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庐山（九） 东哥发言了。 -- 史文恭

1959年7月10日晚，东哥召集各小组长开会，第二天的传达要点如下：

1. “会议准备在7月15日结束。”这就说明东哥已经认为庐山上各方面争论的意见已经表述地比较充分，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会议纪要，以作总结了。

2. “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党外右派是否定一切的，党内要既看到问题，更要看到成绩。

3. “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是说缺点，确实有，都承认。因为总不能说粮不紧张，肉多了，计划不高，基建不大吧。承认有些被动，但并非全面被动，也不会垮台。”这说明东哥对大跃进产生的问题已经部分认识到了，但他认为目前的问题和成绩比起来，还是“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4. 其他就是具体的纠正措施和对一些右派攻击言论的怄气话，比如俺就是要“好大喜功”，“偏听偏信”等等，这说明当时的态势已经使东哥性格里愈挫愈勇的那团火苗点着了。

总之，东哥这一个向大会传达的发言，首先定了基调，也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其次才是具体地纠左措施，最后，还发了一通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小脾气。-----这其实已经显示东哥想要营造的一个大的氛围了。-----但令人寻味地是，在7月11日夜，东哥召见周小舟，周惠谈话时，（后来又叫了李锐），他似乎表现了另一面。先说一下为什么东哥会召见湖南的二周，因为在大跃进举国的喧闹里，湖南保持了一定的冷静，他们既没有浪费大量劳动力在秋收季节去上山砍柴大炼钢铁，又因此保证了粮食收获，这一份独立思考得来的成果，在全国的一片叫急声中卓尔不群。李锐在前一年的南宁会议上就成功地说服东哥缓建三峡工程，（这是李锐的一大历史功绩，否则如果三峡工程在那个时候上马，必然是劳民伤财的大灾难），其后，李锐从本职工作（水电部副部长）出发，很早就发现了全国的经济为了达到大炼钢铁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严重失衡，（有一个小笑话，当时冶金部说煤炭部工作不行，没有提供足够地焦炭来炼钢，煤炭部说，我们扩大产量没问题，但铁道部运能不足运不出去啊，铁道部不服，说我们要建铁路扩大运能，可惜没有钢铁，怎么铺钢轨啊。----当时的经济情况就是如此。）因此特地给东哥上书，东哥开初没在意，后来终于出了问题，才发现李锐的意见是对的。-----所以，可以说，周小舟，周惠和李锐三个人是站在大跃进得失之争中的正确一派。所以，东哥在和他们谈话间，也不自觉地流露出腼腆的自我批评，他在听完了周小舟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李锐的“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等批评之后，也坦然表示：“提倡敢想敢于，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这是承认，大跃进这个漏子是他捅得。同时也略带辩解：“许多事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但总之，在这个私下的场合，东哥基本上认错了。根据李锐的看法，“毛泽东这夜同我们的谈话，对纠“左”的许多看法，比头天在组长会上的讲话还要明确。关于对粮食与钢铁的增产和高指标的看法，同我们是很接近的。”------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东哥这里的表现和他与大会传达的发言有所不同。---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私下里，东哥无法不面对现实，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亲自上马搞的“大跃进”的确犯了很多错误。从国家的发展角度看，必须要扭转这个局面。因此，他要和这三个“右派的朋友”谈谈。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所有的与会人员都清晰地记得是他老人家发动的“大跃进”，因此对“大跃进”的功过评价势必会影响他的个人权威，以及一大批他的追随者的忠诚度。---他可以在具体问题上提出种种纠左措施，但在总的评价上，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底线是必须坚持的。-----换一句话说，在庐山会议对大跃进得失的谈论中，已经触及到一个敏感的底线，---那就是东哥的威信。

那么，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就知道一个洞察形势的政治从业人员，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把握这个微妙的分寸，既要维护东哥的威信（因为显然他们不可能推翻东哥），又要在具体的措施上贯彻纠左。（这一点，周公的作为就是表率，想想他在“反反冒进”的时候受到的委屈，再看看他在庐山的表现，就知道真正的为国为民者，是怎样的胸怀和洞察力。）----但问题是，在前一段会议中，经常和同僚们争论的周小舟，李锐等人，在无意识中把会议当作了一种拔河或者角力，他们忘记了恰恰是东哥本人就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而天真地以为东哥只是被人蒙蔽的公正之神。因此，在这次和东哥夜谈之后，周小舟和李锐就判定东哥已经站在“纠左”的这一边了，他们已经是争论的胜利者了，尤其是周小舟，“随意向人流露了高兴之情”，引起了另一阵营的嫉恨。更令人遗憾地是，周小舟还进一步地去鼓动彭总，让他给东哥进言。-----这里其实有一点奇怪，按说7月11日晚，周小舟，周惠，李锐和东哥谈得已经很舒畅了，他们三个都以为东哥要肯定要“纠左”了，为什么周小舟第二天还要去和彭总谈，鼓励彭总写信给东哥反映意见呢？

这个问题，可以回溯到庐山会议前彭总到湖南视察时，周小舟就陪他一起看了大跃进带来的成绩和问题，我们大概可以肯定，那个时候，他们两位对大跃进的得失判断应该是得不偿失的。故，他们也必然要谈到大跃进的发动者东哥的责任。周小舟已经在东哥面前说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说明周小舟心里，觉得东哥这一次的责任很大，而主要的责任就在于东哥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头脑发热，下面才一起发热。因此，结合周小舟和李锐向东哥推荐陈云管经济（关键在于陈云本来就是管经济的，是东哥把他拉下位子，自己越俎代庖，现在还要请人家回来，多难堪啊）可以看出，周李等人对东哥的意见是很大的，他们的心愿实际上是要东哥以后头脑清醒，经济工作交给陈云，自己不要插手。----但这种话，他们没敢提，也没资格提，------够得上资格，又支持他们的，只有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也算是井冈山下来的彭德怀元帅了。

于是，一场好心帮倒忙的悲剧开始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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