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说邓公上东哥书。。。 -- 史文恭

1929年到1931年，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和领导红七军期间，曾两次在关键时刻离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两次离队，都涉嫌有“逃兵”问题。人们在1934年和文革期间多次纠缠的，主要都是邓小平第二次回上海的事。

其实邓小平在红七军时的问题，不是第二次到上海时最严重，是第一次回上海时才最为严重。

当时是在百色起义的前夕，邓小平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大概是妻子要临盆之类，便执意要回上海。当时中央交通龚饮冰向中央汇报工作前脚刚走，百色的形势也十分紧张，邓小平似乎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回上海去汇报工作，当时前委中的多数同志也认为不妥，但因工作关系苦留邓小平不住，“彼硬要去”。后来中央再来电阻止小平，可小平“在龙变前一日”已经上路。对于这一件事，红七军前委在总结起义经过和经验教训时，对中央有过一个专门的通报（见红七军前委193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邓小平对于这个通报，开始时大概也并不知道，可后来知道后，就耿耿于怀了一辈子。虽然老头子自己没有公开说过什么，但在邓女毛毛写的书中，就借老爷子之口，对参加百色起义时红七军的前委书记（百色起义时的一号领导人）狠狠的报复了一次，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偷偷地溜走了，谁都没有告诉。这件事只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一个传言，即邓公为人，心胸并不开阔。

根据考证，邓岗和陈豪人是在全州会议后，通过红七军地下党黄一平的安排，一起离开红七军的，二人在中途分手后，陈豪人去上海找中央汇报情况，写了《七军总报告》，邓岗则回广州复命。当时作为红七军一号领导人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在邓小平1931年4月份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对陈豪人以兄弟相称，工作上也评价甚高，而且也写明了当时他是知道陈豪人和邓岗去中央汇报工作的。

邓小平在文革开始时写的我的自述和后来给毛主席的信中，承认了第二次离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手续是健全的，而且后来邓小平第一次倒霉时（1934年）中央出面调查过，由接替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许卓作证，认为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是过了关的。

哪晓得，这也都是大政治家邓小平避重就轻，玩的一个障眼法。老老实实承认了第二次错误，人们就不会在第一次错误上纠缠。而且自50年代，当年百色起义时的前委书记，已经被张云逸和莫文骅等红七军的老干部们定性为第三党。当年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也是不会有人注意和相信的。

当初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大概也只是一个借口，照看老婆张锡媛生小孩才是真正的（毛毛的书中对此也是承认的）。因为当时龚饮冰已经给中央就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做了汇报，邓小平做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补充报告。多年后，毛毛认定，这两个报告人都是邓小平！女为父辨，也可以理解。这搁现在看来，邓小平回家照看妻子，也属于无可厚非，似乎还更有政治家难得的人情味，可是在战争年代，就不应当是小事。

可邓小平一生都是非常的运气，当时负责中央军事的人，不是别个，是邓小平留法时的铁哥们周恩来。否则，接到红七军前委通报的中央军委，是不会在百色起义二个月之后，任命根本没有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邓小平，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政治委员的。

邓小平此人，命大福也大，全国解放后，百色起义硕果仅存的他和张云逸，分别当了中央总书记和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于是便赢者通吃，有关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一切功劳，都属于邓小平和张云逸，而一切错误，都是别人的（例如邓岗）。

在红七军老干部（包括张云逸）50年代的回忆录中，对邓小平是否参加百色起义和什么时候被任命为政治委员，都语焉不详。在中将莫文骅的回忆录中，不仅杜撰了邓小平亲自参加了百色起义，而且还在起义的当天，就被任命为红七军的政治委员。现在知道，这些都不是事实。

次年一月，红七军在广东乐昌附近强渡北江，不幸被敌截断。邓小平只得率55团和军直一部份到江西崇义进行休整，准备去井冈山会合。

有一天，邓去距崇义六十多里的杰坝和特委接头，顺便探望伤病员。碰巧在上犹方向的敌军进攻崇义，我军被迫退到营前镇，战斗十分激烈。正当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邓政委能快点儿回来的时刻，邓小平确实在回来的途中。但他走到离崇义还有二十里地的一个山上，听到猛烈的枪声，心里就慌乱起来，知道大事不好，这次回去怕凶多吉少，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吧。于是赶忙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他知道部队在撤退，他赶不上，所以不赶了。但写完后，又觉得这个“理由”很不象话，于是又补充一点，说他要去中央汇报工作。信封好后，即让通讯员带着信去追赶那据说是“赶不上”的部队，而邓某本人却一溜烟窜到香港，再转程去上海，投靠李立三去了。

开小差，固然是不光彩的。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之前，中央曾召集原红七军的干部开过一个座谈会，会后由莫文骅同志执笔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送交中央参考。文中根据同志们的看法，忠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邓斌（按；即邓小平）、邓岗、陈豪人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寥寥三十余字，却打中了邓小平的要害，使他暴跳如雷，一直耿耿于怀。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一直到二十年后，才找到出气报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