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答老兵和铁手:被一场雷击改变的中国历史 -- 风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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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先给这只狮子扔块砖头

先表扬一句:文章写得不错。然后开始拍砖。

首先,“郑伯克段于鄢”其实和郑庄公出生时是否导致其母难产无关,而源于其母对其弟的溺爱、为其弟求封大城和与其弟共谋夺位这三件事情。只要其母、其弟作了这些事情,权力冲突即不可避免,因为它导致了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在专制的环境里,两个权力中心必然导致冲突,而这个冲突只能够以其中一个的失败,或者分成两个国家来结束。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我认为郑庄公做的完全合情合理,他在保证自己足够权力的前提下对叔段做出了足够的忍让,直到最后无法退让才被迫消灭叔段势力,这是政治家所必须作的,妇人之仁无济于事,否则史书上记的将是“叔段弑其君”;叔段做的过于毛躁,失败是必然的;其母则是问题的根源,郑庄公对其母可谓仁至义尽。

结论:在这件事情上,偶然事件并没有改变历史。

其次,明宫大火。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天子是上天派来统治人间的,上天通过灾变来警示人间,因此,明宫大火自然会被人们解释为上天对人间的警示,以便借此机会,劝诫皇帝对一些决策改选更张,在这样的时候,朝廷上什么思想占据主流是至关重要的。

成祖在位期间,多次对外用兵、迁都北京、宝船下西洋都是耗资巨大的事情,前两者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后者除了炫耀国威以外,基本无用,经济上属于严重的入不敷出状态,和安南问题一起,成为财政的无底洞。这样的事情,群臣平时不敢讲,这时候自然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的。宝船下西洋被停,至少短期内是合理的,因为它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明显的利益而只是带来了开销和拖累。这样的决定,即使没有那样的灾变也是会做出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至于后来的禁海,我想应该出于朝廷对于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和海外势力的疑忌,因为他们很难控制,这是中国传统治术(猜疑一切、控制一切)的必然发展。

结论:在这件事情上,偶然事件并没有改变历史。

其次,我以前讲过,儒家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它的严重副作用发端于程朱理学,在其前儒家的危害还不是很大,而且两晋南北朝的动乱和隋唐起自西北都推迟了儒学的发展和成熟。程朱理学起自北宋,成熟于南宋,但是危害却是从明朝开始的,直到清末。在南宋,程朱理学多次被宣布为伪学而遭到压制,后来为了缓和气氛而解禁,但是始终没有成为统治性的学说。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朝廷控制的只有南方各州,财富不足,只好求助于商业,加上唐代的儒生还没有腐朽到明朝的程度,没有成为这方面的阻碍。

宋代的海上贸易,起自北宋,兴盛于南宋,原因很简单,南宋地域狭小,靠近边境的淮东、淮西、荆襄和四川构成了四个巨大的军区,财富自专,户部是无法从那里获得税收的,相反朝廷还得经常以财政支援这四大军区。在那个时候,南宋地区除了京畿(位于浙江的临安)以外只有这四大军区的地方是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财富拿不到,朝廷就只有想办法鼓励商业、特别是海上贸易了,事实上直到南宋灭亡,朝廷的财政困难都是经常性的,否则贾似道也就没有必要改革了。

元代,儒家的作用可以说是历代中最低的,朝廷就关心搜刮财富,以至于任用了几个西域人来主持财政,以刮地皮、高利贷为己任,海上贸易自然更加不是问题。

明朝一方面其建立者素质低下,一方面程朱理学的危害开始表现出来。儒生多以个人修养为中心,不以经时济世为念,自身多出于地主阶级,看不到海外贸易对国家的益处,相反却看到了可能的竞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海禁则成为“合理”的选择。明宫大火只是促进了这个趋势,没有这场大火,这个趋势也是难以扭转的。

关键在于,在西方各国,商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是有共同点的;而在明清两代,商人则是朝廷的猜忌、盘剥和压制对象,以至于到了清朝,只有广州十三家洋行可以有权对外贸易。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清两代的自由海外贸易和海外扩张能够存在倒真是一件怪事了。说到底,朝廷自私,国人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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