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8）邓公往事第八回-上 -- 史文恭

邓生难道就不要政绩吗？李井泉没有为他的政绩作贡献？

高指标导致的高征收再导致的饥荒问题就如主席退居二线的问题一样，往往被人蓄意地选择性忽略。一说到大饥荒就把责任推公社，一推公社就推食堂，来来去去不外乎什么其实1958年的年景很好，可粮食都烂在地里没人收（大炼钢铁的错），公社食堂海吃一下子就断粮了（公社的错）。

亩产万斤、大发卫星是主席的错，可接下来发生的高征收怎么就硬生生地让人忽略了呢？再掰下去就会成了主席高征收，要农民的命。我记得不是没人这样掰过的，甚至还绘声绘色说主席说了，死几个农民算什么，刘少奇大惊失色说这样搞下去不行的哟。

通过断章取义的手法，把主席的话肆意剪裁成高征收其实是主席的错。再次忽略了其他领导人“伟岸”的身影。

1958年11月，毛泽东指出：“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毛泽东文集：《记者头脑要冷静》）

1958年，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

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就是大跃进的问题暴露太多，才有整党，才有让人民起来造反。

我想对主席来说，难以想像的是怎么有人宁可饿死也不起来造反呢？三年困难时期有没有人饿死，当然有，那几十万人就这样饿死任干部胡搞也不起来反抗，这算是什么事？

1956年时他就说过“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要为饿死人负直接责任的干部在文革里被反攻倒算难道是没有缘由的吗？如果没有主席的支持，红卫兵有勇气有胆量去整邓生支持的李井泉？就算人家手上累累血债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