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凤凰涅槃还是文化毁灭 -- 燕青

曾经担任“九院”副院长的核物理专家高潮回忆起那段往事，仍感慨不已。

当时，许多大牌科学家都被迫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高潮却怎么也想不通。自己15岁参加革命，然后到苏联学习，怎么现在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个老工人负责高潮的“思想教育”，后来苦苦“求”他：“老高，大家都承认了，你不承认，我这儿也交不了差。”最后，高潮承认“受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教育”，算是过关了。

那一年春天，有关方面用军用飞机专程把高潮接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开了科学大会，回来就发现研究所的气氛非常热烈。解放了!解放了!我们组织‘科技苦战能过关’，大家从早到晚干活，好像都不知道累一样。”高潮回忆说，“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大会间休息时，休息厅里一片欢乐，笑声盈盈。多年的战友喜相逢，昔日的师生重会面。

继续开会的时间到了，有两位代表还在谈心。他们是广东汕头超声电子研究所所长姚锦钟和一机部科技局副局长陶亨咸。姚锦钟说：“大会叫人坐不住啊!回去以后，我要尽力把无损检验技术搞上去。”陶亨成一边啧啧称赞，一边说：“我愿尽力为你创造条件。”他俩的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71岁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说得好，“四人帮”时期我们有压力，那是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现在也有压力，但这是鼓舞人心的革命压力，这种压力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

散会后，代表们走出大会堂，十里长街已是万盏灯火。这是一个欢乐的夜晚，兴奋得令人难以人眠的夜晚。

在这人群中，就有陈佳洱。

陈佳洱1952年入党，1966年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在北大进行重离子加速器研究。“文革”期间，陈佳洱惨遭批斗，被批糊涂了的他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以为“这辈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

“在会上，我听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禁锢粉碎了，真正解放了!一辈子搞科研，有希望了!”陈佳洱激动得难以自已，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啊。

陈佳洱至今还珍藏着当时报纸上刊登的他与周培源、侯仁之参加大会小组讨论的照片复印件。

30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

在这次大会上讨论通过了方毅副总理所作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陈佳洱有幸在钱三强先生领导下参加了“核科学与技术”部分规划的研究与起草工作。他当时只有40多岁，亲手参与了规划合肥的同步辐射装置和兰州近物所的重离子物理研究装置等大科学工程。

党和国家于2003年再次组织制定我国中长期科学发展的规划并在2006年年初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佳洱又参加了有关基础研究部分规划的战略研究与起草。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科研单位要配“三套马车”。

“黄昆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讲话的第三部分中，着重阐明了：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他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学家们诚恳地表白：“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讲到这里，会场上出现又一个动人情景：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断了邓小平的讲话，经久不息。

这句话，说到了科学家们的心坎里，也为各级科技单位和部门党委领导人，给出了一个最准确的定位和示范。

他说，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需要，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也都应当有相应的转变。”

邓小平指的转变是针对当时科研单位用非所学，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提出的。

早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就明确主张科研院所应该配备“三套马车”：一个党委书记，热心科学和教育，多半是外行，当然找内行更好；一个研究所所长，能组织领导科研工作，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当时，他就提出自己来当后勤部长。

谈起当后勤部长，说来还有一段佳话，那就是小平同志过问黄昆教授工作安排的故事。

1975年，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就得知我国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和固体物理学专家黄昆，从北大物理系发配到电子仪器厂边教学边在半导体车间劳动，邓小平严厉指出：“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他是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

然而好景不长。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在“批邓”时，有人捉刀代笔，以黄昆名义写了批判邓小平的文章。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当然明白那篇署名黄昆的批判文章并非黄昆的真实态度，并在科教座谈会上又主动提到了黄昆的问题，说：“我现在还认为黄昆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

几天后，年近花甲的黄昆在离开理论物理的研究岗位多年后，到半导体研究所上班。调到半导体所后，科学院配备了所党委书记和管后勤的副所长，组成了“三套马车”。

黄昆由此成为“文革”后走上科研院所领导岗位的那批科学家之一。

“陈景润效应”

“中国有一千个人（陈景润）就了不得。”

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美好的理想、最时髦的职业。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亲自会见参会代表，与一名代表亲切握手。这位代表戴着透明的大框眼镜，佝偻着背，身材消瘦，穿着朴素的藏蓝制服，两只干瘦的手紧紧攥着小平的手，有些局促紧张，一脸真诚的感激。

他就是陈景润。

3月27日，大会4位代表发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作了题为《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发言。

然而，最让他家喻户晓的还是那篇《哥德巴赫猜想》。

1978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所未有的。

一时间，洛阳纸贵。

一时间，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瘦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内向的性格，加上病弱的体质，陈景润这个曾经被批判为只搞科研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的书呆子，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最接近猜想的第一人。

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关村88号集体宿舍三楼，一间六平米的锅炉房里完成的。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之外，别无它物。

但是，薄薄的门墙却无法替它的主人挡住外来的风暴：白痴，寄生虫，剥削者，修正主义苗子，无数帽子扣向陈景润。

于是他把所有的玻璃窗糊上纸，躲在里面偷偷摸摸搞科研。演算纸上面放着《毛泽东选集》，只要有人进来，就拿起“毛选”盖上。

在拳脚和辱骂声中，他用7年的时间简化完善了他原来的论证，使厚厚的几堆演算纸变成了薄薄的十几页。1973年，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国内外数学界为之震动。

他的际遇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这位科技界最大的“后勤部长”发话了：“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一千人就了不得。”

邓小平曾多次过问陈景润的身体状况，并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了他生活的实际同题，改善其科研环境。

几乎在陈景润获取成果的同时，1977年2月25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函数值分布理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推动了函数理论的发展，轰动了国际数学界，被称之为“杨张定理”。

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从实习研究员提升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

当时年仅38岁的杨乐，也成为当时青年心目中攀登科学高峰的偶像人物，并参加了这次大会。

陈景润则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和老师华罗庚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更让他兴奋的是，邓小平、聂荣臻专门接见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代表。

当他伸出双手，握住邓小平的手时，不善表达的他深深鞠了一躬。

“咔嚓”，历史在这一瞬间定格。千言万语，尽在这无声一握之中。

在大会期间，除了陈景润，还有一大批科技专家作了大会发言，如物理学家周培源、生物农学家金善宝、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大庆总地质师闵豫、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物理室主任陈篪、成都工具研究所工程师黄潼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孙家栋等。

当时，孙家栋作了关于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发言；30年后，作为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他实现了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中所说的“嫦娥奔月”的设想。

他回忆说，虽然“文革”期间，他所在的航天领域得到一定的保护，但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对科学、对知识态度是扭曲的。20世纪70年代，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和教育饱受摧残，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四人帮”竟然提出，“知识分子从小到大所学的知识统统忘了还好些，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一个胜利。”

但这次大会彻底改变了这种观念。

这次科学大会上，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研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在大会上受到表彰。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里，大会秘书处先后收到各地区、各部门向大会献礼的科技成果1319项；收到贺电、贺信、建议、其他来信共2万多件。

会后，全国上下奋起直追、争分夺秒，大家发誓“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据报载，当时有的科研人员周日也不休息，陪来北京的亲戚逛半天颐和园，还为“浪费”半天时间心疼得流下限泪。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科技报纸和科普版面增加，有的地方科技报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百万份。

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美好的理想、最时髦的职业。孩子在被同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长大要当科学家!”当时报纸说的完美男人都是科学家、工程师。一时间，城市的女孩子都在找科技人员当丈夫。陈景润就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近千封情书。

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唤醒了一代人。

一次科学大会，开创了一个科技发展的崭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