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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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以刀笔吏水准冒充文盲也是一大奇观

但他在文革期间(也是绝大多数人见到的时候)给人的印象的确是侏儒化了。

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侏儒不过是自诬,但绝不诬人,这一点在当时已经算志行高洁了。

他是写过讨蒋檄文,但回国以后也说过蒋的手是温暖的。

郭在历史的每个关头都跟TG走。去见老蒋是周恩来劝说的,夏衍回忆过当时的情况,郭说:

照恩来同志的话做是不会错的!这样跟蒋介石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确实是一个胜利。

郭事后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无非是给蒋面子,把骂蒋那一页翻过去,也为自己活动争取空间。抗战要求团结一致,

要求树立核心,这跟红军变成国民革命军,改换军服一样,与背叛信仰无关。见完蒋,郭还是始终跟TG走,并没有任何靠拢国民党的行为。

为了迎合他主翁的口味,郭专门写了本《李白与杜甫》,书中对杜甫百般挑剔,对将进酒杯莫停的李白大加赞赏,说:二人都喝酒,酒家却只打太白遗风的幌子,说明李白才是受民间 欢迎的。杜甫的草堂应该冬暖夏凉,更何况是有三重茅草的。这种拿诗句当攻击古人例证的事情就出在原来也非常推崇杜甫的郭沫若身上,很值得人回味的。

这个值得详细说说,网上有很好的文字,这里给出链接

《李白与杜甫》,一部好书

  ——一个并非简单的郭沫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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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丁东《逢场作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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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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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东西,在这里整理总结一下:

第一,郭的个性是近李而远杜,其褒李抑杜本在情理之中。

事实是,郭

沫若在一九二八年写的自传《我的童年》里就说了:“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

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不能说,从童

年时起他就知道“毛泽东偏爱唐代三李的诗”,于是“自然要褒李”吧?郭沫若

早期的诗歌气势奔放,想象力如天马行空,明显是继承了以屈原和李白为代表的

浪漫主义的风格,而很少可以看到杜甫的影响。一九六二年郭沫若在广州放言谈

诗,也说过扬李抑杜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在他的山水诗里看到他对李、杜的不

同感情。游览泰山想起杜甫,“工部尤堪笑,浮夸徒自豪。”站在长江边上想起

了李白,则是“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多明显的偏向啊!当然,郭沫若

的确写过“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的对联,还曾经并称

李白与与杜甫是“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但这对联是为公众旅游场所杜甫草

堂所撰,“双子星座”的赞语,是以文联联主席的身份,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

二百五十周的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所说。在这两种特殊场合下,郭沫若按多数人

公认的观点来定调,是正常的做法,否则不就太霸道了吗?但是,即使在纪念

杜甫的开幕词中,他也没忘记捎带着批评杜甫“每饭不忘君”的封建忠君思想,

同时还呼吁大家也要纪念李白。扬李抑杜的态度依然掩盖不住。

第二 郭对杜甫的抨击,理由和时机都不是你列举的那么简单

有人做了这样一个统计,颇可看出一些杜甫的“奴才”特性:“杜甫很懂得:

喝酒要钱,就得作官,作诗寄托着皇帝。他整个诗作,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与各种

官吏的唱和赠答。我做了一个不很科学的统计,杜诗中直接写到‘吏’字的诗约40

首左右。这40首左右的诗中,真正揭露、愤恨官吏的不过很少几首,直接指向皇

帝的更是微乎其微”。杜诗大多数都是“要鼓励农民的逆来顺受”。(王锦厚

《郭沫若学术论辩》227页,成都出版社)。杜甫的确是老实巴交,循规蹈矩,

像一只驯化了的羔羊。正是这样,他才“每饭不忘君”,他的“奴才嘴脸”才格

外醒目。尽管郭沫若的脸上也有这种色彩,但他骨子里却极端厌恶这幅模样。郭

沫若从“懂事”起,就开始厌恶自己的“过去”,永远地洗刷自我。1962年初郭

在广州就说过:“有人把杜甫说得这么好,我就不同意。他是‘每饭不忘君’,

是站在皇帝最尖端的立场来写诗的”(载1962年3月15日《羊城晚报》);同年

在成都他又指出:“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

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郭沫若

《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载1962年6月9日《光明日报》)

第三 该书是有寄托的,为了出版,必须涂抹时代色彩。

  

