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汉民族的内斗劣根和科举制度之间的联系 -- 思想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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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宋朝的冗官 新旧党争 洛蜀朔党争

中国历史上,自宋朝之后官员冗滥现象越演越烈,官场越来越臃肿,几乎成了灾难。《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宋朝的冗官、冗兵、冗费极其突出,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为5060万,但开支也达5060万,国库完全空虚(参见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这也是宋神宗下决心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背景之一。

  这里且只说宋朝官员的冗滥之害。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汉代从中央往地方派刺史实行监督,唐代从中央派往地方监督的是观察史和节度使(后来节度使演变成割据一方的“藩镇”,唐王朝遂灭亡)。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竟然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互不从属。这样,州县从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变成需承奉四个顶头上司衙门,简直不堪重负。宋代中央机构也是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三“宋官制”中说:“宋初至元丰以前,官制最为繁猥,六部九寺皆为空官,特以寄禄秩、序班位,而别以他官判职事。如兵部事归枢密院,户部、工部归三司。设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判吏部之事。设判礼部、判贡院,判礼部之事。设判审刑院及详议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权使,有权发遣使之名。他如太常归判司礼院,太仆归群牧司,鸿胪归客省之类。官自官,职自职,名实舛互。”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可谓一塌糊涂。由于宋朝皇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特别着眼于牢牢控制军队和官吏,一方面加强对官员的监察,限制官员的权力,另一方面则让官员多多获取做官的好处,甚至宁愿将官员养起来,恩荫制度极滥,官员数目空前庞大,吏治十分松弛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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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这样描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更化:“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连朱熹都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入因循”。

更为关键的是,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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