
从１９７２年起，《人民日报》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多篇落实农村政策的社论和文章。
经过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努力，从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１.５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８００万亩，１９７１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别增长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１１条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库、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修堤４３００公里，疏浚２７０条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库、１５００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２７１处，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２２０座，灌溉面积由６３万亩增加到１１００万亩。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 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１９７７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７００００万亩，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万亩增长４１％，平均年增长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４３１６７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４２８９千瓦，分别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万亩、６６７万千瓦增长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国机井数达１８１.７５万眼，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万眼增长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长２５％。(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家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 页。)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５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灾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灾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提要》第74页。)
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一般能提高产量20%。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等条件的改善，使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总产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70年代前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其中只有１９７２年由于遭受１９６２年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比１９７１年下降１.０４％。其余各年与上年相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５.７６％，１９７１年增长４.２％。１９７３年增长８.３％，１９７４年增长３.５５％，１９７５年增长３.１％。１９７５年粮食产量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１９４０亿斤，增长５７.１％。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也由５３１.９斤增长到６１５.７亿斤。
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主要指农村公社以下的集体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7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环境开始发生有利于社队工业崛起的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使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的农业劳动力出现多余，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国家号召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又拿不出较多的资金予以扶植，而国有大中企业由于“文革”动乱效益始终不高，不能满足社会市场需要。于是，因地制宜，不需国家投资的社队集体工业抓住机遇，以毛泽东１９６６年提出的“五七指示”中“亦工亦农”的设想为理论依据，自己走出一条路，得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发展。１９７０年，北方农业会议提出，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这一指导方针给单纯靠种植农作物养活自己的各地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传统手工业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几年中，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１９７５年已达２２.４４亿元，比１９７０年的６.９６亿元增长２.２２倍，平均每年增长２０％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３.３％上升到９.３％。(莫远人主编：《江苏乡镇工业发展史》，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这些社队工业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发展社队工业也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一些社队工业因此而夭折，但在广大农村社员干部的抵制下，多数仍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１９７５年９月５日，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改变１９６２年中央关于公社工作60条中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作了批示，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北方农业会议，引起了重视。(吴增地：《周长庚致信毛泽东主席的前因后果》，《当代农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对社队工业予以明确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指出其发展方向主要是为农业和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出口服务。要求各级领导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扶植。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红旗》杂志发表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指出社队工业“对于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有着很大的作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调查报告《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和评论文章。