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凤凰涅槃还是文化毁灭 -- 燕青

点头的，科学大会最主要不是高考问题。

华是1981年才离开最高岗位的，就算邓全面掌权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也是第一次高考之后了。

何东昌的回忆，不如我这里这个吧。

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很多材料是我师兄收集的。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吴文俊、邹承鲁、马大猷、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科教界30多位专家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参加由邓小平亲自提议召开并主持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

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首抓科教做的第一件事。

会场上，大家很随意，不分尊卑，围坐一圈，畅所欲言，邓小平不时插话。

与会者欣喜地发现，5天会议，邓小平一次不落出席了全部议程；他们更不曾想到，这个七嘴八舌的“情况收集会”会成为半年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思想的滥觞。

“如果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春天的到来，那么这次会议就是春天前的惊雷。”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如此评价。

在中科院原副院长李昌的秘书明延华看来，“文革”是从学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开刀的，科教领域则是损失最惨重、恢复最困难的“重灾区”。

在中科院原副院长李昌的秘书明延华看来，“文革”是从学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开刀的，科教领域则是损失最惨重、恢复最困难的“重灾区”。

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源于“两个估计”。1971年8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纲要》宣称，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的17年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它成为压在知识分子心头上的两座大山，套在知识分子脖子上的两把枷锁，捆住知识分子手脚的两道紧箍咒。

“臭老九”成了知识分子共同的称谓，意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作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人外，还要将知识分子列人第九类，这与古代“七娼八盗九儒十丐”，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别无二致。

“文革”兴起，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悲剧、荒唐无比的闹剧在科技教育界轮番上演。

国家科委、全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先后被“砸烂”，虽然1970年中科院与国家科委合并，组成新的中科院，对外活动仍用全国科协的名义，“三科合一”，但仍处于混乱之中。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

除了被立案审查或打倒以外，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牛棚”接受改造。著名科学家童第周被指派打扫厕所，被人形象地称为“斯文扫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直处于混乱瘫痪状态。陈伯达竟提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此，中科院革委会专门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刊物；“上海市科技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把爱因斯坦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像“知识越多越反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科技系统知识分子中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像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科技界有六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特务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等不可理喻的谬论，作为至理名言甚嚣尘上。

邓小平对此痛心疾首。1975年复出后，他就提出对中科院进行整顿。这次整顿是对全国科技工作领导机构进行整顿，重点是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进行调整。

后来由胡耀邦主导形成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贯穿了邓小平整顿科学、整顿教育的指导思想。

虽然后来这份文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胎死腹中”，但也吹皱了一池春水。

正所谓春天到来之前，乍暖还寒。

镜头还是拉回到这次座谈会。

在场的科学家没想到，自己大胆建言献策，如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知识分子名誉；保证5/6的时间搞科研，改变用非所学等建议均得到了邓小平的当场拍板。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亲自过问童第周，通知让他参加会议，并说：“让他扫地是糟蹋圣人。”

8月8日上午，邓小平在座谈会结束时发表讲话，对17年估计、调动积极性、体制、教育制度、后勤工作及学风等六个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即著名的“八八讲话”。

吴明瑜不仅是《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执笔人，还是这次科教座谈会纪录的整理者。在他看来，“‘八八讲话’没有讲稿，它是小平同志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人们谈起这次座谈会多强调其在恢复高考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会议的内容和意义远不止于此。”参加这次会议的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原副校长沈克琦认为：“科教座谈会实现了两个突破：在思想上突破了‘两个凡是’，在科教战线上突破了‘两个估计’。假如没有这两个突破，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

至今，让许多与会者感到最温暖的。仍津津乐道的还是小平同志的那句话：“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

一次由党中央筹备了

九个月的大会

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

“四人帮”虽已粉碎，但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运茫茫，中国走向何方?

