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报刊文摘】毛泽东和水浒 -- 温相

共:💬23 🌺1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家园 【报刊文摘】毛泽东和水浒

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到底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人?如果让人们选择,大概很多

人会在“秦始皇”这个名字下打钩。但尼克松可能不这么想。

  

  1972年2月,为准备中美关系的那次“破冰之旅”,据说,尼克松早早就

作了很充分的准备。作为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建议,与毛泽东的会谈最

好是富有哲学意味的。但令他意外的是,2月21日他们见面的时候,毛泽东一开

口就自称是“土匪”!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台湾问题”。给装满了一肚子“哲学

”的尼克松来了个措手不及。

  

  自己怎么会被这个“造反派”“玩”了一把?尼克松到了可能也没有想到,或

许是他的外交部资料库里,少了一件中国“国宝”?而在此之前,据毛泽东的图书

管理员回忆,1972年2月1日,毛泽东正好点名要看《水浒》……。

  究竟毛泽东从《水浒》得到了什么启示,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已经知道,他

直到死,一直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发动了一场以它

为中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书评活动”。

  毛泽东在这场批评活动中留下的“名言”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难道政权到手的他,不是把自己看作皇帝吗?……

  

⊙ 半部《水浒》打天下

  在毛泽东的读书评语中,《水浒》是一部政治小说。

  毛泽东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本书。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他最早的读《水浒》记载,出自毛泽东自己的自述。在

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

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

》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

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用一

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

,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

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

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他还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

龄里读的。”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还曾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同上

,第73-74页)

  在从事农民运动时,书籍奇缺,但他仍不放过每次“打土豪”和搜集“战利品

”的机会寻找这本书。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凤友回忆,在长征路上,有一次部队

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万事不作,仍然是急着要找一本《水浒》:“……我们进

驻了一个地主庄园。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赶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

毛主席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

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本《水浒》来,我想用用。’”结果,

那个战士给他找来一个大水壶,令此事在红军中传为笑谈。(载《毛泽东机要秘书

的回忆》,《党史文汇》1986年第3期)在这方面,与毛泽东有同好的,是陈

毅。

  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

,“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主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

方”。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引用《水浒》典故和人物,处理日常工作。比如,他把红

军游击队里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人称为“李逵式的官长”。1939年7月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时称: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

子,被逼上梁山”。

  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

单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种“中国的具体实际

”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经典,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运用发挥

到极至。

  同时,他还以《水浒》的经验、教训与他的革命相参照。1939年12月,

毛泽东就这样评价农民起义:“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

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

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

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页)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是系统地总结《水浒》,他说:“我

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

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

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

反革命了。”

  直到建国后毛泽东还颇有感触,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

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

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

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

特朗的谈话。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58页)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水浒》对于毛泽东来说,第一是启蒙的“基本读物”;

第二是征战的“经常伴侣”;第三是革命的“实用指南”,它宣扬的“替天行道”

、“造反有理”的思想,可为其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据;它记述的“逼上梁山”

的情节,形象地解释了其道路选择的原因;它主张“劫富济贫”的思想,可作为动

员人民,指导革命的纲领;它传授的历代农民造反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作为

革命的借鉴。

  不仅如此,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水浒》还是一个决不含糊的“媒介”。据《

贺子珍的路》的作者王行娟记载,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毛泽东与秘书贺子珍海阔

天空的议论中,《水浒》就是一个话题。尽管作为一个女人,贺子珍不喜欢《红楼

梦》令毛泽东有点遗憾,但她和毛泽东一样,也很喜欢《水浒》。(作家出版社,

1985年版)贺子珍之后,江青受到毛泽东的关注,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她出色地

表演了《水浒》故事《打渔杀家》。毛泽东看后,给延安平剧院的编导们写了那封

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

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

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

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

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

  

⊙ 治国经纬赖《水浒》

  中共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本

不同版本的《水浒》。据逄先知记载,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时候,

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到了70年代,他们先后又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

