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于当代史学责任的一点感想 -- gb2312

（说明：两年前写的幼稚文字，欢迎拍砖）

最近读了钱穆先生几本书，感觉钱穆先生是传统史学的一个集大成者。先生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 24史已经成为过去，应该有新的史学，新的史学究竟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我想随便谈一点感想，权当抛砖引玉，贻笑大方之家。

个人感觉，新的史学不一定是题材上的，更应当是思想上的。

自建国以来，文革这段历史，非常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为什么我们民族会有如此深重的灾难？究其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非常复杂。

绝非“领袖好大喜功，小人乘机作乱”那么简单。近可以上诉到大跃进，反右。远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思想变化。

虽然，现在反映文革的作品非常多，但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大概是表达“我当时被人害得很惨”之意

第二类除了表达“被人害得很惨”之外，写出了“或者是由于私心作祟，或者迫于形势，也伤害过别人”有反省之意，但这类作品数量已经很少了。比如巴金先生的《人 兽 鬼》，当真是巴老的泣血之作，“我不要变成野兽”，只此一句，识见已非一般文人可及，巴老生前一直倡议建一个文革纪念馆，一直未遂。

但是，至今没有看到能入乎其内而又超乎其外，不以一时，一人，一事为碍的史学作品出现。我们不要总对日本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革过去30年了，我们确实没有真正反省过近代以来最该反省的这件事，特别是历史的，文化的反省。

文革，可以说是率兽食人的黑暗时代，看不到一点阳光，但是很多人的光辉，却可以穿透层层黑暗，点亮我们的心灵，像火种一样世代传承下去。（这种光辉其实在任何黑暗时代都存在，只不过我有时候叫他“仁”，有时候叫他“良知”...）我们当为这些光的传承者一一立传。（史学的角度立传和文学的角度立传应当大为不同）

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文革的时候批判孔子，梁漱溟先生公开反对，遭到围攻，仍然高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什么是儒家？这就是儒家。

孔子曾讲“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这里的"愚不可及"并不是智力达不到，而是儒家在大是大非面前，必然要有这个承担。否则就不是儒家了。任你读了多少经典，生死之间，没有这个担当，就不是儒家。

又如在文革前就被打倒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上万言书，和领袖据理力争，反对左的错误，这当中表现出的勇气超过了他在朝鲜战场上，“横刀立马”面对“联合国军”的勇气。可谓“大勇”。虽然这两个人观点不同，信仰不同，但是“良心的承担”是相同的，若史家不为这样的人物立传，能无愧乎？

又如，在那个时代苦苦支撑国家的周恩来总理，只论才能气度的话，古之贤相，惟有诸葛亮堪与之相比。同是出将入相的人物，同样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个黑暗的年代，国民经济没有全面崩溃，和他的坚持是密切相关的。尤为可贵的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信任和爱护，是前所未有的。建国之初，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前夕，谣言纷起，有的说李不回国了，有的说李去台湾了，周的指示是“新中国第一届地质会议一定要等李四光回来再开！”什么是国士之礼？这便是国士之礼。又如：文革中老舍先生含冤自杀周年之际，他亲往太平湖祭奠（这在当时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和现在的政客做秀大为不同）。在文革的时候，他曾找许多知识分子谈话，往往当头第一句话就是“最近想没想过自杀？”可以说，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是在他的保护和激励下活下来的。虽然，他在晚年对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说：“文化大革命打败了我”但是若没有他保存了这么多人材，邓小平当会面对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我以为，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对比彭周而二公，不禁想起陈平对王陵说的一句话“在庙堂上据理力争，我不如你，保全国家，你不如我”。

若为周公立传，当和《三国志 诸葛亮传》在千载之下，交相辉映，当使世人悉知，我中华有此贤者。

其实，自清灭亡至今，虽然是国难深重，但何尝不是人才辈出，史家当为此间英杰一一作传，否则物是人非，其间人物，又变得不可查，不可考，以致不可知了。

又如，国家不幸，以致中华儿女，四海飘零，但这其间颇多俊逸之士，不失我中华风骨，当专立一册。

现在，我们经济刚有一点起色，很多人就飘飘然了，以为可以追汉超唐，思想界也头脑发热，开始幻想“大国崛起”，却不知“仁者治国百年，方可以胜残去杀”，我们的思想和文化还没有什么进境，否则“盛世”怎么会有“邪教”出现？一个三流的骗子为什么能骗那么多人？为政，为学者均应当深刻反省。又有谁肯花20几年踏实功夫，做一篇“盛世危言”呢？

试问史家英才，继太史公之后，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