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

要打破禁区，改革创新，科技教育成了最好的突破口。所以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教，数月后，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9个月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1977年6月6日，成立了由方毅、李昌、武衡、张爱萍等16人组成的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成立后，抓了以下工作：起草会议的主要文件；编印《简报》；审定100多份典型材料；评选先进集体814个，先进科学技术工作者1158人，优秀成果7000多项；筹办了民口和国防口两个科研成果展览会；还安排了接待、保卫、组织和会务方面的工作。

1977年9月5日至9月15日，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印发了叶剑英元帅的诗《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大会召开前两天，聂荣臻元帅赋诗《攀高峰争朝夕》祝贺，大会召开后，叶剑英元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也泼墨挥毫写下一首新词《祝科学大会——调寄忆秦娥》。

“科学大会的召开是中央一系列会议联动的结果”。科学大会文件起草组成员、原科技日报社社长林自新认为，自中央决定召开大会后，在思想和理论问题上作了一系列准备，召开了一系列筹备会议和两次科学规划会议。同时，叶帅、聂帅为科学大会作诗赋词，表明了中央高层和部队的多数领导与邓小平达成了共识。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9月21日，中科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传达《通知》和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的精神。9月23日，《通知》在电台、报纸全文广播和刊登公布，直接同全国人民见面。

这篇长达12页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保证科学研究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5/6的业务工作时间”。

其中，保证5/6的时间搞科研，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年月，谁抓业务就给谁扣上破坏革命的大帽子，他们甚至把用业务时间去看样板戏也当作政治任务。这套做法，闹得科研人员“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

邓小平对此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早在科教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要保证5/6的科研时间，邓小平插话说，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这一点不仅写进了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也写进了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

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是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自中央发出召开大会的《通知》后，相继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和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年—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都很重视这次大会的召开，积极推选了大会代表和特邀代表；大力推荐先进典型和优秀科技成果；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整顿和充实科研单位的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恢复技术职称，提升了一批研究员、教授和工程师。

例如安徽省委对5000多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进行合理调整，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上海等地一些遭受“四人帮”迫害的科技人员冤案得以昭雪；上海、广东等地都召开了科学大会，表彰科学技术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科技战线呈现了新面貌。

科学大会通知发布以来，各地出现了向科技部门写信，提建议，献成果，荐人才的热潮，仅中科院每天就收到人民来信二三百封。

一家三院士重聚大会堂

5000多名科技界代表劫后余生，会上相逢，“哽咽不能语，唯有泪千行”。

与会代表年纪最轻的只有22岁，年纪最大的90岁。

1978年3月18日，这一天注定要被历史铭记。

全国科学大会开幕。

会场内红旗飘扬，主席台上悬挂着郭沫若为大会题写的“全国科学大会”的横幅。

5000余名代表相继来到会场。

在主席台就坐的除了各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国防科委的负责人、大会领导小组成员、各代表团团长之外，还有老中青科学家：马大猷、王大珩、王淦昌、叶笃正、朱光亚、华罗庚、严济慈、苏步青、吴征镒、汪德昭、张光斗、陈景润、茅以升、林巧稚、侯祥麟、钱三强、钱学森、高士其、黄昆、童第周……

这些已入古稀或耄耋之年的老朋友，相隔多年之后，劫后余生，会上重逢，恍如隔世，百感交集，不觉老泪纵横，激动不已。他们有诉不完的苦，说不完的话。他们时而声泪俱下，时而开怀大笑。

吴征镒、吴征铠、吴征铿三兄弟，“文革”期间分散各地，这次会上，度尽劫波，得以相见，重见天日。这三位著名科学家（均为院士，被称为“一家三院士”）共赴科学大会，一时传为美谈。

许多科学家们彼此握着手，顿生大难不死喜相逢的感慨，“哽咽不能语，唯有泪千行”。

出席大会的有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直和国家机关，以及解放军和国防工业部门，共32个代表团。参加这次空前盛会的代表中，有820个先进集体代表和1189个先进个人。