《水浒》。依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1―24册

  《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1―20册

  《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12册

  《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1―16册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4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1―2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8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32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其中李贽作序的《明容

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1―20册)和金圣叹评点过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版本。1975年8月,他发动“评水浒”运动之后,还指

名要看“李本”。

  与战争年代一样,建国以后的毛泽东需要《水浒》,同样因为它能够为他的“

内部整合”、“反修防修”和“继续革命”提供经验。

  譬如,毛泽东从《水浒》学到了要警惕“腐败”,以及如何处理共产党队伍中

的“山头主义”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

  “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

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

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

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

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

义。”(《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犯错误的干部时,毛泽东说:“

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

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

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

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

207页)

  在毛泽东的晚年,《水浒》更是他意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

维拐杖。在林彪事件、陈毅逝世等“重大历史事件”前后,《水浒》都是他不可缺

少的朋友。在谈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个话题时,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三

打祝家庄”: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

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

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

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

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61-162页)

  ――这些,都是毛泽东自居“造反者”继承人,从他的先辈那里吸取教训的“

铁证”。

  但是,论证并没有完结,因为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毛泽东不仅喜欢

看《水浒》,谈《水浒》,而且同时也喜欢看《三国》、《红楼》、《孙子兵法》

,借用其经验和文学形象进行比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更何况,一部优秀文学作品

,各阶层的读者均有,喜爱者未必都是“造反者”。

  敏锐的读者在上文的叙述中或许也找到了反证:当时,陈毅和毛泽东每打下一

座地主庄园就要找书看,说明《水浒》不仅造反的农民领袖爱看,革命的“对象”

也爱看。那个小警卫员只知“水壶”,不知《水浒》,说明贫穷人家的孩子能读到

《水浒》的并不多。

  的确,仅仅从传播和收藏来看,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的本质。

  

⊙ 《水浒》传播的各种动力

  根据文学史研究资料,我们知道,民间流传的“水浒”最早的小说蓝本是《大

宋宣和遗事》。从这个“蓝本”到明洪武初年初具今日规模的“罗本”(罗贯中的

一百回本),前后历经二百五十年。明代嘉靖时,郭武定(武定侯,郭勋)“重刻

其书”,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郭本”。由于“郭本”删去了“罗本”各卷之首

的“致语”,加之此后一段时间民间“村学究”五花八门的抄本大乱于世,不仅对

原本有所“损益”,而且附会了不少“赭豹之文”、“画蛇之足”,所以,为了正

本清源,汪道昆决定再次“重刻”(元?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卷首,明万历

十七年原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形成人们今日所说“汪本”。而且事情

也远没有到此为止,明代万历三十八年,李贽又按照“汪本”重刻《水浒》,在原

书名前冠以“忠义”的称号,形成“李本”;万历四十五年杨定见在继承李卓吾版

本的基础上,又把“罗本”的一百回加以扩充,奠定了今日一百二十回版本的基础

;到了清代,金圣叹号称是得了“东都施耐庵”的原本,又把一百二十回腰斩成了

七十回本。而且有清一代,只流行这个版本,其他的版本几至湮没。(胡适《中国

章回小说考证》1929年6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水浒》为什么能获得如此传播效应?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书的本

身,认为它内容“精彩”,所以广为传播,而忽略了《水浒》实际上是在传播中,

在获得民间和文化界的广泛参与之后,才变得“精彩”起来的。后来人很少注意到

,皇帝的“上有所好”,富商大贾们的大力支持,在一个大众传播手段还很落后的

时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笔者只看到三条文字:

  

  第一,是“天都外臣”汪道昆的记载。他在现今保存的《水浒》最早版本――

明万历十七年原刻《序言》中透露,水浒故事的流行,最早是出于“太平皇帝”的

嗜好。他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

,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私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通于朝