1969年6月13号之后,当乔冠华和余湛走访过郭沫若并发表对苏公告之后,

陈伯达也就知道了郭沫若的写书情况。当时的陈是“文革”小组组长,自然会对

“文化”现状格外关注。得知消息后他也就来凑热闹。陈先是对郭的这部著作表

示关心和重视,当即指示中科院印刷厂将郭的全部手稿进行影印。如此重视,陈

伯达是要干什么?郭当然无从知道,陈也未讲,也用不着跟他讲。郭猜测有可能

是将书稿送给毛泽东看,也就同意了书稿的处理意见。但是影印之后不久,陈伯

达马上变了态度,说不能将此书稿送达毛泽东,“让郭自行处理”。郭沫若莫名

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陈伯达对郭的这部书大加指责,说了许多有关评价

李白的话。这样,郭沫若的这部书也就不能马上正式印出。倒是有机会留下给郭

以修改的余地。

  这里的问题是,陈伯达为什么不允诺送达而要退还书稿?难道只是其中郭沫

若引用了李白有关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方面的文论?未必这么简单!陈伯

达不仅是“文革”小组主任,而且是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学人。他的“文

化”嗅觉应该说很是不赖。他是否看出了郭沫若书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如

果郭沫若的书旨在讨好毛泽东,自然不会引起陈的反感,相反他还会以此而去邀

功行赏,绝不会“退还”给郭沫若。极度鼓吹李白而贬斥了杜甫,是否让陈伯达

看出了“李白”的“放荡不羁”和“直谏”味道?假如解读出了“杜甫”的“奴

性十足”语意,陈又会做何感想?

  这是一个谜,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甚至猜测。

  总之,这部看起来“最不成功”的书,却有着很多谜团,隐含着最成功的成

分。

  1971年10月,郭沫若经过对书稿的“大小改动了几百处”之后,终于出版了。

第四 该书重要之处不在于褒贬何人,而在于褒贬何种人品。

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

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的,他的文学的成就

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

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的。“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的就是宋

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

吾师”。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处。至于屈原的水平,不仅李白没有

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同上,335页)

  这里如此提到屈宋,将李白与杜甫比附屈宋,绝非偶然。因为在郭沫若的心

目中,屈宋就是“有骨气”和“没骨气”的符号和标准。显然,郭沫若不是以

“文”要求李杜,而是以“人”衡量两者。他的心目中推崇的依然是“有气节”

的人,反感和厌恶的依旧是“没骨气”和“趋炎附势”的人。宋玉是没骨气的人,

杜甫也恰是没骨气的人。郭老早就厌恶起了宋玉,必定将来会厌恶杜甫。这是郭

沫若的必然。还是老话,读不懂郭沫若的屈原,就不能读懂郭沫若的李白;读不

懂郭沫若之宋玉,则不能读懂郭沫若之杜甫。

话剧《屈原》中有句台词:“宋玉,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诲,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扮演钓翁的张逸生认为:“‘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些了。

郭尊其为“一字之师”,并传为现代文学史佳话。

可见,郭之鄙薄宋玉由来已久,鄙薄的是他的没骨气,郭的这一段,褒贬的不是李杜,而是自己,和当时的天下人,是他内心痛苦的借题发挥。

当全国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中时,那些在台前或二排就座的人,自然会受到人们挑剔目光的打量。这一点那些人自己也知道,也不在乎,如:我们比秦始皇还秦始皇。

没想到,他们自己都不在乎的名声居然也有人出来替他们打理,而且还是在死了30年后。

真够意思!

这就太可笑了,太祖说过这样的话,郭说过吗?捆绑销售?

再说了,断章取义也不是这样取的吧,人家用一句话来表达情绪,你就当人家不在乎的证据。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说的,此公被泼的污水也不少,我若今天出来辩解两句,你是不是想说:

没想到,他们自己都不在乎的名声居然也有人出来替他们打理,而且还是在死了千年之后。

真够意思!

何况,知人论史,本来依照的是客观标准,历史人物该受到什么样的评价,应该由他的所作所为来作出,而不该由他在乎不在乎来决定。照你的意思,不在乎名声的人就可以任意诋毁,而在乎的人就该着意粉饰?

真够意思。

通宝推:向前向前,阴霾信仰,天狼星,楚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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