他们当中有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978人，包括中科院学部委员117人，各学会理事长54人。35岁以下的青年有159人，约占2．9％，36岁至55岁的中年3732人，占66．8％；56岁以上的老年1695人，占30．3％。

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22岁，80岁以上的有31人，年纪最大的90岁。

这位90岁高龄的就是我国地质学界的老前辈何杰教授。他早年创建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后来又在9所大学连续任教几十年，他曾和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一起，培养了许多地质科学工作者，桃李满天下。参加大会的地质工作者，就有12位是何杰的学生。

成都地质学院59岁的罗蛰潭教授，在会上一看到他的老师、比他年长3l岁的何杰，马上前去伸出双手，扶着老师走进了休息室。

他们已经阔别23年了，今天师生俩相依而坐，倾诉衷肠：

“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给了我们见面的机会；要是在前几年……”

“别看我老了，我还没有退休，还要为地质工作做贡献，不久前我还为国家写了一份发展我国矿业科研的意见书。我希望能亲眼看到2000年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科学大会的召开，如春风送暖，激发了中青年科学家的报国情怀，也搏动了暮年科学家老骥伏枥的不已壮心，“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

30年后，当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一情景的吴明瑜，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廉价，也是最可爱的，56块钱的工资一拿就是几十年，‘文革’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一旦我们的党进行了拨乱反正，向他们发出召唤，最后还是一心向着党、向着祖国，向着科学。”

“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当时被看做是“胆大妄为”。

“禁锢粉碎了，一辈子搞科研。有希望了!”

1978年3月18日下午3时，大会开幕。邓副主席操着那口熟悉的四川口音，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这些在现在看来都已是共识的提法，在当时却遭到了争议，起草讲话一波三折。

大会的文件起草组由以方毅为首的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直接领导，由中科院原秘书长童大林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则由吴明瑜、林自新、罗伟等人负责。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文件起草不困难，就是根据小平同志以前关于科技的一贯论述、讲话精神，整理一下观点。”据吴明瑜、林自新回忆说，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不久，这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

然而，这份文件遭到了中央高层部分人的质疑，如认为“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这么多话为什么不引用?”

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的内容都是我讲过的意思，文字也很流畅，坚持不改。“当时能够顶住压力，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吴明瑜说。

在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首先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接着，他谈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他以历史巨人的目光把握了时代潮流：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这席讲话在人民大会堂，在神州大地引发了深远而持久的历史回响。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科教领域落后的严重性是邓小平讲话后才明确提出的。这个讲话就是针对和回应了当时政治界和社会热烈争论的问题。”林自新说。

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查汝强如是评价：“小平同志进一步阐明科学是生产力这一原理，我们党关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就将奠定在一个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也就彻底驳倒了‘四人帮’炮制的所谓‘自然科学是上层建筑’这一反动理论观点。”

查汝强认为，只要立住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接下来要谈的问题也顺理成章了：“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科学技术人员是生产劳动者，就更没有疑问了，我们就应当把他们当做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来依靠”；“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本身就没有什么阶级性可言，它就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那么，我们对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就不能贴阶级的标签，不能乱扣政治的和哲学的帽子”；“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它就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级的创造。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根据这个认识，加之我们现在的落后，我们就特别需要努力学习外国、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而将此诬蔑为‘卖国’、‘投降’，就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

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当时被看做是胆大妄为，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文件起草时有人就反对，应该改成继续坚持“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

邓小平还是坚持了原稿。

吴明瑜说，邓小平早在科教座谈会就强调了“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这是他一贯的观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

杨振宁的老师、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听着邓副主席的讲话，频频点头，与邻座相视而笑。

“在科学大会之前，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吴明瑜认为。

虽然早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当时的知识分子听来已经很是感动了。陈毅则更加干脆，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

然而，知识分子并没有就此摆脱作为批判对象的厄运，一到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目日讲的时候，知识分子就被推上祭坛成为锋芒所向的活靶子，尤其是文革期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