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经济》：北京能否超上海成为最大金融中心 -- 西风陶陶

小介：不对称理论妈妈们所不知道的运用：

经济》：北京能否超上海成为最大金融中心

　 北京是产生信息最多的地方，北京又是信息最不对称的地方。信息不对称性对于金融中心的发展是最关键的。世界历史上经常有政府去保护、建设金融中心，但是最终都失败了，市场的力量最终会大于政府的力量

　　尽管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方案，但谁将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一话题依然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也引起中央政府和某些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

　　在很多学者甚至地方政府的官员看来，谁是金融中心最终是由市场说了算。在这些讨论中，北京成为中国金融中心最有力的角逐者。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晓斌博士是城市和区域发展以及金融地理学研究的权威人士，早在2000年，赵晓斌就运用金融地理学（研究金融中心的交叉学科）最新成果研究发现，入世之后是北京而不是上海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日前，《经济》杂志就金融中心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对赵晓斌进行了专访。

　　金融中心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信息不对称

　　《经济》：建设金融中心如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城市都宣称自己具备建设金融中心的条件。您是研究金融中心的专家，请问建设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是什么？

　　赵晓斌：我认为建设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有三个。

　　首先，要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需求。这是金融中心最基本的条件。

　　其次，金融中心除了在国家制度层面上金融稳定、货币稳定以外，一定要非常自由，是大家一块做生意的地方。金融中心应该是交易成本最低、交易效率最高、交易量最大的一个交易集聚地，这是成为金融中心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三，金融中心要有很好的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来保障，这些制度是透明的、自由的、比较公平的，公司在这里不能受到任何不正当的限制和歧视。金融中心是建立在中介服务的基础上，中介服务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本身是由制度来保证的。

　　这三个条件是金融中心的基础，有了这三个条件才能谈金融中心。

　　《经济》：具备这三个基础条件的城市也有不少，那么有什么力量决定了是某个城市而不是其他城市成为金融中心呢？

　　赵晓斌：有学者说因为有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在这里集中，从而产生集聚效应。我认为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的集聚是成为金融中心的条件之一。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信息，金融中心是信息的集聚地。

　　成为金融中心，除了机构、人才、技术条件外，最关键的条件是信息集中，金融中心是信息最集中的地方，它产生最多的信息、最快地接收信息。在金融中心，每天产生大量的金融信息，这反映了很多金融活动在这里运作。

　　之所以说信息对于形成金融中心最关键，是因为信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信息具有外部性，从而产生信息套利活动，就是说信息能够赚钱，金融服务全是靠信息去吃饭。一个人去银行贷款，他的职业背景和财务状况如何？他的风险在哪里？还款能力有多大？这就是信息，掌握这些信息就能够带来经济利益。

　　其次，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并不是通过看一家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年报、公开信息披露就能够全面了解该公司的信息，信息更多的隐藏在公司公开的报表和信息的背后。在国内很多公司有两套报表，甚至三套报表，公开信息背后的隐藏信息更重要，而这些信息只有接近信息源才有可能获得。正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掌握所有的信息，所有金融服务机构都集中到金融中心这个地方来。我认为信息不对称性对于金融中心的发展是最关键的。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就是信息腹地。信息腹地就是说如果大势变了，投资热点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就会产生繁荣的服务业，使这个地方变成服务业中心。大势变了，金融中心也要跟着变。腹地是一大片，里面可能有好几个中心，哪个是信息真正的中心，哪个地方信息最不对称，金融中心就最容易在那个地方产生。

　　对于金融中心而言，信息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当然不等于其他条件，比如说金融机构、金融人才不重要。这些要素很重要，但是成为金融中心的基础设施、基本要点就是信息。

　　《经济》：金融中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赵晓斌：在历史上，不但金融中心，很多大的都会城市，都是从港口演变而来的。因为最初的金融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为贸易融资，为贸易融资是金融中心功能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金融服务。第三个层次就是为大企业、大财团和大机构的金融服务，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并购、上市、投融资安排，这是最高端的金融服务。

　　《经济》：您所使用的金融地理学是个很前沿的理论，运用这个理论您如何观察全球的金融中心？

　　赵晓斌：在过去上百年或者几十年，世界上各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发生着升降变迁。伦敦和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虽然现在看来很稳定，但实际上伦敦在二战以后已经衰落了，后来在1970年由于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它又咸鱼翻身了。现在我们看到伦敦很稳定，实际上它也是经过不断的重组、改革才存活下来。

　　除了伦敦和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比较稳定以外，过去几十年间许多金融中心的地位都在不断变化，比如说在澳大利亚，悉尼取代了墨尔本；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取代了开普敦；在加拿大，多伦多取代了蒙特利尔；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取代了圣保罗；在美国，洛杉矶已经取代了旧金山成为西部的金融中心。

　　在东南亚，香港和新加坡一直竞争谁是金融中心，在20年前，香港走过一些弯路，使得当时新加坡比香港更重要，新加坡的金融环境更加自由，国际外汇市场也在新加坡。但是最近20年来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香港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又稳定下来，重要性超过了新加坡。今后随着北京和上海的兴起，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是不是有可能衰落？