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传》

称为行中第一。”

  第二,是侯会的考证。经过对郭勋的身世考订,侯会说:“郭勋是明嘉靖朝的

勋戚大僚,他世袭武定侯,后来又爬上公爵高位。在当时的公卿士夫间,他口碑不

佳,被视为政治投机的老手。但同时又有‘好文’之名,是有名的艺术赞助人。郭

勋府中刊刻的文艺作品,除《忠义水浒传》外,尚有《三国志通俗演义》、《英烈

传》及散曲选集《雍熙乐府》,都是纸墨精良、校雠精审的书籍精品;当时即有‘

武定善本’之号。可以肯定,郭勋斥资精印大部头的文艺作品,当然不是为市井读

者提供娱情悦目的通俗读物;恐怕正是用以迎合士大夫们的一时之好,借以获取‘

好文多艺’的令名……”(《水浒源流新证》,华文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

版)

  他注意到《水浒》价格实际上决定着这本书的读者群和扩散面的问题。那么,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什么样的人,才买得起这样的书呢?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佐证

,但有相关的材料可以提供参照:

  现藏日本内阁文库的明刊《封神演义》封面上,标有“每部定价纹银二两”字

样。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明代米价表载,万历时平均米价为每石七钱二分七,

即一部小说的价格可买米两石多。而明代的教授学正,每月俸禄不过支米二石五斗

,典史月俸不过三石。(李时人《明刊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原载《明清小说论

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是说,在明万历年间,一部长

篇章回小说的价格,相当于一位学正或典史――也就是我们现在“教育部长”和“

中央文史馆馆长”的月薪。

  第三,燕南尚生的自述。这位晚清光绪三十四年《水浒传》新刻本的主持人说

:“仆自初知人世,即喜观《水浒传》之戏剧,取其雄武也。八九龄时,喜观《水

浒传》,取其公正也。……数年以来,积成批评若干条,不揣冒昧,拟以质诸同好

。格于金融者又数年,今乃借同志之宏力以刷印之。适值予备立宪研究自治之时,

即以贡献于新机甫动之中国。”

  ――由此观之,推动《水浒》传播的重要力量,不论是帝室王家,还是勋戚大

僚,抑或是早期抱民主立宪理想“下海经商”者,都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人物。

⊙ 关于《水浒》的“诲盗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帝王、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都是喜欢《

水浒》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请看:

  明崇祯十五年六月严禁《浒传》的命令:“……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

《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

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

  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风俗》的命令:“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

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

,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

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

,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

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

严行禁止。……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

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大清高宗纯皇帝

圣训》卷二百六十三。)

  在这些禁令中,咸丰皇帝的《靖奸宄》令提供了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的一些背

景:

  “……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

浏阳等县,教匪充斥,……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

堂名号。其传徒皆用度牒,盖以图记,声气联络,往来各处,皆供给银钱饭食。每

月按三六九期赴会,……又据片奏,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

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着该督抚督饬地方官严

行查禁,将书版尽行销毁。”(《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卷九十。)

  曾经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后任江苏、福建巡抚的丁日昌说:“《水浒》、《西

厢》等书,……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由武豪,借放纵

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以致盗案

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

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始非此等逾闲

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丁日昌《抚吴公牍》卷

一《札饬禁毁淫词小说》)

  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也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一《抚鄂督书牍。致严渭春方伯》,同治六年刊本)

  那个被清顺治皇帝杀头,并在《水浒》传播事业中发挥过最大作用的金圣叹,

也认为明代以来的各种《水浒》有“诲盗”之嫌,他尤其批评李贽等把《水浒》冠

以“忠义”之名:

  “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

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

;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

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

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

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

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

  正因为如此,他要“腰斩”一百二十回《水浒》,把一百零八人被“招安”改

为被“斩尽杀绝”,并以“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他所欣赏的,只是《水浒》的文

学成就而已。

  ――既然从阶级趣味和审美意象都不能解释《水浒》传播的奥秘,那么,什么

是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呢?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上述资料的论列,已经揭示出某种规律性的现象,