此后，社队工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６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５.３亿元增长到１２３.９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０.４％上升到３.８％。(《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215页。〗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上海川沙县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４年用于农业机械化的２５００万元投资中，社队工业提供的资金占８７.５％。社队工业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事实证明，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的蓬勃兴起，起到了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也为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8/49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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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文革经济：研究资料集成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PDF/08/01290816.chm
厉害厉害，一看就知道是素食主义者
65~75十年的增长数和75~78两年的增长数相近，这正常吗？
只能说，文革极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没有进行联产承包，仅仅是停止了文革，工农业生产就取得了那么大的进步，那么文革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是不是更清楚了呢？
不知道你84年铺开联产承包是从哪里来的
在78~80年并未完全得到更改，
尤其是原因1、3，到1990年代也是如此
你如何解释78~80年人口数更多，
为什么人均肉、糖、油料反而上升了？
文革期间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
下面的资料摘自孙怀仁主编的《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 472到489页。资料表明，革命左派掌控的所谓文革“重灾区”——上海，文革期间其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三五”期间（1966—1970年），上海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四五”期间（1971—1975年），上海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41．9％，平均每年增长7.38％。
原作者： 孙怀仁
1966年，上海国民经济取得较大进展的。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15．7％，其中工业增长16．2％，农业增长1．7%，主要工农业产品绝大部分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全年新增固定资产3．59亿元。上钢五厂500、1250轧钢工程、闸北电厂5万千瓦和吴泾热电厂10万千瓦电站工程、上海焦化厂年产45万吨炼焦工程等重要项目，先后建成投产。多种难熔金属和高温合金的冶炼技术得到了突破，第一座纯氧顶吹转炉炼钢车间建成，合成苯和石油发酵脱蜡也都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这一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0．95亿元，比上年增长6．4％；调往各地工业品53．4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出口商品总值8．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2％。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7，959元，比上年增长 12．2％，地方财政收入70．83亿元，比上年增长12．6％。
极度动乱的政治局面造成了1967年上海国民经济有所下降。与1966年相比较，工农业总产值下降9．4％，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9.7%，铁路货运量下降28．9%，水上货运量下降13．1%，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下降42．3%，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12．4％，地方财政收入下降 20．9%。（摘录者按：当年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上海的当权走资派操纵保守派工人，在上海全面实行停水、停电、停交通的“三停”，掀起经济主义的阵阵妖风）
1968-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后3年，在这3年中，上海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68年，张春桥出于捞取篡党夺权资本的反革命目的，在上海提出了“六八超六六“的口号，促使1968年上海工业生产有所回升并超过了1966年的生产水平。1969年和1970年，全国政治局面开始趋于稳定，武斗之风逐渐平息，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同时，这时期由于突出备战，加快三线建设和盲目追求高速度、高积累，197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也随之扩大。上海作为我国装备性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由于生产任务和建设投资的增加，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2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7．3%，和14．8％，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分别为5．3亿元和7．7亿元。这一时期，上海在搬迁工厂、为大三线提供工业装备的同时，本身也进行了基础工业的改造和原材料基地的建设。此外，还根据备战要求，在民用工业中，建立了军工动员线，扩大了常规武器的生产能力。
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三五”期间，上海国民经济计划从产值、产量来看大部分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其中工业为10．2%，农业为3．9%。在2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完成和超额完成“三五”指标的有钢、钢材、发电量、水泥、电石、烧碱、农药、塑料、金属切削机床、大型拖拉机、发电设备、棉纱、棉布、化纤等141种，没有完成的有硫酸、合成氨、氮肥、汽车、机制纸和铜等6种。“三五”计划期间，冶金、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和机电仪表电讯等装备性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机械工业已能生产120吨纯氧顶吹转炉、5吨真空电炉、12．5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4，000吨卧式压铸机、各种程序控制机床、回旋钢锭细纱机、喷气织机、32吨载重汽车等装备性产品，以及能为年产50万吨钢的联合企业和年处理100万吨原油的石油化工企业提供成套设备(其中钢铁联合企业设备的配套率是80％)。
1971年全国的国民经济中出现了“三个突破’，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达5，318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亿元，达302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4，000万吨，达4，275万吨。1972年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继续突破计划。