　　解释金融中心在空间地理的兴衰变更的学科就是金融地理学。这个学科主要强调了信息的作用，认为信息的外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信息腹地是决定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因素。其他的因素还有历史文化传统、历史事件的发生、路径依赖以及某些偶然因素等等。我们认为这个跨学科的新学说在解释金融中心的兴衰变更方面比以往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经济》：你们也进行总部经济的研究，这和金融中心有什么样的关系？

　　赵晓斌：总部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关系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总部经济本身就很重要，因为总部操控着整个公司的财权和策划权，掌握着整个公司的命脉和大脑。总部在哪里，生意就在那里做。一家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但是重大决策的最终拍板都是由总部决定的，而且这个拍板是跟财务安排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讲，总部就是制造生意的地方，也是制造新闻的地方，产生信息最多的地方。

　　第二个层次，虽然新闻、信息很重要，但是从学术上讲，信息本身不可量化，不可价值化。因此在研究信息的作用时，总部成为了一个替代物，哪个地方的总部多，这个地方的信息肯定多。总部集聚在哪里，哪里必定是信息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从学术上讲，总部的多少就衡量了信息的多少。因此，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讲，总部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最大的金融中心。

　　为什么说北京将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经济》：您在2000年就研究得出结论说北京将会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您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赵晓斌：这是根据金融地理学和总部经济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当时我们进行总部经济的研究，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么多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都在北京，我们一直都以为这些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大部分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跨国公司都是生产型的。而我们进行的总部调查发现，北京不仅是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国总部基地，也是最大的国内公司总部基地――全球500强企业的中国总部有一半以上都在北京，上海才有20%多；而且全国500强企业的前100强有将近80家在北京，500强有160多个在北京。

　　这些总部为什么要到北京来？研究中我们就很奇怪的发现，北京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几乎所有的“中”字头国企的总部都在北京。这里面有多少生意量？有多少信息量？而且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很多国家部委分化成三类，一类是决策部门，一类是监管部门，还有一些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行业财团。决策机构、监管机构和大财团都相当重要，从信息的角度讲在这里产生了最多的信息，而这儿的信息又是最不对称的信息。

　　比如说，北京金融街地区就集聚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这“一行三会”，可以说这里是金融信息最集中、最不对称的地方。你在金融街的某个茶馆喝茶或者某个餐馆吃饭，不经意就可以听到有人在谈论金融方面的“小道”信息，这是最不对称的信息。

　　因此，我们得出这个结论说北京是产生信息最多的地方，而且北京又是信息最不对称的地方。我们的理论架构得出来的一个非常逻辑性的结果也是北京，尽管这个结果非常让人吃惊，从我们的总部调查的结果是北京，这两者合在一块非常吻合，因此当时我们就得出结论说，北京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经济》：从政策层面上讲，国务院已经批复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方案，那么北京会不会因为难以获得政策层面的支持从而受到限制？

　　赵晓斌：我敢肯定地说，国务院的那个决定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就像90年代初在上海和深圳建立证券交易所。当时证券交易所是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敢要，但是国家又要改革，选择了上海和深圳进行试验，这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

　　国务院的这个政策对上海当然是一个支持，上海可以更多的发展交易平台，但是这不等于北京不能发展，北京有更好的条件去成为金融中心。而且还有一点，金融中心的产生都是由市场力量去形成的。世界历史上经常出现政府去保护一个即将衰落的金融中心，但是最终都保护不了，最典型的是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情形。加拿大政府虽然对蒙特利尔进行多种保护，但是蒙特利尔最后还是式微了，金融中心移到了多伦多。市场的力量会大于政府的力量。

　　《经济》：对于金融中心而言，没有证券交易所恐怕不行的，北京没有证券交易所，怎么能够在证券业的发展方面与上海等城市竞争？

　　赵晓斌：现在人们说上海能够成为金融中心或者是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上海有证券交易所，实际上真正的证券交易所是在北京而不是上海。怎么这么说呢？证券交易所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能：第一，上市前的审批和上市后的监管；第二，交易平台，就是交易大厅那些设施；第三，中央登记结算。虽然说证券交易所在上海，实际上证券交易所的三大重要功能中最重要的两项都在北京，审批和监管由证监会负责，登记结算属于中国证券期货登记结算公司的工作，也在北京。上海只有三大功能中最次要的交易平台。

　　在网络化的背景下，交易平台并没有太大意义，虽然交易平台在上海，实际上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进行证券交易。有了纳斯达克那样的无形市场，交易就不是跟着证券交易的平台，而是要跟到产业链中，金融服务的机构在哪里，交易就要走到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比交易平台更有意义的是总部，金融机构的总部、跨国公司的总部，这是一个交易生存的产业链，总部集聚在哪里，交易就会涌向哪里。因此虽然人们经常说上海是证券业的中心，实际上证券业真正的中心功能在北京。