那就是《水浒》的走红,绝对有一些历史的机缘。

  其一,为上述汪道昆所说,是出于太平盛世的艺术和消闲需要。而这种需要,

是以市民社会的崛起和对消闲文化的需求为基础的。这类需要的特点,从当时流传

的“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智取生辰纲”等剧目与故事的

性质,也可看出端倪:或叙述王孙遗孤、忠烈后代(柴进为周世宗柴荣后代;关胜

为关羽苗裔;杨志为杨令公重孙)的遭遇故事;或搜集民间英雄历险奇闻;或申诉

贪官污吏的横暴;或表现“小人物”的命运无常――基本是在不妨害基本政治制度

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内运行的。

  其二,《水浒》的成书在“异族统治”的元代,它的出版和大规模刊刻,则是

在有明一代,这个朝代,正是一个靠农民起义建立的朝代。而当明室衰微,新的农

民起义再次威胁政权时,当清朝异族统治感觉到《水浒》对聚集汉族民间能量的作

用时,他们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封杀”的措施。产生于明末清初的“金本”,正

是适应这种需要出笼的。然而也正是靠了这一“腰斩”,《水浒》得以在有清一代

“传薪不绝”。

  其三,前面提到的侯会所言,是出于勋戚大僚们挣钱和“博雅”的双重需要。

由于其故事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市场,于是推动了它的传播;又由于它的传播,更提

高了它作为文学的内在品质;由于其文学品质的增强,更加剧了人们为挣钱而传播

的动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水浒》有三大历史价值。与这三大历史价值相对应的,

是三类读者和传播者:

  第一类:为艺术或消遣的读者和传播者;第二类:为金钱和名声的读者和传播

者;第三类:为道统和政治的读者和传播者。

⊙ 关于《水浒》的“载道说”

  上面说的是把《水浒》作为艺术品和挣钱、博名宝库的情况。那么,把《水浒

》作为“载道”工具的情况又如何呢。综而观之,它们的观点大致有如下两大类:

  其一,把《水浒》看作一部在变态社会中,传续儒家“道统”的著作。

  其二,把《水浒》看作是一部伸扬“民族大义”和“民权主义”的宣言。

  其具体言论略展如下:

  (1)“载儒道”说

  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有明代的汪道昆、张凤翼、余象斗、大涤余人等。其贯穿

的核心,是儒家“礼失求诸野”的思想。

  他们把《水浒》比作孔子的《春秋》、庄子的《盗跖》、司马迁的《史记》,

认为它是一部变态社会条件下,寄托作者关于中华文明传统价值“道统”的作品。

它的主角虽然被视为一群“盗寇”,但与那些“窃国大盗”相比,他们却是真正的

“忠义”之士。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重刻的《〈水浒传〉序》中赞誉水浒人物说:

他们“既蒿目君侧之奸”,又能“审华夷之变”;“虽掠金帛,而不掳子女;惟翦

婪墨,而不伐良善。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他说:“

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

”。此说显然认为《水浒》是一种治“乱世”的“权宜”教范。作者写此书,好比

医生治病,不一定要用贵重的补品。

  余象斗在《水浒志传评林》中则说,先儒把“尽心”叫做“忠”,“心制事宜

”叫做“义”,他认为,“尽心为国”才是“忠”,“事宜在民”才是“义”。水

浒人物在宋代末年,贪官横行、乾纲不振、国失其度、下民咨咨的世道中,能够锄

强扶弱,削富济贫,伸冤解囚,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的事业。他说,如果

《春秋》是“史外传心”的重要经典的话,那么《水浒》则是“纪外叙事”的重要

作品。(见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刻本)

  大涤余人在明末重刻的《水浒传》卷首文字《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中说:

