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也说邓公上东哥书。。。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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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算起来,邓XP在红七军其实是两次脱队

<ZT> 邓小平在红七军的两次所谓“逃兵”问题

1929年到1931年,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和领导红七军期间,曾两次在关键时刻离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两次离队,都涉嫌有“逃兵”问题。人们在1934年和文革期间多次纠缠的,主要都是邓小平第二次回上海的事。

其实邓小平在红七军时的问题,不是第二次到上海时最严重,是第一次回上海时才最为严重。

当时是在百色起义的前夕,邓小平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大概是妻子要临盆之类,便执意要回上海。当时中央交通龚饮冰向中央汇报工作前脚刚走,百色的形势也十分紧张,邓小平似乎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回上海去汇报工作,当时前委中的多数同志也认为不妥,但因工作关系苦留邓小平不住,“彼硬要去”。后来中央再来电阻止小平,可小平“在龙变前一日”已经上路。对于这一件事,红七军前委在总结起义经过和经验教训时,对中央有过一个专门的通报(见红七军前委193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邓小平对于这个通报,开始时大概也并不知道,可后来知道后,就耿耿于怀了一辈子。虽然老头子自己没有公开说过什么,但在邓女毛毛写的书中,就借老爷子之口,对参加百色起义时红七军的前委书记(百色起义时的一号领导人)狠狠的报复了一次,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偷偷地溜走了,谁都没有告诉。这件事只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一个传言,即邓公为人,心胸并不开阔。

根据考证,邓岗和陈豪人是在全州会议后,通过红七军地下党黄一平的安排,一起离开红七军的,二人在中途分手后,陈豪人去上海找中央汇报情况,写了《七军总报告》,邓岗则回广州复命。当时作为红七军一号领导人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在邓小平1931年4月份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对陈豪人以兄弟相称,工作上也评价甚高,而且也写明了当时他是知道陈豪人和邓岗去中央汇报工作的。

邓小平在文革开始时写的我的自述和后来给毛主席的信中,承认了第二次离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手续是健全的,而且后来邓小平第一次倒霉时(1934年)中央出面调查过,由接替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的许卓作证,认为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是过了关的。

哪晓得,这也都是大政治家邓小平避重就轻,玩的一个障眼法。老老实实承认了第二次错误,人们就不会在第一次错误上纠缠。而且自50年代,当年百色起义时的前委书记,已经被张云逸和莫文骅等红七军的老干部们定性为第三党。当年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也是不会有人注意和相信的。

当初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大概也只是一个借口,照看老婆张锡媛生小孩才是真正的(毛毛的书中对此也是承认的)。因为当时龚饮冰已经给中央就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做了汇报,邓小平做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补充报告。多年后,毛毛认定,这两个报告人都是邓小平!女为父辨,也可以理解。这搁现在看来,邓小平回家照看妻子,也属于无可厚非,似乎还更有政治家难得的人情味,可是在战争年代,就不应当是小事。

可邓小平一生都是非常的运气,当时负责中央军事的人,不是别个,是邓小平留法时的铁哥们周恩来。否则,接到红七军前委通报的中央军委,是不会在百色起义二个月之后,任命根本没有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邓小平,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政治委员的。

邓小平此人,命大福也大,全国解放后,百色起义硕果仅存的他和张云逸,分别当了中央总书记和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于是便赢者通吃,有关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一切功劳,都属于邓小平和张云逸,而一切错误,都是别人的(例如邓岗)。

在红七军老干部(包括张云逸)50年代的回忆录中,对邓小平是否参加百色起义和什么时候被任命为政治委员,都语焉不详。在中将莫文骅的回忆录中,不仅杜撰了邓小平亲自参加了百色起义,而且还在起义的当天,就被任命为红七军的政治委员。现在知道,这些都不是事实。

另外,就邓的第二次脱队有一段比较详细的描述,

次年一月,红七军在广东乐昌附近强渡北江,不幸被敌截断。邓小平只得率55团和军直一部份到江西崇义进行休整,准备去井冈山会合。

有一天,邓去距崇义六十多里的杰坝和特委接头,顺便探望伤病员。碰巧在上犹方向的敌军进攻崇义,我军被迫退到营前镇,战斗十分激烈。正当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邓政委能快点儿回来的时刻,邓小平确实在回来的途中。但他走到离崇义还有二十里地的一个山上,听到猛烈的枪声,心里就慌乱起来,知道大事不好,这次回去怕凶多吉少,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吧。于是赶忙写了一封短信给红七军。说他知道部队在撤退,他赶不上,所以不赶了。但写完后,又觉得这个“理由”很不象话,于是又补充一点,说他要去中央汇报工作。信封好后,即让通讯员带着信去追赶那据说是“赶不上”的部队,而邓某本人却一溜烟窜到香港,再转程去上海,投靠李立三去了。

开小差,固然是不光彩的。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之前,中央曾召集原红七军的干部开过一个座谈会,会后由莫文骅同志执笔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送交中央参考。文中根据同志们的看法,忠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邓斌(按;即邓小平)、邓岗、陈豪人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寥寥三十余字,却打中了邓小平的要害,使他暴跳如雷,一直耿耿于怀。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一直到二十年后,才找到出气报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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