　　《经济》：北京发展金融中心在哪些方面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赵晓斌：北京首先要从观念上更加充分认识到北京发展金融产业的优势和潜力所在。比如说，北京金融业的开放属于第三梯队，相对其他城市来说滞后。外资银行要到今年11月才能开始在北京经营人民币业务，外资保险公司也面临同样的待遇。这样就妨碍了外资金融机构在北京的发展。

　　其次，北京整个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进一步跟上。

　　此外，北京金融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金融街、CBD、中关村这三个区互相竞争是需要的，但是更需要的是统筹协调。

　　《经济》：上海市政府已经把建设金融中心作为大事来抓，上海在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入驻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您如何看待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工作？

　　赵晓斌：我虽然很看好北京，但是不等于不看好上海。上海也有很好的条件去发展金融中心。我在这里说的是北京最有潜力建设最高端的金融中心。

　　上海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中国概念和入世概念。上海是中国的平台。跨国企业到中国来，要布局中国的市场，他们就会首先选择上海，这个概念对上海帮助很大，是上海的无形资产，特别有利于外资进来，有利于总部经济的发展。

　　上海更大的优势在于自身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且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圈，上海有很好的经济腹地。现在长江三角洲在吸引外资上面超过了珠江三角洲，这对上海帮助特别大，很多外资企业也都愿意到上海。

　　从这两个优势出发，上海肯定能够成为中国一个很具规模的金融中心。它作为金融中心的主要功能属于金融中心功能的第二层次，是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中心。中国是世界工厂，上海的金融服务主要体现在为世界工厂服务，也就是第二个层次的金融服务。这不同于北京提供的融资、并购决策和财务安排这些高端的金融服务。

　　不要说北京和上海在金融中心方面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两个金融中心各有特色。上海相比北京而言最大的劣势就是没有最重要的、最高端的信息，因为上海没有国家的决策机构、监管机构以及中国最大的公司，也不是跨国公司中国总部的最大集聚地。因此，上海最有可能成为与北京相比次一级的或者操作一级的金融中心。

　　《经济》：您刚才提到北京最有潜力成为金融中心，香港也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你怎么看待北京和香港两地在金融产业方面的合作和竞争？

　　赵晓斌：在金融中心方面，我更看好香港，但是香港和北京是互补的。比如信息上，香港拥有国际上的商业信息，北京拥有商业加决策的信息。我认为香港越来越成为中国第一大金融中心。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大家都知道，但是香港会成为中国第一大金融中心。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越来越依赖于香港，中国的实体经济规模非常大，很多重要的企业要到香港上市，某种角度讲，香港和北京有很好的关系，北京会更加利用香港的金融地位和优势去推动国内的银行改革、国企改革等等，让更多的机构到香港上市。在金融中心的关系上，两个城市总体来说是兄弟关系。

　　《经济》：目前全国有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概念，您如何看待这些想法？

　　赵晓斌：在我的概念中，美国有纽约，有芝加哥，有休斯敦，都是区域金融中心，各地都在争取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是应该的，因为各地都有生产者服务，比如有很多外企，你就要服务它，这很正常，也应该这么做。另外我简单延伸一点是：区域金融中心需要区域经济为依托，包括香港有珠江三角洲作依托；上海有长江三角洲作依托，北京在这块有点弱，因此北京要打造一个金融中心也要打造北京圈的区域经济，也就是渤海湾经济圈，这样才能更有力推动北京金融产业的发展。

　　《经济》：您认为北京加快发展金融产业应该把精力与重点放在哪些方面？

　　赵晓斌：首先应该把金融业作为北京的支柱产业。在城市发展上北京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这个目标要确立。确立了这个目标后，要争取让中央接受，因为这个金融中心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不是北京的金融中心，因此它是要国策来支持的，要形成北京的市策，也要形成国家的国策。正如刚才谈到的，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国策和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国策并不矛盾。

　　要建造中国的金融中心，不是北京的某个区能做的，某种情况下也不是北京市能够做的，要努力使中央政府把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确定为国策，然后层层往下推进。

　　要建立北京市金融发展委员会，去统筹协调金融街、CBD、中关村这三个地方金融产业的发展。但更要推动整个渤海湾地区的金融合作，因为金融业是服务业，服务业有对象才能服务。北京金融中心的直接服务对象在渤海湾这一带，整个渤海湾是北京生存的一个基地，也是占据中国经济的三分天下的地区。还要进行金融产业发展的研究和金融区域发展的研究。有了这些配合，北京就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否则会走很多弯路。

　　现在世界上很多研究机构一致认为，30年以后全世界最有实力的国家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国领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版图，欧洲有10多个很大的金融中心，在中国有几个金融中心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最大的金融中心肯定很厉害。到时候北京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也会有类似于纽约和伦敦的地位，起码也是东京的层次。

　　赵晓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学博士，香港大学副教授，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创始人和主任，该中心是由香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的。

　　赵晓斌是城市和区域发展专家，他在城市和区域规划、经济发展和空间转移、中国加入WTO以及贸易和金融地理学方面颇多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