“自忠义之说不明,而人文俱乱矣。……识者有忧之。”“故欲世知忠孝节义之事

,当由童而习之。”他认为,《水浒》就是生于“乱世”,当“正史不能摄下流”

的时候,用“稗说”来“醒通国”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作品。说作者“用俗以易俗,

反经为正经”的方法,用心在于“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见明末芥子

园刻本)

  ――这派观点的特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道统,是独立于皇权和国家而

存在的。它可以在上、在朝,也可以在下、在野:“治世”在上、在朝,“乱世”

在下、在野。所以,《水浒》是可以与《春秋》、《史记》比拟的经典作品。

  (2)载“民族、民权大义”说

  持这一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袁无涯、清代的燕南尚生、陈忱,

以及严复、夏曾佑、俞万春、梁启超、王钟麒等大批文化名流。他们认为,《水浒

》是三大“劫难”――国家倾覆于胡元、社会糜烂于贪腐、人民沦陷于牛马所催生

的作品。它不仅寄托了作者的哀恸、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展示了人民的理想,是

一部蕴含了反抗异族统治,光复汉室,伸汉人的人权、建立人民政权愿望的作品。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

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水浒传》者,发愤之所

作也。”当“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

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之时,“施、罗二公

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

;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他还认为,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率至

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并非一种愚忠,而是“忠义之烈也

”。他认为,当国者如果读了《水浒》,“则忠义……皆在于君侧”;贤宰相如果

读了《水浒》,“则忠义……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如果读了《水浒》

,“则忠义……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见《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卷首

,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刻本。)

  据《兴化县续志?施耐庵传》的作者李恭简说,施耐庵是元朝至顺辛未年间的

进士,曾与同乡、元末起义首领张士诚相识。张自立为“吴王”后,曾造访施耐庵

家,请他出山,但被谢绝。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也多次下诏书请他任职,他也“

坚辞不赴”。

  那么,施耐庵究竟是在什么情况和心情下写作了《水浒》的呢?据《施耐庵墓

志》的作者王道生说:

  

  “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

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

其门人罗贯中(说)……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

、《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

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

  

  一位“佚名”作者所作《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说: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西国之人心,死于罗马以后之宗教家,死守宗

教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罗马之教。中国之人心,死于南宋以后之理学家

(与明代理学有别),死守尊皇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胡元之君主。斯时

之民,冥冥沈沈,杀之剐之不知痛,犬之马之不知羞。于此而思有以活之之法,非

有大慈悲大手笔大魔力不能。吾于西国得一人焉,以沙尔十二之传记,而活已死之

人心,曰福禄特尔。吾于中国得一人焉,以宋江百八之传记,活已死之人心,曰施

耐庵。”

  更重要的是,这位“佚名”作者还说道:“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

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这是笔者看到的

记述作者心境的唯一文字,如果不是出于杜撰,应该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

  “佚名”作者认为:“天氤地氲,思想乃发。”中国的思想家不必迎合“西国

圣哲”,但又“自无不合,则公理为之”,施耐庵就是一个明证。他说,《水浒》

借李逵之口,说出:“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借石秀之口

说出:“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是阐发中国古代“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

,是中国的“民约论”。所以,耐庵可比卢梭;《水浒》有民权之思想。

  他认为,“元亡于《水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元末人民大起义的著名头领

:韩林儿、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都是“《水浒》之产儿”,“而朱元璋尤其

著者耳。不数十年,淮南豪杰并起而亡元族矣。……施耐庵以百零八之英雄,而产

出无量劫无量数之英雄,而朱元璋为魁。”

  他的结论是:“世以耐庵为诲盗,金圣叹氏又从而回护之。余以为不必回护也

。耐庵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扰乱治平,为天下害。盗而受

诲,则必为汉高祖之盗,为朱元璋之盗,为亚历山大之盗,肃清天下。”(原载《

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八期,据1959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