1970年制定“四五”计划时，中央从战备考虑，把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各省、市都要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就势必要求变更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这主要有下列内容；一是再次下放一部分中央企业。1965年中央各部在沪企业共有335家，经过“三五”、“四五”期间陆续下放，到1976年已减为85家，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石油机械厂、五七O三厂、耀华玻璃厂和华东市政工程设计院、上海轻工业设计院、上海食品工业设计院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重要的科研设计单位都是在1970年前后下放的。1965年中央各部在沪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工19.2％，1976年已降为3.3％。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上海的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头2年和后3年这两个小阶段。
1971年和1972年，上海的经济继续发展。工业平均每年增长8．1％，其中重工业增长13．1％。以1972年与1970年相比；钢产量从 301．42万吨增加到388．71万吨，原油加工从231．57万吨增加到336．84万吨；矿山设备从15，106吨增加到22，440吨。随着大三线建设的展开，上海机电、仪表等工业继续为攀枝花钢铁厂(四川)、昆明钢厂(云南)、第二汽车制造厂(湖北)等国家重点建设单位提供配套装备。在原材料基地建设方面，除“三五”期间已经开始建设的梅山(江苏)、张家洼(山东)、大屯(江苏)等3个煤铁基地外，为了解决硫铁矿供应问题，1972年又增加了对新桥硫铁矿基地(安徽)的开发。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国家计委关于引进一批化肥、化纤成套设备的报告，上海从1972年6月开始筹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第一期工程。在1971和1972两年中，全市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3．8亿元。在对外贸易方面，1972年上海口岸的外贸出口总额为13．3亿美元，比 1970年增加53．4％，平均每年增加23.9%。集中。1971年和1972年全市重工业投资分别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0．5％和66．4%，同时，生产性投资又分别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92．8％和88。2％。上述比重都是上海解放以来最高的年份。
在“四五”时期的后3年中，由于国家给上海下达的任务、投资和原料、燃料是逐年增加的，因而上海的工业生产水平继续得到了提高。这一时期，国家的投资重点已从建设三线逐步转向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的大中型项目。上海除了有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任务外，还承担一部分其它引进项目的国内配套任务。此外，1973年前后，是我国对外援助最多的时期，上海承担的援建项目也较多。这一时期，通过承担支援国防军工、支援农业、支援基础工业、重点项目配套和援外设备制造等任务，上海工业的产品面貌和配套能力有了变化，已经能制造年产150万吨钢的120吨纯氧顶吹转炉设备，3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机组、年产15 万吨的化肥设备、年产75万吨的煤矿设备和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高精度机床、数控机床等大型产品和精密产品。从1973—1975年，上海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6.6％，其中工业为6．8％，农业为1.7％。1975年上海铁路局有12项经济技术指标超过了1974年，客运和货运分别提前26天和11天完成了全年计划。上海的工业生产，在2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种产品的产量比1974年增长，其中钢产量增长6.1%，发电量增长10％，水泥增长15％，手表增长11.4%。
上海1976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2．14%。
第四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四五”期间，上海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41．9％，平均每年增长7．38％。其中，工业增长42．4％，平均每年增长7．48％。财政收入增长 36．3％，平均每年增长6．26％。这一时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55．3亿元，比“三五”时期增加1倍多。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以1975年与1970年相比，钢从301．42万吨增加到398万吨，增加了近100万吨，原油加工从231．37万吨增加到 362．01万吨，增加了60多万吨；发电设备从83．4万千瓦增加到171万千瓦，民用钢质船舶从15．15万吨增加到33．1万吨，都增加了1倍多。在国家计委确定1975年产量指标的3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完成情况下图。
（摘自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 472到489页。）
文革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真相 （谁解答一下，我在晕）
“文革”使得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怎么1979-1980两年国家就有那么多钱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80%之多，有那么多钱给工人大幅涨工资呢？后来看到一些有趣的数据：
年份 小学升学率（%）
1978 87.5
1980 75.9
1984 66.2
我就奇怪，怎么经济大发展，小学生升学率反而大幅度下降呢？难道是小学生数量迅速上升？后来又看到：
年份 小学入学率（%）
1978 95.5
1980 93.9
1982 93.2
分明小学生入学率也是下降的嘛。
又：
年份 铁路通车里程（万公里）
1970 4.37
1975 4.86
1978 5.16
1980 5.29
1985 5.51
奇怪，为什么经济濒临崩溃的改革前70年代每年能修1000公里铁路，1971-1978年8年修了接近8000公里铁路，而几乎同样时间，到1985年，中国总共才增加3000公里铁路呢？不是说经济空前繁荣么？难道钱都用于修公路了？于是又看到数据：
年份 公路通车里程（万公里）
1970 63.67
1975 78.36
1978 89.02
1980 88.33
1985 94.24
在1971-1978年间，8年里每年修了3万公里公路，而1979-1985年，每年修的公路不到1万公里。
我又想，既然改革后中国经济立刻空前繁荣，又没有用来搞建设，那么国库应该立刻充盈了吧？毕竟“文革”使得中国经济瘫痪了嘛。于是又看到：
年份 黄金储备（万盎司） 外汇储备（亿美圆）
1970 700 1.91
1975 1280 8.99
1978 1280 15.57
1980 1267(1985) -12.96
原来改革前国家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都是稳定增长的，而在改革后的黄金时期却是下降的，甚至198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出现负数。
既然“文革”使得中国经济崩溃，怎么中国能在1974年还清了国内外债务呢，而为什么从1979年起又开始向国内外借债呢？而数据显示在人民缅怀的1979、1980年全国财政赤字居然达到170亿和128亿之多，不光数额空前，而且无论占财政收入还是GDP的比例居然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要高，更加有意义的是，从此中国步入赤字时代，到现在中国内外债务占GDP接近40%，每年赤字3000亿。
原帖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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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ttp://tieba.baidu.com/f?kz=17528909
大家没有攻击改革开放吧？
所以，何来我们解释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问题？
二来，如果别人的话都是胡扯的话，那么，请你驳倒叶剑英、周恩来、邓小平和原国家统计局长等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