》转录。)

  

  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也说:“施耐庵之著《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

其一“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沈之祸,……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

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其二,“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

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不知民,天之子也,故《书》曰:‘天听自

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叛宋而自立,岂得谓之忠乎?不忠矣,岂得谓之义

乎?虽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据乱之时代也;

忠民者,大同之时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岂得谓之忠乎?”(据阿英《晚清

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

伸其志。痛社会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其人

类皆有非常之材,敢于复大仇,犯大难,独行其志无所于悔。生民以来,未有以百

八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

人之著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

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

,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同上)

  

⊙ 毛泽东对《水浒》的定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水浒》的评论,似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好一个“杂”字了得!

  这显然是由于《水浒》这部书的成书特点引起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浒》,

是一部集宋、元、明、清四代民间传说与文人手笔,集体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

  首先,在故事构成上,它具有多样性的来源。根据历代文人雅士的考证,它是

借山东宋江36人起义的外壳,实际综合了有宋一代上下一百多年发生在陕西、山

西、河北、山东、淮南、洞庭湖的农民起义故事。正因为它有这样的复杂来源,所

以才有我们后来看到的书中明显的地理知识错误、体例矛盾、故事衔接失榫和人物

形象分裂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它有这样丰富的来源,它成了凝聚中国古代造反经验

的宝库。

  其次,在观念赋予上,它反映了历代参与创作者的不同需要。而这些人有皇帝

的“御笔”,也有民间的著作家,儒、道、佛、侠,百家参杂,但主要是该时代的

知识分子。正因为有这样复杂的源流,几百年来,围绕《水浒》的评论,才会那样

地精彩纷呈,人言言殊。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人们的分歧有多大,《水浒》作为一部为“造反者

”树碑立传的文学巨著,这个定位是没有疑义的。不论是官方的“诲盗说”,金圣

叹的“禁盗说”,以及李贽为代表的众多闻人的“载道”说,不过是人们根据自己

看问题的立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价值判断罢了。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古代

的所谓“卫道”与“诲盗”,在今天的“唯物史观”看来,恰好是“反动”与“进

步”,“诲盗说”与“载道说”都对,因为他们心中的“道”和“盗”,正好是相

反的。

  因此,看毛泽东究竟自我定位于什么,只要看他属于《水浒》的哪一类读者。

而看他属于哪一类读者,只要看他心中的“道”是什么。

  事实证明,毛泽东也和皇帝一样看戏、看电影,但他看了《清宫秘史》不是感

叹帝王生活的不幸,而是认为它在宣扬“卖国主义”;他看了《逼上梁山》并没有

发出贵族们通常用以“博雅”的对于百姓的同情,而是看到“被颠倒的历史被颠倒

过来”。他也和胡适们一样喜读金圣叹,但他读到的并非文学的精彩与精致,而是

历史的“不真实”。同样,他不喜欢“罗本”并不是因为它狗尾续貂、拼凑嫁接的

技法不纯,而是因为它与施耐庵继承的司马迁的传统不同,他具有“帝王正统思想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投降了又去打方腊,是继承了“宋儒传统”。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为艺术和消闲”而欣赏《水浒》的,也不是“为金钱和

名声”而传播《水浒》的,他是第三类读者――为道统和政治而需要《水浒》。他

在这本书里满眼看到的是经验财富,是自我的得力辩护;即使对后人删订的批判,

也不离原创的大旨。这个大旨便也是毛泽东心中的“大道”――逼上梁山、造反有

理、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如果晚清的那位“佚名”作家活到现代,他一定会将自己的判断改为:“朱元

璋,一《水浒》之产儿也;而毛泽东尤其著者耳。”但他或许不会知道,毛泽东成

也《水浒》,败也《水浒》。笔者以后还要谈到,正是他的这个自我定位,酿成了

他个人晚年的特殊心结。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Copyright © cchere 西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